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库切：君特·格拉斯与“威廉·古斯特洛夫”号（黄灿然 译）

J.M.库切：君特·格拉斯与“威廉·古斯特洛夫”号（黄灿然译）

2017-03-30 J. M. Coetzee 黄灿然小站

君特·格拉斯1959年以《铁皮鼓》走红文坛，这是一部糅合寓言手法──一个儿童主人公，他拒绝成长，以抗议他周围的世界──和现实主义手法──以厚密的质感表现战前的但泽──的长篇小说，它宣布魔幻现实主义在欧洲的登场。

《铁皮鼓》的成功使格拉斯能够在经济上独立，于是他全力投身于支持威利·勃兰特的社会民主党。然而，在社会民主党于1969年上台之后，尤其是在勃兰特1974年辞职之后，格拉斯逐渐疏离主流政治，愈来愈专心于女性主义和生态问题。但在这一演化过程中他依然相信理性的辩论和虽然谨小慎微却是深思熟虑的社会进步。他选择的图腾是蜗牛。

由于格拉斯是最早对举国上下闭口不谈普通德国人在纳粹统治下的共谋作出抨击的人士之一──这种沉默的原因和后果，已由亚历山大和马格丽特·米彻尔利希在他们开拓性的心理历史著作《无能力哀悼》中探讨过──因此他也比大多数人都更敢于进入德国当前有关沉默与压制发声的辩论，以典型地谨慎和细致入微的方式，采取直到新世纪都只是右派激进主义者才敢公开主张的立场，也即普通德国人──而不只是消失在集中营或因反对希特勒而死去的德国人──也应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

有关受害，有关沉默，有关重写历史的问题，是格拉斯2003年的小说《蟹行》的中心，书中主角和叙述者在第三帝国行将灭亡时的剧痛中出世。保尔·波克里弗克的生日是1月30日，这个日子在德国历史上有某种象征性回响。1933年1月30日，纳粹掌权。1945年同一日，德国遭受历史上最严重的海难，这是一次真实生活中的灾难，而小说中的保尔就诞生在这次灾难中。因此，保尔是某种萨尔曼·拉什迪意义上的午夜的孩子，一个被命运指定来替其时代发声的孩子。

然而，保尔却宁愿逃避命运。不被注意地偷偷度过一生更适合他的口味。他本职是新闻记者，随着吹得最猛烈的政治强风使舵。在20世纪60年代，他为保守派的斯普林格报业写稿。社会民主党上台时，他成为一个半心半意的自由左派；后来他转向生态问题。

然而，他背后有两个影响力强大的人物，两人都纠缠着他，要他写他诞生那天晚上的故事：他母亲和一个幽灵般的人物，后者是如此酷似君特·格拉斯本人，我想把他称作“格拉斯”。

波克里弗克是保尔母亲的姓；父亲的身份就连母亲也不清楚。但保尔从母亲那里得知，他以一种纯属巧合的方式与一名重要纳粹人物、地区司令威廉·古斯特洛夫建立联系。古斯特洛夫──一个真实生活中的人物──于30年代派驻瑞士，其任务是搜集情报和招募德国和奥地利侨民为法西斯主义事业服务。1936年，一名有巴尔干背景、名叫大卫·法兰克福特的犹太学生来到古斯特洛夫位于达沃斯的家，开枪杀死他，然后向警方自首。“我开枪是因为我是犹太人。我……不后悔，”据报，法兰克福特如此说。[1] 法兰克福特在瑞士一个法庭受审，被判十八年徒刑，服了一半刑期之后被驱逐出境。他去巴勒斯坦，后来进以色列国防部工作。

而在德国国内，人们抓住古斯特洛夫之死这个难得的机会，来创造一个纳粹烈士和挑动反犹情绪。遗体被隆重地从瑞士运回德国，骨灰被葬在什未林湖畔一座纪念园林，竖起一座四米高的纪念碑。街道和学校纷纷以古斯特洛夫命名，甚至有一艘船以他命名。

