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ia：做当下频道的五年，回归个体叙事和思考｜新气集
文｜李梓新
我和Lucia首次见面还是2016年在五原路的“故事公园”，那时她刚回国，放弃了Papi酱的offer，开始创建“当下频道”。
一个原本在咨询行业，身上带着波士顿美东气息的上海女生，做带有媒体属性的内容，换做其他人，可能一开始切入点就不容易找准。
但是五年多下来，Lucia的“当下频道”已经成为不多的能够反映中国社会“当下性”的内容平台，称之为媒体也不为过。过去五年，传统媒体沧海桑田，很多媒体对选题操作的穿透性都没有“当下频道”好。更可贵的是，在做这些独立选题的时候，“当下”也没有受到商业和运营上太多的影响。
比如，他们可以为了追踪二手衣服的去向，给衣服装上定位器，最终去到了河南的旧衣处理厂，找到自己捐赠的羽绒服。
在做“媒体性”选题空间越来越小的今天，反倒是我这个所谓有20年传媒从业经验的老人，来到当下频道的办公室，向Lucia请教他们的内容操作和项目管理方法。录这个播客的时候，她一直带着上班的两条狗也毫不生分地趴在我大腿上。一贯和宠物不够亲近的我，也有了录播客至今最独特的现场体验：）
本期嘉宾
Lucia Shen
“当下频道”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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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本期节目节选 -
整理 ｜子仪
李梓新：这期我来到上海新疆路的Wework，找到了“当下频道”的Lucia。我跟Lucia应该是五年前认识的，三明治还在五原路“故事公园”的时候，你那时候刚回国对吧？
Lucia：对，我那时候刚回国，从北京到上海拜访了一圈“媒体大佬”，想看看大家都是怎么做内容的，以及希望得到最早期的反馈。
李梓新：我记得那时候你们已经出了两三期内容，当时看就觉得形式很新颖，能够感受到一股从波士顿带来的大洋彼岸的风。那时候国内的视频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呢？
Lucia：长视频方面，比如叫兽易小星，他们在做40分左右的幽默网剧。短视频那边，2016年横空出世的就是Papi酱，她大概是一月份的时候爆火起来，二月份的时候拿到投资。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他们融资的时候，投资人就在波士顿，也来跟我聊有没有可能夏天回国加入Papitube。我当时在波士顿做了一集关于Papi酱的估值是不是值这么多钱的视频论文，也是借由这个机会，他们问我为什么自己不做内容。我说可以试试看，然后对方就递给我一纸合同，像艺人经纪合约那样的。但我不想做个人内容，还是想要做一个媒体品牌，所以最终没有合作。但是也非常感谢他们，后来他们还帮我推送了我去卧底一个微信传销组织后做的内容，那几周让我积累了第一批的粉丝。接下来，我做永康路拆迁的那期视频有一些小小的出圈，那之后有了第一个正式员工和一个实习生，也就有了“当下频道”。
李梓新：我觉得你们从最开始切入点就很明确了，就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思考，本身形式又够好玩，这两点要融合在一起很不容易，这也是你们很独特的地方。你们是不是在过去的五年里一直在把握两者的平衡？
Lucia：是，我一直觉得我们做的东西是infotainment。information是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如果把我们的内容拆解成一个金字塔，它最下面是facts，是事实，不能有基本的错误。事实上是insight，也就是洞察，是基于事实可以总结出来的规律，是通过facts去论证出来的洞察。最上面一层是opinion，这是在传统媒体里不太有的东西。我会把opinion叫“偏见”，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你根据找到的facts会推论出一个insight，最终得出自己如何看待一件事的opinion。在自媒体时代，大家反而想听你的偏见。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金字塔型的内容框架？因为我们希望观众可以通过那些facts和insight补充看待问题的视角，得出自己的opinion。观众的“偏见”可以和我们一样也可以不一样，但看我们的视频，不是只听一个结论。不论栏目外表的形式怎么变化，这个内容金字塔的内核是不变的。
李梓新：在说内容框架之前，我想对于听众来说，主创是什么样的人也是很重要的。你回国的五年中，中国变化也很快，相信你个人在创业过程中变化也很快，你经历了哪些变化呢？比如你在上海，比起以前在波士顿的生活状态有什么不同？
Lucia：我在上海的生活用一个词说就是很有ownership——对它很有掌控。这种掌控力是想要做的事情不用预先考虑太多，做就好了，然后很多的东西就会自然地找过来，不会有太多的无力感。
