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奶是搬离上海张园的最后一批住户 | 三明治
杰西卡吕
坐标：上海
职业：PCT亲子关系家庭教练、跨文化沟通自由讲师
法语流利，韩语在学，日语能记起来的不多。兴趣爱好是日常各种花式晒娃，并以让身边人摆脱焦虑感受生活的真善美为己任。
今天的口述者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从小在弄堂里生活，后来随父母搬出去。几年前去瑞士留学，归国后重新回到上海。今年正式被拆迁的“张园”就是她从小生活的地方，许多故事伴随着这个消息的传来，在家庭内部暗流涌动着……我们的记者采访了她，用口述的形式把这段故事记录了下来。
2019年第 64 篇中国故事
口述 | 杰西卡吕
采写 | 党秋尘
我的奶奶是从张园搬离的最后一批住户之一。
奶奶搬走后，这一片就正式进入了拆迁的状态。因为房屋老旧，危房集中和基础设施落后，政府将东至石门一路，南至威海路，西到茂名北路，北至吴江路的老房屋通通纳入了旧城区改造的范畴。方便起见，我们统称它们为“张园”，实际上它们本都属于张园地块内。
而张园是一处外地人不大熟悉的地方，即便它就位于如今热闹的静安区，步行至人民广场不过 20 分钟的路程。一定程度上，张园代表了上海这座城市的身份中古老且繁华的部分，最早时由无锡富商张叔 1882 年从洋人手中购得，命名为“张氏味莼园”，简称“张园”。“味莼”典出西晋张翰的“莼鲈之思”，寓思乡之意。而民国之初，兴盛了三十余年的张园逐渐没落，成片的石库门建筑群拔地而起，使张园逐渐成为了私家的民宅。如今，从南京西路地铁站的 4 号口出后右行，在泰兴路朝南望，就能见着一扇仿照石库门式样的钢结构门——写着毛笔字样式的“張園”。而奶奶家所在的荣康里，则位于张园的背面，与张园的弄堂仅有一墙之隔。
那天，奶奶和相处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拥抱道别后，我们一家人在隔壁丰盛里新开的新雅茶室吃了午饭。饭桌上，身旁的长辈们你一言我一语，让我拼凑起了一个拆迁背后的短故事。
一
我出生在 1983 年的上海，是在弄堂里长大的。
我妈总和我说，我出生的那个月上海特别冷，水还没落在地上就结成了冰溜子。那个冬天，父亲总会在我的澡盆周围吊层厚实的浴帘，水烧开了便马上兑些凉水就倒进盆里，怕我在这本不暖和的房子里着了寒气。
1986 年前后，母亲请来单位同事，帮忙在厨房里用水泥和瓷砖修起了一口小浴缸，放在当时那还算是个新潮家伙。可怪我记性笨拙，到底是忘记那之后洗澡是否还会觉得凉身子了，但我始终忘不了因为浴缸底部的瓷砖不够平滑，而使我的皮肤摩擦得生疼的感觉。
就像记得浴缸摩擦我皮肤的触感一样，关于荣康里，总有一些人、味道和声音，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在我小学时，住在三层的一个邻居常骂骂咧咧的，还喜欢长久地在三楼的回廊上走动，而因此被街坊们戏称为“神经病”。可不知多久后她就消失了，再也没出现过。她就像是阁楼上的疯女人一样，构成了我童年记忆中很荒诞的部分。
和“神经病”一起消失的，还有过去新年时家家户户在弄堂外的街上放烟花的传统。那时候邻里间熟悉，凡是有放烟花的人家，街坊邻居也都会涌上街跟着热闹一番。可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老住户搬离了荣康里，这个传统也就逐渐消失了。
还记得我上小学时，一些住在弄堂里的阿姨在弄堂口支开一只桌子，架一口锅、一块面板，包馄饨、煮馄饨、卖馄饨，动作麻利极了。孩子总喜欢在去上学的路上买一碗小馄饨，汤鲜，价格便宜，最主要是省时方便。我念了初中搬走后，回来时也就再没见到过她们了。
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人们开始知道这里总会有被拆迁的一天。
从 90 年代后期开始，荣康里附近就渐次竖起了高楼。高楼林立，来此处工作的白领也变多了起来。随之而来的除了这些不太卫生的早餐，还有沿街逐渐变多的时尚服装店和成衣店。
离家不远处的吴江路步行街有一个菜市场，在 90 年代时也拆掉了。那儿总有一种很难形容的臭味，水泥地上堆满了大酱缸，头顶的棚严严实实地将整个菜场笼罩在里面，没有一丝阳光能穿透棚子落下来。菜场的空气中有许多种不同的气味被搅拌、混合，难闻得不行。从茂名路到石门路那段，似乎永远都处于一种鸡毛遍地，湿腻腻、黏糊糊的状态。我恐惧菜市场馊臭的泥水弄脏了鞋子，因此每次被迫被家人带着前往时都不会忘记穿上雨靴。可同样是臭味，记忆中似乎很难找到关于弄堂马桶的味道，尽管在后来的经验中，我知道那并不是让人舒服的气味。
