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家庭在伦敦流浪的60天｜三明治
文｜李梓新
📍发自英国伦敦
命运总像飞行棋一样，在你掷完骰子之后，就把你分配到不同的方格。
因为一个随机的骰子点数，我从中国人变成海外流浪者。我想到，之前那些刚好困在了武汉，便成了“武汉人”的朋友，可能也是因为掷了某个骰子。
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被打上各种标签，在人群中被推挤和声讨。
其实，你我都是上帝的棋子罢了。
1月30日晚上十点的浦东机场，候机的人们都在刷着手机。世卫组织当晚将宣布中国是否是疫区。这个结果可能导致世界各国对来自中国的飞机进行封锁。
“真有一种等待申奥结果的感觉。” 一则朋友圈的评论这样说。
在飞机上，我已经通过微弱的Wifi证明那只是一场虚惊，不影响入境。第二天早上的伦敦盖特维克机场，边检人员都没有戴口罩。刚从飞机下来的“口罩大队”，引起了在场其他旅客的侧目。
我们顺利通过海关，进入了伦敦，坐上火车往市区去。拥挤的车厢里，有赶着上班的白领，有背着书包的学生，如此寻常的生活场景，已经让从中国空降过来的我们恍如隔世。
当天晚上，全英国要庆祝脱欧成功，在泰晤士河旁点燃烟火。报纸上的头版都在宣布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而二条新闻则是英国从武汉撤侨的消息。照片中，接送隔离人士的大巴司机并没有戴口罩。
我们也未曾想到这么快会再来英国。去年9月儿子其乐到这里读中学，我们才发现英国学校的假期特别多。虽是寄宿学校，但每隔两三周就有一个“大周末”。然后每五六周就有一个7-10天的half term假期。一个学期12周结束后，再放一个月以上的假。在冬天是圣诞假，春天是复活节假期，夏天是暑假。这些学校宿舍关闭不开放，所有人都要自谋住处。
这些住处，通常由监护人联系安排。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安排都令人满意。其乐的学校地处乡下，监护人先后推荐过一个尼日利亚人和一个牙买加人家庭。短期住住还可以，一两周全闷在里面，不能独立行动，住宿条件和伙食都太一般了。
本来，二月份十天的假期，其乐早早定了机票要飞回上海，他想念上海炒面和小笼包。疫情爆发后，回国的计划就泡汤了。如果中国再主动或者被动封锁几个月，我们怕是要半年见不到他了。
“走吧，去英国，赶在世卫宣布结果之前。” 我对太太说。
太太是一个喜欢说走就走的人。她对突如其来的冒险通常有一种英雄主义式的热情。
但她也是一个疲惫的创业者，在中国快节奏的经济增长中，努力想做自己的一番事业。随着摊子越来越大，渐渐也有些力不从心。在“正常”的时代，所有人没有暂停或者退出的借口。
我们住在上海繁忙的徐家汇，对面是美罗城不断轮播的大球荧幕，有时是粉丝为爱豆过生日打广告，有时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每天清晨和晚上，亮着红屁股的漫长车流一直堵在那里。
直到某一天，这些红色光芒突然不见了。
在那之前，我们已经在思考着一场“逃离”，逃离追求几何级数效益增长的资本，逃离用金钱衡量成功的社会标准，逃离过度依赖阿姨和父母的苍白生活。
还没等逃离计划形成，疫情就降临了。
这场比计划更早地实施了的“逃离”，注定要从队友之间的激烈碰撞开始。
房间只有10平方米出头，却塞得下五个箱子和三个人。但是如果女儿还没起床，你又要利用早上的时间与尚未下班的国内同事对接工作，就只能坐到马桶盖上。或者在清晨时分去大堂。
在大堂，我可以取一个免费的苹果，看一眼当天的免费报纸。报纸上写，英国第一位新冠病人出现了。
离宾馆走路10分钟，可以到伦敦著名的肯辛顿花园。带女儿出去放风，又能让太太有机会专心工作，让我责任感爆棚。
我们的女儿叫果然，她是一个精力需要宣泄到晚上12点的孩子。到伦敦的那天起，她就学会了使用我的单反。在宾馆楼下给我拍了一张忧心忡忡的照片，我究竟是为国内疫情担忧，还是为接下来未知的“流浪家庭”之旅在思考？
