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刘绍铭：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引言
夏志清的英文专书，一共有两本，一是《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初版，1971年增订本），二是《中国古典小说》（1968）。前者由耶鲁大学出版，后者则为哥大。
夏志清在中国传统和现代小说研究的经典地位，不但他的门人和朋友一致认定；最难得的是，连政治上与他意见相左的年青学者，也对他的学问和批评眼光表示佩服。1976年4月6日的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出了特刊《中国革命文学》，里面有评介性的书目一栏，由John Berninghausen和Ted Huters执笔（两人都在史丹福大学毕业）。关于《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简称《现史》），他们有以下的评价：
作者（夏志清）学问之渊博，批评眼光之独到，在此一览无遗。当然，他的反共立场，和他对在此书讨论到的大多数作家的意识形态之敌视，乃是一样显而易见的。
在最近的将来，大概不会有与此书等量齐观的作品出现，更别说取而代之。再说，本书提到的，但仍未为西方学者注意到的现代中国作家，为数不少。在这方面，夏书是个最现成的起点──虽然书中有不少矛盾的地方。此外我们还得注意作者某些强烈的偏见。……
但不论它毛病多少，《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内容包罗万有，而作者对自己的文学趣味，开宗明义就讲了出来，毫不含糊。即使我们跟他趣味不同，但作者之坦诚态度，令人佩服。此书对英语界读者来说，是一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在思想上和对文学的定义上持着与夏志清不同看法的人看来，《现史》无疑是充满了“偏见”的。譬如说，左派的文学史家，把鲁迅奉为新文学运动的“大旗手”，夏志清却没有，虽然他在本书的第二章就肯定了鲁迅在现代中国小说中的经典地位。同样地，夏氏的所谓“偏见”，没有影响到他对当时其他左派的小说家的公平评价。夏氏以全章的篇幅来讨论张天翼和吴组缃的小说，称他们为第一流的短篇小说作家。
当然，《现史》给人最大的惊异，是夏志清对张爱玲和钱钟书的重视，而这两位作家的名字，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和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都找不到的。（大陆出版的书籍，常因政治形势不同而修正，我用的版本，出版日期分别是1953、1955和1956，特此注明。）上面提到的那位Ted Huters先生，博士论文写的就是钱钟书。
偏见人人会有。刘若愚先生说对了，“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见Major Lyricists of the Northern Sung，1974）。夏志清的偏见，没有使他闭起眼睛，抹煞左翼作家应受称赞的成就──茅盾、丁玲、萧军、沙汀、艾芜、赵树理、欧阳山、周立波、杨朔、路翎，一一都讨论到了。评价可能与左派史家有异，但最少让他们上了文学史，没有因自己的政治立场不同而把这些人的贡献一笔抹煞。这点“体育精神”，难求于左派文学史家。
夏书的重要性和功用，在最近的将来难有人取代。假使在这三四年内夏志清的精神和体力，不为杂事分散的话，他还会有另一本经典之作出现。此书将以更大的篇幅，集中讨论几位在他的《现史》中露过面，但没有详细讨论过的在抗战期间崭露头角的作家，如萧红、端木蕻良、路翎等。
此书一出，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将迈入另一个新阶段，因为夏氏必会发掘出一些欧美左派学人也未必一定听说过的作家，提供一些博士论文的新题目，同时也可以不用一字一墨，替自己的“偏见”，作最有力的解释。
本书的若干章，如“文学革命”、“沈从文”、“张爱玲”，附录中的如《1958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学》（编注：现版本已删）和《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早几年前已见于台港的报章杂志。在台湾没有发表过的16章，现在都悉数收在中译本内。夏志清的“偏见”究竟真相如何，读者可在此自求答案。此书卷帙浩繁，论者要想从中抽样举例，真有不知从何入手之感。不过，由于我上面引了左派三位文学史家的名字和作品，而许地山（落华生，1893—1941）刚巧是这三人和夏志清都提到的一位早期作家，我想把这三个人的见解，摘要录后，让读者参照一下：