游轮“威廉·古斯特洛夫”号于1937年下水，作为国社党的工人阶级休闲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叫作“欢乐创造力量”。船舱不分等级，每次可载客一千五百人，目的地包括挪威峡湾、马德拉群岛和地中海。然而不久它便肩负更迫切的任务。1939年，它被派往西班牙载回“神鹰军团”。战争爆发时，它被装备成医疗船。后来，它成为德国海军的训练船，最后成为难民船。

1945年1月，“古斯特洛夫”号从德国哥滕港（现在波兰的格丁尼亚）向西航行，船上挤着约一万名乘客，他们大多数是逃避即将抵达的红军的德国公民，但也有受伤的士兵、受训的U潜艇水兵和海军辅助女兵。因此，它的任务并非不带军事性质。在波罗的海冰冻的水域，它被亚历山大·马林涅斯科船长指挥下的一艘苏联潜艇用鱼雷击沉。约一千二百名生还者被救起；其他人死亡。死亡人数使它成为历史上最严重的海难。

生还者中包括一个正处于怀孕晚期的女孩（虚构的），叫作乌尔苏拉（“图拉”）·波克里弗克。图拉在救起她的那艘船上生下一个儿子保尔。她与婴儿上岸后，试图穿越俄罗斯前线前往西部，最后却羁留在俄罗斯区的什未林，也即古斯特洛夫纪念碑的所在地。

因此可以说，保尔一出生就与威廉·古斯特洛夫有微弱的联系。一个更扰人的联系出现在数十年后的1996年，当保尔随意浏览互联网时，碰到一个网址，叫作 www.blutzeuge.de，它是“什未林战友同盟”为保存对古斯特洛夫的记忆而设的网址。（Blutzeuge是一种血誓。11月9日血誓日是纳粹日历上的神圣日子，因为党卫军在这一天重申他们的誓言。）从熟悉的措辞特点，他开始怀疑所谓的“战友们”其实就是他的中学生儿子康拉德，这个孩子现在选择与其祖母图拉一起住在什未林，故他已很少与他见面。

原来，康拉德对古斯特洛夫事件着了迷。在历史课布置作业时，他写了一篇论“欢乐创造力量”计划的论文，但他的老师禁止他宣读，理由是该题目“不合适”，论文则“严重染有国社党思想”。他曾试图在当地一次新纳粹主义者会议上宣读该论文，但论文对那些剃光头、喝啤酒的听众来说又太学术。自此，他便仅限于经营自己的网址，在“威廉”这个代号的名下，把古斯特洛夫当成真实的德国英雄和烈士推荐给世界，并重申祖母的一个说法，也即“欢乐创造力量”计划中那些不分等级的游轮体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第196页、第202页）

“威廉”很快就遇到敌意的反应。一名回应者以“大卫”之名在该网址留言，断言法兰克福特才是故事中的真正英雄，一个犹太人抵抗运动的英雄。保尔在电脑屏幕上观看儿子与那个被假设是犹太人的回应者一来一往的争辩。

但是，对康拉德而言，仅仅进行文字交锋还不够。他邀请“大卫”──原来他跟他同龄──到什未林来，并在被拆毁的古斯特洛夫纪念碑的原址枪杀他，如同法兰克福特枪杀古斯特洛夫。很快便发现，他的受害人的真名是沃尔夫冈，并不是什么犹太人，而是被大屠杀的罪孽感扰攘得不得安宁，于是试图在其德国家庭中生活得像一个犹太人，包括戴亚莫克便帽和要求母亲维持一个符合犹太人洁净食物教规的厨房。

康拉德对真相大白无动于衷。“我开枪是因为我是德国人，”他在受审时响应法兰克福特的话说，“还因为通过大卫之口说话的，是那个永恒的犹太人。”在盘问下，他承认他从未见过一个真正的犹太人，但声称这点并不重要。他说，虽然他对这些抽象的犹太人并无敌意，但犹太人属于以色列，不属于德国。如果犹太人愿意，就让他们去荣耀法兰克福特，而如果俄国人愿意，就让他们去荣耀马林涅斯科；但现在是让德国人荣耀古斯特洛夫的时候了。（第204页）

