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罗斯：一个格外平静无事的生平 （谭鑫田、傅有德译）

Bach Cello Suite No.4-I(Truls Mork)

斯宾诺莎：生平和特点

他的故事已变成传奇，他的生活成为圣人的生活典型。

有一天，他的女房东偶然问他，他是否相信她在她所信仰的宗教里能够得救。他回答说：你信仰的宗教是一个好宗教，你不需要寻求其他的宗教，也不要怀疑你在其中可以得救，当你在一心敬神的时候，你同时就过上和平安静的生活了。

斯宾诺莎在他的一个论述中附带地讲过，假若一个人希望理解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他无须知道欧几里得的生平和特点，或他使用的语言，他为之写作的公众，或他的著作的后来的历史。他接着说：“这里关于欧几里得所说的，同样适用于所有那些在本性上是明白的事物方面从事著述的人”。这个说法表现出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人的特点。在17世纪，很少有写历史的念头，──它或许过多地从事历史的创造，人们注重发现真理而不是对发现者的自身表露。斯宾诺莎相信，他写的也是关于“在本性上是明白的”事物；对人类至关重要的是他所写的东西，而不是他写的方式。因此，他愿意人们在他的著作中忘记自己，特意请求匿名出版他的著作。在现代不大需要这样的严峻态度。

我们欣赏在公开场合下的豪爽态度，但是我们至少还可以赞美为斯宾诺莎自己的朋友们所理解和尊重的他要求的那种方式。

我们在他的遗著的编者前言中读到：“作者在小时候就受到文献方面的教育，青年时花费过许多年研究神学。但是，当他达到精神成熟的年龄时，他便完全献身于哲学。他被求知的激情所激励。然而当他在教师或著者那里没有发现他所需要的东西时，他便决意试试他自己的力量。在实现这个目的的过程中，他从笛卡尔的著作得到很大的帮助。

“他摆脱了任何种类的事物和职业的扰乱。当时，为了不让朋友们打断他的沉思，他离开他的诞生地和养育他的城市阿姆斯特丹，起初隐居在莱茵斯布尔格（Rhynsburg），而后到了伏尔布尔格（Voorburg），最后到了海牙（Hague）。在这里，他于1677年2月21日死于肺病。享年45岁。

“他不仅献身于对真理的追求，他也专门从事光学的研究，磨制望远镜和显微镜的镜片。这些活动充分显示了他的力量，如果他不过早地去世，能够做出更多的卓越的成就来。虽然他完全与世隔绝，但是由于他的渊博的学识和思想上异常的敏锐，他熟悉非常多的有学识和有地位的著名人士。……

“他把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事物的本性，整理他的发现并把它们告知他的朋友们。他用于娱乐的时间很少。他追求真理的热情是如此强烈，根据与他生活在一起的人提供的证明，他有时在家里待过整整三个月。确实，正是由于他不想打断他的研究，而希望根据他自己的精神把研究进行到底，他婉言拒绝了海德堡大学授予他的教授职务。……

“作者的名字只是以开首大写字母被暗示在扉页和别的地方，这是因为作者在逝世前不久明确要求，不要把他的名字写在《伦理学》的前面。该书的出版是他安排的。除了不希望人们用他的名字称呼他的学说以外，他禁止这样做似乎没有别的理由。……”‍

在这些简单的句子中没有提到名字的主人公──荷兰的犹太人巴鲁赫或别涅狄克特·德·斯宾诺莎（Baruch or Benedictus de Spinoza）于1632年11月24日诞生在阿姆斯特丹的米凯尔和汉纳·狄保拉·德·斯宾诺莎（Michael and Hannah Deborah de Spinoza）的家里。他在本地的塔木德学校（Talmudical College）和私人教师那里接受了教育，后逐渐与犹太教会堂疏远。在24岁时（1656年），受到了最严重的革除教藉的处分。他离开阿姆斯特丹，在几个安静的地方度过他的后半生，这些地方大多在乡村。

