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里出去的记者和嘻哈歌手｜三明治
一个即将毕业的年轻人，去了北京，学写特稿。课堂上老师言说新闻理想，学生在现实中识别了其荒诞。指责大环境的声音太多，指向内部，年轻人要面临的是自我的欲望与困境。和那些被采访的嘻哈歌手一样，采访者在这个文本中进行了自我观察，最终，在那些审视与被审视之下，你能看到一个人的欲望与一个人的挣扎，所有人都被外部与自我同时牵连着。
25岁快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生活开始和嘻哈音乐扯上了关系。有时候这成为了我唯一值得谈论的话题。在一些场合，我滔滔不绝地讲起这几年我采访嘻哈歌手的故事。
事实上，我没有太多值得讲述的“辉煌”经历，我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兴趣。
盛夏，我从广州乘坐火车来到北方。北京是干燥的，坚硬的。在广州，我习惯了穿一双拖鞋就去吃早茶，在北京不行，没这种地方，也没那种吃的。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我对首都的想象太豪华了。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欢迎你》那首歌就是北京给我的主要印象。但当我真正到达那里，成片的失望接踵而至，天气，绿化，交通，这一切都让我狂躁。
我开始在一家杂志社实习。解释不清楚为何能去到那地方实习，有人说，去那里实习一票难求。我获得它太容易了，没有简历，没有任何考验。它就这样到了我面前。可能由于太过于容易，以至于产生了膨胀，在那里我似乎一开始就缺少了某种慎重，但我后来也不觉得那有什么值得夸耀或者厉害的，那都是因为年轻产生的一些幻觉罢了，一个成年人需要尽早认识到这一点。
接到的第一个采访任务是采访《中国有嘻哈》的GAI，一个撰稿人提出了这个选题。编辑老师让我——报道组唯一的一个实习生——跟进报道。
我不喜欢嘻哈音乐。接到这个任务后，我只好打开电脑看起这档火爆的节目。看了海选的两集，那些押韵的句子让我想起了我的小学。我擅长编一些句子，要么是他人的外号，要么是一首打油诗，借此来博得众人大笑。
几十层的高楼摆在我面前。公司就在其中一栋的25楼。我有些虚荣又有些慌张，这里的行为规则在告诉我，此地与我是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但是我来了这里，纵使是一个实习生，也好像够到了这个王国的边角，我已经在幻想凭借某一个边角就能描绘一个美好而又光鲜的未来。我想起了那部叫《穿普拉达的女王》的电影，假想自己是电影里头那个实习生，她最开始不受重用被轻看，最后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我一度着迷于这样的故事。后来知晓这是“灰姑娘叙事”。我即将采访的这个Rapper，GAI，我当时认为他就是这个叙事模式的主人公。通常这样的人物都会让我好奇，从我自身的经验来说，我渴望了解，作为一个“灰姑娘”如何背水一战取得成功？他们需要经历什么？以及什么是成功呢？成功的感觉如何？我发现这与我爸喜欢马云是一回事，他渴望知晓财富如何积累如何成为一个富翁。我与我父亲一样，都迫切想知道一个底层，如何改变他们的命运？
对此有些着迷。而那时我无法面对自己这样的欲望，“这是丑陋的。”我假想自己是一名对名利毫无渴望的记者，我只接受人性上的善与清白一面，没有勇气也没有智识去面对这样的自己。
对于写特稿一窍不通。尽管当时看了很多篇优秀特稿，自认为已经掌握了它的技能。但在采访提纲上列出的问题仍然显得局促而幼稚。而获得的回答也十分模式化，人们知道如何美化自己。我意识到这一点，但没有勇气去拆穿那些漏洞，我感到自卑，身份上与智识层面都让我趋向于去附和周围的声音。
我与那位外部撰稿人一起去采访。他问了一些问题，GAI留下了眼泪，说出了某些具体的场景与故事。
我对此感到震惊，但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前一秒，我们一同泪流满面，后一秒，兴高采烈，因为拿到了精彩的素材。这是一个非常不专业和幼稚的困惑。通常，你能看到业界的成功的人士对着新闻学院里的学生嗤之以鼻，的确，那些教科书的采访条例看起来和复杂的现实格格不如。正义的目的，可能不正义的手段。我想是我太幼稚而苛刻了。
