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庄晨、邱寅晨译）

2017-05-09 Serge Moscovici 黄灿然小站

精神机械论

现代文明诞生于机械学与机械精神的结合。不过，我们刚刚看到，历史的进程似乎发生了转变。让我们试图理解这一结合的原因，从而证明历史转变的意义。在人们对现代文明的印象中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体验：自然不像自然。自然好像应该是一种自己所不是的东西：一种充满无情或敌对力量的世界，必须与之斗争才能加以掌控。自古以来，自然是我们的感觉和思维直接可以触及的，是我们所熟悉的水、风、草、木的世界，是人类和动物共同生活的地球，四季更迭，夜以继日，无论风雨交加还是阳光灿烂，是我们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家园。人们在这里生活和劳动，已经与自然融为一体，他们就是自然，并且对此毫无疑问。但是我们知道，地球已存在了几十亿年，它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围绕太阳旋转。每一个物体都由原子构成，而每一种植物或动物都是由世代相传的基因所组成的整体。这一切都在空间中以远远超出我们的知识和想象的速度不断演变。在这个奇怪而无形的自然中，人类的存在是一个意外，一个无用的假设。

然而如果研究一下历史，我们却会看到，随着人们发现了新的物质力量及其在时空中的各种组合和天体的运动，自然的法则和内容发生了改变，它越来越遥远、抽象。这种自然剥夺了我们的自然全部的现实意义，但它本身对我们来说并未成为一种新的现实。终于，保罗·瓦雷里（Paul Valery）有力地指出：“谁都再也不能谈论‘宇宙’了。这个词在寻找自己的意义。‘自然’这个词越来越罕见。思维抛弃了它，把它留给了言语。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词越来越只像是一些词而已。”

这正是现代文明的特征和结果。在体现这种转变的各种进程之中，有一种包含着最为丰富的体验，我们对其理性价值的感受颇为深刻，这便是世界的去魅（désenchantement du monde）。马克斯·韦伯的这个概念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冲击力，以至于他成为现代性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先是从魔法到科学的转变这个隐喻，其次是几千年来人类的巫魅世界走向机器的去魅世界的趋势。最有意思的并不是启蒙哲学家确定的起点和终点，而是转变的理由和趋势的意义所在，即去魅过程本身，它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形式。换句话说：自然原来是一种模糊而神秘的东西，充满了各种藏身于树中水下的神明和精灵。星辰和动物都有灵魂，它们与人相处或好或坏。人们永远不能得到他们所企望的东西，需要奇迹的降临，或者通过重建与世界联系的巫术、咒语、法术或祷告去创造奇迹。在这个感觉、机体、想象的世界中，魔法的作用借助于咒语、感应以及表达爱恋与仇恨、恐惧与渴望等激情的象征性动作，即巫魅世界的各种奇迹和巫术。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①将具有这种能力或幸运的法师称为“自然的奴仆，而不是主人”。只要查阅古代的文献典籍，就能看到历史的另一面，对于直到欧洲文艺复兴之前世界的魔幻化会做出一个忠实的描述。

①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认为人有自己的尊严、自由意志和自我价值，主要著作有《论人的尊严》《论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协调》。

为了概括世界去魅的意义，我可以说，这是世界去魔幻化的过程，其目的是使自然摆脱令宇宙间充斥善恶神魔的泛灵论（animisme），摒弃比照人的形象看待一切的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e），从而消除世界神秘荒诞的氛围，让世界呈现在非个性化并且漠视人类的光明之中。这样人们将到达顶点，与尼采一起对自己说：“科学告诉我们，宇宙是一架机器，并且对我们毫不关心。”在我看来，尼采不仅令世界去魅，而且最重要的是使我们有关世界的知识去魅。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有求知的欲望。”除了求知的欲望之外，还有求知的激情，对知识和智慧等许多事物的热爱，人类的知识所反映的恐惧或喜悦，以及求知者的忧郁，正如维吉尔所说：“他们恐惧，他们渴望，悲伤并且退缩。”