对大自然的热爱是孩子的本能。不用戴口罩更让她放飞。一进肯辛顿公园，她就向水池里的天鹅飞奔而去，又慷慨地拿出一块从国内带来的云南鲜花饼，掰碎了喂给天鹅和贪婪的鸽子们。
到伦敦的前一个星期，我到处搜寻伦敦公园里的免费游乐场，以安放这个失学儿童过度的精力。很快，我成了伦敦儿童游乐场活地图。
但是我也顶不住她的过份精力，开始对太太电话会议的聊天方式提出质疑。
“你为什么要用聊天的方式和同事开会呀？说事情就说事，效率才高。” 我抱怨。
“很多事情，都要先把话说软了，才能顺水推舟啊。你懂的。”
有一天，我正准备带果然出门，像孩子一样容易变脸的伦敦又变天了。果然又哭着找妈妈。我听太太在门里和同事聊着，心里也来气，就不管果然在那里哭闹，一个人跑去洗碗。
太太终于开门出来抱果然，我向她抱怨了几句。
“对小孩子，你不是哄不好她。是你有怨气才不想办法！” 她很快把孩子哄好了。
“我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我打电话都是效率很高的！” 我回击。
吵了几句。她说自己要回国去了。我去找她的护照，想偷偷保管起来让她走不了。可惜已经太晚了。
因为朋友约好了来访，我带上果然出门去见朋友了。
快回家的时候，太太发微信来向我道歉。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
我们换了两个住处，第二个是Airbnb，位置很好，但装修实在辜负了网站上的照片。
房子在伦敦常见的维多利亚式联排房子的四楼，地板很薄，轻轻地走路，或者洗衣机的脱水，都能让它地动山摇。楼下的中年男人跑上楼来抱怨过几次：“你知道，我是在家工作的人，你们能告诉我，什么时间你们不在家么？你们要在这里住多久呢？”
“实在很抱歉，但是我们不能。你看外边的天气一直变化，小孩出不去玩。我们在这里住一周，这里也是我们的家。”
为了迎接其乐的十天假期，我精心比较选择了无数Airbnb，最终选择了在里士满区域的一个。
“我或者我的Partner James将会去门口迎接你们。” 男房东在留言中说。
“他可能是一个Gay.” 我和太太说。
事实证明了Gay的生活品味是值得信赖的。因为英国起了风暴，房东和他的partner被困在南爱尔兰回不来，我们没有见到他们，却顺利地进了屋。
那是一座三层的白色小楼，在一家黎巴嫩餐厅的上面。家里的装饰和设施都很温暖实用，唯一的美中不足是半夜经常有无数飞机飞往附近的希斯罗机场。它们像成群的铁鸟一样，撕破伦敦阴沉的夜空。
现在，那里应该非常安静吧。
其乐是一个非常宅的男生，生活上极简主义。即使是十天的假期，他也带不回来几套衣服。他只要能吃上土豆丝、年糕和炒面就满足了。
并不如朋友们所想象的，哥哥能帮我们带好比他小十岁的妹妹。实际上，妹妹经常要欺负哥哥。
所以，我试图让果然去参加短期的冬令营活动释放精力。有一天终于带上她去参加在附近一个小学里办的运动营。她竟也乖乖地愿意呆在里面，尽管她英语只懂几个单词，连尿尿都不知敢不敢和老师说。
我在附近的咖啡店有了一个难得的半天闲暇之后。赶到学校，一个微胖的工作人员和我说，果然很棒，只不过她中午摔了一下，脸上有点小擦伤。
等接到她，我一看，哪里是什么“小”擦伤，红红的一块，皮肤上有几处伤疤。我担心她会留下痕迹破相。
但是也无处抱怨，签了一个知情表之后，第二天我就决定不送她去了。
继续折磨自己罢。
工作的事情慢慢理顺到一段落了，国内的同事也接受了我们身处英国的事实。他们应该经常能在电话里听到果然的尖叫。
但是英国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了。意大利如马奇诺防线一般失守，英国唇亡齿寒。但每个人心都很大。
送其乐回学校的时候，我对他说，3月中的大周末假期，不出意外的话，我们还在伦敦的，但事情每天都在起变化，也不知道到时会怎么样。学校目前还不让你们复活节假期回国。但有些家长已经在申请让孩子回了。