他在莱茵斯布尔格住的小房子（现在有从莱顿（Leyden）到这里来的电车）经荷兰的一个团体鉴定而加以保护，仍然保持它的宁静的气氛。在1670年，他居住在海牙，起先住在斯蒂尔·维克雅德（Stille Verkaade），后来住在帕维里恩斯格拉希特（Pavilioensgracht）的一所房子里，这所房子在1927年被一个国际委员会买下用来促进斯宾诺莎著作的研究，现在是斯宾诺莎学会的所在地。他靠新发现的磨制光学镜片的技艺维持生活，一般都认为由于吸入玻璃的细粉末而加重了他原来就有的肺病，他因肺病死于1677年。

这是一个格外平静无事的生平的梗概，到此至少外在的事件都被涉及到了。他的早期生平基本上是以包含在《遗著》中的编者前言里的记载为根据的。考察没有为包含在早期生平中的报导增添多少东西。实际上它表明报导中的大部分没有什么值得批判的地方。关于鲁卡斯（Lucas）的传记，现在有一个新的原文本和沃尔夫（A. Wolf）教授的英译本可以使用，在某些点上证明是错误的，无论如何是不足取的，而且具有护教的倾向。科里鲁斯（Colerus）的更有名的传记是以对20年前的追忆为根据的。科里鲁斯是路德教的牧师，在1693年来到海牙，由于他住的房子曾经是斯宾诺莎的，因而对斯宾诺莎发生了兴趣。

这两个传记都成了由斯宾诺莎的人格所产生的引人注目的印象的证据。然而留下的事实材料，即使全部接受下来，也是不完全的。这个图画式的叙述在某种程度上为得自很多来源的辅助材料所扩充，这些次要的材料现在集中在弗罗顿泰尔（Freudenthal）的非常宝贵的著作《斯宾诺莎传》（Die Lebens chichte Spinozas）中。我们有斯宾诺莎受过教育的学校的记述。课程限于希伯来文和用西班牙文教导的拉比的学问（Rabbinic Learning），虽然注意到课程安排包括修辞学和散文写作，并且定时在私人教师指导下在家里学习其他学科，这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能够猜测出斯宾诺莎为何居住在莱茵斯布尔格。它是大学生“不遵奉传统的派别的”大本营，这些大学生除了持各种学术观点外，主张“言论自由”，并且拒绝参加宗教仪式。在他死后动产里被卖的书籍的清单中，我们获得了对他的兴趣的性质特别有价值的证据。爱好研究的人现在可以在莱茵斯布尔格的斯宾诺莎的故居接触到书籍的复制品，由于罗森泰尔（Rosenthal）男爵的慷慨，图书馆已经重建。当时的官方文件透露出斯宾诺莎的观点所引起的愤激的程度，而旅行者的回忆证实了他在欧洲的声誉。

他的同事和朋友的生平已完全搞清楚。汪·顿·恩德（Van den Ende）是一个还有一点点没有搞清楚的人物，斯宾诺莎在他的学校里学习过拉丁文，后来在一个短时间内也教过拉丁文。梅耶尔（Loedewjk Meyer）是一位在文学艺术和科学方面都有兴趣的外科医生，他最早鼓励斯宾诺莎发表著作。巴林（Pieter Balling）是一位商人，他在《烛光》（Light of the Candlestick）中对莱茵斯布尔格人表示了直率的和有点神秘的崇敬，这个莱茵斯布尔格人好象是斯宾诺莎本人。杰里斯（Jarigh Jelles）是斯宾诺莎遗稿的主要编者，格拉泽梅克（Jan Hendrikszen Glazemaker）是把它们译成荷兰文的译者。

所有这些以及类似的细节都是需要详细研究的课题，必须在一些专门著作和回忆录中追寻下去。然而在这整个问题后面有两个主要的因素隐约可见，它们在这个如此简短的导言式的概论中也不能忽略，因为它们足以解释斯宾诺莎的内在生活和精神境界。这两个因素就是个人经历和当时的历史。

斯宾诺莎出身于马拉诺（Marranos）人的家庭。马拉诺（Marrono）这个字原来是指猪，是用来称呼那些成千上万的居住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的后裔的名字，他们虽然被迫施行洗礼加入天主教，因而成为名义上的天主教徒，然而仍然秘密地坚持他们的祖先传下来的宗教。他们被宗教裁判所驱逐之后，到比利牛斯半岛之外寻找避难所，从1593年开始成群结队地到了尼德兰。

