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史话 | 流亡、停刊与“新生事件”
时势严峻，时局动荡，邹韬奋位列被暗害的黑名单中，不得已流亡海外；走访、考察西方出版事业的同时，依然心系祖国。
邹韬奋被迫流亡国外后，《生活》周刊风雨飘摇。1933年《生活》周刊出版八年，被国民党查封。《生活》周刊的后身《新生》周刊，于1934年2月问世；1935年5月4日，一篇《闲话皇帝》引发轩然大波，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之下，查封《新生》周刊，判杜重远入狱，进而引发“新生事件”，引起全社会普遍反响。
读者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上期“生活史话”栏目为大家介绍了生活书店的创建过程
本期，包括我的被迫流亡、《生活》周刊被封和“新生事件”等一系列艰难时刻将接踵而至
究竟是哪些事，让先生和生活书店陷入了困境？
说起当年的事儿，都离不开抗战……
流亡、停刊与“新生事件”
一、韬奋流亡出国
尽管时势严峻，韬奋坚持原则立场，一面主编《生活》周刊，一面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这两方面的活动是息息相关的。
韬奋办《生活》周刊，很得人心，享有社会声誉。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鲁迅通过胡愈之，邀同韬奋一起参加。在成立会上，推宋、蔡为正副会长，杨杏佛为秘书长，鲁迅、胡愈之、邹韬奋等人为执行委员。这是邹韬奋第一次参加政治社团活动，接触实际的政治斗争。发起和参加“同盟”的，还有黎照寰、林语堂、王云五、沈钧儒、郭蔚然、周建人、张志让、茅盾、郁达夫、王造时、叶绍钧（即叶圣陶）等人，还有国际友人伊罗生、史沫特莱等人，都是文化界、知识界代表人物。“同盟”这一政治性的群众组织，主要是为营救政治犯而成立的，也还有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要求，执委会开会，每次议题总是揭露国民党政府及特务非法逮捕拷打及屠杀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的罪行，讨论营救的办法，给邹韬奋留下深刻的印象。
▲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萧伯纳的合影
（来源：www.sohu.com）
“在‘同盟’成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主要的活动有：声援许德衍、侯外庐等为呼吁抗日而被北平当局非法逮捕的全体师生；抗议反动派非法杀害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编辑刘煜生；营救被非法逮捕入狱的陈独秀；营救邓中夏；营救‘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牛兰和他的夫人；营救著名共产党人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5位革命志士；营救被绑架的左翼作家丁玲和潘梓年；调查北平监狱的黑暗状况；到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抗议希特勒政府的法西斯暴行等等。”（见宋庆龄基金会编《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载1992年2月16日《人民日报》。）
“同盟”组织实际的营救活动，有理有据地同国民党当局展开斗争，为救陈赓，宋庆龄亲自找到蒋介石进行交涉。与此同时，“同盟”发表声明，提出抗议、要求等。当然这些抗议及声明在国内国民党统治区的报刊上无法刊登，而是通过在上海的外国进步记者电传在英、美等国报刊上披露出来，引起各国名流如萧伯纳、爱因斯坦、巴比塞等纷纷联合发表宣言，予以声援。邹韬奋在其主编的《生活》周刊上，对“同盟”的宗旨和活动也作过一些介绍和阐释，报道《江声日报》经理兼编辑刘煜生被害以示抗议。对这些举动，蒋介石大为恼火，向“同盟”下了毒手。第一个为特务暗杀的是“同盟”秘书长杨杏佛。
▲ 1933年6月18日晨，杨杏佛被国民特务暗杀的报道
（来源：www.sohu.com）
杨杏佛是国民党左派，与地下党是有联系的。他当时是蔡元培为院长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负责“同盟”的实际工作。
杨杏佛于1933年6月18日在中研院门前被害。殡殓那一天，宋庆龄、鲁迅、胡愈之、邹韬奋等不顾危险，到殡仪馆吊唁，同仇敌忾，大义凛然。接着，宋、蔡等接到恐吓信，有消息传出，在将被暗害的黑名单中，列有鲁迅、邹韬奋等人。鲁迅临时另换住处，韬奋无法隐蔽，处境危险，友好们力劝其出国暂时躲避，同时也可考察一下外国的文化出版事业。韬奋临行前，意识到《生活》周刊的寿命不长了，预先写下了停刊词，准备反动派来查封。店事由徐伯昕负责，《生活》周刊托胡愈之照料，一日不封门，一日照样出下去。
老徐、愈之，生活书店和《生活》周刊就交由你们了，此次分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了