3月13日我去接他的时候，整个伦敦St Pancras火车站已经人烟稀少。我一举他的箱子，“哎呀，这么轻，前两天不是打电话让你回来的时候多带点东西么？说不定接下来就要直接回国了。”
他一脸懵懂，他还以为两天后就要继续回学校。因为两周之后才是本学期结束，长达一个月的复活节假期才开始。
舆论的变天已经无可挽回。随着英国政府“群体免疫”的论调出来，一个认证信息为某杀虫剂公司的微信公众号等中文自媒体纷纷跟进渲染，极大地影响了在英中国人的心态，机票价格迅速攀升。
15号周日那天下午，其乐正准备返校，我们掐着时间做饭。突然手机里跳出邮件，校长发信说，之前不让学生复活节假期回中国的规定取消了。接下来的两周，学生们可以自由请假……
一瞬间，我们就决定让其乐先不回校了。学校里的风险，也是不可控的。
校长的这封信实在发得太晚了，那个时候，整个三四月的机票已经涨得离谱。我最终给全家人订了4月20日回上海的机票。
过了两天，学校音乐系发信说，各个孩子来把自己寄放的乐器取回去吧，接下来不知什么时候开学，保管困难。想到其乐还有那么多东西在学校没有收拾，一咬牙买了两张火车票，和他踏上去学校的路途。
到了学校，我按规定不能上楼去帮他收拾。中国家长那种出现在学生宿舍大包大揽的场面无法出现。我在楼下，喝着管家倒的一杯英式奶茶，等他们在楼上打包。虽说以往每个学期结束的时候都要把所有个人物品都打包起来，但这次的打包显然多了点离愁别绪。宿舍居然只让学生留下一个箱子，连其乐的大吉他盒子都是经过申请才勉强留下。其他东西都得带走，所以我们走的时候拉了两个大箱子。
这两个箱子里，有各种来历的东西。有其乐去年底在北意大利和法国边境人生第一次滑雪穿的装备（现在他想起来应该像一场梦吧），有我圣诞节来伦敦陪他后，留给他的两个外套（但他显然不想穿我的衣服），有我们买给他推荐给他读的书（但完成度看来一般），还有他自己囤的两桶方便面（他每周去一次中国超市进货，自己消耗一部分，另一部分卖给外国同学，据说红烧牛肉面最受欢迎），有一桶吃了一半的薯片，一个里面水都没有倒掉的水杯，一个我送他的足球。
那么，我问其乐究竟留了什么在宿舍。他说有各种学校体育装备、护腿板、校服、课本等等，早已把那一个箱子的份额占满。
去年此刻，我和太太刚来拜访这个学校，为其乐联系入学。谁能想到一年之后，学校风景还是如此宜人，但世界已经如此Mad (管家老太太的话）。这一别，也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大家心里都没底，“别时茫茫”。帅帅的男宿管老师Matt一直说，it's really tough time! (艰难时刻）。
回到伦敦，阴郁劲一下子上来了，进了地铁之后，月台上一个男子在发神经似的对对面月台乘客大喊，他的声音在战壕般的地道里回荡，但没有人关心他在喊什么。戴口罩的人有那么几个，大家都各怀心事默默地坐着。有些车站已经不停了。人们在一次次滑门打开之后散去，各自投入黑洞洞的命运中。
当天晚上，首相约翰逊宣布餐厅酒吧咖啡馆都要关门。英国进入紧急状态了。
我们开始了一家四口在伦敦的居家生活。我们先集中收到了一波来自朋友们“你们居然还敢在伦敦生活”的善意询问，却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不赶着买高价机票回国。我们下意识觉得，带着小孩子和恐慌的人群一起赶路，风险更大吧，何况果然还小，路上根本管不住她。
幸好我有两个因为足球认识的朋友也在这边，大家都是孩子在英国上学，拖家带口，同病相怜。老陈是我老乡，在上海踢球的时候认识的。老潘是我去年在南安普顿看球认识的上海朋友。我们经常在微信上互相通报疫情和机票信息。
3月26日周四，英国时间中午，我还在厨房做饭。手机里跳出消息，中国民航局规定所有中外航班每周只能有一般飞机往返中国，90%的航班被砍掉。旋即，持一般签证的外国人也不允许入境了，所有入境者要100%集中隔离。
第二天，我们回国机票被取消。大家开始纷纷抢着五六月的机票备着。煮着粥的时候，我手快抢了几张价格5000多块的单程票。又赶紧打微信通话给老陈，让他也要留意抢票。
