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好文 | 外语学科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概念、内涵、定位与内容（文/郭英剑）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23年第1期特设“外语学科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专栏”，《外语学科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概念、内涵、定位与内容》探讨了外语学科建立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必要性、差异性与合法性，外语学科主导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概念、内涵、定位与内容；《高校日语与区域国别的学科融合发展路径思考》考察了高校日本研究的历史地位和长期面临的突出问题，以及我国高校日语学科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合发展路径。

郭英剑，2023，外语学科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概念、内涵、定位与内容[J]，《外语教育研究前沿》（1）：23-29。

武萌、周异夫，2023，高校日语与区域国别的学科融合发展路径思考[J]，《外语教育研究前沿》（1）：30-36。

提 要：国别与区域研究是外语学科的五大学科领域之一。最近，“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在外语界引起极大反响。如何平衡这两者关系？外语学科如何为“区域国别学”作出独特的贡献？本文在阐明外语学科复杂性与多样性的同时，首先讨论了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国别研究与区域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其次分析了历史学科和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渊源；接着着重探讨了外语学科建立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必要性、差异性与合法性；最后给出了外语学科主导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概念、内涵、定位与内容等。国别与区域研究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不仅是外语学科内涵的延伸和拓展，也是对接国家需求、服务国家战略、寻求学科发展新的增长点的学科使命。

关键词：外语学科；国别研究；区域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国际关系

DOI:10.20083/j.cnki.fleic.2023.01.023

1 引言

2022年9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通知，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以下简称《目录》）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目录》中，“交叉学科”作为一个门类正式诞生，下设7个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位列其中。该一级学科明确表示，“可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2）。“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诞生，在外语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因为这一新增的一级学科，与“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以下简称“外语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国别与区域研究”虽不是如出一辙，但也近乎一致。

201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以下简称《简介》）。其中，对外语学科作为一级学科，从学科概况、学科内涵、学科范围、培养目标到相关学科，做了较为系统的规范性界定，指出“本学科涵盖5大研究领域，以语言、文学为主体，向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跨文化研究等领域拓展”，明确了外语学科的内涵，“包括外国语言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等五个领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 2013：49）。应该说，至此外语学科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内涵与外延。

在这次划分的5大研究领域之中，唯独国别与区域研究对于外语学科而言是新生事物。《简介》对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界定是：“借助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讨语言对象国家和区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中外关系，注重全球与区域发展进程的理论和实践，提倡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等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 2013：50）。但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定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它虽然提到了理论与方法，但却没有研究对象（objects），而且，无论从借助的理论与方法还是探讨的问题来看，似乎都与语言文学关系不大（李建波、李霄垅 2019）。近年来，我国外语界召开了众多和国别与区域研究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但到目前为止，该学科领域中最基础的概念、内涵、定位、内容等问题，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充分的讨论，更没有定论。

“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出现，自然对外语学科尚未成形的“国别与区域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与冲击力。外语学科的“国别与区域研究”还有无保留的必要？如果有，该保持怎样的独立性？又该如何积极参与到“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研究之中？这些已经成为外语界面临的重大学术问题，外语人亟需得到正确的答案，寻求未来发展的路径。

为此，本文在阐明外语学科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首先梳理了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内容，其次介绍了历史学科和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渊源，进而探讨了外语学科建立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必要性、差异性与合法性，最后尝试给出外语学科主导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概念、内涵、定位与内容等。

2 外语学科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外语学科大概是我国划分的学科中最为复杂的学科。所谓“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其实并非一个统一的外语学科。因为外语学科是由不同语种的分支学科所组成的。所以，虽然外语学科划分了五大研究领域，但还是依照过去的传统分为十三个学科方向，其中，有十个仍然按照语种划分，如英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等二级学科。就此而言，即便是按照打破语种界限而组成的外国文学、翻译学等研究领域，其间的边界也非常明显，遇到不同的语言，打破边界的困难便可想而知。

外语学科的复杂性也表现在其研究内容的多样性上。我国外国语大学的英文名称往往被翻译为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或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译为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上海外国语大学译为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国内其他外语类大学的英文译名，基本上大同小异。应该说，这种翻译本身是实事求是的，反映了我国的外国语大学都不是单纯的学习外国语言和文学的地方，大都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为主体，文、法、经、管、教等多学科协调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外语类院校都从单一的外语院校向多学科复合型院校转型。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致力于培养更多有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有专业本领的复合型人才，加快建设国际化、重特色、高水平、综合型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则致力于培养“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的卓越国际化人才。

与此同时，我国所有综合性大学几乎都设有外国语学院这一二级学院；外语类大学也设有按照语种划分的单语种学院，如英语学院。外国语学院或英语学院都主要以语言、文学、翻译等研究为主，但两种不同的译名都很常见，一种是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或者把School换成College，另一种是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这两种译名总的来说都没有问题，符合事实。

从外语学科的内部来看，这样的译名充分说明了外语学科研究领域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但若走出外语学科，我们发现这样的译名与我国“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国际关系”二级学科相似、相近，甚至让人觉得两者一样、不分彼此。将两者的译名作对比，就会发现问题所在。

首先看综合性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英文译名。在不少综合性大学中，比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都有以研究国际关系为主的国际关系学院。这些国际关系学院的译名不约而同地都是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或许是因为本校有了国际关系学院，除了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译为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外，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外国语学院，都译为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即真正具有多种外国语言的学院。