（一）王瑶：
他（许地山）对人生有些怀疑的色彩，但并不悲观；《缀网劳蛛》的主人翁尚洁说：“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蜘蛛把一切有毒无毒的昆虫吃入肚里，回头把网组织起来。他第一次放出来的游丝，不晓得要被风吹到多么远；可是等到黏有别的东西的时候，他的网便成了。他不晓得那网什么时候会破，和怎样破。一旦破了，他还暂时安安然然地藏起来；等有机会再结一个好的。人和他的命运又何尝不是这样？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这可以说就是作者的人生观。茅盾说：“他这人生观是二重性的，一方面是积极的昂扬意识的表征（这是五四初期的），另一方面却又是消极的退婴的意识（这是他创作时普遍于知识界的）。所以尚洁并没有确定生活的目的。”……
（二）丁易：
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生活的，有王统照、落华生、淦女士（冯沅君）和王庐隐。……落华生，写有《缀网劳蛛》，思想上带有一种不健康的命定论的浪漫主义倾向，但同时也有现实的平民主义思想的因素。在他的后期，这一平民主义思想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解放者》集中所收的《春桃》，虽然不能从阶级关系上去分析问题，但却写出了劳动人民纯洁的品质和高贵的阶级同情。……
（三）刘绶松：
由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和他对于佛教哲学长期的沉浸，早期作者的思想很明显地存在着虚无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缀网劳蛛》的女子尚洁，虽然“不信史夫人用定命论的解释来安慰她”，然而她认为“事情怎样来，我就怎样对付，毋庸在事前预先谋定什么方法”──这正是一种逆来顺受、乐天知命的看法。“世间没有一个不缺的网”，这种人生观，实际上还是定命论的。尚洁还有一段话，是值得注意的。……
以上引文与王瑶所引完全一样，而论点也与丁易不谋而合，即肯定“许地山早期作品里仍然有着平民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和他“对于劳动人民的朴素深厚的感情”。
（四）夏志清：
许地山（笔名落华生）与他同时的作家最不同的一点是他对宗教的兴趣。冰心赞美母亲，是个泛神论者，但她的哲学是建于她幼年的幸福经验，并没有关注到宗教上的大问题。反过来看，落华生所关心的则是慈悲或爱这个基本的宗教经验，而几乎在他所有的小说里都试着要让世人知道，这个经验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无所不在的。虽然他成就不大，对其他的作家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但他给他的时代重建精神价值上所作的努力，真不啻是一种苦行僧的精神，光凭这点，他已经值得我们的尊敬，并且在文学史中，应占得一席之地了。
许地山很早就受到各种不同的宗教影响。他出生在台湾彰化的一个佛教家庭，长大于福建的龙溪。……他去世前的十年（1931—1941）在香港大学当教授，很少写小说。不过他的一篇很长的短篇小说《玉官》，倒是篇叫人感到意外的作品，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估他的成就。……
……在许多方面，玉官使人想起福楼拜的小说《纯洁的心》里的主角费立西德（Félicité）。不同的是，玉官不像费立西德之任令其善良凋缩于自身之内，她将她的善良向外发扬，实际地伸展到爱与工作之中。
大部分现代中国作家把他们的同情只保留给贫苦者和被压迫者；他们完全不知道，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阶级与地位如何，都值得我们去同情了解。这一缺点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学在道德意识上的肤浅：由于它只顾及国家的与思想上的问题，它便无暇以慈悲的精神去检讨个人的命运。在这方面，《玉官》算得上是个很成功的例外。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瞧不起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会，因此对他们来说，这篇小说是对基督教传教士言过其实的赞美。然而《玉官》并不是一篇替基督教说话的作品，它的女主角彻头彻尾是个中国人，而且也缺乏理解基督教中心教义的知识能力。值得我们注意的重心是：许地山在这篇小说里很成功地采用了理解人生的宗教观点，超越了当时流行的人道主义和“义愤填胸”的情绪。……
