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与李泽厚：老派人的逻辑不一样

李泽厚先生应邀给金庸先生写悼文，题目虽是《重视武侠小说的文学地位》，却讲了一个生活故事： 

“90年代初我出国，单枪匹马，赤手空拳打天下，得一美国客座教席，虽努力教学，但并不稳定，路过香港时，他知道我的情况，便邀我去其家，赠我六千美金。这当然是好意，但我心想如此巨人，出手为何如此小气，当时我还正接济国内堂妹寄出工资中的三千美元，我既应约登门拜访，岂能以六千元作乞丐对待，于是婉言而坚决地谢绝了。他当时很感惊讶，聊天后，我告辞时，他一直非常客气地送我至其山上别墅的大门以外。此事除同往的耀明兄和再复知道外，我未向任何人提过，因对他对我均属小事，不足言及。今日赞歌漫天，备极哀荣之际，既无话可说，就说出来，算作不合调的悼念吧，因虽出手不够大方，但他毕竟是一番好意呀。”

初见之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李泽厚先生这是肿么了？”并发了一个朋友圈：“怪人小气这个逻辑，难以理解，初次见面，六千美元相赠，难道不应该是感恩么？”

我常在微信公众号得到一些打赏，几块几块的，相比九十年代之六千美元，数字肯定是如沙砾般微小，但是，点滴都是深深的爱，令我感激。

不过，后来这两天，我逐渐改变了对李先生这篇悼文的看法。因为我想起了金庸先生写的两个故事，才意识到自己和他们并不是同一代人，我尤其缺乏一个老派人的视角和思维。

第一个故事在《书剑恩仇录》，红花会四当家“奔雷手”文泰来，和妻子骆冰去铁胆庄拜访，并带了一封介绍信，局势和李泽厚到香港拜访金庸有些相似：

文泰来听得周仲英果不在家，陆菲青那封信也就不拿出来了，见宋善朋虽然礼貌恭谨，但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心下有气，便道：“既然周老英雄不在家，就此告退。我们前来拜庄，也没甚么要紧事，只是久慕周老英雄威名，顺道瞻仰。这可来得不巧了。”说着扶了椅子站起。宋善朋道：“不忙不忙，请用了饭再走吧。”转头向一名庄丁轻轻说了几句话，那庄丁点头而去。文泰来坚说要走。宋善朋道：“那么请稍待片刻，否则老庄主回来，可要怪小人怠慢贵客。”说话之间，一名庄丁捧出一只盘子，盘里放着两只元宝，三十两一只，共是六十两银子。宋善朋接过盘子，对文泰来道：“文爷，这点不成敬意。三位远道来到敝庄，我们没好好招待，这点点盘费请赏脸收下。”

文泰来一听，勃然大怒，心想我危急来投，你把我当成江湖上打抽丰的来啦。他一身傲骨，这次到铁胆庄来本已万分委曲，岂知竟受辱于伧徒。骆冰见丈夫脸上变色，轻轻在他手上一捏，要他别发脾气。文泰来按捺怒气，左手拿起元宝，说道：“我们来到宝庄，可不是为打抽丰，宋朋友把人看小啦。”宋善朋连说“不敢”，心里说：“你不是打抽丰，怎么银子又要拿？”他知道红花会声名大，所以送的盘费特别从丰。

文泰来“嘿嘿”一声冷笑，把银子放回盘中，说道：“告辞了。”宋善朋一看之下，大吃一惊。两只好端端的元宝，已被他单手潜运掌力，捏成一个扁扁的银饼，他又是羞惭，又是着急，心想：“这人本领不小，怕是来寻仇找晦气的。”忙向庄丁轻声嘱咐了几句，叫他快到后堂报知大奶奶，自己直送出庄，连声道歉。

文泰来不再理他。三名庄丁把客人的马匹牵来，文泰来与余鱼同向宋善朋一抱拳，说声“叨扰”，随即上马。骆冰从怀里摸出一锭金子，重约十两，递给牵着她坐骑的庄丁，说道：“辛苦你啦，一点点小意思，三位喝杯酒吧。”说着向另外两名庄丁一摆手。这十两金子所值，超出宋善朋所送的两只银元宝岂止数倍，那庄丁一世辛苦也未必积得起。

李泽厚只是觉得主人小气，宾主一笑而过；文泰来呢，觉得受到了侮辱，而且当场发作。说来也是巧了，这个故事里的六十两银子和金庸先生送给李泽厚的六千美金，都是“六字辈”。

文泰来是当时武林超级势力红花会的四当家，那么，李泽厚在当时，是什么地位呢？

先说我个人体验。我曾经有过彻夜读金庸的经历，其中一些，比如《笑傲江湖》《碧血剑》等看了多次；同样，也曾经有过彻夜读李泽厚的经历。我细思，金庸先生和李泽厚先生都是我热爱而敬佩的人物，区别是，虽然我用于读金庸的总时间更多，但我在大学时曾经忍不住大段大段将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抄到本子上，却从未抄过金庸的著作。所以，就个人认知来说，李泽厚的影响力，深于金庸。更不用说他写的三部思想史论了。