我试图去学习那种“狡猾”，果然奏效，只要你显示了足够的真诚，对方的防线很快就会撤离。Bridge,他从一个码头少年突然爆红。那时他对此显现出强烈的惊讶。“就像我说的，会不会莫名其妙快了一点，虽然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我唯一没有想的是，突然一夜成名那种感觉。”他的焦虑还在于怎么处理这种突如其来的状况，“我好奇，像李宇春他们当时是怎么做的，是怎么改变自己，怎么来保持自己的呢？”我和他在房间里边喝可乐边聊，我想这能让他放松，能多套一些话。我像一个骗子，力图让对方掏出所有的“财物”。结束的时候，BRIDGE望着我，用方言说，“谢谢你。这几天采访最舒服的一个。走起走起，你看我和盖哥都走起了，你也要走起。”
我感到满足。面前这个Rapper，重庆人，距离我的家乡恩施不远，我们口音几乎相同。他是1993年的，比我还小几个月。你看看人家，我对自己说。要争气，要力争上游，绝不做一个失败者。所有人都这么说。所有人都认为自己能成为那个成功者。
学姐是我在偌大的北京城的唯一依靠。她大我一届，我们在校园相识，那时起就很佩服她。她身上有股狠劲。在《南方周末》实习时，她学着调查记者的样子，独自在深夜去偏远地区暗访。最后她没能留在那家著名的报社，而是去了北京，成为了一家网站的编辑。“要留在一线城市”。
我几乎身无分文，学姐告诉我，可以免费住在她这里。她说，一个人生活也挺孤独。我把行李搬去了她的家，28楼，违章盖的一层，要拐几道弯才能找到门。六个人，五间房。这就是北漂，符合我的想象。艰苦，拼搏，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不坐班，基本靠自觉。我是一个缺乏自律的人，主要体现在情绪管理上。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我的身体不受控制，比如眼珠不会转了。闭不了眼睛。睡不着。尿胀了也不会去厕所。深夜，我跑到楼下的草丛里看刺猬，和它们说话。凌晨一点，回房间，睁眼到天亮。师姐也进入了极度焦虑的情绪当中，她这份工作按照她的原话说，“毫无创造力。”她认为自己跟一个流水线的工人没有什么区别。读了研究生，名牌大学毕业，最后大家的日子都是一样啊？
学姐从小镇出来，名牌大学的本科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她给自己设置的底线是：绝不能离开北京。离开北京就意味着“下沉”，意味着要回归她出身的那个地方。对此，她规划了发展的路径：在厉害的媒体里成为一名记者，最好是财经领域，这样能认识很多商业领域的大佬，而后依附人脉关系跳槽到那些金光闪闪的公司里做公关，直接成为中层。然而这条路并不那么容易走得通。
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后，我的钱快花完了。我无法向家里要钱。每个月，我只能获得2500元左右的补贴。而马上要开学的学费我都无法缴纳。我感到自己所处的位置太荒谬了。身在一个光鲜的时尚杂志，人们谈论起自己的生活，谁买了一套房子，全款交付。有时候聊起文化精英们通常会聊的话题。我插不上嘴，在一旁坐着。又有些时候，我想逞能，在大家聊起许知远的时候，我说，他就是也想写一本《美国的民主》的中国托克维尔吧。我以为会得到赞扬。没想到，大家哄堂大笑。我脸红了，恨不得从25楼跳下去。我知道自己的羞愧不是来源于我讲了一段不该讲的话，多而是我试图展现与其同样位置的话语，它只能显示出我的幼稚和愚蠢。
我常去楼下的超市，北京本地的，很土气，门口放满一垒垒的大饼，它们的味道粗鄙，和旁边肥壮的萝卜是一伙的。但至少让我感到放松。公司楼下的一个商场，SKP，里面摆满了我不认识的物品。地面上通常是一些奢侈品店，我路过时打量那些衣物的款式，想象它们穿在我身上。也没有什么快感，我想，它只会吸引那些特定的人群。而眼前这个超市让我放松，我能用十元钱买五个大饼，没有人会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然后我得了暴食症，那些廉价而油腻的食物是我的最爱，只不过在我精疲力竭快倒在厕所时，我才发现自己跟墙角的蟑螂别无二致。