法庭竭力要把康拉德视为他自己无法理解的势力的傀儡。图拉戏剧性地出现在证人席上，替其孙儿辩护，并谴责他父母疏忽孩子。她没有告诉法庭，是她把杀人武器给了孙儿。

保尔在仔细检视整个审讯过程之后确信，康拉德是唯一不害怕讲出心里话的涉事者。他在律师们和法官们中觉察到一股压抑，如同一张闷燃着的毛毯。更糟糕的是受害者的父母，他们是彻头彻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不怪别人只怪自己，并否认他们有任何复仇愿望。保尔发现，他们的儿子渴望成为犹太人，恰恰是因为他父亲习惯于总是看到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包括大屠杀的问题。

康拉德被判在青少年拘留中心关押七年，他证明自己是一个模范囚犯，利用时间学习，准备考大学。唯一的摩擦是当他要求在牢房里拥有一张地区司令古斯特洛夫的照片时遭拒绝。

图拉·波克里弗克生于1927年，与君特·格拉斯同年。她首次出现于《猫与鼠》（1961），尽管《铁皮鼓》中的卢齐·伦万德可视为她的前驱。在《猫与鼠》中她是“一个瘦弱小孩（十岁），双腿如牙签”，与男孩们一起去皇帝港游泳，并获准观看他们的手淫比赛。[2] 在《狗年月》（1963）中，她是中学生，恶意地向警察举报她的一个老师：他被送往施图特霍夫集中营，并死在那里。另一方面，当一阵恶臭降临皇帝港，只有图拉一个人说出了大家私底下都知道的事情：那臭味是从施图特霍夫运出的一卡车一卡车的人类骨头散发的。

在战争最后一年，图拉是街车售票员，正竭尽全力要使自己怀孕。之后，她从视野中消失：在《母老鼠》（1986）中，现已将近六十岁的前鼓手奥斯卡·马策拉特想起她时，说她是“一种很特别的母狗”，就他所知，她已随着“古斯特洛夫”号沉没。[3]

图拉的政治观很难简化为任何有条理的体系。她是一个受过训练的木匠和无可挑剔的无产阶级，在新成立的国家东德，她投身于党的事务，以其行动主义获承认和受嘉奖。她未加质疑地紧跟莫斯科路线，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她哭了，并为他点烛。然而，她这会儿可以把几乎杀了她的潜艇水兵誉为“苏联英雄，与我们工人结成友谊同盟”，待会儿却可以把威廉·古斯特洛夫形容为“我们美丽的城市什未林惨遭谋杀的儿子”并把“欢乐创造力量”计划称为共产党应效仿的模范。（第149页、第93页）

虽然她犯错误，但她仍保留在集体中的地位，为同志们所钟爱，亦为他们所畏惧。东德政权1989年崩溃之后，当格拉斯所谓的“die Berliner Treuhand”──被英译者巧妙地译为“柏林移交信托基金”──进入旧东德收购国营企业时，她设法使自己被裁员。小说快结束时，她已把天主教纳入她那兼收并蓄的信仰系统：在她位于距列宁纪念碑不远的加加林街住所的起居室里，她有一个神龛，神龛里抽烟斗的“乔叔叔”①与圣母马利亚并排着。

① 指斯大林。

保尔把母亲视为最后的真正斯大林主义者。至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没有说；但从他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图拉无原则、老谋深算、狡诈、冥顽、对理论不耐烦、不饶恕人、生命力强，自始至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以及一个反犹者，而这正好构成一个并非不准确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形象。她还在某个夜里，在目睹海面上漂浮着数以千计穿着无用的救生衣、脸朝下的儿童尸体时生下一个孩子，并听到“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劫数难逃的乘客从甲板上掉进海里时最后的集体惨叫。“那种惨叫──你再也无法把它从你耳朵里清除出去，”她说。仿佛为了证实这点似的，她的头发在当夜变白了。因此，除了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图拉还成了一颗受创的灵魂：受她所见所闻打击，并且再也无法克服她的悲伤，直到不许表现1945年1月30日那天发生的事情的禁令被打破、死者得到应有的追悼。（第155页）