然而纵览人类历史，相对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极少有哪种渴望表达得如此强烈，有哪种知识经历了世世代代更加漫长的准备。不同的学科先后建立起来，其中的大部分首先从各种运动的、不稳定的、可能变化的事物出发去表达激情，并努力发明最为奇异的现象和最为独特的知识──如数学──以满足激情。科学获得了一种敏锐的嗅觉，能够发现这些发明应该满足的需要。但是我想，正像韦伯所指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主要的宗教及其艺术都试图对激情加以约束，为己所用，强加规则，建立一种必须遵守的知识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对激情进行分割，按照理性组成一个系统，而经院主义在崩溃之前便是这样一种完善的模式。经院主义无疑是失败的，但它与科学，或者更准确地说，与机械哲学有着相同的取向。而机械哲学却取得了不同寻常的成功，以数学代替逻辑去描述运动的法则，解释物质力量的作用，预言大量可观察的现象并将它们缩减为单一的机械系统。学者告别了充实生动的有生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宇宙天体和地上万物都只不过是在真空中旋转的物体。于是，学者坚持不懈地努力排除理性与残余的激情之间的任何接触，表现出一种沉着冷静、讲究方法的精神，再也不会轻信灵魂的虚构或者星象的感应。知识的去魅把一切都交给了寻求真理的理性，还能有比这更加天翻地覆的变化吗？方法发现理性，数学掌握理性并且去伪存真──理性是唯一的，而谬误多种多样，现代科学垄断了真理，并淘汰了从常识到哲学、从艺术到宗教、从实用技艺到传统等一切其他形式的知识。在科学看来，这些知识都是不可靠的，被激情所扭曲，贫乏而神秘，至多可以暂时容忍，留待一门科学或者其他理性知识加以取代。要么人们干脆就忘记了这些知识的存在。

应当指出，没有哪种理念如此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精神：思考真理应当采取的方式不同于我们所用的方式。即使有些人具备思考真理的能力，科学也禁止他们相信熟悉的感觉、推理和语言、现实的各种形式在他们心中唤起的激情和情绪，以及从他人那里学到并与他人共享的常识。科学坚决而傲慢地排除了所有用传统方法获得的有益成果，把这些全都视为谎言、迷信、荒诞不经和似是而非的东西。当时这种情况应当可以预料。一切似乎就这样发生了：为了去除世界的巫魅，精于计算、严谨正规的理性首先宣告我们丰富多彩的世界知识已经彻底过时，把这些根植于我们的精神之中引人入胜的现象归于原始阶段，或者干脆当成垃圾。宗教曾经要求放弃理性，从而确定荒谬的信仰比真理更加真实。科学，我们的现代宗教，要求理性牺牲世代相传的鲜活知识，宣布真理与之相比更为真实。

如果为科学辩护，可以这样说：虽然我们为了科学牺牲了无数宝贵的事物，但科学的效力是无可比拟的，任何其他语言或方法都无法与科学的数学形式语言和演绎方法相匹敌。理性是唯一的，在世界去魅的过程中排除了所有其他认识现实和真实的可能性。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除了这个过程所设定的限制，人们在知识方面获得的收益是极少的。人曾是自然的奴仆，现在俨然成了主人。他睁开眼，只看到自然之中无边的寂寥，在他生活的迷途行星表面是智慧的荒漠。因此，我们时代的困顿正体现于世界的去魅。在千年之末，我们时常听到忧虑的声音：科学凭借诸多重大发现丰富了我们的精神，却没有意识到同时也使之陷入贫乏。科学并没有履行其承诺，弘扬理性的光辉和自然的伟大。科学虽然如此富有创造力，却变得抽象深奥，使我们远离理性并且无法接近自然。科学缩小了光明的范围，集中成为一个光斑，而周围留下深不可测的黑暗。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真正去魅的世界中。

