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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马公安局长的悔过书,给人无比震撼和警醒!

客家圈 2018-09-29

从落马公安局长到副国级大老虎的悔过书

给人无比震撼和警醒!


所有犯了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都必须经历一场改造思想的忏悔,他们的忏悔录不是随手写写的日记随笔,写不写、写什么、怎么写,都有“规矩”

现在,违纪党员干部接受组织审查,一般都要写忏悔录,这是纪律审查工作中重要的思想改造环节。监督执纪工作规则明确规定:“审查期间对被审查人以同志相称,安排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对照理想信念宗旨,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促使其深刻反省、认识错误、交代问题,写出忏悔和反思材料。”

中央纪委在执纪审查中,都会要求被审查人写下忏悔反思材料,主要是对照自己理想信念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针对性地从思想上剖析犯错误的根源,写出自己对问题的认识以及忏悔改错的态度等等。不光是针对被审查人,一些主要涉案对象,包括涉案较深的家属,中央纪委也会要求他们写出反思材料。

据中央纪委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忏悔材料一般都是被审查人亲笔书写。写作过程中很少有一气呵成、一次“定稿”,写完“初稿”,先由组织上审阅如果发现其对自己的问题认识得不够透彻,思想转化得还不到位,或对某些问题仍然遮遮掩掩、避重就轻,组织会再找这位干部“聊一聊”,指出他思想上的问题,用党性教育提升他的政治觉悟,直到他透透彻彻认识错误,彻彻底底反思悔过。

《广东党风》杂志曾披露广东潮州市纪委查处了潮州市湘桥区委原副书记、区长陈鹏严重违纪案。据说,在纪律审查期间,陈鹏写下10份悔过书,文中多次出现“穷人的钱不能收,老板的钱收一点也无所谓”,“不收钱是不近人情”,“劫富不劫贫”等思想,并始终认为“自己本质是不坏的”。


朱明国的悔过书

朱泽君的悔过书

李嘉的悔过书

万庆良的悔过书



广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写自高墙内的悔过书


悔过人:何靖


广东清远英德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郑北泉的悔过书

在组织的关心培养下,我从一名大学生、一名基层民警一步步锻炼成长为保一方平安的公安局长,本应大有作为。今天,却因自己犯下大错将要接受党纪政纪处分,将要面对法律的惩罚。原来的工作丢了,热爱的警服没有资格穿了,还将有一段时间尽不了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后悔莫及,心痛不已。


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思想有所改变,行为作风就跟着改变了,连犯的错误也在不断变化。刚开始收“红包”时还极不自然,后来基本上是来者不拒;从过年过节收“红包利是”,到后来发展到替人办事收受别人贿赂;从以前为别人说情处理一些治安案件而考虑再三,到在“3·23”案件中自己一意孤行,失职渎职、徇私枉法去干预案件处理。


收受“红包利是”以及收受他人财物主要是贪念作祟,即使明知道那样做是有违党纪国法的。刚参加工作时,一些老民警告诫自己做人不能贪,对钱财一定要小心,不是自己的千万别要。记得第一次收“红包利是”时,推来推去,确实不敢要,一方面是长辈老同志的告诫、纪律的约束;另一方面觉得收人钱财要替人消灾,吃了人家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总觉得欠别人什么东西。后来经别人劝说,说什么过年过节收点“红包利是”是中国特色,人情社会盛情难却,很多人都收的已成为惯例。后来对收“红包利是”不怎么拒绝,到英德公安局任局长还收“红包利是”,在民警之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上行下效,危害极大。“红包利是”收多了对自己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好作风减弱了,法纪观念也有所淡化,对金钱追逐的欲望逐步增加,特别到了后来看到有赚钱的机会,就控制不住要想办法去投资。我逐步地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并自以为在一些敏感环节上处理好,就不会让人发现,或认为即使发现了也查不到自己,在这种自欺欺人、侥幸心理的作用下,自己胆子也越来越大。于是,替人办事,收受他人钱财不怕了,借别人的名义投资经商办企业也不怕了,越陷越深。