图拉·波克里弗克是《蟹行》中最有趣的人物──也许仅次于格拉斯全部作品中最有趣的人物、带铁皮鼓的男童奥斯卡──不仅是在人情味层面，而且因为她在更大的德国社会具有代表性：一种伦理民粹主义，它在东德的生存状态要比在西德好，但未引起左派和右派的注意；它对20世纪德国和世界发生的事情有自己的一套看法，这看法也许是倾斜的、基于自身利益的、混乱的，然而却是感受很深的；它对被禁止心平气和讨论问题和被正统观念全面压制感到愤怒；它是不会消失的。

虽然我们可能会认为图拉·波克里弗克现象是丑陋的，但是《蟹行》提供了一个经深思熟虑的论点让我们去省察，这个论点就是应允许德国的图拉们和康拉德们有他们的英雄和烈士以及可供缅怀的纪念碑和仪式。保尔在面对自己的儿子的命运时，愈来愈认识到应反对压制，应支持一个容纳所有人的民族历史，也就是说，如果根深蒂固的激情被压制，它们就会以难以预料的新面目在别处出现。禁止康拉德在班上把论文读给同学听，他便去杀人；把他送进监狱，互联网便出现一个“康拉德·波克里弗克战友同盟”（ www.Kameradschaft-konrad-pokriefke.de）新网址，其血誓是：“我们相信你，我们等待你，我们追随你。”（第234页）

《蟹行》最个人的部分，是格拉斯或“格拉斯”站在保尔·波克里弗克背后，我们因此了解到保尔的叙述也即《蟹行》是如何写出来的。三十年前，作为西柏林的一名学生，保尔曾参加“格拉斯”主持的写作课 49 31962 49 15759 0 0 3758 0 0:00:08 0:00:04 0:00:04 3758现在，“格拉斯”再次与他联系，敦促他写有关“古斯特洛夫”号的书，理由是作为那个悲剧之夜的后裔，他特别适合这个任务。多年前“格拉斯”曾收集材料，自己准备写这本有关“古斯特洛夫”号的书，但后来觉得“他已受够了过去”，遂决定不写，而现在要写又太迟了。（第80页）

“格拉斯”吐露说，他那代人都对战争年代保持谨慎的沉默，因为他们个人的罪疚感太强烈了，还因为“应首先承担责任和表示悔过”。但现在他发现这是一个错误：德国苦难的历史记忆因此断送给激进右翼。（第103页）

“格拉斯”曾与保尔就写作计划进行过讨论，并敦促保尔想办法用恰当的文字描述战争最后几个月的恐怖：数十万，也许数百万德国人在逃亡中死去。为了指导保尔，“格拉斯”甚至写了一个样本段落（不过，这是误导性的指导，因为他所描述的段落并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而是他在一部有关“古斯特洛夫”号末日的电影中看到的）。

保尔并不想对“格拉斯”的恳求照单全收。他怀疑，“格拉斯”之所以不写这本书，是因为他的精力已枯竭。此外，他怀疑，真正的压力来自纠缠不休的图拉，她在“格拉斯”背后催逼着他。“格拉斯”宣称自己只是图拉旧时在但泽结识的泛泛之交。但保尔怀疑，事实上“格拉斯”是图拉的情人，也许就是他的父亲。“格拉斯”在保尔的草稿上写的一句评语使保尔更加相信他的怀疑。“格拉斯”说，应赋予图拉更多神秘，更多“散开的光”。“格拉斯”似乎仍被那个白发女巫的魔咒笼罩着。（第104页）