受过高等教育和有教养的人，其中有诗人、艺术家、剧作家，以及商人、行政官和医生，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道里构成了一个古怪的和分离的成分。他们带来了他们所逃离的家乡的习惯和外观。他们把这些与作为母语的家乡的语言传给他们在荷兰降生的后代。了解斯宾诺莎的人把他描写为具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的典型特征和天性。如科里鲁斯告诉我们的，他的“谦恭和仁厚的举止”是非常引人注意的；而鲁卡斯讲过，“他的教养不大像商业城市的而是更像法庭的。”但是，他从祖先那里接受了比身体特征和举止的风雅更多的东西。马拉诺人开展的反对西班牙顽强的斗争比荷兰人本身进行的斗争更英勇。在这个斗争中，他们发展了性格上的无比的刚毅和坚强。一些新的难民乘坐小船来到这里，他们也带来了很多英雄故事。

我们有斯宾诺莎本人的证据，他们在他的心灵上留下的印象一直保留到他的去世。在他离开犹太教会堂很久以后，在他的最后几年中，早先的学生布尔格（Albert Burgh）劝告他尊重大批的已证明天主教学说的真理性和在教会中寻求得救的殉道者。他反驳道：“他们（犹太人）断言他们比其他民族具有更多的殉道者，而且，那些为他们宣布的信仰而异常坚毅地、心安理得地忍受痛苦的人数正与日俱增。因为我自己知道其中有一个别名为‘信仰者’的犹大，当他在烈火中已经意识到他快要死的时候，开始唱起了赞美诗：啊！上帝，我把我的灵魂奉献给您。他唱着歌死去了。”当这个在历史上被称为德·维拉（Don Lope de Vera Y Alarcon）的犹大·埃尔·克里恩特（Juda el Creyente）在瓦拉多利得（Valladolid）被烧死时，斯宾诺莎只有12岁。

如果说斯宾诺莎的特点大多归因于他的祖先的环境，那么他对社会事务的强烈兴趣则是由他生活于其中的国家和时代所引起的。17世纪的荷兰在政治上和精神上都是一个重要时期。它由于自己的努力刚刚摆脱了西班牙的奴役，大学院系的开办和国家运输业的发展标志着它的胜利。对它的奖赏在于，从笛卡尔到洛克，一大批著名的真理与和平的探求者在它的陆地寻求避难所。不仅有这样一些探求者，更值得自豪的是它也产生了自己的艺术家、科学家、语言学家和政治家。

在17世纪的荷兰，斯宾诺莎觉得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值得惊奇的事。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没有出身或财产上的优越性，但他却享受到世界上某些大人物的信赖。据说，他与政治家琼·德·维特（Jan De Witt）和考尼利斯·德·维特（Cornelis de Witt）有交往并受到尊敬。他是阿姆斯特丹在市政和精神生活方面的领袖胡德（Hudde）的朋友。物理学家查理斯蒂安·惠更斯和语言学家伊萨克·伏斯（Isaac Voss）访问过他，并对他表示敬意。他应邀与孔德亲王（Prince Conde）会面，并被恳请从路易十四那里接受年金。莱布尼茨拜访过他，做过谈话笔记，并借阅他未出版的著作的手稿。

他经常与新建立的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奥尔登布尔格（Oldenburg）通信，并且通过他与“怀疑论的化学家”、尊贵的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通信。他也得到大学的褒奖。海得堡大学聘请他担任哲学教授（他拒绝了）。写信者（奥尔登布尔格）补充说：他的“与举止上的礼貌和文雅结合在一起的坚实的知识，是天性和勤勉两方面的丰硕成果，其中包含一种迫使具有豁达的胸怀和自由主义教养的人们对他产生钟爱的魅力。”斯宾诺莎自己讲过，来访的朋友总是应接不暇。如果我们相信鲁卡斯，我们就必须把晚年的斯宾诺莎看做海牙的“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他不仅在本国有朋友，而且有国外的通信者和访问者。从一开始，他就吸引了许多追随者。他要把他的思想写下来的最早的打算就是为了青年学生。那时，以热心者德·福里斯（De Vries）为中心形成的小组定期聚会，讨论斯宾诺莎的成熟的哲学手稿。“聚会是这样安排的。首先由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每人轮流一次）通读全部手稿，并且按照自己的方式解释它。然后他按照您的命题井井有条的系列和次序对它加以证明。假若我们偶尔彼此并不满意，我想应该把困难记下来并写信给您，如果可能，请您帮助我们把它们弄明白。”在提出若干尖锐的问题之后，有趣的叙述就以关于作者在老师的指导下从事的研究所取得的进步的几条新闻而告结束。

