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30年，靠奋斗改变命运，可能是一种奢侈？
生活在2019年的人，很容易感受到一种不确定引发的不安，过去的一年，人们经历了互联网的退潮、股市的动荡、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他们会感到焦虑和担忧。旧路标已经消失，新秩序尚未出现。在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懵懂不知。虽然中国历史上从不缺惊涛骇浪、沧海桑田，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很难再有像以后的30年这样令人激动人心的岁月了。
我们已经进入一片没有航海图的水域，历史从来都是一位“魔术师”，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将挑战我们的认知。
“野火烧后，新木丛生。”北大汇丰商学院教授何帆在《变量》中写道，“用过去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你只会变得越来越悲观。”
那么站在2019年，你会怎么判断未来的趋势呢？
今天，阿信与你分享何帆教授对未来30年的判断，希望对你有所启示。
口 述：何帆 （经济学者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
采 访：孙允广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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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30年的样子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沿着时间之河顺流而下，我们大致可以勾画出未来30年的几个关键词：
1.收入。中国的人均收入从中等收入迈进高收入也只是个时间问题。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大约在2021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超过12055美元这道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2.老龄化。中国进入老龄社会乃至深度老龄社会已是大势所趋。2016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2.3亿，占总人口的16.7%，到2025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至少有3亿。
3.能源。据国际能源组织预测，大约到2040年，石油峰值将会到来。能源格局的调整，势必搅动全球政治经济。
4.人工智能。按照《生命3.0》作者、物理学家迈克斯·泰格马克调查，大部分科学家认为相当于人类水平的通用人工智能大约会在2055年甚至更早出现。技术奇点，在我们有生之年就可能降临。
有一些结果我们现在就能预测，但这不代表着我们能知道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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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最重要的3个推动力
怎么去判断未来的趋势呢？我的思路是在“慢变量”中寻找小趋势。
什么是慢变量？举个例子，天气预报能告诉你台风即将登陆，海上会有大浪，但是只看天气预报，就不知道海上有波浪的真正原因是——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引发的潮汐现象。天气是快变量，月亮和太阳是慢变量。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教授是个观察慢变量的高手。他写过一本厚达700多页的著作《美国增长的起落》，打破了“科技会让人类的明天更美好，未来的经济增长会比现在更强劲”这一技术乐观主义者的预言。
戈登教授说，从历史的大尺度来看，电比电子计算机更重要。
原来很多司空见惯的事物竟如此具有革命性。举个例子：
假如有一栋中世纪欧洲贵族的城堡和一套21世纪的公寓让你选，你选哪一个？当然是选21世纪的公寓。虽然中世纪的城堡巍峨壮观，但它没有和其他房屋互联互通，没有给水、排水，没有电灯、电话，没有Wi-Fi。
一个19世纪的农庄和一个20世纪的超市你选哪一个？你应该选20世纪的超市。虽然19世纪的农庄不用化肥和农药，产出的都是有机食品，但没有食品工业的发展，食物无法保质保鲜，你很可能会吃坏肚子，甚至可能会饿死。
抽水马桶和智能手机，如果只能选一个，你选哪一个？我选抽水马桶。
慢变量就是这样一种一旦打开就无法合上的趋势。有了电，就有了家用电器，妇女的家务劳动才大幅减少，才能够大幅进去劳动力市场；有了电，就有了电梯，有了电梯，才能盖摩天大楼，人们才能更加密集地居住在城市里；城市化会带来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又大幅延长了人口的预期寿命。
这就是慢变量的威力。
戈登教授的思路给了我们启发。如果你观察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要去看三个最重要的推动力就行：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创新。中国过去只有第一产业，也就是农业。工业化带动了第二产业，城市化带动了第三产业，而技术创新改变了所有产业的面貌。
在这三个推动力下，中国快速发展。阿里巴巴总参谋长曾鸣教授把中国过去的创新称为“穷人的创新”。过去中国消费者收入水平太低，对价格敏感，企业想方设法压低成本适应市场。这个过程中，培养出一批极其剽悍的企业。
但这种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收入水平过了某个门槛之后，关注的就不仅仅是价格了。急剧扩张的中产阶层催生出中国的“市场红利”，但中国企业在核心技术方面仍很落后，可是，中国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又非常大胆、超前。
未来的全球竞争就像铁人三项赛，1.5公里游泳之后，还有40公里自行车赛，之后还有10公里长跑，一项比赛的终点就是下一场比赛的起点，我们还能坚持下去吗？能得第一吗？那要看看未来的变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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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不可忽视的力量
