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薇依、孩子、作家的责任（黄灿然 译）

一个二十世纪的诗人，就像一个孩子，他被成年人训练去尊重赤裸裸的事实，而成年人自己也是在一种极其残酷的环境中成长的。这个诗人会希望根据某个基本原则来说是或说不，但要这样做的话，他就必须承认在现象的互相作用背后存在着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结构，而我们的心灵和思想是与这个结构密切联系的。然而，一切都联合起来摧毁这个假定，仿佛它是我们对奇迹的信仰的残余。这是否意味着人类通过以科学为指导，现在已达到成熟阶段了？这是可能的。但尚有另一种可能性。社会组织以某种滞后的方式消化科学的副作用，于是发生这种情况，也即十九世纪科学产生的概念和观念直到现在才刚刚抵达。一个关于世界的新观念，仍在怯生生地发展着，在这个新观念中，奇迹有一个合法的位置，但这个新观念尚需要时间才会被广泛地认识。

如果是这样，则二十世纪就是一个炼狱，在这炼狱中想象力必须在没有这样一个慰藉的情况下运作，这个慰藉能满足人类心灵的一个基本需要：对受保护的需要。存在似乎是被必然和偶然统治着，没有神的干预；直到最近之前，上帝之手都被用来帮助虔诚的统治者和惩罚罪恶的统治者。但如今，即便是进步这个理念──它无非是世俗化了的上帝──也不再提供任何保证了。基于诗艺的天性，诗人都倾向于派发赞美和谴责，现在他们站在一个受盲目力量的行动所左右的机制面前，必须把他们的是和不悬置在半空中。如此一来，难怪有些人要寻找导师，这些导师的思想可以应付严重降级，但也同时提供新的开始和新的希望。本世纪产生了几位卓越思想家，他们的重要性随着时间流逝而愈益显著。其中一位是西蒙娜·薇依，在提及她时，我不能不屈从于个人偏好的诱惑（尽管我对这位作家的尊敬已不再是孤立的了）。

“上帝无一例外地把所有现象交付给世界的机制”；“必然性是上帝的面纱”：这是西蒙娜·薇依。她把决定论扩大至所有现象，包括心理学的现象。对她来说，这是她所称的“重负”的领域。与此同时，她相信无论谁要求面包，都不会得到石头，因为还有另一个领域，“神恩”的领域。这两个领域是同时存在的，而这正是她哲学的核心，它把找不到解决方案时的矛盾合法化；在这种情况下，神的干预与普遍的必然性之间不存在不能解决的矛盾。由于我在这里关注的是诗歌的命运，因此我将回顾西蒙娜·薇依一个与文学有直接关系的文本。这是她致《南方手册》编辑的一封信，显然是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在法国沦陷的冲击下写的：

我相信，刚刚结束的这个时期的作家们，需要对我们时代的种种不幸负责。我这样说，不只是指法国的失败；我们时代的种种不幸，涉及面要广得多。它们扩散至全世界，也即欧洲、美洲和其他已能感到西方的影响的大陆……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一个基本特点，包含价值这个概念的弱化和近于消失。这是那些极其罕见的现象之一，在人类历史上似乎是崭新的。当然，很有可能这种现象存在于一些后来被遗忘的时期，如同我们这个时代也可能被遗忘。这个现象显现于很多对文学来说是陌生的领域，甚至显现于一切领域。你可以在工业生产的数量取代质量中看到它，在学生的学位取代一般文化中看到它。继古典意义上的科学终结之后，科学本身已不再拥有价值标准。但作家们按其天职，应是一种现已失去的宝物的守护者，可他们有些人却为这种失去而感到骄傲。

我知道，引用西蒙娜·薇依是一种危险的尝试。她的思维与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思维习惯格格不入，而她使用的概念，例如善与恶，可能很容易使某个引用她的人被贴上反动分子的标签。然而我想我必须同意西蒙娜·薇依对艺术和文学中某些潮流例如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看法。它们在我们这个世纪的艺术编年史中是受到高度重视的，她却鄙视地拒绝它们，而这可能会引起抗议：

