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甘地：《薄伽梵歌》是我日常生活参考的字典（杜危、吴耀宗译）

2016-07-01 Gandhi 黄灿然小站

反省的结果

1893年当我和基督教友们有了密切来往的时候，我对于宗教还是一个门外汉。他们竭力帮助我，想叫我接受耶稣的福音，而我却是一个没有成见的谦逊而怀着尊敬心理的听道者。那时我自然是竭尽所能研究印度教，对于其他宗教，也是努力进行了解的。

到了1903年，情况多少有些改变。通神学的友人们一心要把我拉进他们的团体，但是目的是想从我这样一个印度教徒身上取得某种东西。通神学的文学充满了印度教的影响，所以这些朋友便指望我来帮助他们。我解释说我的梵文水平是谈不上的，我也没有读过印度教经典的原文，就是翻译的东西也看得很少，然而他们是“沙姆斯迦罗”（前生注定的）和“普纳建摩”（转世）的信奉者，他们以为我至少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助。于是我觉得自己像是鸡群之鹤了。我开始同几个朋友诵读辨喜所著的《瑜伽经》，还同其他的朋友读着姆·恩·德维卫迪作的《瑜伽论》。我还得和一个朋友读钵颠阇利的《瑜伽修多罗》，还和许多人读着《薄伽梵歌》。我们成立了一个类似“求正教徒俱乐部”，经常诵读经书。

我对于《梵歌》已经有了信仰，它对我有一种吸引力。现在我承认有对它加以更深钻研的必要。我手头有一两种译本，我就依靠它来理解梵文原意。我还决定每天背诵一两首。为此我就利用清晨沐浴的时间。这需要占用三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刷牙，二十分钟洗身。我已习惯于采取西方的办法──站着刷牙。所以我在面前的墙上按上一片纸条，写上几首《梵歌》，随时帮助我背诵。这段时间作为每天诵读新的和复习旧的诗篇是足够了。我记得我就是用这个办法背诵了十三章。但是诵读《梵歌》的时间后来被别的工作占掉了，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创立和发展则占去了我所有的时间，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诵读《梵歌》对于我那些朋友们究竟有什么作用，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但是对于我来说，《梵歌》已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的指南。它成为我日常生活参考的字典。正像翻阅英文字典查索我所不认得的字义一样，我是依靠这部行为的字典来解决我所遇到的一切疑难和考验。有一些字象“阿巴里格拉哈”（不占有）和“萨摩婆瓦”（平等）吸引了我。怎样发掘和保持那种平等，是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同等地应付屈辱、蛮横和腐败的官员，老是闹无原则纠纷的旧同事以及待人接物无可厚非的人？一个人怎样剥夺自己的所有财产呢？难道占有肉体本身还不够吗？妻子和儿女不也是财产吗？难道我应该把橱柜里的书籍全都销毁吗？难道我应该放弃一切而以“他”为模楷吗？答复是直截了当的：除非我舍弃一切，我便不能归依于“他”。我对于英国法律的研究帮助了我。我想起了史尼尔有关平衡法的讨论，《梵歌》的训诂使我更加明白“受托人”这个字的含义。

我对于法律学的敬意增长了。我从中发现了宗教。我懂得《梵歌》关于不占有的训诂意思是说：凡是要解脱的人应该学受托人的榜样──他虽然控制着大量的财物，但是没有一样被当作是自己的私物。这就像白天一样的清楚：一个人要做到不占有和平等必须先改变心肠和态度。我于是写信给列瓦商卡巴伊，请他容许我撤销人寿保险，随便收回一点钱，或者把我已经交的保险费算是损失，因为我已经相信，上帝既然创造了我的妻子儿女和我自己，就会照顾他们。我还写信给我的哥哥，他待我一直像个父亲。我向他说明我已把当时全部的积蓄都给他了，此后他不要再指望我继续汇钱回去，如果我有积蓄，也要用到侨团的利益上去。

要使我哥哥谅解这一点，确非易事。他以严峻的语言向我说明对他应负的责任。他说我不应当自以为比父亲更聪明。我必须像他一样地照顾家庭。我向他指出，我所做的正是我父亲过去所做的事情。不过“家庭”的含义稍有扩充，而我所采取的步骤究竟有什么智慧，将来是会明白的。

我的哥哥不再理我了，事实上终止了所有的信件往来。我深为不安，但是如果要我放弃我所认定的责任，就会使我更加不安，两者之间，我选择了较轻者。然而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敬爱，这种敬爱一直是纯洁而伟大的。他对我的厚爱正是他的不幸的根源。他并不是那么需要我的钱，他把这种作法当作是我对家庭应尽的义务。

幸而到了晚年，他终于谅解了我的看法。他在临终的时候，认识到我所采取的步骤是正当的，写了一封非常感人的信给我。他向我道歉，如果说一个父亲也可以向他的儿子道歉的话。他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我，叫我按我认为正当的办法抚育他们，并表示他渴望和我会面。他发了一个电报说他想到南非来看我，我回电赞成。然而事与愿违。他所寄望于他的儿子的，也没有实现。他在动身去南非之前便去世了。他的几个儿子依然是在旧的气氛中长大，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不了。我不能把他们拉过来。这不能怪他们。“谁能预先说定自己的命运呢？”谁能消除他与生俱来的印象？同样的，一个人如果指望自己的儿女也必须经历和自己同样的演变过程，那将是徒劳无功的。

