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阅读 | 格什温、勋伯格和好莱坞“网球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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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思圆。题图为格什温在为勋伯格画肖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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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夏,美国作曲家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
离开纽约,前往好莱坞发展。
他日后被认为是美国最重要歌剧的《波吉与贝丝》(Porgy and Bess),当时在百老汇首演票房欠佳,他转而开始为好莱坞音乐片《与我共舞》(Shall We Dance)作曲。
在洛杉矶比弗利山庄的北罗克斯伯里大道,他和哥哥艾拉(Ira Gershwin)租下一套豪宅。“比弗利山庄”是奢华的代名词,好莱坞明星与富豪云集于此。这是一套西班牙风格的灰泥墙房屋,有花园、棕榈树、游泳池。还有一个网球场,艾拉亲切地称之为“苗圃”。
同年夏天,勋伯格开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作曲,在学校附近布伦特伍德的北罗金厄姆大道116号安顿下来。同住一条街的还有秀兰·邓波儿和作曲家、词作家科尔·波特(Cole Porter)。两年前,勋伯格一家为躲避纳粹迫害逃亡到美国。现在,布伦特伍德的家是他们扎根于美国的象征,是他们的“Heimat”。在德文中,“Heimat”表示归属感和幸福感。
这两位国籍、个性、音乐风格都不尽相同的作曲家,就这样在美国西海岸成了近邻,一同化作1930年代好莱坞“黄金时代”的重要注脚。尤其是勋伯格,这位享誉欧洲的严肃作曲家与世界最大的娱乐工场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许多才华横溢的好莱坞名人开始跟他学习作曲,他们不仅出手大方,还和他一起打网球和乒乓球,告诉他融入好莱坞的诀窍。
要说当时最风靡的运动,网球一定在列。许多伟大的演员,如卓别林,克拉克·盖博,加里·格兰特,凯瑟琳·赫本等等都是网球迷。这股“网球热”甚至吸引了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网球选手弗雷德·佩里(Fred Perry)携影星妻子移居此地。
当时,卓别林家中的一张网球聚会邀请函是进入社交天堂的门票。这座位于比弗利山庄的豪宅由卓别林亲自设计,音乐厅有管风琴供宾客娱乐,有时卓别林会放映他的电影。每周日下午,好莱坞各界名流聚集在他家的花园里打网球。有时他们只是在球场上胡闹。
PHOTO © Richard Fish
我们的两位作曲家都与卓别林有过不算深入的交往,也都出入过他家的网球聚会。勋伯格曾在聚会上赞美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但抱怨这部片子的配乐。卓别林在自传中也提到这件事:“看完我的电影,他告诉我,他喜欢这部喜剧,但音乐太差了——我不得不部分同意他的看法。”
卓别林与格什温的关系则更微妙。格什温游荡花丛,却是个不婚主义者。他的名言是:“我想要多少女人就有多少,为什么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但来到好莱坞后,他却被一个女人征服了,那便是卓别林的妻子宝莲·高黛(Paulette Goddard)。棕黑色的头发,明亮的绿眼睛,小女孩一样的身材,正是格什温一贯喜欢的类型。他们迅速展开一段露水情缘,不久,格什温便情网深陷,想要与她结婚。当时,好莱坞最大的猜谜游戏就是高黛会不会与卓别林离婚,嫁给格什温。卓别林甚至雇了私家侦探跟踪他们,查证未果。高黛对此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以捉迷藏为乐。朋友纷纷劝格什温认清现实,高黛是个演员,不会为一个区区作曲家离开伟大的导演和喜剧明星。很快,高黛就把格什温甩了。
可见在那花花世界,人情冷暖,真情假意,着实虚实莫辨。网球也不仅是一项运动或娱乐,球场亦可是游乐场、情场,更是“社交场”和“星工场”。
勋伯格与友人在网球场 PHOTO © Richard Fish
不过,格什温和勋伯格两人,却在网球场上真正结下一段真诚而珍贵的友谊。经由美国钢琴家和作曲家奥斯卡·黎凡特(Oscar Levant)牵线,格什温邀请勋伯格到他家的“苗圃”打球。之后两位作曲家的串门变得愈发频繁起来。
