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有多近？我们与现实题材精品剧，有多远？
第2332期文化产业评论
由HBO和台湾公视出品的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于3月24日正式开播后，引起两岸热议，当前IMDb9.3分，豆瓣9.4分。它通过短小精悍的叙事和别出心裁的隐喻，将人性的困境展示在我们面前，引发的是当下每个社会个体面对精神困境时的无力感。大量的社会议题承载着深层的社会情绪，观众从这些困境与议题之中产生共鸣，联系到自我的旋律与振动。也许，这部剧能够给我们的现实题材创作带来一些启示。
作者 | 周思艺
来源 | 文化产业评论
编辑 | 李姝婧
正文共计4717字 | 预计阅读时间15分钟
由HBO和台湾公视出品的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于3月24日正式开播后，引起两岸热议，当前IMDb9.3分，豆瓣9.4分。剧集短小精悍，阵容强大，由金钟奖获得者吕莳媛编剧，贾静雯、吴慷仁、温昇豪等人主演。《我们与恶的距离》以镜像叙事，直击社会的多元议题，并且抛出疑问：我们与恶的距离，有多近？
镜像叙事:多维折射社会痛点
《我们与恶的距离》并未采取传统的二元叙事，而是采用了参差对照的镜像叙事。剧集以一个无差别杀人案件开始，与之相联的家庭、律师、媒体、民众、精神病患如同碎裂的镜像，交相辉映，折射出不同的社会剖面。罪恶的伤痛与别离、人性的挣扎与救赎、边缘者与精神病患、正义与真相，都互为镜像，映照出立体而多维的社会生态。
受害者家庭与加害者家庭是一对镜像。他们代表了一个恶性事件的斑驳伤痕。贾静雯饰演的宋乔安是品味新闻台的总裁，在两年前的李晓明案中，儿子被害。于是，本来性情疏朗的她急转而下，用烈酒和高强度的工作麻痹自我，成了远近闻名的职场杀手。由于沉浸于儿子的逝世，她对家人疏于关心，甚至三次忘记女儿的生日，与丈夫的婚姻也陷入冰点。
而另一方，李晓明杀人后，他的家人也因为社会压力与自责心理，堕入人间炼狱。面店，被人们涂得乱七八糟，最终倒闭，一家人只好搬回老家躲藏。父亲天天喝得酩酊大醉，母亲则整日戴着口罩。原本在上大学的李晓文也一蹶不振，在家藏了两年。直到母亲将她拉出去，帮她改名李大芝，隐姓埋名重新开始生活。但巧的是，李大芝受教授推荐正好来到品味新闻台，在乔安手下工作，于是两个家庭再次交织。
李晓明与应思聪是另一对镜像，他们代表了社会的边缘者与潜在的危机。李晓明杀人的动因是故事最初的引子，但编剧并未从李晓明入手，而是聪明地用另一个镜像：思觉失调症患者应思聪，将李晓明的过去补偿完整。他们同样有善良的姐姐，忙碌的父母和普通的家境。他们也许同样感到孤独苦闷，甚至渺小。但在社会众人的隔阂与排斥、媒体伦理的失范与网络民众的暴力推动之下，他们渐渐偏离了轨道，堕入深渊。
吴慷仁饰演的律师王赦与妻子美媚也是一对镜像。他们代表了先锋理念与大众意识的对抗，还代表了原生家庭之间的参差多态。因为为有罪者辩护，王赦被大众误解，甚至被愤怒的民众泼粪。他与妻子的关系也在一次次立场的争辩中陷入危机。在第5集中，对王赦的心理动因做了细致的阐述：他的童年是父亲失业、酗酒、家暴，他甚至也差点儿成为杀人犯。正是原生家庭的相似，他能试着理解凶手陈昌，“他想杀掉的人，是小时候的他自己”。而从小在幸福家庭中成长起来的美媚，却是无法理解恶的。
同为媒体工作者的宋乔安、李大芝，还有乔安的丈夫刘昭国是一组镜像。她们代表了媒体在追求收视率的大背景下对于议程设置与媒体伦理的争议。品味新闻台高收视率的背后，是夸张的标题、标签化的评论与无孔不入的采访。编辑提出的报道题目是“代驾撞死女大学生”，乔安则将其改成“撞死高材生”。初入职场的李大芝对编辑工作有着理想化的追求 ：我想看到世界的全貌。但现实却是，她想以主计处薪资新低作为新闻头条，被主编直接毙掉，因为前一天的头条是：店员被客人破奶茶砸头。
这部电视剧对于职场风云、精神病患、法律困境、媒体伦理、网络生态、原生家庭等进行了多维向度，或深或浅的挖掘。由于视角的游移和镜像的展现，观众与剧中人物发生了奇妙的化学效果，他们不断在人物之间去体验、共情，并感受到如人间炼狱一般的精神困境。因为无论作为剧中的哪一个人，都身处孤立无援的境地，人们试图理解所有人，又在这种尝试中陷入虚无；人们试图被人理解，但终究还是陷入隔阂。社会就是这样复杂的东西。