“3·23”案件是我一生的痛。“3·23”案件吸毒人员多,起获毒品多,案件性质严重,影响极大。此案发生的前后我都有很多错误的地方。案发前不该与曾伟标有过多的交往,虽然和他没有什么经济利益的来往,很多时候也跟同学一起,但他经营华粤卡拉OK我是知道的。他好吹,好托关系,也曾经有迹象,我没有拒绝他,没有对他提高警惕,还与他有吃饭、饮酒、唱歌、玩牌等私交,让他有机会仗着我的影响力去干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在“3·23”案件中,他还利用了我弟的义气、有吸毒的习惯和不懂法的弱点。所以,与曾伟标这种人交往迟早会出事的,既害了自己,也害了我弟。


“3·23”案发后,自己对此案的处置过程中所犯错误更为明显,接到汇报后,没有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亲自掌握第一手资料,及时组织对案件查处。在接到曾伟标的求情电话后还多次打电话过问曾伟标的情况,并且不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对曾伟标取保候审的要求。在明知道曾伟标是主要管理人员,也是主要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还于26日打电话发出让曾伟标取保候审的错误指令,在29日与办案人员座谈时再次提出对曾伟标取保候审的错误意见。在我的多次干预下,办案民警思想压力过大,思路出现偏差,最后导致此案的侦查工作达不到应有的效果。“3·23”案件所造成的后果,造成今天的局面,是自己咎由自取的结果。


过去的犯错已成事实,造成的后果已无法挽回,主要是自己思想价值观念的转变,没有用好手中的权,法纪观念淡薄,守不住底线,管不住自己,管不住身边的人,交友不慎。对自己犯的错,我会正确看待、不逃避,我会向组织坦诚交代,勇于承担责任,尽可能将自己所犯错造成的损害减至最少。我会珍惜今后每一天,不断改造自己,希望组织对我不断批评指正,更希望组织给我宽大处理、改过自新的机会,早日回归社会,做一个对社会、对家庭有用的人。





运城市公安局原局长段波忏悔书摘录


我走上领导岗位之后,特别是近几年,在与人的交往上,这个关键问题上,自己走入了误区,乐于与一些企业老板打交道,甚至在一些问题上成了他们的工具,这个问题的出现,使我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扭曲。

  

●今天认真反思自身出现的严重违法违纪问题,完全是由于自己在思想上淡化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宗旨意识,放松了在新的时期对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修养提升,放松了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今天提笔含泪写下这份悔过书,就是要从心灵深处向党忏悔、向人民忏悔、向关心培养我的各级领导忏悔、向多年帮助支持我的战友们忏悔,向倾注心血培育我的父母忏悔。

  

●近几年以来在工作之余的实践,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了与老板的相识与交往上,与老板们吃喝参与各种市场活动上。我要什么,只要提出来,老板们就慷慨大方的给什么;我想要干什么,老板们就尽量满足我什么。老板们为什么对我这样慷慨?社会上那么多困难群体需要帮助,老板们有钱为什么不去资助?社会上那么多公益事业需要企业家资助,老板们为什么不奉献?说白了就是我认识的老板们只给手中有权、能被他们利用的人。因此,老板们并不是看上了我这个人,而是看上了我手中的权力,公安局长职位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这是老板们结交我、讨好我的关键所在。

  

●我的家庭在现阶段全国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中算高的,经济是好的,生活是比较优越的,但自己并没有满足这些,在贪欲心理的支配下,有了与老板攀富有、攀比享受、攀比消费的想法,有了给子女创造一笔财富的想法,有了给自己以后找点后路的想法。

  

●这种为子女谋取利益,攫取好处的行为结果,不仅仅是断送了自己的政治仕途,更重要的是误导了子女,使刚刚进入社会的青年人心里覆盖了一层阴影,在自己受到法律追究之后,背负了沉重的心理负担,让他们如何面对社会、如何面对家庭,这不是由于儿女的过错形成的,而是一个受党培养多年、长期担任执法机关的领导,一个有教育培养子女健康成长责任的父亲在贪欲支配下铸成的过错。为父不正、必害其子,自己酿成了人生中最苦的一杯酒,也给自己的人生画了一个最惨痛的句号,走到今天,不怨天、不尤人,只怨自己有了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


教训和警示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中国百名优秀青年卫士”、“全省公安系统百名功臣”、“山西省十大杰出青年”,段波的职业生涯曾经如此光环炫目,但就是这样一位被认为大有前途的警界“精英”,却最终沦为阶下囚,其中教训不可谓不沉重。