我边吃着大饼边咀嚼着那些采访回忆，试图从中去汲取些什么。那个嘻哈歌手说，童年把他挂在吊扇下拿着皮带抽他的父亲对他已经无比宽容。不要求他功成名就，只要好手好脚就回来。很难说这是作为父亲的包容还是对他的一种失望。他的姐姐已经从北京交大毕业进入物流行业，成为一名金领。“我姐他们那会都不太好意思提我做什么。”或多或少，他忍受着来自亲人的诸多不理解。我想我也是一样，我父亲让我退掉研究生，加入他的发财事业，为此他不给我提供学费，我只好四处自筹。他还是比我好一些吧，我想，至少他的家人都是“正常”的。
到了秋天，北京的天空变得高深了一些，云不再抱作一团，它们像被梳子梳掉的头发，懒懒散散堆在一边。一个中年男人来北京出差，他说见一面。我说好。于是我们坐在了国贸的蓝蛙里。
此前，我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去见他，对当时的我来说，他是一个重要的人，有一定的社会身份，文化精英。我应该要穿一件像样的衣服去见他。我没有衣柜，我试图从箱子里翻出一件能看过得去的衣服。没有。虚荣心驱使，我只好咬牙，去了附近一家打折的商场买了一件风衣，500元，我看到电视上有身份的人都是这样穿的。但我没有意识到我穿那件衣服的样子多么糟糕。
我变得不安，在翘腿与不翘腿之间，我纠结了很久。在听到旁边邻座的女人凶狠地说了一句“在北京最好别惹我”的话之后，我立马翘起了腿。这是我的性格使然，好像存在一种激素，只要我体会到“不友好”，我会立即做出更凶狠姿态来回击，哪怕前者根本不是针对我。
不得不承认，我在那个嘻哈歌手身边同样闻到了“爆炸”的气味。
GAI的眉毛和纹身给人一种威慑，他翘起的嘴巴也让人后退三步。“不好惹，不要惹。”在残酷社会中生存，作为一个什么任何保障的人，让自己看起来凶狠点，可能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我受到启发，将我的头发烫成了爆炸头，效果很好，我不用开口，就已经获得“金毛狮王”的威慑力。
烫头以前，我留着长直的黑发，希望通过布包、帆布鞋获得文艺的形象。
在中年男人面前表现乖巧的我，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抱怨起了北京。他听完后，抽了一口烟说，其实你不是对北京失望，你是对自己失望。我听了没有做声。是这样吗？我不满意这样的判断，我回击说，我完全能做到很多事，但关键是我不想。他好像听惯了这类说辞，一笑，说，北京是属于有欲望的人的天地。我若有所思地点了头，我满意这个答案。
他对我精心购买的这件风衣十分不满，认为我在刚入秋的北京穿一件风衣十分荒谬，会遭人笑话。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我们下楼，他提议给我购买一件短袖，我拒绝，他不由分说推着我往服装区走去，我想，我就要去穿那些公司楼下的LV了吗？我感到些许震惊，更震惊的是，在我礼貌地拒绝之后，他依然强硬地表示要给我买一件衣服。我倒有些阴暗了，这一切就像电影里的场景，我好奇他会做出怎样的举动，真的给我买一件昂贵的衣服吗？我想，这些都是写作的素材，我不妨等着看看。
LV，我们遇到的第一家店就是LV，他笑了笑，没有什么掩饰地说：
“这个牌子还是太贵了，你以后自己给自己买，不要去批判奢侈品，它们自有它们的美。“
我点头。
最后他为我选了一件不知道什么材料的短袖，在阿玛尼。我不知道多少钱。但狡黠很快就被另外两种情感占据，羞耻与被羞辱。我感到自己像一个接受了富人的馈赠的穷人，人说，要穷得有骨气，我怎么能接受这件衣服呢？其次，我很快意识到，这并不是真正的礼物，而是一种“同情”，或者说是“赏赐”，他很精准地识别了我的身份，通过财富，迅速让我知晓，北京啊，让你这样的人什么是“流光溢彩”。
楼高入云，天快黑了，很多灯亮了起来，那个时候我萌生出了离开北京的想法。双雪涛说：“家境的差别让我从那时起就产生一种自卑感，当时就清醒地认识到，你无法和这个世界对抗，根本打不赢。我强烈地感觉到成人世界充满了错误，包括他们交给我的东西和整个教育体系的运行机制。我的青春叛逆不是非要往反方向走，而是对成人世界的思考。”
回到学校，开始写论文。我投机取巧地把我采访过的嘻哈歌手列为研究对象。我对此洋洋得意，认为捡了一个便宜，刚入校时，大家站在体育馆里，为了“学术独立自由”的未来一遍遍宣誓。啊，社会的研究者们。没有人意识到，接下来，大部分人会去房地产工作，会去快销行业做管培生，会去公关公司不断给甲方输送笑脸。