善恶之辩:乌托邦抑或恶托邦？
2016年2月28日，台北街头，3岁女童“小灯泡”被一名男子用菜刀砍倒在地。凶手经精神鉴定患有思觉失调症，被判处无期徒刑。但“小灯泡”妈妈在事后却表达了废死立场：“他死掉了，然后呢？……到底他们是为什么？他从小学就想杀人，为什么家庭、学校、亲人、朋友、社会，没能接住他？执行死刑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做完该做的功课？”
《我们与恶的距离》便取材于这个真实事件。作为剧中的灵魂人物，王赦一直在追寻这个答案。
乌托邦：理想之境何所望？
杀人犯的动机，值得关注吗？石原里美在《非自然死亡》里曾表明：我们不用知道犯人的心情，也没必要理解。我们也不需要去探究罪犯不幸的身世，只需要关注受害人受到的伤害。
在这部剧中，王赦则提出了新的疑问“你该不会以为杀戮游戏或者家庭教育就是他犯案的原因吧？” 两年来，他一直试图与李晓明沟通、和受害者家属联系，寻觅真相。他不想仅仅将其归结于家庭教育、童年阴影等原因，而是寻觅更深的社会因素。
王赦的困境在于，他执着于人性的乌托邦，又忽略了罪恶的主观性；他向往没有隔阂的理想之境，又不愿意从伦理的角度看待罪恶的社会影响力；他想要寻找真相，却缺乏真正改变的能力。
一方面，社会根源与人的主观能动性永远是相辅相成的，找到了共同点又如何？每个人都有无穷的动因。
美国犯罪学家劳恩和福克斯在《大规模杀人——对美国的威胁》一书中，对42宗案例分析，得出典型无差别杀人的犯罪人画像“因为无法达成目标而长期处于欲求不满状态，由于导火索事件而急剧爆发犯意，最终酿成社会惨剧。性格冷淡、不知悔改、逃避责任，这三点被认为是行为人所共同的性格特征。”
李晓明无差别杀人，也许是为了世界存在过他的姓名；陈昌在公园里杀了两个孩子，或许是因为他的童年之痛；应思聪到幼儿园疑似“绑架”孩子，只是为了拍出一部好片子。
由于家庭、社会、教育与自我意志诸多推力，他们成为了罪恶之子。但社会体制只是客观环境，行为仍然是由主体所决定的。“真相永远就只会怪我们的社会体制出了问题，挪威的社会福利这么好，还不是出了随机杀人犯。我们的社会安全网，我们的教育体制，永远控制不了那些加害者。” 纵然真的存在理想的社会体制，也难免人性会成为其中游离的螺丝钉。
另一方面，人们也许并不排斥正义的诉求，人们只是关心谁来为理想买单。王赦苦思不解“为什么我们这些正常人，不愿意多用一点心，多用一点我们拥有的能力，去帮助那些生病的人” 。
或许，普通人与边缘者或精神病患相比，只是在环境中获得了相对安全感，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富足的善意与健全的人格去关爱其他人，甚至让渡自己的权利。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写道:“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
人们没有成为圣人的义务，为了成全所谓人与人之间的理解而压抑自主的人性，是否也有失公允？难道幼儿园孩子与父母心中所遭受的恐慌都是“情绪勒索”？难道被恶伤害的普通人应当失去自己的姓名？就像宋乔安曾经歇斯底里地跟丈夫说：“如果杀人犯和他的家人都不需要负责任，那我的孩子算什么？”
恶托邦：善恶同根本难分
王赦的第二个疑惑是：“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有标准答案吗？”
《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曾对弟子张翠山讲“为人第一不可胸襟太窄，千万别自居名门正派，把旁人都瞧得小了。这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可见，善恶之间，其实并不明晰。
这部剧也一反常态，众人眼中的恶，却往往隐匿着善的因子。杀人凶手李晓明的父母在众人眼中是家庭教育缺失的纵恶根源。然而当妈妈说“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个二十年去养一个杀人犯”时，也不禁令人动容。父母满怀伤愧，砸锅卖铁，隐姓埋名，已为儿子的罪行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与代价。难道说，他们是恶的吗？
