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怼”和“可能”，除了没教养就是没事惹事儿

记得我第一次知道“怼”这个字怎么个读法，是在初中。因为从小偏爱辞源、辞海之类，直到后来这一习惯延续到如厕也要捎带一本字典词典，否则就会影响出恭的效果。大抵我对文字的些许激情，就是这毛病给惯的。

当我沾沾自喜准备拿这个“怼”字难为难为语文老师时，女老师脸红了。刚毕业没多久的女老师能够脸红，应该就是两个因素，一是她不认识这个字（此正中我自以为“满腹诗华”的的小怀）；二是这个字或有难以启齿的意味儿。

后来，我才知道属于后者：怼，这个字至少不雅，会让我那女老师羞涩不语。那时候，尽管大标语铺天盖地譬如现在满大街的横幅或满墙口号，但是识文断字的人心里，至于文字方面多少还有些洁癖。类似洁癖，并非指这个字多么不雅，而是因她的同意为怨：人们不应该生活于怨或怨恨之中，怨怼就是一个心存怨恨或抱怨的人，即使可以不带脏字，那也是抱怨或怨恨之人，更何况现在所谓的怼，本身就蛮不讲理，接近泼妇或流浪大街失去安全感的疯狗了。

什么人会心存怨恨？得而复失或求之不得，都极易累积怨气，大多源于家庭或成长环境使然，譬如本来权贵门第而屡遭贬谪，此为得而复失；生存环境相互攀比，自身又没有能耐比过他人。当然，还有另一类，就是从小娇生惯养，颐指气使，到了家庭之外的群体而屡屡受挫。

贫困或甘于平凡的家庭，一般不会有怨恨或怨怼的熏染。当我们现在津津有道所谓贵族时，忘了贵族需要深厚的生存环境，孟子是圣人，自然是贵族之贵族，但那时有孟母三迁，仅仅是为了让孟子成长需要有一个适宜于此的生存环境——所以，春秋之盛，可想那时的人们，类似孟母三迁的事儿，并非孟母孤例，这就是所谓当时的时代背景。

我将先秦为界，之前之后的群族分类，称之为圣人与国人。圣人者，具有自我精神独立人格并以不懈精进于如何做一个人；国人者，将自己作为帝王的附庸，因为帝王即国家，既然是国家的人也就是帝王的人：国家从来不属于老百姓，如果你要拥有国家，那就必须成为帝王。圣人与国人各有标准，前者正己，后者跪舔。圣人属于自己，国人属于国家。

自从究竟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以来，得出人、组织、生命意志或思想之极权原理、家长所有制规律、虚拟理论的循环论证解释，应用于现实问题一般泾渭分明：每一个时代或者所谓当下，都可以按图索骥，迎刃而解。

譬如现在之甩锅，其实就国人的精神演变，本身就是一部甩锅史。

最熟悉的不提不注意的甩锅史，就是把自己的一切不如意，甩锅给本群族的所谓传统文化，认为本群族之所以落后或者不如其他群族，全因为是有如此的传统文化作祟，否则自己就会多么多么厉害了。孰不知此种所谓不如意，正因为是偏离圣人之道，沦为一国附庸之所谓：我在一个类似“你所可能不了解的传统文化”里涉及了这一点，春秋与国家之间，有完全二致的“传统文化”——也正因为“国家”这个符号褫夺了一个作为独立生命的人格，才会导致之后一连串的不如意事件。

也可以说，一个群族有两种“传统文化”在博弈过程延续至今，真正优良的是前一个“传统文化”；糟粕集聚的是后一个“传统文化”。孔子时代是春秋背景，不能为之后的集权统治承担脸蛋责任；之后被演化并极大成就的家长所有制的等级规制，只是将君臣礼制吸收为私用而已。在春秋时代的君臣关系，亦非帝制之后真实关系：原始的君臣关系是一种对称的存在，对君的要求要远远大于臣，否则就没有资格做君。只要在帝制之后，家长即帝王方具有某种不可僭越的权威性，帝王之下即家长特权等级对应序列，此已经完全背离了原始“传统文化”的终极奥义或意旨。

最后捎带说当下的甩锅。如上所述，自从一个群族以圣人与国人分而论之，所谓国人即是精神残缺或灵智不健全者，现在以脑残喻之则非常恰当。

国人归家长所有制规律辖制，在家长眼里，家庭成员的国人本身就是家长所有的家庭财产，国人或家庭成员是不是人，完全看家长需要，可以是一条狗也可以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物件儿。基于这一前提，家庭成员或者国人，根本没有人的主体资格，因此也没有独立承担责任的自觉意识。所以，甩锅，就是因为压根儿就没想过什么责任也不知道什么是责任，一切都以家长意志为意志。当然，作为家庭成员或国人，对家长亦无所谓忠诚义务，因为自己的目标，只要如何成为或取代家长，这是家长与家庭成员或国人的真实关系。

这里顺便说一句，譬如现在的一般归国者，都是因为在所在地找不见自己的位置，满足不了做家长(老大)的欲望，在一个按部就班的秩序或组织体系，上升的空间很容易触到天花板。所以选择回到国内，是因为马上就会找到自己做家长的机会和可能性，既满足虚荣心又有实利，此等好事，哪里会有？

对于这一真实关系，能成为家长者心知肚明，所以才会百般防范。

论及眼下的甩锅，一切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

在一个家长极权泛滥的时代，每个人都想当老大（家长），当然此仅仅属于幻觉。这一幻觉如此迷醉！已经失去了圣人遗韵的些许独立判断能力，属于国人所为，根本不知道也不会什么自省或省悟能力，譬如如果是病毒源于美国，而且以美国什么什么领导所谓为依据：如果是，难道美国会不打自招，等着你去抓把柄么？这不是基本常识么？而且，在“源头”当时，不是已经有权威媒体撇清了如此嫌疑么？忘了，人以脑残，除了“怒怼”，就是“可能”。

其实，有关新冠病毒，注定会成为中美之间的一桩公案，世界上那么多国家，为什么就已铆准中美？而中美之间都把对方当嫌疑人，又谁也不拿证据，一是忌惮后果；二是方便政客转移内部注意力。政客牺牲公共利益的事儿，是政客自身的极权需要。当然，甩锅到最后，就是这一“结果”：

这就是，大家各退一步，不是我干的也不是你干的，是老天爷干的——多大的锅，老天爷也背得起，因为老天爷会把锅砸到大多数身上，一次不行两次……

世界的家长们，一任乌合之众，竞相卖弄聪明，看个热闹，看乌合之众们相互挤兑，迷醉在自己就是家长自己说了算的幻觉里——到时家长们一句话，全都没了主张，鸦雀无声了。家长们什么时候出来说话？就是觉得太吵了，其中一个家长对另一个家长说：管管你们家的败家子或狗吧，不然你就树敌越来越多了！这另一个家长看看也差不多了，就呵斥一声儿，挥舞下大棒，怒怼们或可能们，就夹着尾巴逃逸了。

哎，想想那些个一出声就是“怒怼”，感觉就是进入更年期了；一亮相就是“可能”，那不是授人以柄么？要知道无论是“怒怼”还是“可能”，都是既没教养又惹事儿的表现吗？假如在一个村儿里，一出声儿就“怒怼”的人，会被人认为是正常的人么？在没有确切事实面前，就说“可能”张三是强盗、李四是小偷，并不会被张三和李四提溜着打狗棒追着满村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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