德国谚语说：“谁播种风谁收割风暴。”德国激进右翼与其说是利用风暴──对逃出东部的德国族裔犯下的暴行、用火焰炸弹轰炸德国城市的恐怖、盟军对德国人战后苦难的冷酷漠视──来煽动人们的长期怨懑，不如说是利用沉默：那些把自己视为受害者或受害者后人被要求保持的沉默，一种先是由局外人强加给他们，继而被德国人自己当作经深思熟虑的政治措施来实行的沉默。

这个禁忌，如今正在一场广泛的全国辩论中被重新提出来检讨。《蟹行》于2002年初在德国出版时，成为畅销书。这不是因为古斯特洛夫/“古斯特洛夫”号的故事以前未被触及过。相反，威廉·古斯特洛夫死后仅一年，通俗作家埃米尔·卢德维希就以德语，虽然不是在德国，出版了一部有关这次事件的长篇小说，小说中法兰克福特被塑造成一个英雄，他通过打死一个著名纳粹人物而希望激发犹太人挺身反抗。1975年，瑞士导演罗尔夫·利西拍摄了一部主题相同的电影《对抗》。

德裔美国导演弗兰克·维斯巴尔亦根据“古斯特洛夫”号的最后航行拍摄了一部电影《夜幕降临哥滕港》。该次航行的一名幸存者海因茨·舍恩年复一年地发表他对这次致命事件和死者身份的调查研究。在英语中，则有克里斯托弗·多布森、约翰·米勒和托马斯·潘恩合著的《最残酷之夜：德国的敦刻尔克与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沉没》（1979）。格拉斯本人曾在多部著作中提到“古斯特洛夫”号，最早一部是《铁皮鼓》；以及提到以前被英国战机炸沉的另一艘运载集中营幸存者的游轮“阿尔科纳角”号。

因此，古斯特洛夫或“古斯特洛夫”号都没有被遗忘，也就是说，并没有被删除或被有意排斥在记录之外。但是，在成为记录的一部分与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之间，存在着差异。图拉·波克里弗克这类人的愤怒和怨懑，源自这样一种意识，也即他们的痛苦没有得到适当关注，一次其灾难性足以引起公开哀悼的事件竟被迫继续成为一次私人悲痛的源头。她的苦境，以及千千万万像她这样的人的苦境，最强烈地表现在这一幕：当她要纪念死者时，她找不到任何地方来放置她的鲜花，而只能把鲜花摆在纳粹时代那座纪念碑的遗址。她以最情绪化的形式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无法一起哀悼和无法公开哀悼，是不是仅仅因为那数千名溺毙儿童是德国儿童？

自1945年以来，集体罪责的问题在德国一直是一个有意见分歧的问题，而格拉斯则不是直面，而是斜地里，像蟹行似的痛苦面对它。《蟹行》被标榜为中篇小说，它的主题不是“古斯特洛夫”号的沉没而是写“古斯特洛夫”号沉没的故事之必要，以及写这个故事的时机之成熟。

正是在这里，君特·格拉斯与影影绰绰的“格拉斯”这个人物最接近于合而为一：通过“格拉斯”，格拉斯为自己没有写该故事而道歉，以及为自己无能力写这部伟大的德国小说而抱疚，遗憾不能以小说形式复活大群在第三帝国的垂死挣扎中消亡的德国人，使他们可以被安葬和被适当哀悼，以及在完成哀悼后，历史的新一页终于可以翻过去，而这样一次纪念举动将可平息德国的图拉·波克里弗克们难以抒发的闷燃着的怨懑，并把他们的子子孙孙从过去的重负中解放出来。

但是，让某个保尔·波克里弗克来写一个“古斯特洛夫”号的故事，事实上意味着什么呢？释放想象力中这些可怕的最后时辰，然后把它们变成文字，把恐怖呈现在读者眼前，这似乎是“格拉斯”要保尔去完成的任务。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因为展现在保尔面前、使他犹豫不决的这个写作计划，要大得多也艰巨得多：他得成为一个在当前历史时刻──21世纪头几年──选择以“古斯特洛夫”号沉没作为题材的作家，而这意味着他选择打破一个禁忌，这个禁忌就是断言在那个夜里有人对德国人犯了战争罪行，至少是对他们施加暴行。