没有人能清晰地预见自己的命运。看到GAI上了《歌手》，我很高兴，他就像我这类人的一个代表，不过多年打拼厮杀，他终于进入了另一个等级。但很快，他便不再出现在那档节目中。所有人都知道背后的原因。
那个嘻哈节目举办第二次比赛时，我已经毕业来到了上海。我的确更喜欢上海，这里的建筑让人舒适。在我目所能及的地方，没有过高的楼，树叶阔大，人走在里面，车子开进去，隐匿在绿色的世界，没有人知道谁是谁，也没人在乎。
8月，我又一次去了北京，还是采访嘻哈歌手。前一年采访为此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我轻松约到了很多Rapper接受了采访。在一家酒店的餐厅，我和当时已经被淘汰的王齐铭抽着烟，听他讲着他的故事，我试图表现得像一个成熟的记者而不是专业的记者，我也学着他抽起烟来，我想，要让他感觉不出我是记者，就像朋友那样，放松再放松一些，这样他能说出更多有意思的故事。
我们用方言交谈，他的神态像县城里我那些普通的初中同学，没有人会预料生活在那里的人会走到北京，成为焦点。他讲起他的故事，语言很有意思，写成文字，简洁有力量，一个场景我记得很深，他说：“那个时候我还在铝厂上班。时值晚班，检查完机器，我会点根烟去外头吹吹风。綦江的天很好看，晚上有很多星子，远处山上的风跑过来，把烟芯子吹得发红。眼前有电线杆，再远处有树，电线和树都是一截一截的黑色，我看着它们，突然就手舞足蹈freestyle起来，嘿，指着那根电线杆骂。”
之前，我讨厌嘻哈歌曲的歌词，认为缺乏审美，流于表面，追求大金链与车子，后来我认为其中一些歌曲，相对而言还算真诚。
我又去采访了杨和苏与辛巴，但很快我意识到没有像GAI那样的一个人了。尽管杨和苏也有那种强烈的胜负欲。他跟我说起哲学，说起审查和一些比赛时的不得已。但他是毕业于美国名校的人，家庭优渥，他的对名利的渴望让我失去兴趣，或者说出于私心，从他身上无法找到让我能参考的经验。
人们会利用他人的经验来不断安慰自己。我和同事，冬天里，抽着烟，在马路上晃荡，彼此都觉得自己很失败，写不出让人满意或者能产生虚荣心的稿子。她缓缓说，不急，你看GAI，30岁才成功啊。我们点点头，然后继续围着那些墙，不断转圈。
转眼一想，什么是成功呢？被名利包围，自己的虚荣心与好胜心得到满足吗？未必吧，另外一个围墙依旧存在，人的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我开始转向一种我认为是“本质”的东西，一位我敬佩的前辈写：“一个人如果底子清白，那他应该追求高贵。”
夏天，在上海我见到了在那个杂志里一年未见的一位编辑。我对朋友说，希望成为她那样的人，你看，她对自我的观点审慎而克制，富有智识，她知道怎样写文章会让读者看了喜欢，但就是不想。还不爱出风头，你知道太多写作者都有很强的虚荣心。
“文学，你知道文学性的那种东西吗？她的写作就是那种。”我跟朋友说。
“那你学习”，朋友说。
后来又意识到我依靠在写作的过程中暴露自己的缺点来显示某种真诚。我感到羞愧，我想她肯定不会。
与我关系最密切的那位编辑老师。在我决定要离开北京时，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做出了什么像样的稿子没？在地下2层，我和他与另一位编辑吃饭。他谈起了写作，说要坚持写作，你看某某，打羽毛球时也在看小说。他对我始终持着一种善意，不过一个编辑曾偷偷说，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无所谓的，我不喜欢北京，这没有关系，大不了我回乡下种草。”我对编辑老师说。
“种点庄稼不好？干嘛要种草呢？”编辑老师回答。
学姐“被”离职，领导要求她尽快办理离职手续。半夜，我们坐在28楼的违建房内浏览着“北京驱逐”，恐惧下一秒就会被扫地出门。那时，我写日记，只有两段话，每天如此：今天我死了吗？没有。
学姐送我到地铁站，我就要离开北京了。她拥抱了我，我们都像失魂落魄的狗。
嘻哈的比赛进入了第三个年头。这一年，网综《乐队的夏天》成为了大家热切讨论的对象，人们仿佛又回到了多年以前，摇滚乐重新走上舞台，那是青春，是一些清澈的回忆。显然，嘻哈乐在这样的叙事中缺少了让人共鸣的基础。那些蓬勃的欲望，在一个又一个困顿的现实面前，成为了一种毫无新鲜感的呐喊，空洞而直白。
现在不是唱励志歌曲的时候，人们需要温柔的抚慰与暂时的忘却。