他们存在的理由是还自然之魅

我们的文明丧失了巫魅和明智，在饱受批评的同时引起了许多忧虑。每个人都在思考如何解决如此众多的问题。怎么办，或者这样又有什么用呢？是的，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些忧虑，自然以如此出乎意料的方式重新变得宝贵，打动了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人。自然之所以获得这样的重要性，是因为它是我们共同的首要现实，而且尤其是千年之交反叛、斗争和决裂的一个象征。人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是为了实现这场反叛的目标──解放自然，自然主义运动是人类最好的发明。我在这里谈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千百万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他们的意识逐渐巩固，彼此之间的关系正在强化，他们相互鼓励以寻找一条出路。他们对于过去出现的或者威胁未来的世界毁灭趋势有着极其清楚的认识。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在左顾右盼，一切都在飘忽不定，什么都无法确定，而这些运动已经习惯于少数派的境遇。他们冒着被社会孤立的危险，并且不顾顽固的诅咒，重新创造了一种没有成见的语言和思维。他们还发出了一种新的声音，赢得了舆论的支持。事实上，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目睹他们为了一种看似无法达到的目标不顾一切，就此可以举出确切的例证。在自然主义运动开展行动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他们关注或推动的每一个有关自然的倡议、具体措施和讨论毫无例外都显示了他们行动的前瞻性。被迫步他们后尘的政党和技术官僚对他们的愤怒与厌恶在实践中证实了维特根斯坦的直觉：“超前于自己时代的人，有一天会被时代追上。”

这是一种源自经验的真理：在危难到来之际，每个信念的背后都有一种确实而紧迫的预感。毋庸置疑，如果这些运动声称行动刻不容缓，他们坚定和反叛的精神不应被归入今天屡见不鲜的革命冲动。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他们视为隐居修士或革命斗士。他们借助同一根绳索，坚定而耐心地翻过自然与我们之间的隔墙。他们深知，根本不是革命者发动革命，而是革命创造革命者。如果说一个运动所为之准备的事件并不取决于运动本身，而是可能导致事件在某一时刻发生的例外情况，这完全是哗众取宠。但可以肯定的是，自然主义运动呼吁开展一场根本的变革，一种唾手可得的变化。由此提出一个问题：他们希望进行什么样的变革呢？这场变革是否会像哥白尼的革命一样，改变世界的中心，以太阳取代地球，以共和国取代君主制，以进步取代历史？这是不是一场开普勒式的革命，使太阳和地球成为太空中行星轨道的两个焦点？我在拙著《论自然的人类历史》中已有论述，在此无需具体解释，为什么从革命的意义上来讲，解放自然并不意味着让自然取代社会在我们的文明中的核心位置，或者可以说使我们的文明自然化。这些运动希望扩大我们的生活和世界的范围，让社会和自然分别成为生活和世界的焦点。当每个人都感受到费尔巴哈所强调的问题时，这种人类主宰的关系将得以确立：“我感到自己依赖于自然，因为我感到自己依赖于其他人。如果我不需要他们，我就不需要世界，这令我与自然保持和谐。”

最大的难点就在这里。事实上，解放自然就是摒弃现代令自然去魅、孤立的顽固做法。在现代，好像我们与自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并不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这种看法只是一时心血来潮，那么它没有什么重要性。但是，这是一种真正的成见。你在马克思那里就能看到：他认为，历史开始于“占有劳动的自然条件──土地，这既是原始的劳动工具，也是实验室和原料库”，而结束于（如果可以这么说）被技术分化的劳动的社会占有。韦伯称之为从巫魅自然向理性经济的过渡。无论人与自然的联系如何消解，从自然人（homme-nature）到机器人（homme-machine）的演变似乎是社会单独和自主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是否需要清除自然的内容以充实社会？人们提出这种理论的轻易方式值得我们警惕。如果完全不同的前提导出预设的同一结论，就是说现代以社会现实取代原始时代的自然现实，这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真理问题。按照这种道德的要求，无论人完成什么，他必须从自身和周围感到生命只是与敌对的自然展开的一场漫长战斗。这使我相信，对自然的处置、对自然“实验室和原料库”的利用、所谓对自然的征服或掌握与对自然的仇恨不无关联。这一点简直不言自明。

综上所述，自然主义运动真正的任务并不仅仅在于自然，也不在于社会。我认为其任务正是生活方式的变革：自然和社会在其中属于同一层面，共同得以塑造。换句话说，某些人有时试图解决自然的问题，有时又去解决社会的问题，那是原地转圈。当今时代的错误正是将世界的去魅推向极为紧张、完全混乱的境地。由此可以想到哈姆雷特表达的人生苦痛：“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①我们面临的未来是否仍将继续在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之间徘徊？或者未来能否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形式──即一种文化──适应我们的需要并兼顾两个问题？我曾经写道，并相信自己没有说错，排斥自然的文化似乎理屈词穷。自然必然属于未来的文化。它的轮廓尚不分明，但其意义已经清楚：恢复世界之魅。