保尔不情愿写那个大故事，以及他以蟹行之舞的方式讲述他的不情愿──在蟹行之舞的弯弯曲曲的舞步中，那个大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被讲述出来──被认为是较合适的。让一个不知是幸或不幸而碰巧在事件现场出世的名叫波克里弗克的默默无闻的新闻记者来重述那个故事，并不意味着什么。在目前，有关德国人在战争期间的苦难的故事，是与由谁来讲或基于何种动机来讲密不可分的。讲述九千名无辜或“无辜”的德国人如何死去的最佳人选，并不是波克里弗克，甚至不是“格拉斯”，而是君特·格拉斯──德国文学的祭酒、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公共生活中的民主价值的最稳固实践者和最持久的楷模。让格拉斯在新世纪开头来讲述这个故事，则意味着一些什么。它甚至可能标志着让所有关于那些恐怖岁月里发生的事情的故事进入公共领域是可接受的、合适的、恰当的。

君特·格拉斯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散文风格家或小说形式的开拓者。他的力量在别处：在于他对德国社会所有层面的敏感观察，在于他有能力探入民族心灵的深层激流，在于他的伦理稳固性。《蟹行》的叙述是片片块块地拼凑起来的，有效地形成现时的格局，尽管并不太让人感到在美学上非如此不可。作者一步一步追踪潜艇及其猎物，使它们渐渐汇合在那致命的十字路口，仿佛有一个更高的主宰在操纵着──这手法尤其如履薄冰。作为一部作品，《蟹行》与格拉斯偶尔涉足的其他中篇小说形式相比，尤其是与《猫与鼠》和最近的《铃蟾的叫声》（1992）相比，是有所不及的。《铃蟾的叫声》是一部构筑优雅的小说，介于讽刺与挽歌之间，小说叙述一对正派的老夫妻创办一个协会，致力于把那些被逐出但泽（现时波兰格但斯克）的德国人埋葬在他们的出生地，但到头来他们这个理想却埋葬在他们脚下，整个计划因生意兴隆而变成赚钱勾当。[4]

拉尔夫·曼海姆是格拉斯最早也是最好的英译者，令人赞赏地与格拉斯的语言合拍。1992年曼海姆逝世后，其衣钵先是由迈克尔·亨利·海姆继而由克里希纳·温斯顿承接。虽然有一两处也许可以挑剔──图拉拥有师傅证书（Meisterbrief），而不是“师傅文凭”，后者听上去太学院；马林涅斯科船长返回港口时并不是被降级（degradiert）而是减少军衔──但温斯顿的《蟹行》译本是忠实的，包括偶尔笨拙、格拉斯体的措辞也忠实地译了出来。（第191页、第180页）

对温斯顿的灵巧度的主要挑战，来自图拉·波克里弗克。图拉讲的是东德德语俗语，含有战前但泽工人阶级郊区的回声。在美国英语中寻找对等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像“俺在这儿替他们卖命不也好得蛮好吗？”这样的语言风格给人一种古怪地过时的感觉；但也许西部德国人也觉得图拉的讲话是古怪地过时的。（第69页）

（2003）

原注

[1] 君特·格拉斯《蟹行》，克里希纳·温斯顿译（纽约：哈考特出版社，2003），第25页。

[2]《猫与鼠和其他作品》，A.莱斯莉·威尔逊编，拉尔夫·曼海姆译（纽约：连续出版社，1994），第23页。

[3]《母老鼠》，拉尔夫·曼海姆译（伦敦：塞克出版社），第63页。

[4]《铃蟾的叫声》，拉尔夫·曼海姆译（纽约：哈考特—布拉斯出版社，1992）。

选自《内心活动：文学评论集》（再版），库切著，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

预读/校对：梓悦、zzj、陈涛、yiyi、李宏飞、杨阳

整理：陈涛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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