不过这并非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从1910年代起,格什温就熟知勋伯格的音乐。他长期对现代音乐感兴趣,乐此不疲地学习包括“十二音”在内的新作曲技法。其中一位老师向他介绍勋伯格的创作理念与和声,特别是“半音模进法”(Stufenreichtum),即用尽可能多的半音音程变化以丰富和声。格什温后来把这种技法运用于《蓝色狂想曲》《F大调钢琴协奏曲》《波吉与贝丝》,以及歌曲“Do It Again”和“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It”。
不过,格什温当时这些才气逼人的、结合古典与爵士风的前卫音乐小品并没有得到主流音乐界足够的严肃对待。但勋伯格支持并喜爱他的音乐,曾尝试说服犹太裔德国指挥家奥托·克莱佩勒(Otto Klemperer)与洛杉矶爱乐指挥格什温的作品,未果。一直到格什温去世后,克莱佩勒才在好莱坞露天剧场指挥了格什温纪念音乐会。
勋伯格与查理·卓别林
1928年4月,两位作曲家曾在波兰见过一次。后来格什温成为勋伯格来美的资助者之一。1934年,勋伯格在纽约的犹太音乐机构演讲,格什温亲自朗读了自己的欢迎辞。1936年,来到洛杉矶两个月,格什温便考虑是否向勋伯格学作曲,但立即被后者拒绝,“我只会让你成为另一个‘差劲的勋伯格’,而你已是一个‘出色的格什温’。”
不做师生,还是可以做球友和知己。当两人站在网球场两端,虽然年龄差距悬殊——格什温38岁,勋伯格62岁,但实力差距还不算太大。
网球是格什温除了钢琴以外的第二爱好。正如他的音乐天赋一样,他不需要那些脚位、挥拍、击球时机的理论,几乎用耳朵和直觉就能打好网球。他苗条、黝黑、健美,身上有着无限的热情与活力。剧作家萨缪尔·N·贝尔曼(Samuel N. Behrman)形容他“清新有氧”(freshly oxygenated”),任何他走进的房间会突然“涌进猛烈的活力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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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昔日的录像里,可以看到格什温当年在游泳池派对上打网球的情景
网球成了帮助格什温发泄和疏导体内巨大能量的方式之一。另一项就是作曲。他曾在采访中把作曲比作“一种室内的体力活。”他还将自己精力旺盛的性格与他音乐中展现的“露天活力”联系在一起,并开玩笑说,“我希望我的音乐能尽可能的激烈,最好法律规定卖我的乐谱必须附赠安眠药。”
与格什温相比,勋伯格对待网球似乎更带着一种日耳曼式、科研式的狂热。在勋伯格家中,网球占据荣誉地位,它不止是玩乐,而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运动。他的三个子女均带着巨大的主动性和热情学习,儿子罗纳德更是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天赋。
勋伯格把自己在音乐上的创新也用到了网球上。他为罗纳德发明了一种特殊的计分系统,这是一种字母与象征符号系统,不仅能记录得分,还能记录失误——更准确地说,能够记录从“球手冲到网前”到“脚误”的每个动作。勋伯格经常参加儿子的比赛,为他助威——虽然他日后会在格什温的网球场上告诉球友们,罗纳德出生的那天,他宁愿打球也不愿紧张地在医院等待。
勋伯格与他的三个孩子在网球场 PHOTO © Richard Fish
据黎凡特回忆,勋伯格每周都会定时到“苗圃”报到,“带着一排随行人员,包括弦乐四重奏乐手、指挥和学生”,时而加入宾客们的高谈阔论。虽然勋伯格球技有限,但他很享受这项运动带来的友谊和关注。他在那里认识了阿尔弗雷德·纽曼(Alfred Newman),后者是勋伯格在电影行业的重要人脉,他不仅帮助勋伯格在好莱坞找到工作,还发起了由科利施四重奏(Kolisch Quartet)演奏勋伯格四首弦乐四重奏的录音工作。
有人巧妙记录下两人的对战情景:格什温“过度热情”、“势如破竹”,“对着观众表演”,而勋伯格则学会了“不理会公众意见”;“格什温,在他的击球中表现出了线性的对位,而勋伯格,只集中在和声。”——在互相切磋中,他们说不定还加深了对彼此音乐的理解。
他们虽性格迥异,但很少意见相左。只有一次,据黎凡特回忆,当听完四首勋伯格四重奏,格什温、艾拉和他印象深刻,兴致高涨。第二天他们都在网球场,谈及这场音乐会,格什温说:“我将来也想写一首弦乐四重奏,但会是简单一些的,像莫扎特。”他的本意是不会写十二音或先锋派作品,而是比较传统的调性音乐。勋伯格误解了,回答说:“我不是个简单的人,而且,莫扎特在他的时代也不被认为是简单的。”格什温忙着解释,但勋伯格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格什温的自画像
除了网球,绘画也是勋伯格和格什温的共同爱好。他们既画自己,也画彼此。格什温送给勋伯格的自画像是他最后的画作之一,由勋伯格家族保留至今。这样的友谊在欧洲是难以想象的——勋伯格居然和一个“流行音乐人”混在一起,一定被会同僚耻笑,但在加州南部,凡事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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