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书房
(韩见 摄)
不去理会
看着我凌乱的书房兼工作室,
我常常感到绝望又悄悄怀着希望,
我想:别去理会它,只要我还能
工作和写作。对生活,我也是
这样在绝望中怀着希望,我想:
不去管它,不要试图去改善它
或整理它,只要我还能工作。
因为我又想,无论是我不理会的
书房,还是我不理会的生活,
最终不但不影响我的灵魂的生长,
而且会逐渐凋萎、衰朽、腐败,
变成我的灵魂的肥料,
像一株开着鲜花的植物下
那些枯枝败叶和烂泥。
书 房
对我家的拥挤,尤其是
书房的窘迫,我并不抱怨,
但有时候还是禁不住幻想
要是我书房大些,不必
为了嫌找某本书太麻烦
而干脆从图书馆预约。但看了
廖伟棠替我书房拍摄的黑白照片,
我才发现,我才明白,
应当这样,就该这样!
黄灿然:书房还是乱些好
韩 见
去拍黄灿然书房的时候,他刚好新写了关于书房的诗。于是带我们进到那个其实是在客厅角落、用书架和书桌隔出来、仅供一人安坐的空间,轮流凑近电脑屏幕读完了那两首诗。
他说,要说的都在里面说了。
(廖伟棠 摄)
“我看到你们之前做的这个板块,很多人都有很好的书房,但我觉得我就算有,也希望我的书房是最小的。我没有藏书,书房对我不重要,只要比较好找书就行了。”黄灿然自嘲说他的书基本上都是又脏又破,需要用的时候,再一本本拿出来擦干净。他特别爱干净,擦完书之后马上要洗手,一个采访下来,洗了好几次。那些本身就年代久远的书或是因为翻得多了,或是因为辗转获得,都像是要散架了似的。其中一本威利斯·巴恩斯通主编、1966年初版的《欧洲现代诗选》,版权页和封面就怎么找也找不到。要是连家里也找不到了,他就在图书馆借,为了把喜欢的内容抄下来,他不得不一直续借。借惯了以后,甚至也尽量不买书了。只有看到特别好的版本,实在舍不得还回去,才会在网上买。翻开黄灿然借来的书,会发现里面的笔记密密麻麻,竟然还有读时起兴写的诗。所以借期快到时,他还得匆匆把这些“手稿”再整理一次。
作为译诗的人,黄灿然的书其实很多,除了家里的书桌、书架、地上和床上,办公室的衣柜也被他堆满了(韩见 摄)
作为译诗的人,黄灿然的书其实很多,除了家里的书桌、书架、地上和床上,办公室的衣柜也被他堆满了。“我有个买书的习惯,是非常实用的,但人家会觉得这明明是藏书人的习惯。”这个习惯就是,只要他喜欢一个诗人,他就会买各种不同的选本来读。“比如说哈代,哈代的全集有上千页,你是没办法一口气看完的,所以选本的版式、开本、字体怎么样太重要了,直接决定你读不读得进去。”那些很重要的诗人,他通过对比不同的选本,看选诗的人从不同角度切入,就会有不同的心得。每个版本都有导言,也可以让他重温别人的评价。黄灿然说他没有藏书的概念,之所以收了哈代20多个版本的诗集,完全是实用的考虑,是为了能读。“这也像听音乐,我喜欢马勒,不得了,哪怕是差劲的,哪怕中国人指挥的版本,都想拿来听一下。”
办公室(廖伟棠 摄)
译诗的时候,他也遵循这个思路,有些著名的诗人,即使已有多个中译本,他也会通过自己的理解再选、再译。“比如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非常难译,从任何一个中译本去欣赏他都很困难,我就有机可乘了。”所以他精选了65首,“如果读者通过我的译本读进去了,还可以再找别的来读”。
黄灿然曾经是有一个独立书房的。大概有两年时间,他租住在一个比现在这套房子大20平米的公寓。不过他觉得,如果用于写作,现在这个“工作间”就够了,“而且是最好的”。有一次,一个朋友向他比划自己的书桌,他一看,“简直有一个厅那么大”。他就想,这样怎么写东西啊,“我就算有个大房间,书桌也一定要靠墙,而且四周要围起来,前后都不能空着”。如果只是做翻译,黄灿然倒也希望有一间豪华的书房:“比如书桌两边,一边全是词典,另一边放参考书和不同版本的对照。放词典的这边要专门设计一下,因为大词典太重了,得有个专门的架子放,而且不能只是一边有,否则我一直朝一个方向也不好。翻译是需要好环境的。”他说着兴奋地比划起来,但很快话风一转:“但是我还要写诗、写文章。”
办公室衣柜(廖伟棠 摄)
很多作家即便有钱,也一定要弄一个很寒酸的小房子,每天去那边上班。黄灿然也乐得待在他那个转不开身的书墙里。“在开放的空间里,气一下子就散开了,怎么可能创作。我在客厅的桌子上也没法创作。所以写诗让一个人变得很安分,没有什么要求。”因为有一个“气”的问题,黄灿然的书桌都不能面窗。“你以为开个窗写东西非常幸福,像一个作家,但那是生活享受,其实根本不可能写!写东西是很惨的,你有豪华的房间,还得弄个地库。没办法,就算名利双收也没法享受。”
最珍贵的书
《莱奥帕尔迪诗集》(The Poems of Leopardi),Geoffrey L. Bickersteth 编著
因为要翻译莱奥帕尔迪的诗,黄灿然收集了他大量的英译本,但都不如这个意英对照的版本难得,该书得自他常年购书的购书网(韩见 摄)
因为要翻译莱奥帕尔迪的诗,黄灿然收集了他大量的英译本,但都不如这个意英对照的版本难得。诗集初版于1923年,他拥有的是1973年美国Russell & Russell的再版。这是关于莱奥帕尔迪的一部权威著作,按原文格律翻译。现时全球最大旧书网AbeBooks.com 仅有一册1923年剑桥大学版,售价73.42美元。再版反而找不到了。他几年前在旧书网寻找这本书时,根本就没有,甚至不知道有1973年再版。后来在一家与AbeBooks结盟的书店买一批书时,偶然输入莱奥帕尔迪的名字,看到了这本诗集,但有关资料说明特别缺乏,没有编、著、译者的名字。由于这本诗集售价仅三五美元,所以他顺便把它买下来,心想即使与他某本已有的诗集重复也不要紧,但也有可能是某本他没有的,就刚好作为参考资料。收到时,才发现竟是遍寻不获的Bickersteth编著,而且是再版。封底里面,借阅记录卡还在,显然是国外图书馆因五年没人借而处理掉的旧书。再版对黄灿然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如果是1923年版,肯定十分残旧,他的眼睛和鼻子敏感,用起来会非常痛苦。所以,他说这本书是名副其实的“如获至宝”。
文章原载2012年9月3日《外滩画报》
预读/校对:zzj、陈涛、李宏飞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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