韬奋，尽管去！出去避避风头，等过了这阵子，我们还要向你讨教外国的出版事业呢
交给我们就好！只要反动派一日不查封，我等一定继续将《生活》周刊出下去！
多谢二位，你们也多保重！
韬奋开始过流亡生活。1933年7月14日秘密离沪，先后到达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比利时、德国、苏联、美国，本拟再去日本，因“新生事件”发生，于1935年8月底提早回国。
韬奋在国外，一面参观、访问、考察，一面学习、思索、写作，寄回许多海外通讯，在国内发表，结集为《萍踪寄语》一集（主要写英国）、二集（主要写德国）、三集（全部写苏联）。回到国内后，又整理出版了《萍踪忆语》（写美国）、《读书偶译》（在伦敦读马列著作笔记）等书。
韬奋在英国时，埋头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研读马列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并做笔记。
▲ 韬奋出国前与家人合照
（来源：韬奋纪念馆）
在苏联考察时，韬奋把自己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请萧三转送给高尔基。并写一封英文信附去。信中说：中国“正进行着一次真正的革命”，表明自己主编的《生活》周刊是在“鼓吹社会主义，同情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但是，它必须在各种伪装的方法之下进行自己的工作，因为它是在白色恐怖最厉害的上海出版的”。
韬奋走访了美国的南部和西部各地。他冒生命危险深入到美国南方看黑人的悲惨生活，到西部看农村生活。把见闻记述在《萍踪忆语》一书中。抗战后，周恩来有一次同韬奋晤谈时提到《萍踪忆语》说：“关于美国的全貌，从来没有看见过有比这本书所搜集材料之亲切有味和内容丰富的。”
韬奋身在国外，心系中华。国事无时不存心中，对生活书店自然十分关注。《生活》周刊被封，《新生》周刊创刊，韬奋写信给好友戈公振说：“《新生》为《生活》后身，乞兄为之撰文，表面上由杜重远兄负责，一切仍属旧贯，编辑由艾寒松兄负责，发行仍由徐伯昕兄负责。”当他在美国报纸上看到“新生事件”发生，杜重远入狱，悲愤交加，取消了拟议中的日本之行而提早于1935年8月底回国。
《生活》《新生》相继被封，杜兄入狱……这世道，真是可悲，真是可气！！回国，回国！
韬奋经过两年来在国外的考察与思考，思想有了进一步变化，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走向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问题。他肯定“世界大势发展的方向，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肯定“中国发展的方向，应该走苏联的道路，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应以社会主义苏联为盟友”。（见《萍踪寄语》三集弁言。）
二、《生活》停刊与“新生事件”
韬奋被迫流亡国外后的《生活》周刊风雨飘摇，胡愈之代替韬奋写每期的“小言论”，枕戈待旦，约有半年光景。1933年11月，以陈铭枢为首的国民党内抗日派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号召抗日反蒋。《生活》周刊在“小言论”专栏上发表了由胡愈之执笔的《让民众起来吧》短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生活》周刊同情福建人民政府和“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等罪名，通令全国予以查禁。出版了8年，为人民群众拥戴的《生活》周刊，就此被扼杀了。在最后一期（第八卷第50期）上，发表了胡愈之所撰的《最后的几句话》一文，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摧残表示无比的愤怒，同时满怀信心地向广大读者指出：“统治者的利剑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而不能断绝精神意识上的联系。人类的全部历史记载着，民众利益永远战胜一切。一切对于民众呻吟呼喊的压制都是徒劳的。”最后一期还发表了邹韬奋出国时预先写好留下的《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文中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严正地申明了刊物的正义立场。事实证明，反动派手中握有政权和军权，可以扼杀一个刊物，但扼杀不了它所体现的民族精神，阻挡不了抗日怒潮。
读者们，同僚们，今天是最后一期《生活》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如此这般的摧残，我们实属无奈，也无比愤怒！
这篇是韬奋出国前预先写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与各位，在此告别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生活》周刊被封以后，不到两个月时间，《生活》周刊的后身《新生》周刊，于1934年2月问世了。正如韬奋所说的那样，“一切仍属旧贯”。
