在北京，我是寄宿办公室的女孩之一 | 三明治
文 | Shera
编辑 | 胖粒
1
北京的盛夏，是全年最难维持体面的时节。靠办公室冷气保鲜的优雅，甫一走进夕阳蕴酿整日的火热余晖，很快便在高峰时段的地铁贴面舞中荡然无存。从东城到M和我所租住的北五环或百子湾，一天之中，整整两小时，非得与其他许多看似光鲜的腌鲱鱼一道，在热烘烘的车厢里踵接肩摩。忙季的到来则无疑雪上加霜：晚归从未让五号线免于拥挤，只令车厢空气更污浊几分，浓厚的汗味几乎有了实体，昏昏欲睡者大可枕于其上。
七月，连续一周加班至深夜后，我们终于无暇犹豫或羞赧，在办公室里安营扎寨，住了下来。
当初，对北京加班文化早有耳闻的M与我，为了尽可能保障属于自己的时间，并非没有想过住得离办公室更近一些。毕竟在美东时，我们都住在公司的步行距离内，哪怕只是想象一下需要通勤2-3小时的生活，就足够叫人打退堂鼓了。可当真滞留北京，开始北漂生活，才发现北京功能分明的城市区划几乎杜绝了住在公司附近的可能性。M先我半年回国，一番打探后发现，与金融街零次栉比的大厦所相毗邻的，大多是需要公用卫生间的老宅或看来岌岌可危的平房，无奈之下，M只好转战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与天然氧吧和养老生活节奏为伍。
吸取M的经验，我对租屋选址进行了远超必要的筛选，判断标准有三点：一，地铁单程时间不能超过30分钟，以避免高峰时段在车厢内无聊到窒息；二，地铁站到家的步行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途中要有24小时便利店，以满足加班到11点后回家的安全所需和口腹之欲；三，周边要有足够多的咖啡馆，以保证频繁的周末加班总有去处，还能不时更换据点，维持新鲜感。
这些判断标准，最终指向百子湾。
百子湾充满艺术与生机，屋子的条件确实不错，价格也相当可观。前半年还只要每月4000块，后半年续租时，恰逢北京房租暴涨的高潮，我的卧室也身价倍增，一跃成为接近5000块月租的高价群租房间。
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地贵，但除此之外，剩余的选择委实不多。北漂于我，似乎是处处学会妥协的一年，与深夜独行的恐慌，周末加班的无力，以及盛夏早晚高峰在地铁上湿透的衬衣相比，“贵”似乎已是最无伤大雅的烦恼。
可即便是如此精挑细选、往返仅需两小时交通的住处，也最终不敌加班文化的腐蚀作用。北漂的落脚处很快失去了“家”的概念，“下班回家”也只不过是地理位置的转移，精神和工作状态得不到半点松懈的许可。如是，早在正式成为办公室钉子户前，“不如睡办公室”这个玩笑已半真半假发酵了好一阵子。只是每逢下班，或许出于惯性，我们总像候鸟沿着基因注定的轨道，被一种无名之力驱引出办公室。直到车厢挤无可挤，“住办公室”这个念头才在重重人体臭味中发出一点微弱光芒，昭示着三十分钟前所做的通勤选择大错特错。
而从旁说服我买下那张轻量折叠床的，究竟是鄙司会客区如蛋糕坯般致密、松软而弹性十足的手工定制长沙发，还是办公楼里隐蔽的行政人员专用公共浴室，如今已难以判断。只记得收到快递那天，折叠床架撑开如英雄刺出长枪，鼓舞着M欢天喜地地试躺会客区沙发——磨光的原木框架没有一根倒刺，隼接处咬得很紧，任凭攀上爬下也不会嘎嘎作响，恰巧适宜留宿的夜晚。
备齐两人的卧榻，办公室寄宿计划便真正成型落地，成为未知七月的唯一指望。
我的轻量折叠床，买床架送枕头和被褥，
折叠起来与易拉宝无异，堪称睡在办公室的绝佳伴侣。
2
借宿办公室这件事，一个人太少，三个人太多，最好两个人结伴，否则要么太过孤寂可悲，要么仿佛小组会议的无尽延伸。只有两个人下班后假装不经意的对视，才能显出那种破釜沉舟式的默契：
“想不想办公室露营？”
