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海撷英 | 空间区隔与女性成长

导  语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因何而乐，趣舍万殊，自有不同，似古今学者，多以读书为乐。若论及学术图书，言乐者愈少，或以为严肃板正，或苦其艰涩难懂，然真如此乎？若因之而生畏，倒失了一大乐趣。学术图书之乐，非一时之快，乃精神共鸣之乐，深造自得之乐也。本公众号现推出专栏“书海撷英”，从学术书海中撷取精粹，或有雅趣，或有深思，或有新意，以飨读者，愿你我皆有此乐。

空间区隔与女性成长

作为女性主义写作的先驱，伍尔夫十分关注女性的写作权以及文学作品对女性形象和女性生活状况的再现。空间则被她用作极其重要的修辞话语，用来表达女性在物理和心理上受到的限制，以及所渴求的自由与赋权。

 “一个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的话，那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伍尔夫：19），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的这一惊人之语，如今已经被女性主义者奉为圭臬。能否占有物理空间与女性的成长之间的密切联系，从未被如此透彻地表达出来；而这一联系一旦经由伍尔夫诉之于口，便立即生根发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一间自己的房间》发表于1929年，前因是1928年10月伍尔夫应邀为剑桥大学的两所女子学院作题为“女性与小说”的演讲。该书便是在演讲稿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全书共分六个部分，深入阐述了在男性主导的文学传统内，女性作家在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而这些困难被伍尔夫形象地用“房间”和其他相关的空间词汇表达出来，表现了空间诉求与女性独立生存和思想发展的重要关联。

《一间自己的房间》书影（图片来自网络，下同）

莱斯利·斯蒂芬（伍尔夫的父亲）自己是知名学者，但和当时的大多数男性知识分子一样，他并不主张女性接受教育，只将儿子们送往学校读书。伍尔夫在小说《雅各的房间》（Jacob’s Room）中描述的雅各（Jacob）的教育历程——求学剑桥、游历欧洲——即代表了当时中上阶层青年男子的成长过程。伍尔夫因而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屡屡用“学者的女儿”（daughters of learned men）一词来指称自己和其他有机会接触知识，但却不能像同阶层的男性一样自由追求知识的女性。

《雅各的房间》书影

1897—1901年，伍尔夫进入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女子部短暂学习，初步接触到要求改革高等教育、给予女性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的改革思想。而到1928年，二十多年过去了，伍尔夫演讲的听众——英国剑桥大学两所女子学院的学生——在平权教育方面仍然没有多大改善。剑桥大学最早的女子学院格顿学院（Girton College）成立于1869年，第二所纽纳姆学院（Newnham College）成立于1871年。但是它们主要依赖数量不多的私人捐赠运作，直到1948年方才获得剑桥大学官方认可的完全独立学院地位。在这期间，女性争取平等教育机会的斗争持续不断，一开始是为了获得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后来逐渐扩展到要求获得学位和与学位匹配的特权，如参与治理大学的特权：男性学者一旦获得硕士学位便自动成为校方治理委员会的董事，但是女性学者一开始却不能获得学位，在斗争之后也只能获得名誉学位，并且不能享有治校权力。一战大大削减了英国大学的传统经济来源，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在历史上首次向政府寻求经济资助，这使得改革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但是，保守势力仍然激烈抵抗变革，1921年剑桥大学的男学生甚至用暴力摧毁了纽纳姆学院的大门（Zink：109）。

格顿学院

纽纳姆学院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首先谈到了空间区隔对于女性成长的伤害。女性不仅被排斥在学位、头衔等隐性特权之外，甚至连同阶层男士习以为常的一些日常空间，她们也被排斥在外，而这才是对女性发展更具普遍毁灭性的打击。伍尔夫虚构了一个女性人物——“姑且叫我玛丽·伯顿，玛丽·希顿，玛丽·卡米克尔，或是随便什么你们中意的名字”（伍尔夫：20），她在思绪涌动之下健步如飞，却发现自己被禁止进入草坪与图书馆。

他是个学监，我是个女人。这儿是草坪，而路在那边。只有研究员和学者可以踏上这里，碎石小路才是留给我的。（伍尔夫：21）

这位先生冲我挥了挥手，示意我回去，并且语带遗憾、声音低沉地告诉我，女士不得入内，除非有学院的研究员陪同或者能提供介绍信。（23）

牛桥（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虚构的名称，英文为Oxbridge）的草坪、图书馆和教堂都是男士的空间，富丽堂皇，由王公贵族、达官显贵的大把金银筑起，确保男学生们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相比之下，女子学院芬汉姆却只有寻常的红墙和未经修刈的花园，“喝不上美酒，吃不上鹧鸪，没有头顶托盘的男仆，也没有沙发和单独的房间”（伍尔夫：36–37）。牛桥学院和芬汉姆学院的对比在今天已经成为女性主义的经典，从空间上彰显了女性生存空间的现实匮乏和迫切需求。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伍尔夫得出了她的重要结论：“一个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的话，那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伍尔夫：19）。为什么女性必须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专属于女性的独立生活和思想的空间。男性在家有书房作为专属空间，在外有办公室和俱乐部作为工作和联谊的公共空间。而女性却不然，诚如伍尔夫所举的早期女性作家的例子，女性想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即便是在19世纪初，也还是绝无可能，更不用说这房间还要安静、隔音，除非她的父母格外富有，或者尤其尊贵”（68）。女性要想写作，只能在起居室之类的公用空间。奥斯汀的侄子就认为她的成就令人意外，“想一想，她[奥斯汀]连一间书房都没有，那就意味着必须要在共用的起居室里做完大部分的工作，不时被各种情况打断。她小心翼翼，不让仆人、到访的客人或是家人之外的任何人疑心她在做的事情”（转引自伍尔夫：81）。

简·奥斯汀的书桌（简·奥斯汀故居博物馆）

伍尔夫概述了自杰弗里· 乔叟（Geoffrey Chaucer）时代以来的女性写作史：十七世纪之前，女性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作品和历史记录；十七世纪之后，有少数贵妇人开始写作；十八世纪末，少数女性因缘巧合，得以靠翻译和写小说挣钱谋生；到了十九世纪，女性创作以小说为主，尚未涉猎其他文类；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就是伍尔夫生活的时代，女性创作才逐渐扩展至各个文类领域。女性写作困难重重，既担心别人的白眼与批评，又没有女性写作传统可以遵循学习。即使能避开重重嘲笑，还面临着专制、父权、贫困等显性阻碍，以及世人对艺术家尤其是女性艺术家的冷漠和敌意等隐性阻碍。伍尔夫延续空间区隔妨害女性成长的主题，提出了“莎士比亚有一个妹妹”的著名假设。哪怕这个妹妹与莎士比亚一样富有才华，甚至更甚于他，父母也只会期待她帮忙操持家务而不是安静看书，期待她早早嫁人而不是追求梦想。哪怕她最终可以和莎士比亚一样逃离家庭来到伦敦，也不可能像莎士比亚一样成就辉煌的事业，只会处处碰壁，最终香消玉殒。

因此，在伍尔夫的笔下，“一间自己的房间”成为极具象征意味的空间隐喻，既实实在在地指称女性发展所必需的先决物质条件——一间完全属于女性自己的房间，令她得以不必顾虑他人的眼光，完全享有空间的自由，成为自己；同时也可以指称所有为女性的发展提供庇护和成长空间的隐喻性“房间”，是女性找寻自我、发现自我，再逐步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正如伍尔夫总结的，“心灵的自由正依赖于物质。诗歌依赖于心灵的自由”（伍尔夫：119）。

*以上文字摘自《空间》第四章。因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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