据我个人所知，第一个指出《玉官》这部中篇小说的重要性，而又花了这么大的篇幅去介绍它的成就的，是夏志清。王瑶、丁易、刘绶松没有提到《玉官》。台湾出版的史料参考书，如刘心皇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话》（1971）、尹雪曼编的《中华民国文艺史》（1975）和周锦的《中国新文学史》（1976），都有关于许地山的简短介绍，可惜就没有提到《玉官》。
而许地山在文学研究会的地位，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地位，如果没有《玉官》这个别具一格的故事来证实作者的才华，将会大打折扣。
大概因为夏志清“偏爱”许地山，所以才把这个重要的但容易为人忽视的故事发掘出来，并肯定其应有的价值。
本书中译根据的是原著1971年增订本，但筹备工作起于1970年。那时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教书，其中一门课是翻译。在美国教翻译着重中译英，在香港自然相反。可是，我初期的构想──与同学集体译作──虽然很好，第二年就得推翻了。因为1971年我离港赴新加坡大学任教，结果本书的译者中，只有一位是我中大时的学生，那就是译《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的丁福祥君。
其余各章的译者，除了我自己外，都是当今译学一时之选，不必由我在此一一介绍了。我在收到他们的译稿时，已经再三谢过。现在事隔多年，恐他们忘了有这回事，趁此机会再申谢悃。
当初给我译书打气最大的，是现今论交20多年的老友林悦恒君。悦恒那时雄心勃勃，要替香港的友联出版社出一系列的大书。他一听我有意编译此书后，就一口答应下来。十年前的台湾出版事业没有今天那么发达，而我那时尚没有机会认识到传记文学出版社的刘绍唐先生（本书的台湾版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因此今天补说编书缘起，第一个得感谢的是林悦恒。悦恒有古风，是今天我在香港朋友中，每想起旧游时就要神驰的人物。
初校时予我最大帮忙的是黄维樑。跟余国藩一样，维樑是我近年先通信、后结交的一位年青朋友。他为《中国现代小说史》校稿，名义上是帮夏志清先生的忙，实际上是帮了我的大忙。因为我是此书的编者，文内所有错漏，其罪在我。因此，维樑每在校稿中检出一个错误，就减少我一分犯罪的负担。
他还请了新亚书院的同学帮忙，把原著的索引编译成中文，真是功德无量。谨此向他们遥致谢意。
本书编译过程中，最头痛的是将已译成英文的引文找回中文原文来。有些资料易找，可是像上述许地山的《玉官》则不然，这么多位文学史家的著作都没有提起它，理由之一是他们对此篇小说并不重视，理由之二是普通图书馆不易看到。（此篇收在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危巢坠简》内，顺记。）在追查原始资料的工作上，《明报月刊》的黄俊东兄帮了我最大的忙。当然，连他也无法帮我忙的时候，最后的靠山就是写信去原作者夏志清先生求援了。
还有一位功不可没的人要记，那就是黄碧端同学。我把她放到最后来谢之，因为她是威斯康星的学生。今年暑假，她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帮我一字一句地对着英文原著校稿，给我一一举出译文中需要修正的地方。她的点拨，又减轻了我的负罪的担子。
一本译书的编者，除了对读者负责外，还要对原著人交代，要是他还健在的话。夏志清先生不但龙马精神，更难讨好的是，他的中文与英文一样地驰誉学坛。我这份工作，吃力而不讨好，意中事耳。
如果我自己仅有一事可堪告慰，那就是这本巨著，即使夏先生自己动手翻译，也得花两三年时间。我这个编辑人做出来的工作，虽难尽满人意，但想到能够替志清先生省掉两三年的宝贵时间，以便他尽快完成下一本书，我这苦差事，也没白做了。
1978年9月4日劳工节
摘自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引言》
来源: 《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香港友联出版社， 1979；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预读/校对: zzj、李宏飞、陈郢客、俱岩、梓悦
整理: 陈郢客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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