① 译注：译文引自《莎士比亚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311页，《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场，朱生豪译。

如果世界的复魅没有对具体的倡议或者经验的共享产生如此众多的影响，人们可能会将此看作一种理想的状态或是白日梦，对此的描述总是充满热情而模糊不清。如果从这些累积的经验以及相关的讨论中总结出某些一致之处，它们都指向从无数的理念和平凡的欲望中凸显出来的两种征兆。首先，世界的复魅是从动物人（homme-animal）向人性人（homme-homme）的过渡。这种解放的努力来源于一种印象，即今天人类的存在意义和行动主要取决于“适者生存”的规则。人们对此曾以许多其他方式进行表述，但都指出一种根本的信念：生命是稀有的，甚至是不确定的，而死亡是多见的，必然是确定的。因此，每一个人必须接受“更少的生命”，吝惜生命，永远也不能要求更多，如果说生命是他人赋予的。只有为了生命而斗争才能获得更多的生命，或者保存人生在世有限的生命，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只有相信基本质性（qualités élémentaires）才能巩固共同的生命。

为什么会这样呢？人们想到的第一个答案是自然选择。这种进化的机制使一个物种的机体和能力在有利的条件下适应其环境，在不断适应的过程中促成了优胜劣汰，“优良”个体缓慢而良好地按照物理环境塑造自身，而“不良”个体抗拒或不能正确地适应。后者就加入不适应者混杂的群体，或早或晚面临消亡。你可能会反驳说这种观点不再正确，比如个体的自我组织、新物种的形成。我不认为这些具有充分的决定性。个体得以“幸存”的最佳手段是适应并促进一切个体之间相互的一致性。“适者生存”的规则正意味着人的责任在于保存生命，而不是孕育生命；在于与死亡斗争，而不是为生命斗争。是否应该接受避免死亡的欲望，更确切地说生存的欲望，是一切知识和行动的基础。幸存是不是无时无刻等待死亡？既然任何事物都不能满足这种欲望，甚至不能加以承认，除非这是别人的死亡？我们是否应该说我们的生活形式的特点在于将生命看作人的一种意外和手段，而不是他的实质和目标？

关于进化，我不知道有谁比达尔文写下了更具激情的文字。此后的革命性话语向我们说明一个种群对于物质空间中的资源的连续适应是如何对进化中出现的变异进行盲目的选择，而并非所有个体都能适应，必然有一部分无法适应。的确，这一努力中包括了道德和思想的一面。达尔文本人试图限定其观察的范围，希望保持严肃的客观，但这只是徒劳。他的语汇中最为细致或深刻的直觉告诉我们，他关注自然中的适应者、胜利者，而没有为不适应者、失败者留下任何机会。如同在轮盘赌中，长远来看庄家必赢，玩家必输。生物学就成了经济或者文化的一种模型，许多人认为这是科学的一种偏离。那么如何加以避免呢？达尔文对这个问题只回答了一半，他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历史不符合自然选择的规则，人类的历史与所有的生物有着共同的关系，但与自然只有有限的关系。对人的能力进行筛选和调适从而使人改良，这种非常流行的想法面临一些不为人知的困难。不能为了将这一设想的付诸实施而寄望于专家们的良好愿望，因为他们只想淘汰那些最不适应的个体。

无论如何，作为这半个答案的补充又出现了第二个答案，在历史上也同样不可否定。除了自然中的生物之间的共同关系，人类又与另一种没有界限的自然建立了关系。人们称之为能动的自然，以指出我们与不同物种和自然力量的会合中创造性的一面。因此可以确定，自然一分为二，包括被动的自然和能动的自然，从而区分拥有更多理性的动物人与源于自然并在另一种自然中书写自身历史的人性人，后者的生命是由新型自然的独特张力所创造的。仿佛如果没有“生命的创造”，人类的生命就不是生命，也不是人类的生命。我们这里所指的就是人类去魅的一个表现，这种去魅试图消除动物人与人性人之间的区别，将自然的两个方面缩减为一个机械原则，使我们这个物种成为生物长链中终极的一环。因此，世界的复魅采取一种新的形式：并非承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是提出一个更为深刻的任务，即统一人类与自然之间维持的关系。同时人们将认识到，我们以为与生俱来并与所有生物共享的被动自然，其实来源于能动自然，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在历史中的创造。按照布鲁诺美好的说法，这就是“应该等同于艺术的自然”，莎士比亚对此做出呼应，提出一种更高的艺术“创造自然”。因此我们可以在事物和自然之中进行创造，并且在自身和周围创造其他过程、状态和自然。