中国真正优势：应用技术领先
发展核心技术当然很重要，但不能忽视我们真正的优势——发展应用技术。
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原材料价格在上升，环保的压力越来越大，现在越来越难以把成本降低。如果没有办法继续把成本降低之后，中国的企业还有什么创新的优势呢？
我在2018年至少看到两个小趋势，中国的两个红利。
第一个红利，工程师红利。在1997年、1998年，中国遭遇了东亚金融危机，因为担心可能会出现失业的问题，所以中国开始大学扩招，招了更多的大学生。读了4年大学发现找工作还是很难，那怎么办？研究生扩招。所以最后中国培养出来一大批被严重低估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第二个红利，我们还看到中国的一个红利，有巨大的市场。所以我们可能会带来市场引致型的技术创新。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铁。大家想一想，高铁的核心技术其实最早不是在中国，是欧洲人、日本人想出来的。你牛为什么不来发展高铁呢？为什么中国成了一个高铁大国呢？因为只有中国才有如此巨大的市场。
按照同样逻辑，闭着眼都能想出来，很多核心技术到最后一定会到中国来。全球治理空气雾霾最核心的技术到最后一定是在中国，你管它是挪威人想出来的还是奥地利人想出来的，你想出来没有用，那个地方没有霾。印度有霾，但是他们买不起。
我们再去想一想，全球未来能够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最先进的技术一定会出现在中国，因为中国正在以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从来没有见过的速度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所以恩格斯讲，社会需求对技术进步的推动比10所大学都大。而在我看来，社会需求对技术的推动至少比100所大学都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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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为什么焦虑？
西方社会谈论一代人时往往会以20年、30年为时间单位，中国人往往以10年为单位。社会变革影响了每一代人性格，60后略显世故，70后更为务实，80后最是疲惫，90后稍觉轻佻。
我们感觉差别很大，但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长，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我们可以把这个人群称为“坐上快车的人”。
“坐上快车的人”会相信一些共同的观念：
经济增长会一直持续下去；经济增长能够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下一代人的日子一定会比上一代人过得更好；个人靠努力奋斗一定能改变命运；要重视子女的教育，因为“知识改变命运”，而“知识改变命运”指的是只要孩子上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最好的大学，就一定能找到最好的工作；最好的工作是指在金融机构的工作或在政府部门的工作，前者收入更高，后者更有保障。
如果拉长历史的视野，你会发现，你所熟悉的那个过去的时代是极其特殊的。那是个草莽英雄出没的年代，在这群草莽英雄看来，没有规则和秩序，没有任何值得敬畏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凡事都要亲力亲为，一切都是靠“试错”找到边界的，而边界又在不断变化之中。
但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高速经济增长已经结束，全球化的鼎盛时代已经落幕。收入不平等问题、代际冲突问题都会变得更加严重，这些问题在未来社会里就像房间里的大象一样显而易见。
我们之所以悲观，正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的那些模式——不管是增长模式、商业模式、就业模式、教育模式，还是管理社会、管理全球经济的模式，似乎都不管用了。越来越多的人会明白，靠奋斗改变命运这种信念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才有的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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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问路在何方？
草莽英雄们可以对此熟视无睹，但年轻人要想出路。
旧的事物会被清除，新的事物也会落伍，你需要去寻找的是能够带来“反转”的“新新事物”。
举个例子，在高科技领域里，广州有个无人机公司叫极飞，邀请我去看他们无人机的应用，说去的地方有点远。我想广州的公司，远能远到哪里去呢？无非韶关。结果一下子把我带到了新疆。
为什么在新疆呢？因为新疆是中国主要产棉区，棉花产量占中国总产量的74%。过去主要靠人工采摘棉花，棉铃有坚硬的刺，很容易刺破手指，一天下来，雪白的棉花带着血迹，影响棉花品质。
而且雇人成本也在不断上涨，5年翻了一倍。想要机械采棉就要喷洒落叶剂，过去喷洒落叶剂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人工，另一种是用拖拉机。人工成本越来越高，拖拉机开进棉田会碾压棉花，导致减产。
极飞发现，无人机的机会就来了。9月时候，极飞从全国调了2000架无人机，相当于美国空军无人机规模。浩浩荡荡的无人机就像一场“秋收起‘翼’”，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当无人机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结合起来，以后的农业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科技领域的小趋势。
小趋势之所以小，是因为它不代表绝大多数的人口，也许只有总人口的1%。但是，中国人口14亿，那1%就是1400万。哪怕是千分之一，在中国也有140万人。不是个小数了。但在99%的人看来，这仍然只是很小很另类的一个群体，可以忽略不计。