这件事情多少表明了作父母的承担着一种多么可怕的责任啊。

一本书的魔力

这一次的黑热病加深了我对穷苦的印度人的影响，并且增加了我的业务和责任。我同欧洲人的一些新的交往变得很密切，这也大大地加重了我道义上的职责。

我在那家素食馆里认识了波拉克先生，就像我在那里认识韦斯特先生一样。一天晚上，有一个青年坐在离我不远的一张桌子上，送了一张名片给我，说是愿意见见我。我请他到我桌子上来谈谈。

“我是《评论报》的副编辑，”他说道：“我看见你在报上发表的关于时疫的那封信，便很想见见你。我很高兴果然有这么一个机会。”

波拉克先生的诚恳吸引了我。就在初次见面的那天晚上，我们彼此便都了解了。我们对于若干重要的生活问题，意见似乎都很接近。他喜欢简朴的生活。他有一种知而行之的特点。他在生活上进行的一些改变不但迅速，而且是剧烈的。

《印度舆论》的开支一天天大起来了。韦斯特先生辟头的一个报告便令人震惊。他写道：“我并不指望这个事业能产生像你所想象的利润。我甚至担心还要亏损。账目是不清楚的。有大宗欠债应当追回来，但是谁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这需要经过一番整理。不过你用不着为这一切惊慌。我一定尽力把这些事情弄得妥妥贴贴。有利润也好，没有利润也好，反正我要留下来。”

韦斯特先生发现这件工作无利可图的时候，本来很可以一走了之，而我也不会怪他。其实他还可以指责我，说我没有确实的证据，便告诉他这个事业是有利可图的。但是他始终没有一句怨言。不过我有一种印象，韦斯特先生因为这件事便认为我是一个容易受人欺骗的人。我只是简单地接受马丹吉特先生的预算，并没有加以检查，便告诉韦斯特先生可望得到利润。

现在我才明白，一个为公众工作的人，不应该随便发表连自己都没有把握的意见。尤其是一个信奉真理的人更应该谨小慎微。让人相信未经充分证实的事情是对真理的损害。我虽然懂得这一点，却还不能完全克服自己容易受骗的习气，这是因为我渴望多做工作，而自己又干不了那么多的缘故；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实在令人难过。这种渴望多做工作的心情常常引起我的同事们的不安，虽然我自己倒不在意。

我一接到韦斯特先生的来信，便到纳塔耳去了。我拿波拉克先生当心腹看待。他到车站来送行，留给我一本书在旅途中阅读，他说他相信我会喜欢它的。这就是鲁斯金的《给那后来的》。

我一开始读这本书，便不忍把它放下。它把我吸引住了。从约翰内斯堡到杜尔班是二十四小时的旅程。火车是在晚上到达那里的。那天夜里我睡不着，我决心照着这本书的理想去改变我的生活。

这是我第一次阅读鲁斯金的著作。我在学校的时候，除了教科书，没有读过什么课外读物，献身于社会以后，读书的时间很少。因此我谈不上有多少书本上的知识。然而我相信由于这种外力的限制，我并没有吃多大的亏。相反，正因为我读书很少，倒使我可以彻底消化我所读过的书。使我的生活立刻发生实实在在的变化的，就是这本《给那后来的》，后来我把它译为古遮拉特文，定名为《万人之福》。

我相信我在鲁斯金这部伟大的著作里发现了它反映着我自己的一些最深切的信念，这就是它所以能够吸引我并在我的生活中引起变化的原因。一个诗人就在于他能够把人们内心所蕴藏着的善良呼唤出来。诗人感人的力量不尽相同，因为每个人的造就有深浅之别。

我所了解的《给那后来的》的教训有：

1．个人的好处包含在众人的好处之中。

2．律师的工作同理发师的工作具有同样的价值，因为依靠工作谋生是人们共有的权利。

3．劳动的生活，即种地的人和做手工的人的生活，是有价值的生活。

第一点是我所知道的。第二点我只有模糊的认识。第三点我却从来没有想到过。《给那后来的》为我清楚地说明：第二点和第三点都包含在第一点里面了。天亮了，我也想通了，我准备把这些原则付诸实行。

初次接触各种宗教

我在英国第二年末，碰见两个通神论者。他们是两兄弟，而且都是未婚的。他们对我谈起《纪达圣歌》①。他们正在阅读艾德温·安诺德爵士翻译的《天府之歌》，请我和他们一起读原文。我觉得惭愧，因为我并没有读过那首圣歌的梵文或古遮拉特文。我不得不告诉他们我没有读过《纪达圣歌》，可是我很愿意和他们一起读，虽然我的梵文知识很有限，我希望我对于原文的理解足以使我鉴别译文是否有讹误之处。于是我开始和他们读起《纪达圣歌》来，其中第二章有这么几行，给我印象很深，而且到现在还萦绕在我的耳际：

