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张文江：鲁迅论“猛人”

2016-11-08 张文江 黄灿然小站

一个古典研究者眼中的鲁迅

本文系2016年4月，《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东方青年学社共同主办的“拿来主义与文化主体性：鲁迅传统中的中国与世界──纪念鲁迅诞辰135 周年暨逝世 80 周年（上）”圆桌会议上的发言修订而成，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6期，小站发表时经作者再修订。

我最初走向古典学术，是从研究近现代人物开始的。当时研究生刚毕业，有一个比较长的写作计划。我试图从明末到现代，有选择地考察一些人物的生平和学术，比较深入地理解那些人所处的时代，由此比较深入地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

在尝试写了其他几个人物之后，我于1988年阅读《鲁迅全集》，写了一篇大型文章，大约9万字，提出一些新的判断，还请陈思和先生看过。写完后发现此文不可能全文发表，因为它作为论文太长，而作为书稿又太短了。不得已放在一边，过了好几年，此文拆散成若干片段陆续发表，主要内容保存了一些，但原文的线索就此中断了。随着这一进修计划的中止，我的鲁迅研究也中止了。

尽管研究不再得到推进，鲁迅并没有完全淡出视野，只是随着古典研究的深入，在整体学术格局中他的形象有所变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政治格局的形成密切相关，而鲁迅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可分割。从世界范围来看，可以观察到这样的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建国际政治的大格局，由于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准确地说是不可能均衡），于世界各地区都造成不同的波动，促进了各自的演变，而在中国产生的波动就是五四运动。

我的问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此一波动早已过去，很快淡化而进入新的演变中。为什么中国的五四运动必须一再回溯，至今是一个不可绕过的重大事件？这到底说明了什么社会和文化现象？此一问题难以回答。在相隔百年的21世纪，中国依然有着重新理解西方文明（以及其他文明）的必要，也依然有着重新理解中华文明的必要。

从中国范围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鲁迅的出现，跟清末“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有关。以3000年计算，此一变局可以上溯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殷周之际，也就是由远古而来的中国文化奠基期。

以集权帝制的确立而论，可以上溯公元前200年左右的秦汉之际。以中西文化的交流而论，则可以上溯明末万历十年（1582年）利玛窦入华。而考量清末以来的大变化，就不得不涉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鲁迅，而我们今天依然处于此一格局的变化中，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鲁迅才有意义。

我们刚纪念新文化运动100周年，又接着纪念鲁迅诞生135周年、逝世80周年，其中呈现出来的关联性，意味深长。如果把时间放长，还可以进一步设想，在鲁迅逝世300年左右（以3000年对300年，不算太过分），假设还存在相当广阔的中文世界，那时候除了少数研究者以外，很多现代作家不再有人关心，而我相信还会纪念鲁迅，尽管那时候的认识和今天可能完全不同。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这样的特殊时刻，鲁迅的最重要贡献是和传统彻底决裂。《狂人日记》（1918年）中的宣言振聋发聩：“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用小说的形式开创了对传统典籍的新读法。原来的读法是横平竖直地读字（《汉书·艺文志》分六艺为九类，最后一类是小学），对文义的理解从训诂开始，乾嘉学派小学昌明发达，莫不沿此路径而行（张之洞《书目答问》：“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

而自从“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以后，新读法是歪歪斜斜地读字缝，对字本身虚无化，从字缝里读出字来。不如此简单直接，不足以收廓清之功，为新思想的输入腾出空间。

“从来如此，便对么？”此一质疑是延续性打断的标志，而过去传统被视为正确性的源头，是不受质疑的。鲁迅后来又进一步提出：“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青年必读书》1925年，收入《华盖集》）以此扳回龙头，扭转方向。这样激烈的表达，惊心动魄，有其持久的影响力。

然而，观察鲁迅一生的思想和行动，不仅自己依然读中国书，而且和传统有难以脱离的渊源。鲁迅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名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1934年，收入《且介亭杂文》）可见鲁迅实际上是有弃有取，依然对传统有所继承。

我尝试梳理《故事新编》（1936年）所呈现的象数结构，认为鲁迅对传统批判的主要是儒道，赞颂的主要是禹墨侠（参见拙稿《论〈故事新编〉的象数文化结构》）。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中，如果从传统角度加以考察，鲁迅可以看成墨家精神的传人。

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一）角度来看，复归清末民初的文化传统，研究鲁迅的学术师承，可以追溯于章太炎（1869—1936年）。研究章太炎，可以追溯于德清俞樾（1821—1907年）。俞樾的座师是曾国藩（1811—1872年），本人则私淑乾嘉学派的高邮王氏父子。

俞樾自同治七年（1868年）起，主讲杭州诂经经舍30余年，门下如吴大澂、张佩纶、缪荃孙、吴昌硕，皆一时之选。而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则是另外走出学术道路的章太炎。章太炎门下亦济济多士，有黄侃、朱希祖、吴承仕、钱玄同等承其学，而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则是鲁迅、周作人。出入于鲁迅门下的青年，有柔石、萧军、萧红、胡风等，而另外走出学术道路的则是徐梵澄（参见拙稿《略谈梵澄先生的学术》）。

以上师生之间既分又合的情况，呈现的是时间上的曲折变化，可见思想界的激烈动荡。研究俞樾的思想结构，他的治学范围遍及四部，有《群经评议》《诸子评议》等传世，还旁涉稗官小说，修订《三侠五义》，易名《七侠五义》。