在这个迂回的过程中，我们获胜的法宝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庞大的市场，和无限可以尝试的空间。
我把这种路线叫“群众路线”，所谓的“群众路线”就是尽可能地发动群众，尽可能地为最多的人、最多的企业赋能，然后创造出来一个共赢的生态系统。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未来技术演进的路径，是在边缘地带发动一场场景革命。
关于核心技术重要还是应用技术重要，很多人可能还没被说服。他们会说，没有核心技术怎么去发展应用技术？
在这些朋友的心目中，核心技术和应用技术的关系，就好比盖楼总要先打地基，打了地基才能够盖楼。核心技术就是地基，没有地基怎么盖楼？没有第一层楼怎么盖第二层楼？没有前面的90层楼，怎么盖99层楼呢？
但技术演进和我们盖楼真的是不一样，就算是盖楼，也很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2004年，中央电视台在北京东三环开始盖它的新楼，俗称“大裤衩”。
在楼层刚刚露出地面的时候，差不多每一个星期中央电视台都会接到好心的路人打过来的电话，说中央电视台，你们那个楼盖歪了。又过一个星期，电话又打过来了，中央电视台，你们楼还是歪的，小心，别塌了。等到这个楼盖完了我们才发现，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见到的一种新型的建筑结构，它本来就是歪的。它有一座桥，桥的顶上还有十几层楼完全没有什么支撑，从来没有见过。
2018年，我们看到中国商业模式的创新、技术演进的创新也是刚刚冒出地面，它可能以后会发展的很好，也可能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在现在就对它提出来批评或指责的时候，要先想一想你会不会那个拿起来电话给中央电台打电话的那个路人。
所以我对未来有更多的耐心，除了看到风险，还要看到各种机会。我们对未来要有更多的好奇心，才能够看到在2019年之后的各种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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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要想清楚3个问题
我刚刚提到说，越来越多的人会明白，靠奋斗改变命运这种信念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才有的奢侈。
比如人工智能是未来大趋势，人工智能有好的一面，也会让人产生失业的担忧：人们担心新技术会拉大财富鸿沟，带来阶层固化问题。
我认为，阶层固化问题不应该被过度解读。因为从人类社会大历史角度看，也很少有能够从底层直接蹦到最高层的。
比如说，快递小哥可能不会去想哪一天能够成为比尔盖茨，流水线上的工人，也不会想怎么成为马云，他们想的是，哪一天能当上这条流水线的线长，再成为车间的管理人员。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当然，还必须要打通更宽泛的社会阶层流动性。这个流动性是存在的，白领和蓝领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少，因为劳动力供求发生了变化，一些技术性劳动、体力劳动，以后挣钱的机会越来越多。所以，没必要过分解读阶层固化问题。
大家现在感觉到很迷茫，主要原因是原来的人生规划全部失灵。以前人生规划很简单，无非就是上一个最好的小学、中学、大学，完了之后就找工作。你让父辈给你提建议，要么考研，要么考公务员。但现在，这样的人生规划很可能会破灭掉，考研之后还是找不到工作。什么是好工作，越来越难定义。
用过去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悲观。
对企业家和年轻人来说，我觉得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你得有危机感，没有什么东西说能够绝对给你打保票，你必须得把自己锻炼成像特种兵一样。
以前有一技之长就行了，现在不行，特种兵什么都得干，而且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你既要会搞研究，又要会搞推销，你既要懂技术又懂如何跟别人讲自己的技术，然后还要会融资。你说那不是难为我吗？没办法，未来就是这样的，你必须得像特种兵一样去战斗。
现在很多人说佛系青年、低欲望社会，我看到的更多是斜杠青年，他的迷茫在于既想干一番事业，又想玩个痛快，然后就在这两者之间迷失了。
其实年轻创业者能够尝试的空间还是挺大的，比方说极飞公司那些创业者。现在年轻人跟第一代创业者很不一样，第一代的创业者基本上是说如果做不起来，就是就是一穷二白了。
现在创业者是自己觉得挺好玩，自己有passion，还有mission，想改造这个世界。我觉得这就更接近创业的本色了，你是受一种激情驱动，觉得这东西很好玩。
我希望年轻人胆子能够更大一点，视野能够看的更远一点。如果你胆子大就更敢于去跨界，未来的趋势一定是跨界，未来新的物种一定是杂交出来的物种，所以能尽快的离开自己原来的舒适区，去做一个流浪汉，尝试各种不同的东西，你的胜算就会越大。
其实年轻人要做的事情很简单，需要想清楚三件事情：
事情一：我的兴趣是什么？
事情二：我的能力是什么？
事情三：社会的需求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兴趣，那就不用提了。如果你有兴趣但是你没有能力，比如我也想当一个NBA的球星，但是我没有那个能力，那也不行。你如果有兴趣又有能力，但是社会没有这种需求，比如说我想打猎，而且我擅长打猎，它没这个职业，只有游戏里头有这个职业，所以也是不行。
理想的人生规划是激情、天分和社会需求完美的结合。如果能做到，这辈子就很幸福，你也一定会成功的。
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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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著 丨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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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YQ 责编：Yoyo
2019.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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