有关幸存的悲叹或许表现了我们的生存状态，而其中还剩下什么？我刚才所谈的一切对它表面的压迫性理性进行了界定。这种理性以“适者生存”的规则为生命的不平等提供了依据。我们应当知道，人类通过创造自然来适应自然，人类并非依据现存的自然，而是根据自己创造的自然去塑造自身。由此产生什么结果呢？显然，应当代之以一个更加清楚、准确的规则：人性人是生命的守护者。如果他在世界之中成为生命的守护者，并且改变世界的要素和关系，按米什莱所说，“自我制造并自我创造”，那么这应归因于他对于“更多生命”（plus de vie）的追求。我在这里受到西美尔的启示，相信他是正确的。他写道：“人只能通过创造更多的生命才能存在。”我们是否必定在欲望的驱使下超越我们的现有条件并战胜使之减损和削弱的因素？我们的驱力并不是适应，而是创造，我们在自然中为自身欲望提供形式。即追求“更多生命”──这是西美尔的名言。人的存在不断在这种寻求“更多生命”的欲望和必要与超越这一境界的能力之间演变，人感到必须为自己、为他人努力“超越生命”（plus que la vie）。

人作为“生命的守护者”这一提法的独特和奇异之处在于既包括那些通过适应被动自然而善于保全生命的人，也包括那些曾经拥有抵抗被动自然的力量或者缺乏必要的适应能力而注定消亡的人。他们或者成为多余，或者大材小用，受到内在需要或者社会的制约，他们在寻找并非显然而且不为人知的选择，试图让生命走出它的藏匿之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他们故意而大胆地偏离常规，从而创造新的关系。他们通过怪异而低效的努力以及引人注意的差异挑战单一的做法。人们从负面意义上将他们称为畸形或失败的个体，但从许多方面来讲，他们承受着重负，积极而坚决的社会将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强加给他们，社会却希望从中获得更多的生命。如果他们通过一个重要的发现、一种新型的实践为“越来越多的生命”找到答案或新的组合方式，那么他们没有任何可供指责之处。他们被视为例外和现实的一种装饰，而他们的存在和与他人的混同始于社会非常古老的阶段。仿佛每一个人的确不可或缺：适应的个体被赋予一般的职责，而不适应的个体在他们与世界以及他人的关系中被赋予特殊的职责。我们非常清楚，适者生存是对生命的否定，而维持最具活力的个体中的适应者和不适应者，这是对人性的肯定，可以兼顾两者。探索新的可能性，从而实现人类不断提高、超越生命的目标。

基于这些思考，我们看到世界复魅的第二个征兆可能就是各种知识联合起来，从而扎根于一种新的生活形式。的确，各种知识模式没有共同的价值体系，分别按照自己的方式演进。那种常识处于边缘而科技占据核心的奇怪体系正是如此。围绕理性和真理独占的核心，分布着一系列同心圆──各种知识模式，它们经历多少世纪才得以形成，但已经不再重要，越来越多地被归入非理性、谬误或虚构的范畴。它们之所以受到边缘化，是因为科学霸占了唯一的位置，能够解读以形式语言、甚至数学语言书写并以实验证明的自然之书，或者用埃弥尔·梅耶松（Émile Meyerson）的话说，“人们经常看到……在纯粹科学的范畴和其他智慧的领域之间存在着一条裂痕”。这一切让人们认为可以首先将各种形式的知识缩减为单一的科学，再化作哲学期待或者预见的目的、常识甚至是艺术。它们将变得陈旧，无法通达现实，而只能作为现实的表象和幻觉。

