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声 | “雪花论”为什么遭年轻人反感
2019年10月14日，韩国艺人崔雪莉被发现在家中死亡，网络上随即掀起了对雪莉死亡原因的讨论。由于雪莉生前曾坦言自己深受网络恶评的困扰，且经纪人透露雪莉患有抑郁症，雪莉因网络暴力加剧抑郁症而自杀的推测便广泛流传。“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被大量网友转发评论，用来指责之前曾经在网络上批评、辱骂过雪莉的人，表明雪莉的死亡正是他们恶评累积造成的结果。在对雪莉事件进行反思的同时，铺天盖地的“雪花论”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反感。
”（“雪花论”在平台“霸榜”）
在网络上搜索“雪花论出处”，大量的内容都与伏尔泰有关。很多人都认为这句话出自《伏尔泰语录》，但并无人具体说明这是伏尔泰在什么时候以及何种情境下说的。另一种更为可靠的说法是“雪花论”出自波兰诗人斯坦尼斯洛·耶日·勒克（Stanisław Jerzy Lec）诗作《更凌乱的思绪》，其中的一句诗中文译作“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
斯坦尼斯洛是一位波兰记者，二战时期纳粹入侵波兰后被抓到捷尔诺波尔集中营，在这里他被带到树林里，被迫拿铁锹给自己挖墓穴。趁看管自己的守卫不备，斯坦尼斯洛重击卫兵脖子杀了他，逃出后继续参与反抗纳粹的斗争，直到战争结束。结合斯坦尼斯洛的人生经历，可以推测“雪花论”是在反法西斯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具有特殊含义和指代意义。
“雪花论”为什么遭人反感？
雪花论深刻地揭示了平庸者之恶，用于评论网络暴力事件具有一定合理性，旨在呼吁大众反思自我。不过，在雪莉事件中，不乏有网友对于雪花论表示反感与质疑。
其中的原因是此次广泛传播的雪花论脱离了具体背景，或者说没有在正确合理的背景下发挥作用，因而偏离了传播它的初衷。
雪花论以战争为背景对人性进行审视与反思，不仅具有启发性，更具有严肃性。对于雪莉事件，网友从最初的震惊，到自然而然地将雪莉死因归结为抑郁症自杀，再到将自杀原因归咎于网络暴力，这个认识合情合理。在悲剧事件的场景下，有些人缺乏自我反思，没有真诚哀悼，而自私地认为“别人是施暴者和盲目者，我是旁观者和明眼人”，误用、滥用“雪花论”，于悲伤的氛围之中大范围地发表看似悲伤实则空洞的“无病呻吟”，言论的严肃性被消解，一场发人深省的悲剧俨然成为群体盲目、消费逝者的闹剧。
雪花论泛滥引人反感的核心是道德伪装。事件中雪花论的误用，除了没有自我反思，还从道德角度谴责他人、自我开脱，变成“我没有错，要启发别人思考他们的过错”，通过自我标榜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正义标兵”，冠冕堂皇地将语言的“枪口”对准广大网络群体广泛“射击”，引人反感。
作为事后诸葛亮式的警句，雪花论没有起到聚焦事件的作用，反而让大众的注意力扩散甚至偏题。雪莉的死亡原因尚不明朗，直接将责任归结到作为个体的“雪花”身上，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很不公平。一些网友甚至在不了解雪莉是谁、生前做过什么事、网友对她为什么会有负面评价的情况下，就在盲目的“雪花论”风潮下，直接给别人扣上或是被别人扣上一顶网络暴力的帽子。
在社交网络上，“施暴者”、“受害者”、“旁观者”三种角色的界限并不明晰。当初对雪莉或多或少施加网络暴力的人群，和如今感慨“当你开始死去，全世界突然爱你”，大谈雪花论的人群之间并非没有重合；曾经评价雪莉“放飞自我”和现在祝福逝者获得安宁的，也可能是同一批人。
“雪花论”引起反感之后，另一个群体化极端也随之产生：以暴制暴，无辜者迁怒于无辜者。滥用雪花论谴责他人是错误的，一批反对雪花论的网友涌至热依扎等艺人社交网页下批评谩骂——由于“反对网络暴力”，采用同样无理智的方式酿成新的网络暴力，着实荒诞不经。
在这场关于“雪花论”的观念撕扯中，人们纠结于正义的天平究竟会倾向哪一方。其实，若人们在理应悲伤肃穆的环境下拿起高音喇叭针对彼此，从这一刻起正义的天平已然不复存在。社会事件发生之后，查明真相、传播真相才是当务之急。
雪莉事件尚无定论，如果网络暴力和抑郁症是自杀的重要诱因，整个社会层面上应该思考如何从法律上、制度上着手，创造一个能够自由表达意见同时避免网络暴力现象的网络环境。
如果说每片雪花都有责任，
每个人的责任位于何处？
如果阿尔卑斯山的雪崩与你我无关，
那你我过去是否引发过，
将来是否会引发长白山的雪崩？
反感“雪花论”，不是否定它的内容或是他人的观点自由，而是反感不经思索地利用某个“金句”，对他人不负责任地进行指责。世界上不只一位雪莉。没有人知晓下一位雪莉是谁，亦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不曾加害于雪莉、不会成为雪莉。但是进入大众话题中心的“抑郁症”、“网络暴力”、“名人压力”、“娱乐圈乱象”，不应沦为一时谈资，热点过后，便被抛于脑后。
撰稿 | 陈思君 新闻传播学院2018级本科生
杨经琦 人文科学试验班2019级本科生
图片 | 来源网络截图
美编 | 马怡群 新闻传播学院2018级本科生
责编 | 陈丽敏 新闻传播学院2017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