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时代的攀枝花，除了钢铁还有温情 | 想象 · 一座城
钢厂建构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
它充满了温情，
在今天，
它已经被市场化的主流社会结构所溶解，
但已经构成了几代人的情结。
——摘自《南风窗》1964年以前，攀枝花还是重庆附近的一个不起眼的弹丸之地。在国家安全威胁严重和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背景下，三线建设蓬勃开展。攀枝花被赋予了钢铁生产的重任，一时间成为了国防后备的重地和经济特区。在二滩水电站旁边，攀枝花的高炉里烧着从重庆运来的煤，工人在这座因为钢铁而打造的城市里炼铁，并把成品通过成昆铁路晕倒六盘水工业基地。
为了建设攀枝花，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力量在这里聚集。如果没有三线建设的项目，很难想象，攀枝花这个内陆城市会变成一个移民城市。如1965年初，国务院10个部委的5万多职工从全国各地汇集攀枝花；中央军委调遣铁道兵5个师、扩编到18万人，参加成昆铁路大会战；仅1970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毕业生集中分配及相继调到攀枝花市的就有56人。仅攀枝花钢铁基地的设计，就组织了来自全国100多个科研、设计、施工、设备制造单位及其他有关行业的1300人的设计大军，进行了一场在世界工业史上罕见的弄弄坪“设计大会战”。毛泽东曾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可见，攀枝花在全国当时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攀枝花钢铁厂是三线建设的产物。与宽广的武钢、包钢厂区不同的是，攀钢的厂址颇为局促。按照国际惯例，建设一座年产150万吨的钢铁厂，至少需要5平方公里的平地，但这里却只有2.5平方公里、高80米的山坡。设计人员大胆提出了台阶式设计方案，通过大规模爆破，将山坡平整成4个大台阶、23个小台阶的台阶平地，辅以先进的多种运输方式和相应的工艺流程，浓缩安排下钢铁厂的布局，被人们誉为“象牙微雕”式立体大型企业。
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处于摇篮期，在变动的国际格局中小心翼翼地谋求生存。许多基地和军工企业建设都用番号代替，按照国家的指示进行生产。对于当时在这些企业工作的工人来说，进了厂，就意味着日子有了保障。基地用了很大一部分精力为员工建设和完善居住环境，直到后来“除了火葬场，什么都有”的地步。基地的开创者们，在这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培养着事业与孩子。日复一日，把一种稍显古怪的日子过程了熟悉的生活。每天清晨，人们在喇叭播放的军号声中准时起床，家属区渐渐喧闹起来，开始了忙忙碌碌的一天。
到了八十年代，国家建设的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党中央对“三线”建设的工作重心进行了调整。攀枝花也从国家安全使命转向对市场经济效益的追求。直到千禧年以前，攀钢（攀枝花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在那个物资还相对紧缺的年代几乎保障了工人们的衣食住行。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结构中，工人们的生活可谓丰衣足食。每逢过节，攀钢总会给员工们派出许多福利，有腊肉、油、米、绿豆、海鲜等等。在攀钢，每个车间的班组都有一杆秤，由各个车间根据员工数，去攀钢下属的生活公司领取福利，之后，再用秤均分给每位员工。除此之外，员工们还可以得到单位配送的房子，里面的家具和生活用品都由单位统一配套。不仅如此，员工的子女似乎注定有一个不会比当钢铁工人差的命运。攀钢孩子从托儿所到小学、初中、高中或进入职教中心，都在攀钢办的学校里，享受到很好教育，如果考不上大学，还可在参加攀钢职工培训中心的培训后，进入攀钢工作，实现代际传承。
然而这些远远不是攀枝花记忆的全部。最让人难以忘怀的，还是工厂子弟、集体生活所带来的一段段温情时光。那时无论从哪里来的工人，在攀枝花，都能彼此听懂对方说的话。因为到了攀钢二代以后，那里的人们都操着一口攀枝花独有的口音，这种口音是各地方言不断磨合和融合过程中形成的，导致无论从哪儿来的人都能听得懂。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在当时，这家烧好饭，吆喝着那家小孩吃，小孩跑到别家去讨肉吃的现象再正常不过了，邻里之间相待就像是一家人。对于工人来说，领导和他们那种直来直去的纯洁的关系是难以忘怀的，他们可以当众批评领导的做法而没有任何的精神负担。
而今，以攀钢为代表的钢铁企业在中国企业转型和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下，21世纪以前那种“以厂为家，以厂为荣”的凝聚力和情怀已经在减淡。现在钢铁产业的利润率下跌至1%以下，工人对钢铁企业来说，成为了一个不小的负担，加上国家政策的改变，再也难以维系当初那种极具共产主义色彩的分配水平。如今的攀枝花，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纯粹，人与人的关系变得逐渐疏远。如今怀念攀枝花里的温情时光，是因为在现今社会中，人们都有一种对单纯而美好的人际关系的渴望。
参考来源：
早安攀枝花
三线建设之代号066：远山里的家国记忆
攀钢往事 《南风窗》2016年第九期
图片来源：
中国国家地理
网络
编辑：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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