一是领导干部必须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段波的案例再次告诫我们,职务的提升并不能带来思想境界的自然提高。通过对案件的剖析,我们也能发现,人生价值观的扭曲,是其违法违纪的根本原因。段波在临汾的家,奢华场景令人震惊,妻子、女儿与正在上中学的儿子在北京住的别墅和豪宅价值数千万。段波上任运城市公安局局长之初在会议上的讲话言犹在耳:“我一件衬衣一万多,你们谁送得起?趁早别跑别送,我只认工作”。但其一面言之凿凿的表明自己是如何清廉,一面为了避免调查,在“9.8”事故后密集召见相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销毁证据。在这里,段波的私欲和私利已经成为其第一要务,共产党人的信仰在其心中早已荡然无存,堕入深渊也就势所必然。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应当是领导干部的第一“防腐剂”。

  

二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谨慎交友,自觉净化“朋友圈”、“社交圈”。段波喜欢和老板打交道、交朋友,身边的至交好友都是生意人。我手里有权、你手里有钱,我为你摆平“麻烦”,你就要给我“买单”,“为了满足老板们的私欲,在有些问题上充当了老板的马前卒,为他们鞍前马后的创造企业经营环境,创造生产经营的便利条件。在与老板们的日常交往中,他们企业资金有了困难,我就找银行中的有关领导帮助解决;他们的企业违章生产要接受处罚,我就要有关职能部门找人说情;他们购买煤矿遇到阻力,我就找人去化解;他们想结识市、县两级领导,我就以公安局长的身份拉关系、陪吃饭。”一个党员领导干部俨然成了老板们的手下人,段波在这些“朋友圈”、“社交圈”的老板朋友们的温柔乡中不知不觉滑向了犯罪的深渊。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党员领导干部如果没有健康的心理和人格,如果没有自觉净化自己的“工作圈”、“生活圈”,如果没有慎交友、交好友,段波就是前车之鉴。

  

三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慎用公权,管好自己,管好身边人。一般不收钱、不收一般人的钱,一旦收钱就不一般。在当时的临汾,很多老板们甚至把为段波花钱作为“荣幸”,这也是段波规避监督、自以为“安全”的方式,但不论如何“精心构思”,最后也只能是枉费心机。段波不仅自己利用手中权力受贿,还借着女儿购房、买车位、经商为名,大肆敛财,甚至他的老父亲还被牵连其中,最后不仅害了自己,更害了家庭。领导干部必须始终认识到,手中的权力只姓“公”不姓“私”,用权为公则惠集众生,用权为私则祸及亲友。所以,慎用公权并自觉接受监督,应当是领导干部第一修养,而且要慎独、慎初、慎微、慎行。

  

四是党员领导干部时刻必须把组织的要求、纪律的约束作为一道不可触摸的高压线。段波认为,到了他的这个位子,基本上就没人敢监督、没人能监督。也正是这种侥幸心理,让段波成了自认为的“特殊”党员,对组织的要求、纪律的约束熟视无睹,对上级领导的要求置若罔闻。这也是段波发生违法犯罪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把严守纪律作为为官之本,牢记“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道理,不越雷池、不触高压线。


五是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有效监督管理。段波的违法违纪行为前后持续近10年,期间也曾有过传言和反映,但每次都是不了了之。这也暴露出一些党组织在对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任而不管、用而不教,对暴露出的问题搞“下不为例”,养痈为患、贻害无穷。我们党的各级组织都应当以此为鉴,切实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要勤教育、重管理、强监督、严查处,以正确的导向建设过硬的队伍,有效预防干部由小错酿大祸。



落马“大老虎”的忏悔书



周本顺、苏荣、王珉、仇和、黄兴国等落马“大老虎”的忏悔书



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在处分决定书上的签字,他说:“我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我不会忘记组织45年来对我的培养。”


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在处分决定书上的签字


内蒙古自治区原副主席潘逸阳在处分决定书上签字并按手印。他说:“我决心痛改前非,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好公民。”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的悔过书(部分)。右下角的页码显示,苏荣的这份悔过书一共写了28页之多


辽宁省委原书记王珉的忏悔书(部分)。


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的忏悔书(部分),他忏悔自己“光环笼罩,头脑发热,助长了独断专行的作风。”


安徽省政府原副省长周春雨的忏悔书(部分)及有关安徽省政治生态的分析材料,他称自己为“年轻干部成长中的一个反面典型。”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陈旭的忏悔书(部分)及对司法体制改革的建议。

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写给党组织的信。


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张越之子写给父亲的信。




来源:长安街知事、中国警察网、中国纪检监察报、政知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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