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是极端例子。它们表达了对全面放纵的迷狂，这迷狂控制心灵，一头栽进直观性，拒绝所有价值考虑。善是一个磁极，必然地吸引人类的心灵，不只在行动中，而且在一切努力中，包括纯理智的努力。超现实主义者建立一个无方向的思想的模式；他们选择绝对没有价值作为最高价值。放纵永远使人陶醉，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历史上，一座座城市被洗劫。但城市的洗劫并非总能在文学中找到对等物。超现实主义正是这样一种对等物。

我预料有人会提出反对，认为西蒙娜·薇依发出如此激烈的谴责，是因为法国的失败。不过，请注意，法国的失败是一个对极权主义的反抗软弱无力的典型例子，而达达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对民主政制只有鄙视，在这方面他们堪称波希米亚的继承人。谁知道呢，也许否定真实的思考方式，会间接地伴随着严重的政治后果，尽管这些后果可能不一定发生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相似的环境中。在西蒙娜·薇依对超现实主义的批评的历史场合背后，我们可以找到今天对我们仍然有意义的内容，尤其是她信中以下这段：

其他同一个时期和前一个时期的作家没有这么极端，但他们所有人──也许除了三四个例外──都有着相同的缺陷的标记，一种没有价值感的缺陷。诸如自发性、真诚、无来由、丰富性、充实性之类的词，这类暗示对各种相反价值（译按：例如善与恶。）近于完全漠视的词，见诸他们笔端的频率，远多于与善恶有关的词的频率。此外，与善恶有关的词，尤其是那些与善有关的词，都惨遭降级，如同瓦莱里几年前指出的。

西蒙娜·薇依是勇敢的。如果她认为是真的，她就会说出来，而不怕被贴标签。事实上，她可能会被怀疑与反动分子结盟，因为在我们的世纪，正是这些反动分子成了捍卫价值分辨的后卫。今天的诗人，被卷入各种各样的专业仪式，已太羞于达到这种率直。他羞于什么呢？羞于他自己身上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想要地球是扁的，隔绝在天空的穹顶下；想要有一对对清楚划分的对立：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不幸地，他在学校被告知，这种关于世界的概念是幼稚的，是属于过去的。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是采取防御战术，设法组织他自己的主观空间，但他对此完全没有把握，除了知道他像希姆博尔斯卡诗中的海参，把自己分成一个身体和一句碎语。

我的评估听上去很宿命，而这使我不安，因为我是充满希望的，况且我终究还要用某种方式来证明这点。首先，我把诗歌定义为“对真实的热情追求”，而毫无疑问它就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科学和哲学可以改变一个事实，也即诗人站在现实面前，这现实每日新鲜，奇迹般地复杂，源源不绝，而他试图尽可能用文字围住它。这种可以用五官验证的基本接触，比任何精神建构都重要。那是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想达致摹拟，想忠实于细节，它有益于诗歌的健康，使诗歌有机会挺过那些对诗歌不利的时期而生存下来。命名事物这一事实，意味着预先假定相信这些事物存在，因而也相信有一个真实世界，不管尼采会说什么。当然，有些诗人只把文字与文字联系起来，而不是把文字与它们在事物中的原型联系起来，但他们在艺术上的失败表明，他们是在违反诗歌的某类法则。

其次，那股推动我们的历史力量，既是毁灭性的也是建设性的，因为它正在发明抵抗毁灭的手段。梦想一个清除了科学和技术的地球，是徒劳的。相反，只有科学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才可以防止自然环境的污染和拯救这个星球的居民，使他们免于饥饿。学校所宣扬的粗俗化科学世界观也是如此。这个类比是不完美的，因为想出一些方法来反对某个已经普遍化了的思维方式，要比想出一些措施来防止河流和湖泊受污染困难得多。然而，有些迹象使我们期待就在科学的源头，会发生某种基本改变，也即技术文明也许会开始把现实视为一个由无数镜子组成的迷宫，其神奇不亚于炼金术士和诗人所见的迷宫。那将是威廉·布莱克和他的“神圣的想象力的艺术”的胜利──但也是诗人身上那个被成年人训练太久的孩子的胜利。

摘自《诗的见证》（再版），黄灿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预读/校对：陈涛、Turquoise、zzj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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