《新生》周刊由杜重远出面主编，是利用杜重远的社会关系得以登记出版的，这也是胡愈之等人出的好主意。
杜重远是生活书店的理事，是东北爱国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在抗日救国的问题上，杜重远与韬奋意气相投，结为挚友。杜重远是张学良的亲信，因与张学良的关系，同国民党上层人物如宋子文、冯玉祥等人有接触，又和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蔡劲军是旧友，由于有这些便利，《新生》周刊登记得以通过。
▲ 杜重远，革命烈士，1944年遭军阀盛世才杀害
（来源：www.sina.com）
《新生》周刊的内容和形式，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生活》的替身。精于发行的徐伯昕把新生的《新生》周刊寄给《生活》周刊的旧订户进行征订，正合需要，纷纷订阅，使《新生》周刊继续保持《生活》周刊原有的大量读者。
1935年5月4日，当《新生》周刊出至第二卷第15期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一期发表了易水（艾寒松笔名）所写题为《闲话皇帝》的短文，大意是说日本天皇是生物学家，按照宪法，天皇没有实权，所以以搜集植物标本作为日常工作云云。这篇文章是经过国民党书报审查机关审查通过，内容并无大碍。日本帝国主义因《新生》周刊鼓吹抗日，借口这篇文章侮辱日本天皇发难。先是在上海出版的日文报上大肆喧嚷，接着日本政府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怕日帝怕得要死，为此派要员并携同上海闻人杜月笙等和杜重远谈判了两三天。要求杜重远不要说出这篇文章经过审查，文责自负，使政府以无干系来应付日帝。经法院做做样子，以违反审查条例，罚款了事，罚款也不要杜出。杜重远与同人商量后，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得不作一点妥协。国民党政府要杜重远交回审查证，被杜借辞拒绝了。结果，国民党政府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一次假审判变成了真冤狱，判杜重远一年零二个月的徒刑，《新生》周刊随之被查封，而且又颁发了“敦睦邦交”令媚日。由于原来讲定是假审判，杜重远没有请律师辩护，不料竟成了定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所谓“新生事件”。
▲ 刊登在《新生》周刊上的《闲话皇帝》一文
（来源：zhuanlan.zhihu.com）
“新生事件”的产生及其影响和后果，是和当时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不可分的。这一事件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经地下党做工作，使它在某种意义上把坏事变成了好事。
首先在全国人民面前，彻底暴露了蒋介石屈膝投降日寇的真面目，压制抗日言行，爱国有罪，激起全国人民的抗议浪潮，成为促进上海各界成立救国会的刺激因素。日寇得寸进尺染指华北，引发了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来源：www.sohu.com）
其次，“新生事件”所以在当时引起普遍的反响，是和杜重远这个人不可分的。他是爱国工商界的代表人物，不仅仅是一个左翼文化人。此事在工商界引起强烈反响，更大的反响还是在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方面。
胡愈之在《我的回忆》一书《从“新生事件”到“西安事变”》一文中说道：“杜重远在东北以支持马占山抗日闻名的，因此杜被判刑，正如晴天霹雳，大批东北军人员，包含张学良部下的干部将领，也有一些东北军内的地下党员，……络绎不绝地到监狱里向这位抗日英雄进行慰问。重远被监禁在漕河泾的模范监狱，重远是被国民党诬陷入狱的，《闲话皇帝》的审查证还在重远的手里（秘藏在银行保险箱）。国民党做贼心虚，不能把重远当作一般犯人看待。加上主管监狱的蔡劲军也不得不对旧友加以照顾。因此为重远建造了三间平房（单独关押），除了重远一人外，还由重远请了一名炊事员，为他做饭，重远还享有一种特权，外面去探监的人，只有得到他的同意才能进入他的监房。这样就使国民党特务分子无法察觉和监视，监房也就成为重远向东北军以及一些进步青年进行政治工作最适宜最安全的地点，而重远也就是这样干的。”胡愈之说，我每周去看他，有时“重远要我帮助他，向来访的人们做些政治工作。我和高崇民（张学良的另一亲信）同志就是这样在监狱里由重远介绍第一次见面的”。杜重远说：“他是坚决主张抗日的。”
愈之兄弟，想请你帮个忙……
杜兄尽管说！我能帮上的一定倾力相助！你在狱中也要多多小心啊
好的，多谢愈之！