由此可以讲述我们文化的一个故事，引人入胜但未必令人愉快，并不会美化文化的偏执之处。但是在一个故事中，人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叙述者的意向，这其中也包含他所触及的现实。这便是现实所在。直到不久之前，科学为保持与其他知识的分离而发动了一场战争，战争原本应以象征所有其他知识的常识的溃败告终。一方面，常识的知识功能将被剥夺──梅耶松以此作为一篇文章的标题：“常识是否以知识为目标？”另一方面，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共享的描述和解释是错误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将禁止我们对自己的发现和目的进行讨论、评价或选择。而科学却可以肯定，可以甚至应当采用它的语言和理论去理解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行走、渴望、相信等等，或是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同时，它淘汰我们所熟悉的物品的概念，例如桌子和椅子，认为它们是错误的，不过是一种幻觉，实际上是原子的运动。

但到了这里，我就谈到了知识统合（coalition des savoirs）这个主题。不仅那些试图以科学的概念和语言取代常识的努力不切实际或者缺乏说服力，而且常识对其进行了超乎想象的抵抗并证明自己具有更高的效用，如果我们统计一下每天借助常识能做多少事情。令人惊奇的是，民间的科学是不可或缺的，任何信息科技的语言或科学的世界语都不能取代日常语言，任何神经领域的发现都不会影响我们一般的思维。只要我们与他人一起生活，就会发现常识的世界拥有一种现实，而且无论某些人觉得这有多么荒唐，常识不是也不可能是某种拥有自己的真理和理性的知识所产生的结果。总的来说，“真理不可能违反真理”的著名法则一度存在，它曾为科学与其他知识形式的分离提供依据。当人们在物理学中发现了波粒二象性，量子物理之父玻尔对此提出质疑，因为这意味着一种有效真理与另一种有效真理相悖。在这种新的气氛之下，过去的陋习成了美德，为承载真理的各种知识形式开辟了互补和多元的道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知识都具有价值，情况远非如此，也不像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所说，“每一种知识都拥有自己的真理”。每一种知识的有效性取决自身的规则和与其他知识的关系。知识的统合因此是可能并且是应该的，条件是艺术也能参与其中。

我们对抽象感到厌倦，还有基本质性的物质世界和感觉输入的精神之间著名的对立。以掌控自然为借口，科学篡夺了一种权力，能够拒绝任何思想和感觉的形式、技艺和艺术，同时降低它们的地位。对感性（sensibilité, Sinnlichkeit）的禁止，知识以及求知乐趣的贬值，这些曾是现代的生活形式及其理论、体制和精神统治的主要武器。无论这看起来有多么奇怪，我们与有形和有生世界之间的机体和感觉联系遭到禁止和极端的否定，这却以某种方式解放了世界，让它闲置，将它遗留在一个类似尘世炼狱的地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艺术在克服科学设定的限制之后，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极为广阔多样的领域，获得一种现实，可以进行组合、表征和塑造而无需考虑重力、广度和持续时间。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日落、阵风、生物的寂寞、事实的孤立、灵魂的色彩──这些刺激物和主题都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居所或布景，符合他们的欲望或者时代精神（Zeitgeist）──即自然的要求。

世界表征的感觉化或非感觉化，或者在某种意义上的过度，具有释放能量和增加与现实的接触点的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以知识为目标，因为对于接触点的兴趣是直接的，并且艺术使这些接触点与思维的范畴相连，如和谐与不和谐、简单与复杂、正确与错误。简而言之，艺术扩充了我们有关这些思维范畴的知识。因此在艺术与其他形式的知识和技艺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的沟通与促进，呈现流畅而随意的运动，摆脱压迫所有人的重力。

