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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学札记 | 比利时光，连载四
这里推出的《比利时光》系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比利时光：城市和大学”，这一部分向大家介绍访学的申请过程、寻找住宿的经历，鲁汶城、鲁汶大学以及作者所在的研究所的人、物、事。第二部分是“比利时光：语言与文化”，包括比利时的语言、各种由异国语言生发的趣事以及中比两国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第三部分是“比利时光欧陆风”，这一部分作者行走在欧陆大地，边走边看，写下对欧洲其他城市，如巴黎、柏林、布达佩斯等城市的观感与体悟。
常常想，如有机会再去鲁汶，会选择在哪一年？我希望是2025年。那一年正好是鲁汶600年的诞辰。在550年和575年校庆的时候，大学和城市都曾“礼尚往来”。在600年大庆的时候，城市和大学又会有哪些互动呢？不禁令人浮想。期盼到时还能再赴鲁汶，看看饱经风霜的600岁的大学，再触摸一下这座大学城的灵魂。
欧洲是大学的发源地。遥想古代的欧洲，先是意大利在1088年有了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它号称是西方的“大学之母（鸡）”，之后有了巴黎、牛津、剑桥。一直到14世纪中期，欧洲大陆人想要接受高等教育，还得去巴黎。1385年，情况终于改变，德国有了海德堡大学，其后则有科隆大学、莱比锡大学等。但是在低地国家，第一所大学还要再等上40年，那就是1425年的鲁汶大学。在那个时代，中国刚进入明朝，那是科举时代的鼎盛期，那时当然也有书院，后来也有私塾，可惜就是没有发展成为大学。
鲁汶大学的建立归功于当时的布拉班特公爵，他的两位谋士力促公爵在自己领地内建一研修之所。原本属意布鲁塞尔，但布鲁塞尔当局认为年轻学生多了，会对本城青年女性的道德带来冲击，于是谢绝了这一原本可以使600年间布鲁塞尔学子不必坐马车或绿皮火车来鲁汶求学的提议，而鲁汶则毫无顾忌地接受了。在中世纪，鲁汶经常和布鲁塞尔互别苗头，市政厅要比比谁的漂亮，教堂要比比谁的高。在办大学这件事上，鲁汶最后胜出了。
接下来就是当局和主教向罗马教廷请愿，不到两个月，教皇马丁五世同意了。盖了章的红头文件发下来了，盖章时间是1425年9月9日。开办四个专业：通识学科（包括哲学和自然科学——英文为arts，但在中世纪时，arts并不仅指狭义的艺术，它涵盖语言、文学、艺术、哲学等等，类似于通识学科或基础学科）、教会法、法律和医学。教授的工资由公爵、市政府和教会三家合力解决。经过一年的筹备，1426年9月开始正式招生，教师仅有5人，其中两名是赤脚医生。1426年，学校又向罗马教廷申请办一个新专业：神学。不过教皇没有答应，怕得罪巴黎大学，因后者想维护自己在神学教育方面独一无二的正统地位。到了1431年，教廷换届后，罗马教廷举手投票，终于同意鲁汶创办神学专业。这一下，鲁汶也领到了尚方宝剑，开始办起神学专业来。（谈到鲁汶新专业的创办流程，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工作者为何仍然这么熟悉呢？）
1425年，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年代啊，一纸红头文件，大学说办就办了。又过了几年，鲁汶市政府把布料交易市场也捐给大学，做了办公大楼。如果能够，我一定在2025年再去一次，看看布料大楼，看看文物一样的红头文件，看看那600岁的鲁汶。
金耀基在《欧游语丝》一书中曾经这么写道：讲剑桥的学术，平心说，在16世纪初叶之前是没有什么可称述的。那时，英国的学术重镇无疑在牛津，只有牛津与巴黎及博洛尼亚大学齐名，而剑桥还是一相当隐晦的名字。这要等到伊鲁斯玛士播下“新学”的种子后，剑桥才开始冒升，当你走进皇家学院的后庭，抬头远看那位荷兰人文学大师所居的阁楼时，虽然音容已渺，但总禁不得依恋低徊，就是因为他，剑桥开始从“上帝”的世界进入“人文”的天地。渐渐地，以希腊文化为基底的人文主义在剑桥生根落叶，声誉远播欧西，抢夺了牛津的光彩。十六世纪是剑桥脱胎换骨的世纪，也是她性命交关与光荣的世纪。