弄堂里的人户大都有自己的痰盂或是马桶，每天都要自行刷洗，并在指定的地点倾倒秽物。在那段初潮后的青春期里，在弄堂里上厕所成了一件为难的事情。
不知道是不是父母也意识到我的尴尬，在 2000 年我读初中时，父母做了一个决定，搬出荣康里。
二
我的父亲最早是跟着他的父母来到上海的。
而我的爷爷和奶奶并不是一直生活在上海，严格说来他们是扬州人。9 岁时，爷爷在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后过上了在亲戚家轮流讨生活的日子。几年后，他只身来到上海做学徒，一晃就过了好些年。到了该成家的年纪，便由着亲人的张罗回到扬州，娶妻生子。
到 1962 年，爷爷奶奶做了一个决定，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举家搬去上海。那时候他们暂住在长宁火车站西站附近。
搬去荣康里的那个夏天，上海落了整日整夜的雨，巷道间发起了大水，濡湿的空气中，七月显得炎热而漫长。
水淹没了石库门里的房子，直到很久以后，邻居家的被子上还有一股湿漉漉的霉潮味。我的父亲是大儿子，在搬家的那天，他和爷爷奶奶一起，把装满家什的劳动长板车和坐在车头的小毛孩子们——父亲的两个妹妹和年纪最小的弟弟，一点点地从旧家推到了新家门口。
那场大水让兄妹们在新家里撒野的期待落了空，他们只好坐在二楼楼梯的转角处休息。直到大水退去，新家的样子就出来了——在兄妹们当时的认知中，这房子有一个很宽的通道，通向比旧屋空间更大的客厅。
荣康里的房子是爷爷工作的六合铁工厂分配的，他是厂里的老职工，因为一大家子的住房问题一直没能解决，厂里就将原来作为单位职工宿舍的房子分配了一间给他做家属住房。这件事放在现在的语境里，大概就是“解决住房困难问题”。那时候爷爷还有另一个选择，是住在卢湾区的蒙自西路，那儿靠近现在的新天地。我不知道爷爷为何最终决定住在这里，但听父亲讲，爷爷拿了把尺子在地图上比比划划好一阵后，决定住在更热闹的市中心。当时还有一位和爷爷同时期搬来的老职工，一样，也是一家六口人。
搬进新家两个月后，父亲开始在家附近的威五民办小学念五年级，比他小两岁的大娘娘则在威海路第三小学读一年级，而兄妹两人实际只相差两岁。爷爷让父亲早些念书，为的是可以早些毕业赚钱补贴家用。而我最小的叔叔那时只有两岁，经常被那因为生活奔波忙碌，而无暇顾及幼子的父母，绑在竹椅上照看。
刚搬来时，我们前门的天井上搭着天棚住着别的人家，他们需要从我家借路才能走出院门。厨房也一分为二，我们只用其中的一半。属于我们一大家子的空间实际狭窄而逼仄，总共 24 平米大的空间要负担全家七个人的生活，爷爷、奶奶与他们的四个孩子，还有奶奶的父亲（我的太公公）。
虽早也知道住在此处甚至还没达到当时的温饱水平，但听闻楼上的邻居生活状况都甚于我们，聊天中曾听奶奶讲，楼上的三户房通通是用“小黄鱼”金条作为定金拿下的。而之所以如此，不过是因为他们并不需要抚养那么多的孩子。
文革期间，与我们分享厨房的人家搬走后，家里的地方总算是大了一些，而我们这家子，就是在这连厨房都要算计的空间中共同生活了十九年。
1981 年，在同一座厂里工作的我的父亲和母亲相恋并结婚。这意味着不远的将来他们的孩子即将出生，随之而来的是他们对空间需求的不断增大。为了能拓展一些生活的空间，而不至于使新婚的夫妻过分局促，他们只好自己动手在弄堂里搭建了一个不到 14 平方的小阁楼，能够让两个娘娘、小叔和爷爷奶奶住在里面。
阁楼搭好，24 平米的新房就挪了出来。既然是作结婚用途，房子是一定要装修的。叔叔说，装修工程中最复杂的步骤是把水泥地铲光，处理地上长年累月积蓄的煤灰渣子，再铺上碎木地板，样子上能过得去些。当时木材紧张，买不到完整的木头。父亲只好去煤球店里买来碎木料，挑选出大小一样的小木条，再用黄鱼胶粘结，挨个儿铺在地板上。阁楼的天花板也是如此。后来，阿叔的同事拆了旧房子，念着人情送来了旧的板子，才有了阁楼上的新地板。
差不多 1986 年的时候，我的两个娘娘相继出嫁，为爷爷奶奶的阁楼生活又腾出了些空间来。
1991 年 3 月，爸爸妈妈搬出共同生活了整十年的荣康里，把房子让给了阿叔成家。一年后阿叔结婚，请人打了新家具搬进房子。而一些原属于我们家的家具，像是父母结婚时买的一对沙发，便被爷爷奶奶带去了阁楼里延续着它们的使命。