老陈租住在孩子学校旁边一座公寓，因为学校在英国乡下，交通不便。他还租了一部车开去买菜。听到我的消息之后，他迅速买了6月和7月两套机票屯着。
“好了，我要去谈房子续租的问题了。” 他在微信那头说。
第二天，6月底前从伦敦回上海的直飞机票瞬间又升到了经济舱两万多的价位。
这几个月来，买回国机票就像炒期货一样。很多人宁可先屯着，也不愿到时买不到。因为如果机票被取消，航空公司可以全额退票。即使个人原因要退票，退票费往往也不到1000元。
老潘手里早就屯了好几套国航和东航的机票，但也防不住一再被取消。原本他担心3月底自己的英国签证到期，但是英国政府在3月24日第二次宣布签证到期者可以延期到5月31日。
幸好，这个客居的国家，没有着急把我们赶出去。
如何好好宅家以及吃饭，成了头等大事。厨房几乎不停歇，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对食物需求很高。超市的采购也要及时跟上。
每隔两三天，我需要拉着行李箱去商场里面的超市买菜。在经济繁荣时期，人们建立了shopping mall这种大型怪物来尽可能消耗人们多余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而在这个时候，它就更像是冬眠的怪物。
那些有名的LOGO，像失效的密码字符串。咖啡店的木椅子被倒立在桌子上，像示众一般。名表和珠宝店内，以前每天晚上9点半开始，店员们要用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把每个价值数万镑的物件从展示柜里面一一取出放进盒子里，现在它们不知被保存在何处。
很多的商品像被突然消失的人类放弃的孩子，这一度让我想到了庞贝古城。幸好商场里还有背景歌声回荡，闪烁的大广告牌换成了蓝色的“Thank You， NHS”（NHS是英国国家医疗系统）。
到达玛莎百货的时候，他们在女装区辟出一条专门通道给客人通往地下超市。我就在两旁沉默的女装模特的盛装注视下，拉着行李箱走向超市。人们静静地接受每一天到来的改变，并迅速建立新的规则。
经过头几天略带焦灼的情绪，人们开始平复下来，超市里没有人大声说话。所有人默默地选购自己在这个“战争时期”的续命物品，用依旧琳琅的货架来给自己增添一些生活的勇气。
有一些特定的食品确实需要抢购了。在意面区，要发现几包现存的spaghetti是困难的事, 即使有货，也要每人限购三包。有几天我来这个区域，都只剩下一两包残破的面粉。意面酱也零零落落只剩几瓶。鸡蛋也没了踪影。另一个紧俏当然是纸巾区和消毒液区。
但如果你喜欢牛排、羊排、猪五花、三文鱼、鸡腿，是西兰花、菠菜、土豆、卷心菜等等的爱好者，还爱喝点酒什么的，这些都一直保持供应。松软的面包也管够，价格是国内的1/3到一半之间。
在地下超市，我还发现他们悄悄把文具区撤了，换成卖内裤、袜子、毛巾等这些“战时日用品”。对这样的暖心行为，我买了一打袜子以示支持。
太太说，这个时候逛小超市，其实有点VIP待遇的感觉。在商场正常营业的最后一天，她在商场门口的花店被老板叫住：
”你想要一些免费的向日葵吗? Stay safe. God will bless us.“
现在，Stay safe成为英国人代替常规使用天气问候的话语。
今天是我们到伦敦的两个月整。有时我还会在窗户边，看外面的飞鸟。它们的灵动越发映衬人类此时的笨拙和艰难。
两个月里，伦敦从一个从未让生活厌倦的城市，变成一个静悄悄的堡垒。人们躲在各自的住房里，像藏匿于战争时期的防御工事，需要换上全副武装才能跃出战壕。
而在中文互联网上，英国成了一个被嘲笑的桥头堡，上面飘扬着“群体免疫”的大旗，城头的王子和首相先后中了流弹倒下。从戏剧效果来说，确实精彩。
但是伦敦依旧静悄悄，没人暴动，人们守秩序地在超市门口彼此隔开两米排起长队。鲍里斯·约翰逊的支持率达到了1997年以来历任首相的最高点，72%。
不知不觉，在国内的主流舆论声音中，留在海外的中国人，已经成了“另类”。