这里还应补充一点。全面而抽象的科学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科学是止步不前还是继续走向个体及其特殊和具体的现实。当科学陈述其法则和介绍其数据时，它很少关注我们之中某一个人会遇到什么问题，特殊而唯一的个体只能独自面对可悲的无知留下的伤痛。要体会科学与我们的距离以及这种伤痛的剧烈，只需有一天听到一个病人问道：“为什么是我？”艺术过去曾是，而现在已不再是对于具体情况进行非一般性与非抽象性的理解的一种途径，是一种触及意义逐渐显现的内在意愿而引起个体情感共鸣的真理。另外，我们发现想象的力量──它无所不在，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在艺术中最为集中──能将各种知识形式与一种虚拟的现实联结起来，从而让我们从其中一种跨到另外一种。想象还能以可塑的方式重新组合知识和语言的各种层次，实现从科学的问题到常识的问题、从平凡的娱乐到热烈的讨论、从偶然的感想到深刻的思辨的过渡。说实话，只有艺术的知识才能预见人们尚不理解的生活形式或关系。这些事物或者奇特，或者无人探索，以至于扭曲了我们的观念并阻碍了自由的思维，所以我们仍然不能理解它们。只有艺术知识能够从中发现新生事物诞出母体、蹒跚学步的努力。在古代，哲学中的启发式问答法（maïeutique）是新生事物的助产士，在现代，这一职责由艺术的具有可塑性的助产术（obstétrique）来承担，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说过：“艺术在这方面比科学更为强大，它能重构生活。”

显然，这一切推翻了过去看似简单明了的状况，如果这个词是恰当的。人们曾经想象“在事物之中已经形成一种宏大的科学”──这是梅洛一庞蒂的提法，实际的科学在达到完美后将与之相同，任何问题都将得到解决，所以我们再也没有任何疑问。这种思维的状态虽然并不遥远，但是我们很难重新体验。然而，人们的确曾经幻想有一天，精神将“全部的现实”都封装在一个关系的网络中，如同进食过多的机体，从此处于休息状态。这样只需“从一种最终的知识中推出结论，应用相同的原则解决最后一些不可预见的问题”。这种涵盖一切的科学之所以难以接受，不仅因为它脱离了各种内在知识的形式，压缩了去魅的世界，而且我们感到它并未实现纯粹和真理的诺言。并非“科学的破产”，而是其胜利使热情变成了焦虑。想到我们的世纪，我想说，科学的战争扭曲了科学。但是，科学仍然为我们带来了许多伟大的发明和发现，通过在无穷大和无穷小的广袤宇宙中运作的精神生活与我们保持接近。在这一点上，科学继续保持开放，对我们仍然具有意义。当然，这里并不是主观性的发现在发挥作用，主观性作为真理和理性的灵魂补充，负责将消极关系转化为积极关系。

迈向世界复魅的第一步在于一种接触和一系列交流，将科学、常识和艺术引向一些现实和实践的领域，它们的语言和理论可在其中交汇。有关科学、技术、生物学、生态学和研究态度方面的一些重要领域具有常识或艺术的性质。如果不是通过强制的命令，科学中最具意义的概念和发现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并且根植于日常的生活，难道不是通过向常识的转化吗？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昨天的科学是今天的常识。帕斯卡尔丝毫不反对学者“通过向后的思维”重新认识司空见惯的观点。然而，通过迁移这种“向后的思维”，将它变为一种“向前的思维”，我们将为知识的统合开辟一条长期和常规的道路，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保证最高的必要性和可靠性。

如果我们顺应自己的倾向，超越语言和概念的局限，从而补充科学或常识尚未表述的内容，那么我们就能看到，想象、个性甚至情感的一切都可以在艺术中得以体现，而艺术的世界如同科学有奇异的一面，如同常识有熟悉的一面。我们结束这种粗暴的分离和各方之间的战争，特别是科学与其他知识形式的战争。这一转折不仅以新生代替陈旧，而且意味着一种方向的改变：并不是用另一种知识代替拥有特权的皇家知识①，而是让这种特权在历史中消退，让位于各种知识的统合，包括未知、熟悉、想象或个人的知识，为恢复自然之中完整的联系而必须付出的努力将产生这些知识。我无法预言这一天何时到来。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仍然投身其中，以重建自然为己任的人来说，时间愈发紧迫。

① 在本文中我没有提及哲学，而哲学也可视为各种知识的一种中介和统合。哲学与其他知识形式的分离导致了一种本体论，只有哲学家才有权就此进行讨论，或者至少是那些人，他们知道人民再也不能像耶和华那样宣告：“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 ──原注

（选自《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

选自何怀宏主编“观念读本”之《生态》，杨通进编，三联书店，2017

预读/校对：陈涛、yiyi、zzj、Turquoise、俱言

整理：zzj

执编：郑春娇

───────

蕾·达尔温：C.P.卡瓦菲斯小传（黄灿然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