因此，斯宾诺莎并不是遁世者。他了解和重视社会。他对交往活动有强烈的和广博的兴趣，在公众中间是以预见政治事件的老练者而闻名的。我们得知，他的谈话是一个世界性的人物的谈话，简朴而有说服力，没有矫揉造作，而是充满了良知。他懂得消遣，如他在《伦理学》第四部分命题45的附释中所说的“可口之味，醇良之酒，芳草之美，园花之香，听听音乐，看看戏剧”，对生活都是重要的。就像他是一个熟练的光学镜片制造者一样，他也是一个有才艺的速写画作者。他死后留下了满满一夹子为自己的娱乐而画的速写画。

最能说明他的个性而又弄得异常简单的事实是，他曾经把自己画为著名的意人利共和主义者和革命者马沙尼罗（Masaniello）。他对文学也不无兴趣。他的藏书在文学（是西班牙文而不是荷兰文的）方面是丰富的，而在哲学方面则是贫乏的。当时的文件表明，在他生活于其中的小圈子之外有很多的赞赏者和追随者，更不用说在知道他的广大的知名人士的范围内。他的传记作者在那几段有名的话里告诉我们，由于他自己的自由选择，他过着最谦恭和幽静的生活：

“人们很难想到在整个一生中他是多么有节制和朴素的。他并不是衰败成如此极端贫困，以至于假若他愿意的话，他也无法花费更多的钱。他有足够多的向他解囊相助和用一切方法帮助他的朋友。但是，他生来就很朴素，不多的东西就可以使他心满意足。他用不着担心人们会认为他哪怕是一次靠别人的费用维持生活。我关于他的节俭和会安排生活所说的话，从他逝世后在他的文件中找到的几个小的帐单可以得到证明。这些帐单表明，他一天只食用价值3个便士的用黄油做的泡在牛奶里的面包片和价值3个半便士的一瓶啤酒。在另外一天，除了吃了有葡萄干和奶油的麦片粥，他没有吃别的东西，菜肴花了他4个半便士。在这些帐单中发现，他一个月仅用两个半品脱的酒。虽然他经常被邀与朋友一起进餐，但他宁肯选择在家吃饭；虽然东西不多，但他不靠别人的费用美餐。

“他就这样在他的最后一个房东的屋子里度过一生中最后的五年半多。他每一季度都很细心地计算他的帐目，他这样做是为了做到比每年的花销既不多也不少。他有时会对和他同住一所房子的人们说，他像一条尾巴在口腔里，因而形成一个圆圈的蛇。这意味着，他到岁末没有存下什么东西。他还说，除了一个合适的殡葬所必需的，他不想储蓄更多的钱。如同他的双亲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所以他的继承人和亲戚不要希望等到他死后得到很多东西。……

“假若说他在生活方式上是很俭朴的，那么他的交谈却是很惬意和轻松的。他极好地知道怎样成为他的激情的主人：他从来不悲伤，也不寻欢作乐。他能控制他的愤怒，不论什么时候他心中不高兴，都可以不表现出来。或者如果他偶尔要用某种举动，或者用某句话表示他的优伤时，由于害怕做出失礼的事情，他总是能够直接退却下来。此外，他很有礼貌而且厚道可亲。他经常与他的女房东谈心，特别是在她生病的时候。当同他住在同一所房子的人偶然生病或苦恼的时候，他也与他们谈心。他很会安慰他们，劝告他们耐心忍受这些不幸，因为这些是上帝给他们安排的命运。他经常提醒孩子们去教堂，教导他们遵从和孝顺他们的双亲。当和他居住在同一所房子的人从教堂归来，他总是经常问道他们学到什么，对讲道他们能记住些什么。

他特别尊敬我的先驱考德（Dr. Cordes）博士，考德博士是一个有学问和脾气好的人，他的生活堪称模范，所以经常受到斯宾诺莎的称赞。不但如此，斯宾诺莎有时去听他的传道，特别尊重他解释圣经的有学问的方法，并且继续运用了这个方法。他同时劝告他的房东和同他住同一所房子的人，不要丢掉听如此出色的牧师的任何一次布道的机会。