同样，众人眼中的正常人，也往往与恶随行。“杀死恶龙的勇士，身上也会沾满恶龙的血。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
当乔安将所有错误推到李晓明的父母身上，只为让自己减轻几分良心的折磨时，她是否同时也将自己的痛苦加诸于亲人身上，成了天晴原生家庭中的不和谐音符。
当社区众人反对精神病院“康复之家”入驻时，他们是否也缺乏同理心，将本在边缘徘徊的人放逐到了孤岛之上。
当媒体为了追逐收视率而不惜以假新闻和暴力渲染吸引眼球，拿着媒体权随意给别人贴上标签，是否也在无形中成了恶的始作俑者。
当王赦坚持以正义之名追逐真相时，又是否忽略与伤害了他的身边人，让怀胎六甲的妻子为之担惊受怕。当他执迷于人性乌托邦，要求受害者家属放下仇恨时，是否也给他们带来了二次伤害。
而YouTube评论区上通过网络抨击恶的网友，是否也化身为缠斗的恶龙，成了雪崩前的最后一片雪花。
这些评论如碎片一般纷飞组合成片名《我们与恶的距离》，是否在隐喻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恶的帮凶。
这一切，无不在彰示着本剧的主题“我们与恶的距离”，有多近？就是这种“恶托邦”的真实写照，才使得这部作品充满鲜明的色彩，在善与恶的争议之中焕发出无穷的张力，走进了观众内心深处。
陈楚佳教授认为“当今世界道德问题的突出，也是我们关注和研究善恶问题的重要原因。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人的精神及道德方面的厄难与危机，是一个时代性的挑战。”《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可贵之处便在于，它叩问“恶”，却寻找“善”，它将对人性的发掘建立在社会变革与精神异化的大背景之下，彰显了理解与包容的本义，开拓出时代与人性接轨的现实主义精品。
《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报告2019》显示，2018年生产的国产剧类型中，现实题材占比最大，占全年产量的63.19%。TOP30电视剧中，现实题材有16部。《大江大河》《最美的青春》《正阳门下小女人》等为代表的一批现实题材电视剧，也因其现实主义品格成为了人民的心头好。在2019年第一季度中，《都挺好》也以“原生家庭”这个独特题材，直击社会痛点，成为一部现实题材“现象级”精品剧。
现实题材高涨，自然令人欣喜。但我们也要看到，现实题材剧数量增多的同时，质量却还未达到预期，尤其是“现象级”的精品剧，更是少之又少。《我们与恶的距离》是一部现实题材力作，它通过短小精悍的叙事和别出心裁的隐喻，将人性的困境展示在我们面前，引发的是当下每个社会个体面对精神困境时的无力感。大量的社会议题承载着深层的社会情绪，观众从这些困境与议题之中产生共鸣，联系到自我的旋律与振动。也许，这部剧能够给我们的现实题材创作带来一些启示。
首先，创作者要走进生活的急流险滩，提取具有广度与深度的社会议题，丰富剧集的具体细节，才能越过表面认知而进入到审美范畴。正如《我们与恶的距离》创作灵感来源于台湾“小灯泡事件”，国内相关事件也非少数，红黄蓝事件、于欢案、杭州保姆纵火案、江歌案、张扣扣事件等，都包含着情与理、善与恶、媒体与公众的交锋。如能甄别利用，也不失为好的选材。豆瓣网友便表达了这种期待。
其次，在形式的创新上仍大有可为。内地的电视剧，鲜有短小精悍却意味悠长的精品出现。一部剧往往要拍摄或剪辑至数十集。东方卫视总监王磊卿就曾在论坛上吐槽，“为应对制作成本整体上涨，制作方追逐高盈利，剧情副线盖过主线，电视剧剧集像兰州拉面一样越抻越长，搞得电视剧都成了’龙头烂尾水蛇腰’。”近年热议的日剧《非正常死亡》一共才 10集，韩国当代主题剧也大多在20集以内。缩短剧集、紧凑剧情就像是要求创作者“戴着镣铐跳舞”，更需要荟萃精华，在有限的空间中塑造人物，铺设主题，对于当下我国的现实题材创作是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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