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曾有言：大学之大，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这在中世纪尤其如此。大师一旦到来，则莘莘学子慕名而来，遂有了诸多程门立雪的故事，之后师生共同探讨学问，则开一时风气之先，教育之移风易俗之功能，便即在此。而中世纪的大师，甚少拘泥于一校，因其身份特殊，经常转战沙场，故普天下学子皆能受惠。金耀基笔下的伊鲁斯玛士（即Erasmus，如今通常译为“伊拉斯谟”）于1510至1515年在剑桥，之后在1517年6月则转至鲁汶任教，直到1521年10月28日离开（在自己生日当天离开学校，不知是偶然，抑或别有深意，不得而知）。他在鲁汶开创了著名的“三语学院”（Collegium Trilingue），从此鲁汶的人文主义风气得以开启。正是在这一期间，马丁·路德在德国吹响了宗教改革的号角，伊拉斯谟则跟路德通信，讨论宗教改革的问题，一时间宗教改革成为欧洲大陆人文主义的焦点，鲁汶也成为人文主义新学传播的中心，成了欧洲学子心目中的圣地。伊拉斯谟在鲁汶的遗存，一是大学人文学院图书馆以之命名，另一个则是在市中心商业街边有一个他的雕像，因为雕像底下有个墩子，且有围栏环绕，通常是大家锁自行车的车墩子。伊拉斯谟地下有知，不知应当感慨这是自己倡导人文主义运动的失败，抑或是胜利？
500年前的鲁汶是什么模样呢？在1521年9月里，伊拉斯谟给友人的信中，鲁汶是这样的：“鲁汶气候适宜，小城安静，无地能及，此为潜心学问之必需。此地学子对文学极有热情，颇有造诣者亦甚不少。未毁于‘毁人不倦’者之手，幸甚幸甚”。其实，最后一句已经透露了伊拉斯谟在鲁汶也曾经历过挫折与斗争，和他之后离去可能亦不无关系。而后来，在16世纪后半叶，历经了战乱、瘟疫、政权更替，鲁汶再也找不到片刻的安宁，16世纪前半期所开启的人文主义之风，风流却被雨打风吹去，不由令人感慨。或许也正因为缺乏大不列颠的稳定和宁静，鲁汶大学之后历经了颠沛流离，甚至一度关门歇业长达三四十年之久，最后无法与牛津剑桥并驾齐驱，岂非命哉？
18世纪的鲁汶一直是战场，奥地利与法国在这里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布拉班特公爵在列强中挣扎徘徊，怕站错队伍。此时的鲁汶大学，校局不稳，更是在夹缝中生存，风雨飘摇。雪上加霜的是1788年，奥地利国王下令将鲁汶的人文、法学和医学三系迁往布鲁塞尔，独留神学在鲁汶。两年后，布拉班特公爵倒向新成立的荷兰联合王国，才又将布鲁塞尔的财产收回鲁汶。
四面皆是凄风苦雨，树欲静而风不止。校园刚开始整修，整装待发，木头桩刚打下，法国人又杀回来了。那是在1794年。学校的档案不得不转运至德国汉堡附近，当年10月仍在招生，但生源已经大受影响。法国人认为鲁汶没有大学存在的必要，于是学校的老师都被遣散了，校长被流放到圭亚那卡宴，最终客死他乡。1797年，鲁汶大学的大门关上了，长达372年的中世纪大学走到了尽头。
之后20年里，尼德兰南部就没有一所正规的高等学府了。而在北部，三所大学幸存了下来：莱顿、乌特勒支和格林尼根。直到1815年左右，南方也开始酝酿，要办一所大学，鲁汶大学那些被放逐的教授苦苦哀求当局，鲁汶不需要重办，只需复校即可。后来的结果是考虑到北方是三所基督教大学，南方则办三所相对的天主教大学，即鲁汶、根特和列日。1816年9月南方的三所国立大学成立，每个学校都领到6万弗罗林。1817年，国立鲁汶大学开始招生了。6万弗罗林不知在当时有多少购买力，从校史来看，那些日子，学校是度日如年。
鲁汶的老师不满于这一新校，于1834年在外地组建了一所天主教学校，1835年迁回鲁汶，其机制沿袭半个世纪前的鲁汶旧制。但鲁汶显然不需要两所大学。于是双方坐下来谈判，于是有了两所大学合并，大家憧憬着重建这所400年老校的辉煌。至此，鲁汶方才结束了百年动荡，回归平静。然而正像一个人一样，大好年华浪费了，百年光阴倏然而过，再重新开始，谈何容易。艾晗堡的图书馆后也种着很多苹果树，但当时的鲁汶没有了剑桥的悠闲，谁还有心情想去苹果落地的事？从1835年后再过20来年，剑桥的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同一时刻的鲁汶恐怕还在为基建经费发愁呢，谁还有闲暇去考虑，人自猿来抑或猿自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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