是的，“睡办公室”听上去过度令人同情，年轻白领的矜持尚不允许这种同情落在我们身上。因此，从构思阶段起，这件事就被精心包装为“Office Camping”——琐事缠身的成年人如我们，固然没有背起帐篷就走进丛林露宿的资本和勇气，但假装办公室是丛林，大家和衣而卧，聊至入睡的机会总不能错过吧。
确定彼此有意相伴留宿，便可双双长舒一口气。下班钟点一过，M立即领着我直奔办公楼底商采购寄宿物资。手握从通勤中窃得的两三小时，未免像捡到彩券，忽然中了双色球大奖，在种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大方过头。站在货架前，我们难得没有直奔主题，而是花不少时间挑挑拣拣，对众多压根不打算买的商品品头论足，又冲着棉袜上娇憨的小动物图案长吁短叹，极尽大惊小怪和幼稚之能事。如此犯傻的机会从工作起可不常有了。
回程路上途径办公楼大堂，向外望去，天空仍保持着傍晚独有的那种迷蒙的亮，粉彩画似地糅合了粉色、橙色与紫色，令人不由自主在玻璃幕墙前驻足。M和我双双停下脚步，冲这难得的夕光沉默地致以注目礼，并在新鲜感中意识到这是五月以来，我们第一次在天黑前离开办公室。
在那以后，“露营”便成了一道惯例的暗语。经过几次夜宿，我们东市买睡衣，西市买化妆棉，蚂蚁搬家似地集齐了办公室必备“生存套装”（surviving kit），套装中，也包括心理斗争的平息。
“住办公室”从生活的让步状语变为了条件状语，从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变成了丰富晚间生活的前提。与其说是“一回生，二回熟”，倒不如说是迈出第一步后，重重矜持和顾虑便在自由感的拥抱中土崩瓦解了。我们惊异地发现，将往返通勤时间挪作它用，每天的快乐竟延长了不止十二分之一。得益于身处商圈中心，能利用这偷来的时间所完成的事情之多，也远超我们最初的想象。
我们一度豪掷40分钟，在日昌餐厅门口排队等待堂食。日昌惯以等座队伍之长闻名，不过那天晚上，我们安然靠窗落座，在渐落的夜幕下，吃着新鲜出炉的锡纸包鸡翅。鸡翅油亮，表皮焦脆，将肉汁紧锁在内，入口便脱骨，汁水使鸡肉纹理更显温和。锡纸包鸡翅是那种只可堂食，不可外送的菜，因为途中热气在锡纸包内冷凝，会使表皮失去焦脆的口感，鸡翅也就失却了灵魂。能吃到巅峰时刻的锡纸包鸡翅，无疑是一种过度奢侈的享受，这种奢侈，是要以时间和耐心做交换的。
由于肯付出时间和耐心，M和我还发展出了饭后散步的闲情逸致，尽管小白领携手散步的养生初衷往往以携手散财告终。廉价快消品牌New Look和H&M见证了北漂女青年向消费主义束手就擒的全过程：在不到五百块的翩飞碎花裙摆下，暂且将可能存在的环境道德和童工权益问题抛之脑后，只想销金解忧。
我们甚至看起了说走就走的电影。由于决计不肯在工作之余动脑，遂决定看《西虹市首富》。接受完观众笑声的洗礼，如梦初醒地走出电影院，火箭少女欢闹的歌声犹在耳畔，由生活灯火点亮的北京街头看来恍若隔世。“我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M说。她还提着购物袋，粉色纸袋随着步伐，摇摇晃晃地为她的快乐作证。我心里也轻飘飘的。路边花坛上，市民们三三两两坐在一处纳凉，太久没有见到这样的情境，以致我都忘了生活还有这幅面孔。
北京是座活力充沛过头的异化都市，分分秒秒，都有不胜数的声音、气味、创意、现金流、一夜暴富和群体性挣扎扑面而来。自从踏入异化的中心地带，猛然扎进王府井的格子间，我们的生活便笼着一层戏剧性的荒谬，当中矛盾丛生。正如同《西虹市首富》里，王多鱼需要靠豪掷现金来致富那样，生活在信息爆炸、物资过分充裕的都市，人们也需要通过放弃来拥有。
在美国的日子，我们总盼着从办公室逃回家。我们总说：“给我一点个人空间，我想要自己一个人待着。”谁能想到呢？来到北京后，生活是那么不同，在上班与下班的边界被微信办公击穿，生活被固定在数条地铁线路两头之后，我们必须学着接受即时通讯和远途通勤对私人生活的侵吞。固守阵地，在办公楼里安营扎寨，反而成了逃离侵吞的前提。