每当我通过微信朋友圈望向“主流”舆论圈，我几乎感觉不到任何温暖，有的只是一个庞大的国度和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心照不宣的因为资源分配不同带来的微妙心理，又混杂了中国在西方国家面前突然自豪感膨胀带来的宣泄，在键盘后面，人们越来越毒舌，不管是不是面对自己的同胞。
在伦敦，我们从未受到如何的优待，我们始终是拿着旅游签证的外国人，最初戴着口罩也偶尔会引起路人的侧目。但是我们也从未受到任何歧视。
二月份，太太独自戴着口罩拉着箱子从唐人街买菜回来，有两个英国绅士不避忌地主动帮她提箱子上台阶。果然在游乐场玩，手上插了一根木刺，到了这里的公立医院急诊科得到了免费诊疗。
三月初，在我们的询问下，住所附近的公立幼儿园愿意接收旅游签证的果然入学。本来这可以解放我们的白天时间。但是我们最终考虑再三还是因为疫情延缓这个机会。幼儿园停课后，他们仍然不断给我们发来如何陪孩子在家活动的指导，甚至提醒我们可以在网上观看Chester动物园的直播，让果然可以在家看看长颈鹿和大象。
疫情数字的不断攀升让人心焦。但我更关心这个世界的国界会关闭到什么时候，这个世界会撕裂到什么时候，人们什么时候能够超越政治阵营和意识形态，从人性本身出发去关注每一个生命个体的成长或者消亡，而没有莫名其妙的幸灾乐祸，无论是面对素昧平生的异国人士，还是其实血肉相连的海外同胞。我们实际上已经身处“第三次世界大战”当中，而面对共同的敌人，我们如果还有狭隘的部落意识，实在很难称得上是现代公民。
疫情开始后的一两个月，我还时常感叹世界怎么变化这么大。为了聚集人类而建造的城市被疏散，人类最基本的见面表达情感和交流无法进行，空气中到处是看不见的敌人。我还为我们和朋友的事业受到极大损失和挑战而焦虑。
但是太太说，“或许上天要让我们改变以前的模式，才安排这么一场劫难。话说回来，之前的世界又有多好呢，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疫情来临之前的中国，所有人都被附加了两倍速，大家都在关心如何做事业，如何跑步前进，生活仅仅是很多人每天的背景板，而不是它本来的意义。家庭成员，每个人也只好像是分工合作的伙伴而已。大家能做到默契地完成流水线的各项任务就很不错了。一家人的情感流动在哪里？大家有没有机会坐下来真正体味生活的感觉？
现在，我们很不容易地在异国他乡进行一场所有成员都全力投入的生活实验。我和太太艰难地尝试制定时间表，保证彼此能有一点工作或者发呆放空的时间。回到家的其乐，一方面上着网课，一方面也开始着自己的小项目，他刚刚用软件做了一个疫情的数据可视化视频。我还教起了他潮汕方言和粤语。其乐不会讲潮汕方言，是我一个遗憾。现在居然在他出国读书之后，还有机会稍微弥补。
果然喜欢画画，在宜家四米长的卷纸上作画。我们把她的作品挂到了客厅。每一天她都有新作品，最近她还特别喜欢设计迷宫。
天气好的时候，我会带孩子们到门口无人的小空地锻炼，其乐从学校带回来的足球派上了用场。我和他过了过招，想看看十年前在伦敦我训练过的这个小孩子，现在技术如何，听说他刚刚在学校的足球课上演了“帽子戏法”。
果然骑着从二手儿童店花5镑买的滑板车，在草地边缘滑行。接下来，她可能需要一辆自行车了。
风不停在吹，春天也开始降临。我坐在木椅上晒着太阳，心想，孩子们总会长大的。
我不知这一场家庭流浪会在何时结束。但是，只要一家人在哪里，哪里就是生活本身。
自2020年1月起，三明治向全球的华语写作者征集世界视角下的疫情记录。“三明治”这个词汇，反映的正是世界的矛盾性、非简单化和多样性。目前我们已经收集了来自英国、加拿大、美国、阿尔巴尼亚、日本、法国等地的故事，留下疫情阴影期间的真实生活切片。接下来，我们将在动荡的多元化进程中，用中文乃至更多语言写下每一个地方生活的独特样貌。
查看近期文章：
《一个“美漂”湖北人：我在美国被怀疑新冠疑似，但这不是最可怕的》
投稿联系：
tellus@china30s.com
如果你也希望以你的视角记录正在发生的变化
欢迎参与三明治海外中国人写作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