人如果注意感觉之物，那就将

受它的诱惑；诱惑生爱好，

爱好煽起欲火，欲火置一切于不顾；

藩篱既破，浩气无存，

终至精神丧失，

身心同归于尽。

① 这里指的是《纪达－戈文达圣歌》（Gita－Govinda），据说是十二、三世纪的时候由一位抒情诗人贾亚－德瓦（Jaya－deva）写下的歌颂黑天（Krishna）早年的牧牛生活，戈文达系黑天的别名——译注。

我觉得这本书像个无价之宝。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日益深刻，时至今日，我依然把它当作是人们认识真理的无上佳作。我在烦闷的时候，它给我极宝贵的帮助。我差不多把所有的英文译本都读遍了，我认为安诺德的译本最好。他对于原文很忠实，而且读起来并不像是翻译的。我虽然和这些朋友读着《纪达圣歌》，但当时还说不上有什么研究，直到几年以后，它才成为我每日必读的书。

这两位弟兄还给我介绍艾德温·安诺德爵士所著的《亚洲之光》。我以前只晓得他是《天府之歌》的作者，直至看见这一本书，我觉得读起来比《薄伽梵歌》有趣多了。我一旦开始读起来，便感到手不忍释。有一次他们还把我带到布拉瓦斯基住宅里，把我介绍给布拉瓦斯基夫人和贝桑特夫人。那时贝桑特夫人刚刚加入通神学会，关于她改变信仰的辩论，引起了我莫大的兴趣。这些朋友劝我入会，但是我婉言谢绝了。我说：“我对于自己的宗教还没有什么心得，不便再加入别的宗教团体。”我记得我曾听从这两位弟兄的劝告，读了布拉瓦斯基夫人的《通神学入门》。这本书引起了我阅读有关印度教典籍的愿望，而且把传教士们所宣传的、认为印度教是充满迷信的观念，从我心中排除了。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在一家素食公寓里遇见了一位来自曼彻斯特的善良的基督教徒。他和我谈起基督教。我把我在拉奇科特所遇到的事情告诉他，他听了以后很难过。他说：“我是一个素食者，也不喝酒。有很多基督教徒既吃肉，也喝酒，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吃肉喝酒都不是圣经所训示的。你要是读一读圣经就知道了。”我接受了他的劝告，他便给了我一本圣经。我依稀记得他自己也常常出售圣经，我向他买了一本有地图、有索引和其他优点的《圣经》。我开始读起来，可是没有法子把《旧约》读完。我读了《创世纪》，以后的几章一读起来便想打瞌睡。但是为了向人炫耀我也读过《圣经》，我非常勉强地读完了其他各书，既无兴趣，也不了解。我最不喜欢的是《民数记》。

然而《新约》却给人一个不同的印象，尤其是《登山宝训》，简直打入我的心坎。我认为它可以和《纪达圣歌》比美。里面说的“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如果有人想要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我看后欣赏无已。并使我想起萨玛尔·巴特说的“惠我杯水，报以美食”那一段话。我那年青的心试图把《纪达圣歌》《亚洲之光》和《登山宝训》的教训都贯穿起来。弃而不取乃是宗教的最高形式，它大大地鼓舞了我。

我所读的这几本书，引起了我研究其他宗教家的生平的兴趣。有一个朋友向我推荐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我读了《先知是英雄》那一章，才懂得先知的伟大、勇敢和严肃的生活。

除了这一点对宗教的认识以外，当时我已无力作更多的研究，因为忙于准备考试，几乎没有什么时间涉猎其他东西了。但是我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打算，以后要多读宗教书籍，以求熟悉所有主要的宗教。

可是我对于无神论又怎能不多少有点认识呢？每一个印度人都知道布拉德劳的名字和他的所谓无神论。我曾读过有关无神论的一本书，书名却忘记了。这本书对于我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已经走出了无神论的撒哈拉沙漠。贝桑特夫人是当时社会上很引人注目的人物，她已从无神论转为有神论，这个事实也加强了我对于无神论的反对。我读了她的书《我怎样成为一个通神论者》。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布拉德劳去世了。他安葬在沃金坟场。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因为我以为每一个旅居在伦敦的印度人都会去参加。还有几个牧师也前往对他表示最后的敬意。我们送殡回来的时候，要在车站上等车。人群中有一个无神论者诘问其中的一个牧师说：“喂，先生，你相信有上帝吗？”

“我相信”，那位善良的人低声说道。

“你也同意地球的圆周是两万八千英里，是吗？”那位无神论者很自信地笑着说。

“那当然”。

“那么请你告诉我，你的上帝有多大？他究竟在哪里？”

“好的，只要我们理会，他就住在我们两人心中。”

“得了，得了，别把我当孩子哄吧，”那位无神论者胜利地望着我们说。

那位牧师谦逊地默不作声。

这一番话更增加了我对无神论的偏见。

选自《甘地自传》（第5、18、20章），杜危、吴耀宗译，商务印书馆，1998

预读/校对：zzj、万蕙馨、杨阳、江涛、Turquoise、山、梓悦、陈涛、俱岩、李宏飞

整理：杨阳、陈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