我在波士顿创作内容的时候，可能更多把内容当作一个出口，或者说一个纽带，一个跳板。我当时的生活状态其实不太好，我是因为结婚去的波士顿，跟先生在一个比较封闭的校园环境里。先生在读书，我会去做一些自由职业的工作，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校园里。我在那边是以“某某太太”的身份存在的，自我价值很局限。如果大家接触过美式社交会知道，那是一种比较流于表面的关系，好像觥筹交错之余没有进入很深的交流。视频给了我去跟拍摄对象有深谈的机会，能给我一个由头，可以说“让我们来聊聊你们的故事吧”。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够跟很多人开启一些不流于表面的对话，也慢慢找回了自己身份的意义，我变成了那个拿相机的女孩，而不是“某某太太”。在那个状态里做出来的内容更个人化，它是自我救赎的开始。
回国之后我觉得不太一样，这里本身是我的“主战场”，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我发现哪怕只是短暂地离开了一段时间，国内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2015年离开上海，2016年回来的时候发现连小商小贩都可以用移动支付了。我当时甚至带着一点“外人看内”的感觉去看，去反思这些变化。还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团队创作，在团队的创作里面，虽然有一些个人意志，但我们会慢慢以团队的意志去看待一个事情。
李梓新：回到你熟悉的主场，中国社会带有一些结构性的压力，比如在上海到了30岁就会产生一些中产叙事上的压力，房子、孩子或者一些横向的比较，这些东西在你身上有作用吗？
Lucia：我觉得好像没有。因为我回来的时候还没到那个年纪，2016年回来的时候我26岁，还没有感受到这些。我也还没有小孩，就只有两条狗，所以更多的还是在作为一个个体对身边其他个体，其他部落产生好奇。当然你也可以看到，我们最近跟腾讯新闻一起做的“婚育启示三部曲”。哪怕是在那样的大框架里，我们的叙事相对来说不太去触碰社会建构，我们的视角还是回归到个体选择上面。
李梓新：这种结构性的压力可能还没有作用到你身上，但你也是第一代90后，在国内，第一代90后普遍的压力也没有太小。在波士顿，个人主义至上的环境下可能没有人会管你，而且社会相对结构稳定成型，很难流动或者改变。但在中国还有一定的社会流动，大多数人可能也会因为社会流动产生焦虑。在创业的同时，你如何保持一个你认为的还不错的生活状态？
Lucia：我觉得我是比较幸运的。我在做媒体之前有过四年的工作经历，有一些存款。第二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所以没有房租的压力。当这一块的压力被拿走了之后，好像做一些事情的就没有那么束手束脚。但是我也不是因为想完成阶级跃升而去创业，如果我是怀着这样的目的，可能会觉得不值，因为它没有办法帮我完成这件事。我一开始就是冲着个人价值实现的目标去的，这是很奢侈的，是上一代人给我创造了这样的条件。因为没有束缚，我们没有一开始就想要赚大钱。我们的扩张是比较小心翼翼的，从一开始到现在就是15个人，财政状况也还好。有很多人创业是为了博取打工可能没有办法实现的阶层跃升，我创业就是因为传统的媒体环境里没有这样的机会，没有这样的内容。
李梓新：我们可能会觉得在国外接触到的日常点滴更具有创意感，而上海的生活是折叠的，既有高端的创意，也有很多还比较粗糙的东西。你觉得回国后的这几年，灵感获取的层面跟在国外比较有什么差别？
Lucia：我还是挺开放的态度，不希望朝着一个既定的答案去证实或者证伪一些东西，而是从更开放的角度去看一个事物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思考。不带预设地去做选题是一件挺重要的事。最初，我的选题可能就是从身边的人开始，因为那时候和人接触的范围不会很广，也不能去很远的地方拍摄，就看身边的人身上在发生什么，他们最近在关注什么，他们在消费什么。比如我们身边有朋友花几万块去定制西装，那我们就报道这个；然后刚好到了大闸蟹季，我们可能就会去看阳澄湖大闸蟹这个品牌是怎么做起来的；还有朋友是玩手办的，那就聊手办…… 当你做了之后，有更多的作品，就可以扩展开，不单单只是在上海做选题。
我们去到了很多商品或者消费品的更上游。我们去到丹阳看到了眼镜的制造，去河南看到了假发工业，去柳州看了螺蛳粉生产等等。作为终端的消费者看到的只是一个完成品，但它的上游其实有千千万万的组成部分，当我们挖到那些组成部分的时候，它们又会呈现出来新的面貌。到现在，我们做个体的故事的时候，更多是从一个一个的圈层里面找到那些小的、有代表性的人物，看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选择，也是很丰富多彩的，这能帮助我打开思路。我原来的生活是按部就班的，在成长的路上，好像就这一条路是正确的。在上海考高中，最好就是四校，你考上之后可能去美国一个很好的学校念本科，毕业出来比较好的就是去做banking或者咨询……每一步都有一个标准答案。而当我回国之后，我看到了太多不一样的活法。如果你玩出别的活法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没有被论证过，没有既定的鄙视链，但它很好玩，它脱离了之前的叙事框架。
李梓新：我做三明治时候，最早碰到的那批人就已经在思考对既定路线的反叛。如何在既定的生活里发现有趣的东西，还能拥有个人的小观察，这就回到了选题的穿透性。我发现当下频道的选题确实有一种很好的穿透性，这是很少见的。选题这件事我们拆开来讲，一个是选题的敏感性，我可能会觉得遗憾，因为我碰到的对日常生活敏感性很强的小伙伴还是太少，所以也想知道你们在选题的敏感度上有什么样的锻炼？