三
2000 年后，荣康里的人与事发生了很多变化。许多有条件的人都陆陆续续搬离了弄堂，将房子租给了外来的务工人员。另一方面，拆迁的信息时不时传进这里住户的耳朵里。仍然坚持还住在老房子里的大都是住了半辈子不愿搬走的老年人，和等着拆迁赔付的人。
2003 年的秋天，叔叔一家在莘庄买了房子，也离开了茂名北路。房子的钥匙交还到爷爷奶奶的手中后，属于他们的空间第一次变得如此宽敞。
搬来的外地人动了些做生意的脑经，就在靠着马路那面开了扇窗，卖些葱油饼之类的早餐和别的小食，给那些匆匆路过此处去上班的白领。
奥运年，家里请来了专业的装修团队，和隔壁老邻居大妈妈家一起，在天井搭了两个独立卫生间——从此告别了刷马桶时代。也就在这个时候，茂名北路外的世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铁线路在脚底穿梭往复，在家中的时候，总能察觉从很深的地下传来的震颤，仿佛家里的相框、玻璃瓶都随之微微摇晃着。住久了的人受不了这种突然间出现的动荡声，联合了些邻居一起去政府部门声讨，为每户人家争取到了地铁补贴费。而爷爷倒也学会了宽慰自己，他常说有了地铁后买菜就不必走去大沽路了，可以直接坐 2 号线去中山公园附近的家乐福。算是件好事儿。
那时候我也离开上海到瑞士念书，再不能像过去一样几乎每周都见上奶奶一面。
假期回家和父母一同去荣康里看望爷爷奶奶，也曾站在荣康里的门前犹豫着不敢进去——不过是因为自己印象中高大的门突然间就变得小了，且破旧了许多，可它在我幼时的记忆中明明很宽敞，大得足以装下一整家的人和他们生活的全部。但即便如此，爷爷奶奶也乐于居住在此——交通方便，空间熟悉。
原本以为加速度奔跑的城市能够默许爷爷奶奶这样的晚年生活，但没想到爷爷的身体竟先出现了状况。去年夏天时，伴随着流感和低烧，爷爷的身体状态每况愈下，最后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更没想到的是，伴随着爷爷住院而来的是张园要拆迁的消息。
2018 年 9 月 30 日那天，我们正式收到了拆迁的消息，隔了一日，动迁组便上门登记户口簿，核实了房产证。从接到消息开始，茂名北路的老邻居们开始挨家挨户张罗着搬走的事，随着住户愈来愈少，弄堂里空出的房子越来越多，老鼠和各种昆虫就逐渐在这里扎了根，发出越来越大的响声。不出半月，89 岁的爷爷在长征医院的病床上平静地离开了我们。
奶奶不顾家人的劝阻，执意在荣康里住到了搬迁时间期限的最后一天。自爷爷病重住院后，叔叔和婶婶为了能更好地照顾奶奶，从自己家中暂时搬来了荣康里，住进了家里的阁楼上。可由于弄堂不比高楼，内部潮湿，夜里还有老鼠在墙板内穿梭，即便是他们过去住惯了的屋子，离开后再回来也就很难再住下去了。于是叔叔和婶婶就在临拆迁前回到了自己家里，给奶奶留了处清静的空间来。
奶奶搬走，意味着我们全家在荣康里几十年生活的结束。在奶奶搬出荣康里前，家里讨论后决定让她跟随叔叔去莘庄家里生活，究其原因也不是一两句能讲清楚的。就像是家里大部分人的态度一样，我对拆迁本身并不感到喜欢，这不仅意味着奶奶要告别她长久生活的地方，甚至是那些伴随她过去生活的种种习惯，张园拆迁还打破了全家上下人这么多年来的生活状态，带给我们除去外在行为以外的，更多的是内心情绪的巨大影响。而对我而言最直观的改变是——因为距离的原因，原本回国后延续一周见奶奶一次的传统被打破了。如今也只能一月见上一面了。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讲不清或是不好讲清的故事，伴随着拆迁的到来，在家庭内部暗流涌动着……
饭桌上，我想起那些自张园拆迁开始就守在街道上的人。他们从上海的各个地方涌来，骑车拉货的小车，来此处“淘金”。他们从早到晚地蹲守在街道旁，像是候食的秃鹫一般。若是听闻哪家要卖些什么旧家什，就一拥而上试图以更低的价格做交易。如果见到不愿做买卖的人家，还不忘劝说几句：“都要搬去新房子了，旧东西留着干什么？”
而在这些热火朝天的交易中，我们曾试图想要带走更多的东西，仿佛只要东西在，关于荣康里的生活就能在别的地方被延续着。可我们实在是找不到更好地安置它们的方式——那对父母结婚时买的沙发，也最终没能免掉被送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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