他临终的《绝命诗》（1907年）通常被认为是预言，其中一句“又见春秋战国风”，从传统角度认识世界局势，至今有一定的启发性（陈寅恪《寒柳堂集》有跋语）。

还可以研究章太炎的思想结构，其门下如黄侃和钱玄同等人，都有其对古学的不同认识。将鲁迅的思想和章太炎以及章门其他弟子相比较，他们都各自有其脉络系统，如果将鲁迅置身其中，则学问的特殊性消失，却依然有其独立性。

在《鲁迅全集》1938年初版中，蔡元培的序言将鲁迅和李慈铭（1830—1894年）并提，许广平的后记将鲁迅和高尔基（1868—1936年）并提。

这些比较在当时有一定意义，今天看来都不准确。这里尝试将鲁迅和同时代其他学人并提，观照他们之间的隐隐互动，尽管还是不准确，却也尝试提供一种新的理解角度。

虽然已经不再研究现代文学，但我在写作时依然会征引鲁迅和其他几个人。不是说这些人最好，而是尝试找到相对坚实的踏脚石，以期使自己脱出现代文学的思维模式，看看较远处的景象。

学科的演进对人的认知形成引导，也默默制约着认知的深化。我所找到的踏脚石，形成了适合我的脱出点，而其他人根据自己的性情不同，完全可以找另外的脱出点，比如胡适、周作人，又比如沈从文、张爱玲。可以入乎其中，也可以出乎其外，出入无疾，获取相对的自由。当然，有些人走出以后还可以回来，有些人走出以后不再回来了。

对于我个人而言，由于主要精力已集中于古典研究，很多当年的读书印象已经淡忘，至今还经常在脑际萦绕不去的，关于鲁迅的主要有两段。其中一段是收录于《而已集》中《扣丝杂感》（1927年），过一段时间重温，依然叹服心折。

试征引原文：

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

还有：

我曾经想做过一篇《包围新论》，先述包围之方法，次论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因为猛人虽有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次更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结末是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所以这新论也还没有敢动笔。

此文的洞见，照应英国阿克顿勋爵（1834—1902年）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文章中的“猛人”（包括名人、能人、阔人三种）是否能够脱离包围，形成破解？

鲁迅思考过方案，结论是不行。再征引原文：

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为懒于筹画，只开目录而没有文章。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曾经想到了两样法子，但反复一想，都无用。

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然而虽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会先就改变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样。

二，是广接各样的人物，不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围。然而久而久之，也终于有一群制胜，而这最后胜利者的包围力则最强大，归根结蒂，也还是古已有之的运命：龙驭上宾于天。

我跟着思考是否还有第三种方法，比如说提高政治觉悟，或修养达到古圣贤（王阳明？曾国藩？）那样的程度。虽然不无可能，但成功的概率终究过小，所以对权力作出限制是必要的。

另外一段是阿Q的Q，已基本脱离鲁迅的原意。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涉及对国民性的认识，关于人物的分析汗牛充栋，早已说尽（聂绀弩曾提出不同的观点，参见《散宜生诗》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我今天关注的早已不再是人物，而是鲁迅出于巧合而使用的Q这个西文字母，以为天造地设，内含时代的隐喻，有其深远的价值。

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以历史文化解其意象，阿Q的Q可作为圆相O的对立。如果把圆相O作为中国三千年传统文化的代表，由于清末受到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其说已不能圆。而Q这一西文字母在圆周上加了一杠子，恰可成为打破圆相的象征。

O与Q对立之间包含的对称性破缺，在中西文化交流时代有深刻的意义。这里既有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也有中国文化上的动力。既然此圆再画也画不圆，那么积极地来看，也可以作为更高等级的组合，成为新时代的象征。

附：

在中国，凡是猛人（这是广州常用的话，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阔人三种），都有这种的运命。

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至于幻得怎样，则当视包围者是三棱镜呢，还是凸面或凹面而异。假如我们能有一种机会，偶然走到一个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见这时包围者的脸面和言动，和对付别的人们的时候有怎样地不同。我们在外面看见一个猛人的亲信，谬妄骄恣，很容易以为该猛人所爱的是这样的人物。殊不知其实是大谬不然的。猛人所看见的他是娇嫩老实，非常可爱，简直说话会口吃，谈天要脸红。老实说一句罢，虽是“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者，有时从旁看来也觉得倒也并不坏。

但同时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而晦气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矿物呀，则于是乎遭灾。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凡知道一点北京掌故的，该还记得袁世凯做皇帝时候的事罢。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直要待到蔡松坡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但这一出戏也就闭幕，袁公的龙驭上宾于天了。

包围者便离开了这一株已倒的大树，去寻求别一个新猛人。

我曾经想做过一篇《包围新论》，先述包围之方法，次论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因为猛人虽有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次更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结末是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所以这新论也还没有敢动笔。

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为懒于筹画，只开目录而没有文章。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曾经想到了两样法子，但反复一想，都无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然而虽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会先就改变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样。二，是广接各样的人物，不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围。然而久而久之，也终于有一群制胜，而这最后胜利者的包围力则最强大，归根结蒂，也还是，古已有之的运命：龙驭上宾于天。

摘自《鲁迅选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