Lucia：我觉得一方面是招人吧，我们大部分招人还是从自己的粉丝来，所以他们很熟悉我们选题的套路。第二个是，我经常在招人的时候就要问你最近在关心的议题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好奇，就是凡事多问一句为什么，对生活提出疑问的人是有好奇心的。第二个可能是借力，找到对的人来跟我们讲故事，然后我们沿着这些故事去验证和深挖。第三就是方法论的加持。我们工作的时候是有工作手册的，通常会问三个问题：1.观众为什么要打开？2.这个题对你个人的意义什么？3.在这个题里面我们能够讲什么？我们需要前期梳理完这些才会决定要不要开这个题。
我们有一个很强的信念就是浸润式报道，以前的采访是“我用我的视角看你们”，如果要有更深度的报道可能就需要换位，变成“我用你的视角看待这件事”。所以我们的很多选题里编导会切身地去做体验，希望体验主人公的视角，换位看看我们能够看到什么，这个会带来奇妙的火花。
李梓新：现在大家看视频的目的性有点强，你们在制作的时候会不会需要满足大众消费的标准？会不会有压力？
Lucia：我觉得要。我们做的东西不是艺术，也不是那么个人化的内容，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我需要对我每一级的投入和产出有责任。而所谓内容产出就是观众的反馈，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多火，而是我要保证视频的打开率和播放率。如果有十个人看到了这集视频，我要保证里面有五到六个人会点开，这就是我们封面和标题设计的意义，如果观众不点开，我们所有的心力都是白费。第二还有完播率，就是观众能不能真的听我们讲完。表达不是单向的、自说自话的，而是需要找到办法让观众真的看下去。我们的确会设置一些hook，在片子里有一条线把内容串下去，让大家跟着走的，这其实结合了一些互联网产品的思维。回过头来，我们还是一个媒体属性的品牌，所以我们在选题上没有太迎合观众，还是在以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但在形式上会更贴合现在一些朋友的观影习惯。我一直把这个东西叫做“特洛伊木马”，木马里面的东西是我们觉得珍贵的、重要的、想要传达出去的，但也需要一个木马把它装着，才能攻破城门。
李梓新：你说过当下频道是在讲“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代人”这样的话题。做了当下频道五年之后，你对这个问题是越做越清晰还是越做越困惑？
Lucia：我觉得并没有一个唯一的答案。有一天，我在B站上闲逛，看到一段一百年前清朝的小朋友介绍自己的影像。在那个时候，能够在影像中介绍自己的都是达官贵人的小孩，而且留下的都是讲英文的视频，只有那样资料才能得到保存。我们这一代人还是很幸运的，每个人都可以拿起相机记录自己。记录本身就够了，它未必会指向一个单一的答案。如果在100年后有人看到了这些视频，就会知道我们这代人是这样活的，这样就够了。
李梓新：很巧妙的回答。如果以几个显著的特点讲我们这代人，可能确实是不可避免的有很多商业化的痕迹。疫情以来大家不得不活在不确定性当中，还有就是我看到的个体性与系统性之间的拉扯。刚刚说到你属于第一代90后，你会怎么看待这样的状态？
Lucia：疫情是一个分水岭，所有人的心态都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产生或多或少的改变。我会好奇我们会不会变成日本泡沫经济之后那代所谓的“低欲望者”，我自己是静观其变的。但那天我看到一段话给我很深的印象：去做你现在相信做的事情，因为你也不知道是不是以后不能做了。
李梓新：我觉得五年来你好像没有很大的变化，尤其是精气神上。你还是保持着一种很大的国际感，或者说全球感。
Lucia：现在说“国际感”这个词其实是有点无奈的。我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强调全球化的，现在的环境趋向好像跟我前二十年受到的教育是很不同的，当下谈“国际感”好像容易被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
李梓新：在这个所谓的国际感或者全球感需要潜行的时代，一些在当下受抑制的力量和元素需要时间和契机去推进，最终出来的东西可能是人类的最大公约数。
Lucia：我联想到一位多伦多的心理学教授，他给我的一个启发是，只要你还是处在一种集体叙事当中，就有可能是处在一种（多数人的）暴政中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回归到个体思考和个体叙事上，这反而是更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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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编辑：备备
片头原创配乐：李其乐（1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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