今年三月，《中国新说唱》比赛前，我在重庆再次见到了GOSH团队。他们在一家livehouse里排练，为几个月后的海选做准备。成员嗣尧在排练的间隙阅读刘慈欣的《三体》。去年他从加拿大回到了重庆。此前，他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攻读工商管理专业，进入正式的学习后却发现对此毫无兴趣，“我发现自己读不下去了。”没有拿到毕业证，行李也不要了，他决定离开美国，“什么都没收拾。”买了一张飞上海的机票回到了中国。
挫败感一直笼罩着王嗣尧。父亲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清点超市的货物。每天乘坐公交车从一个超市去往另一个超市。发现纰漏，王嗣尧便开“罚单”。“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工作中没有能说上话的人，所做内容也与他想与人交好的想法背道而驰。再到后来他去了加拿大念一个电影制作的专业，又与在加拿大念书的女友结婚生子，迅速成为了一个丈夫和一名父亲。王肆尧习惯于乘坐公共交通，去工作室，去排练或者接受采访，他走上一辆公交车或者是轻轨，然后乐于去观察周围的人群。他似乎能在这种环境中看到人更真实的状态。“人的疲惫与快乐，你能清晰地知晓。”
他所在的GOSH嘻哈厂牌，向来以川渝方言闻名，成员们似乎都会在歌曲的末尾使劲喊上一句“勒是雾都”。这个口号刚被GAI喊出来时很有力量，但今年的《中国新说唱》海选中，GOSH的另外三名成员在曲末喊出这句口号时，弹幕却出现了一些不太友好的评论。
已经举办了三届，到今年，这档节目的关注度降低了，我对它失去了兴趣。梦想被喋喋不休地讲述，所有人都在呐喊，我要牛逼。
刘洲，那个对我说要把中国嘻哈音乐推向世界的人，入狱了。
王齐铭，3月末我在重庆再次见到他，他比之前看起来更沉稳，准确来说，也有种失落，那场比赛没有让他变得那么“红”。相对于布瑞吉与GAI，王齐铭的演出机会没有那么多。“被人认出来的次数也很少。”他自嘲地说了一句。
洗牌过后，人们各归其位回到了正常的生活。有人就此一跃，成为了瞩目的新星，有人逐渐沉寂，回到离北京几千公里远的老家，慢慢消化某种不甘。我想我与他们，这些嘻哈歌手没有什么不同，欲望驱使着我们。
编辑老师在过年时给我发了一个红包。对于他，我一直怀着愧疚感，我们因为《小猪佩奇》而相识——那时我们都喜欢看这部动画片，我们讨论了其中的一些剧情——我认为自己让他失望了。而我憎恨自己让尊敬的人失望。后来我逐渐释怀，我想，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有自己的局限，我也要需要像我理解采访对象那样去理解与认识自己，不撒谎，真诚、勇敢一些。
有一次，他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贾樟柯的话，那段话鼓励了我。
“我自己考上了电影学院。刚开始时觉得自己非常厉害，你看我多坚持，我追求到了自己的理想。但是，当我年纪更大一点时我突然发现，其实放弃理想比坚持理想更难。当时那些中断学业的人都有理由，比如父亲突然去世了，家里需要一个男的去干活；又如家里供不起了，不想再花家里的钱了。每个人都是有非常具体的原因，都是要承担生命里的一种责任，对别人的责任，就放弃了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所谓坚持理想的人，其实付出的要比他们少得多，因为他们承担了非常庸常，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知道放弃理想的结果是什么，但他们放弃了。县城里的生活，今天和明天没有区别，一年前和一年后同样没有区别。这个电影伤感，生命对他们来说到这个地方就不会再有奇迹出现了，不会再有可能性，剩下的就是在和时间作斗争的一种庸常人生。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对人对事的看法有非常大的转变。我开始真的能够体会，真的贴近那些所谓的失败者，所谓的平常人。我觉得我能看到他们身上有力量，而这种力量是社会一直维持发展下去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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