“有一天，他的女房东偶然问他，他是否相信她在她所信仰的宗教里能够得救。他回答说：你信仰的宗教是一个好宗教，你不需要寻求其他的宗教，也不要怀疑你在其中可以得救，当你在一心敬神的时候，你同时就过上和平安静的生活了。

“当他待在家时，他不麻烦任何人，他大部分时间安静地待在他自己的卧室里。当他偶尔由于太专心于他的哲学沉思而劳累时，他就下楼使自己清新一下，和与他同房居住的人谈论能够为定期交谈提供材料的任何事情，甚至谈论一些琐事。他也以抽烟斗来取乐。或者，当他要更长一点时间消遣时，他便找几个蜘蛛，使他们一起打斗，或者向蜘蛛网上投几个蝇子。这种事情使他非常高兴，以至于有时放声大笑。他也用显微镜观察最小的昆虫的各个部分，从中得出一些对他来说好像是与他的发现完全一致的结论。

“如同我们说过的，他不是财迷，他很满足于勉强糊口的生活。阿姆斯特丹的福里斯非常敬慕斯宾诺莎，一天他赠送给斯宾诺莎总数为2000弗罗林（Florin）的钱，以便使他过上更舒服的日子。但是，斯宾诺莎在他的房东面前，以他不缺什么，以及如果他接受了那么多的钱，那将不可避免地使他脱离开他的研究和事业为托辞，谢绝了那笔钱。

“就是这个福里斯既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他在临近去世的时候，希望斯宾诺莎做他的全部财产的继承人。但是斯宾诺莎从来没有同意，并且告诉他，他不应该考虑把他的遗产留给任何人，而应该留给他的住在希达姆（Schiedam）的弟兄，把他看成是你最近的亲友和合法的继承人。如他所提出的那样，这个建议被采纳了，但是它是以福里斯的弟兄和继承人要向斯宾诺莎支付足够的年金以维持他的生活为条件的。这个条款同样被真诚地执行了。但是，一个特殊事项是依据那个条款向斯宾诺莎提供500弗罗林，这一点他也没有接受，因为他认为这个数目大了，因此他把它减少到300弗罗林。他在世时，那笔年金定期支付给他。……

“斯宾诺莎对财产冷漠的另一个例子是他父亲死后发生的事情。虽然他的姊妹们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剥夺他对父亲遗产的继承，但是根据法律判定他父亲的遗产应该在他和他的姊妹间进行分配。可是仍然没有分配遗产，他把自己的一份给了她们，只为自己保留一张结实的床及其附属物。……”

上面这些段落所引自的传记的作者科里鲁斯肯定不是斯宾诺莎著作的赞赏者。按照他的意见，它们是“可恶的作品”，“除了谎言和亵渎没有别的”，“在世界上所能见到的最有害的无神论”。他以明显的赞成的态度引用同时代人的非难，即“人们完全可以怀疑在魔鬼雇用来推翻所有人的和神的权利的那很多人中间是否还会有一个比那个生来给教会和国家造成巨大灾害的骗子更忙碌”。这虽然是科里鲁斯收集起来的攻击斯宾诺莎个人的流言蜚语，可是它多半应视为对作为伟人的斯宾诺莎的赞扬。

他的故事已变成传奇，他的生活成为圣人的生活典型。德国的浪漫主义者把他写成“一个圣洁的被驱逐的人”，“陶醉于神的人”。当雷南（Renan）谈到在帕维里恩斯格拉希特（Pavilioensgracht）的房子时指出，“也许从这里看上帝最近了。”这一切确是如此。不过知道下述情况是有益的，斯宾诺莎住过的村庄的农民记着他的仁爱和和蔼，当他的理发师在他死后带来他一个季度的修面的帐单时，帐单上写的是“美好记忆中的斯宾诺莎先生”，这和科里鲁斯的后来的极端中伤成为鲜明的对照。

选自罗斯《斯宾诺莎》，谭鑫田、傅有德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预读/校对：zzj、陈涛、李宏飞、胡江涛

整理：胡江涛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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