胡愈之与高崇民有了联系，做他的工作，“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的朋友”。后来高去西安，在张学良身边工作，张派他和杨虎城联络。1936年2月，张学良在南京出席会议，顺道到上海，去看了他（杜重远此时就医于虹桥疗养院），张一个人开了一辆车带他驶到上海郊外偏僻的地方，谈了他和陕北红军商谈合作抗日反蒋，已取得协议，中共中央并且已派了重要人员，秘密驻在张学良司令部。杜重远后来对胡愈之说：“这件事已用不着我们去插手，为了保持绝对秘密，往后同任何人都不要再谈东北军的事了。”蒋介石紧逼张学良进攻红军，张到洛阳又在西安对蒋劝阻不止，蒋一意孤行，胁迫张学良剿共，如若不依，把东北军调离，于是“逼上梁山”，张杨举行兵谏迫蒋抗日。这就是造成震惊中外、扭转中国之命运的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因此，人们说，由“新生事件”引起的政治风波，对于“西安事变”的发生，起到了一些有益作用。
杜重远刑满获释，抗战开始了，杜跟共产党走，在与周恩来同志商议和指导下，他到了新疆，做盛世才的工作。在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杜重远被两面派盛世才戕害，尸骨至今不知下落。
杜重远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我想各位读者应该深入认识一下这位革命烈士！
杜重远
原名杜乾学，民族企业家，革命烈士。
出生于1898年，1911年考入沈阳省立两级师范附属中学，毕业时正值袁世凯称帝复辟，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取任重道远之意，改名重远。
曾留学日本，1923年回国后在沈阳开设肇新窑业公司，曾任辽宁商务总会会长。
“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以记者身份鼓动民众抗日救国。
曾参与筹办《生活日报》，1939年任新疆学院院长（现新疆大学），后创办《光芒》刊物。
1940年被软禁在家，次年5月18日，盛世才捏造“汉奸”、“托派”的罪名将他逮捕，又施以30多种酷刑，逼其承认是“苏联间谍”、“秘密共产党员”，但他始终坚贞不屈。
1944年6月，盛世才派人在食物中放毒，使他肠肺烂穿，大量呕血便血；然后，又给他注射两支烈性毒针，将其运至东花园数丈高墙上，再从墙头推下杀害，并毁尸灭迹。
今天的幸福生活，真的来之不易！太多革命志士牺牲在了敌人的枪口下，无数人民流血、流泪，流离失所……我们要向这些烈士致敬，向这段历史致敬！
向杜重远先生和抗日救亡的先烈们致敬！为生活书店在三十年代的斗争感到骄傲、自豪，太不容易了！
本期“生活史话”就是这些~下一期，生活书店将迎来逆境中的翻盘，出版了众多书刊、杂志，期待你能一起见证我们的崛起！
本文部分内容节选自《生活书店史稿》
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注：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本期排版：龚秋豪
本期编辑：赵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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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生活书店诞生于30年代民族危难之时，面临的是国土沦丧、民生凋敝的局面，呼吁抗战，挽救危亡已是全民族的要求。作为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代表人民的舆论喉舌和广大群众呼声、站在斗争前列的邹韬奋，在他创办的刊物和生活书店的事业中，百折不挠，始终高扬着爱国救亡的大旗，并与国民党反动派作着不懈的斗争。生活书店正是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叙述地历史，可从中看到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一个侧面。
本书的撰稿人都是在生活书店创办时或以后各个时期参加书店工作的，因为撰写人身历其境，史实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所运用的资料，有的来自韬奋和书店另一创办人徐伯昕的著作，有的来自书店当年内部编印的《店务通讯》，更多的史料则是从业人员的回忆实录。全书从初稿到定稿，经过多次讨论并核实材料。由于生活书店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摧残，人员颠沛流离，许多资料和档案已散失殆尽，现在已难以弥补了，因此有些事未能详尽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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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 著/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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