金庸在大众领域，李泽厚更多在精英知识分子领域，核心粉丝是七八十年代那一批人。复旦的骆玉明教授说：“李泽厚是在‘文革’的荒唐年代仍然保持着清醒的思考并且从事着文字撰述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连续地在中国社会中造成震动，并影响整整一代人的，也就是李泽厚一人而已。

在这些大陆和港台封面中，李泽厚是“寂寞的先知”“大陆学界的思想导师”“首个走进世界哲学殿堂的华人”。这些评价，都是金庸不具备的：

易中天先生说，李泽厚是一个先驱者：

在1979到1989这十年间，李泽厚在学术界几乎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他总是在出版新著作，发表新见解，提出新问题，阐述新观点，甚至不断引进和创造新名词、新概念、新提法。异质同构、儒道互补、有意味的形式、文化一心理结构、主体性、积淀，等等，等等。其中有的虽非李泽厚所发明，却也多为李泽厚所倡导、传布。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积极引进西方现代学术新观念、新方法的倒也不乏其人，但能够“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做到“融会贯通”、“用人如己”的，还首推李泽厚。

八十年代后的“美学热”、“文化热”，便都与李泽厚有关。几乎可以说，李泽厚的目光扫向哪里，哪里就会热起来。于是，他就在这十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明显的足迹，甚至不少学说都打上了他的烙印。许多人从李泽厚那里开始了自己道路的找寻。

金庸是一个企业家、评论家、武侠小说家，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家。而李泽厚呢，是思想家，他的定位是反思总结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是超学科范围的，纵深程度超过金庸，而且，成果也确实惊人。 企业家、评论家、小说家、政治家，都是可以不断出现的，但是，思想家，却很少见，而且，还要和历史进程幸运地相匹配。在这个意义上，李泽厚对中国人的意义，是高于金庸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了：为什么出身贫穷的李泽厚，会觉得金庸“只”给六千美元“小气”。因为，李泽厚对自己的认知，有一个超出他自己的存在。

那么，金庸真的小气吗？金庸不小气，相反，他非常慷慨。他并不是最富有的人，捐款却超过五千万元，大陆的大学，比如北大，就接受过他的很多捐款。不过，金庸先生也是经营企业的人，他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一个个字码出来的，他自然会珍惜每一分钱，习惯性地将每一分钱效益最大化。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金庸先生创办的报纸快垮了的时候，也并没有谁给他六千美元，他不欠任何人的钱，包括不欠李先生的。也许，在金庸先生看来，邀请李先生到家，是学人之间的交流，六千美元只是惯例。他并未太在意。这一点，李先生未必能换位思考，他一直是在云端的人物。

当然，从《书剑恩仇录》中文泰来这个故事来看，金庸应该是能理解李泽厚先生的，一遭拒绝，他立即就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了。

在《鹿鼎记》的开始，金庸还写了一个贪官吴之荣“打秋风”的故事：

吴之荣官财两失，只得向各家富室一处处去打秋风，说道为官清苦，此番丢官，连回家也没有盘缠，无法成行。有些富人为免麻烦，便送他十两八两银子。当下又来拜访庄允城。

庄允城平素结交清流名士，对这赃官很瞧不起，见他到来求索，冷笑一声，封了一两银子给他，说道：“依阁下的为人，这两银子本是不该送的，只是湖州百姓盼望阁下早去一刻好一刻，多一两银子，能早去片刻，也是好的。”吴之荣心下怒极。

随后，经过一番高水平拍马，庄家将金叶子藏在《明书辑略》中送给了他，而没有直接看到银两的吴之荣，则心中骂道：“他妈的，南浔这些财主，都如此小气！”     

这是金庸写的相关联的第二个故事。这两个故事，有助于我们理解一点：老派人的同仁江湖，和我们这些信息社会的人，不在一个时空维度，也不在一个逻辑层面。

我们和李泽厚先生虽然不在一个层次或者维度上，但可以试着这样猜测李泽厚先生：一派宗主、时代风云人物，应邀上门，竟被与普通人一般对待，心中不免不舒服，何况此时于己而言，处于“落难”阶段，他需要的是救难，而不是救济。也可以这样来理解金庸：作为一个老派人，大陆的大咖李泽厚先生来香港了，体现一下地主的热情好客，邀请吃饭顺手一个红包，显得同仁义气，如此而已。

李泽厚先生一贯直来直往，自然是不理会人情世故。如今应邀写悼文，却又无话可说，只有这么一个故事可以写，于是也就写了。如此而已。正如之前，他曾经给赵士林写的序，直得更加不客气，却被网友认为是“史上最牛”，如今，同样一批人却认为他过分，这颇有点滑稽。

今天，我们早已离开了传统时代的“熟人社会”，以及相匹配的“君子交往之道”，而进入了现代的“陌生人社会”，倾向于“合同式交往”。所以，我们往往很难理解老派人的那种思维和行动逻辑。

我们理解金庸并不负有任何对李泽厚的义务，特别是债务，却不理解老派人所注重的同仁江湖。

不过，金庸先生和李泽厚先生，都是大家，他们的格局，远比我们要大。正如李先生所说的，实属小事。所以，俩人当场就一笑了之。 我们今天，也就一笑了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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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呦呦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