那些朝九晚五之外，消耗在微信视频会议或59秒语音连发上的额外工时，那些在闷热的地下道中，鼠妇工蚁般穿梭往返的路途，勾勒出科技办公与现代都市无孔不入的奴役本质。但并不是每个人、每一天，都有勇气与机会抵抗这种奴役。因而当电影结束，走在返回办公室的路上，温热的晚风终于拂过我们汗津津的额头， 像一个带着恩典的亲吻，我们竟不由自主，感激起办公室对两个短暂叛逃之人的收留。
尽管住在办公室，由于加班安排紧凑，我们仍主要以外卖维生，鲜少外出觅食，因此总爱拍照片，为罕见的没有叫外卖的夜晚留证。
3
八月很快在鸣蝉般不知止歇的花样加班中走到尽头。公司度过了本年度第二个忙季，月末时，下班时间逐渐前移到晚上六点，折叠床、空调被、恐龙形的枕头便纷纷被束之高阁。看到伪装成易拉宝，静静伫立在角落的折叠床，我一时间竟有些恍惚——六月和七月想起来那么遥远，期间仿佛发生了一千件值得记住的事，而事实上，我们还来不及用完一包“生存套装”内的卸妆湿巾，2018年的夏天就已经临近保质期了。
随着凉爽晨风一并到来的，还有公司东南沿海办公室的落成，以及M调任安排的尘埃落定。M这回下定决心，要租住在公司步行范围之内，最好是有一间客厅。
在大都市，年轻人的租屋中，最难得是有一间客厅，更难得的，是一张属于自己的沙发。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一间有沙发的居室才能令私人生活稳定落地。沙发与写字台前那张不得不存在的椅子不同，更天然具备一种安逸气质，坐在那上面不必时刻思考公事，它允许思绪进入一个无用的领域，在那儿毫无目的地晃悠一会儿，它允许片刻的无所事事。
过去一年中，我搬了四次家，自然没有自己的沙发，M也没有。寄宿在办公室的日子，却可以暗中肖想公司休息区那张沙发是属于我俩的私人财产。我们从未将工作——工作设备和工作状态——带出格子间，带进沙发所在的小小会客厅里，尽管在白天，那儿嘈嘈切切聚满了公事。
夜深人静时，从办公桌走到会客厅，我们每关掉一盏灯，心情就更轻松几分。途中短暂的心不在焉，是不属于工作，也不属于日常生活的宁静时刻。那是关于我们整个“Office Camping”经验意义的一种揭示。因为有M，留宿办公室这样闻者落泪的现代白领蓄奴制铁证也在记忆中变得柔和有趣。尽管晚间空荡的楼道内，白炽灯光总有些冷酷骇人，但好在我们仍能同往洗漱，在水声、热雾，和荒诞的职场生活中彼此陪伴。
在东单，加班绝不孤单，夏季东单似乎有加班夏令营，晚间亮着的窗户数不胜数，就连附近的酒店也几乎没有片刻休息。
我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自嘲式的自我保护机制——为了属于自己的时间，我们放弃了个人的空间，在白天最为公共的环境中过夜，便反倒进入了伍尔夫想要的那间“我自己的房间”。那些夜晚，或者是写完翌日推送的我，可以瘫坐在人体工学椅里，偷闲读一会儿幻想小说，或者是结束当日越洋会议的M，得以在工位上喝一杯薏仁茶，并不时发出人类看到猫咪幼崽视频时特有的惊叹与咯咯低笑。空调扇风力十足，吹过新洗的头发，扬起一阵清凉而芬芳的风，恍惚间，仿佛回到蜗居多人宿舍的本科时代，那是从没有“加班加点”这一概念的时代，我们的精神仍拥有每一秒的自由支配权。
也并非没有人嘲笑M和我的选择。花钱租屋，却要在办公室睡沙发，大搞自我监禁、自我牺牲，除了向加班之都束手就擒外，意义何在呢？殊不知，在公共与私人物理边界模糊的同时，我们反倒浮出工作之海，抢得一口自由的空气，找回了私人的心灵旷野。这或许是偌大的北京的夜，对妥协者的一种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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