其次看外语类大学中的国际关系学院的译名。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译作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译作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这些译名都使用了International Relations，回避了大学的International Studies或Foreign Studies的说法。原因自明。

因此，不难发现，外国语学院与国际关系学院在名称上的相似，折射出两者在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确有相似乃至重合之处。

3 国际关系学科的国别研究与区域研究

在我国的学科体系中，国际关系隶属“政治学”一级学科。因此，我国现有较早设立的国际关系学院，比如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大多是从政治学系发展而来的。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与国际关系直接相关的二级学科方向包括：国际政治、公共事务与治理、政府与政策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 2013：17-18）。国际关系学院作为一所大学的二级学院，定位大都是进行国际问题教学与研究以及培养外交与涉外工作专门人才的基地。但在从本科生到硕士生再到博士生的人才培养学科方向中，与国际关系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专业数量众多。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为例，本科专业有国际政治、外交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硕士专业有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外政治制度、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博士专业有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中外政治制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

虽然上述研究领域与专业方向大都与国际关系有关，但若专门考察“国际关系学科或专业”，不难发现，其研究方向、研究内容与本文所讨论的国别与区域研究近乎一致。如北京大学的“国际关系”硕士研究生专业，设定了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当代国际关系、美欧日发达国家关系研究、大国关系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若考察其培养方案，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三个研究方向的主要研究内容。以当代国际关系为例，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国际关系史的赓续和发展；以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和外交关系、整个国际社会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规律为研究对象，同时也研究国际经济、军事、文化和宗教关系。

如果说，上述国际关系研究侧重的还只是“国别”研究，那么，“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国际政治”专业，其项下的相关研究方向则可以归为“区域”研究了。

仍以北京大学的“国际政治”硕士研究生专业为例，该专业划分为九个主要研究方向，其中与国别研究特别是区域研究有关的研究方向包括世界民族问题研究、东亚地区研究、亚太研究、中东研究、中亚研究、非洲研究、小国与国际关系等。以东亚地区研究为例，东亚是建立中国战略依托的重要地区，研究这一地区对于中国实施睦邻外交，推动地区合作，以及实现外交战略总目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主要内容涉及对东北亚、东南亚和大洋洲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主要特色是突出区域性热点问题研究和地区性重大理论问题研究以及中日关系等大国关系研究。

由以上研究领域及其对象与内容可知，国际关系研究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主要研究的是国际关系相互作用、国际体系运行演变的规律，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国家、地区、历史、文化、民族等。它既是学术研究，也是公共政策的一部分。由于其学科范围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也使得国际关系与哲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相关学科之间存在着唇齿相依的关系，跨学科特征十分明显。

4 历史学科和国别与区域研究

虽然本文并不着重对国别与区域研究作历史回顾，但也无法回避国别与区域研究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在历史学科语境下的相关研究。

英文中的Area Studies（有时候也称作Regional Studies）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在西方几乎公认起源于18、19世纪。当时一些欧美国家对世界部分地区和国家，主要是亚洲和非洲开展研究，并为此建立了相关研究机构。二战后，该研究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体系，逐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按照《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所谓区域研究，就是对特定的地理区域，或由文化所定义的区域进行的跨学科的社会研究。通常包括有宽泛定义的亚洲研究、非洲研究、拉丁美洲研究或中东研究，以及在这些研究名义之下的各种子研究领域，如东南亚研究、加勒比研究等。区域研究通常借助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学和文化研究等学科。由此可以看出，区域研究除了利用政治学之外，紧随其后的就是历史学科了。

从起源上看，区域研究源自18世纪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他们需要更好地了解殖民地的历史与现状，殖民地人民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组织，以及古代文明、种族规范、社会等级与外国语言等。在18世纪中叶，欧洲各国首都开始在公共博物馆展示“异国”文明和古代文明的珍宝和艺术，到19世纪时，欧洲的大学开始建立殖民研究。由此可见，区域研究从一开始就与历史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事区域研究的学者自然而然大都是历史学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区域研究中心首次出现，并在二战后获得了强劲发展，这与美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相一致。在冷战时期，超级大国更是迫切需要了解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而进一步促进区城研究的大力发展。

从目前看，西方的区域研究若按大洲来划分，包括如下领域：非洲研究、亚洲研究、欧洲研究、北美与拉丁美洲研究等，但在每个大的研究领域下，又有很多分支。比如，亚洲研究包括中亚研究、东亚研究等，而在这些分支中，又有小的分支，比如东亚研究又包括中国研究、日本研究等。从这些具体研究来看，我们会发现，历史学科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参与者，但却不是唯一的主导者。

美国高校大都有其自身独立的历史系，同时，又有各具特色的区域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一大特色就是其教师来自冬个学科，包括历史、法律、语言、文化、文学、经济、政治等各个学科，但绝不仅限于历史。

5 外语学科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必要性、差异性与合法性

面对政治学与历史学学科项下的国别研究和区域研究，外语学科需要认真思考并回答这些问题：外语学科设置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必要性何在？从研究对象到研究内容，外语学科所设置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与其他学科一定有联系，但一定也有区别，主要区别在哪里？该学科能否在外语学科取得合法地位？又可以作出怎样独特的贡献？作为外语类专业，究竟该怎么进行国别与区域研究？

本文认为，从外语学科的发展历史、当下的国家需求、未来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以及外语学科的人才培养等方面来看，上述问题都应该得到正面的回答。

从目前学者的观点来看，对于外语学科设置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必要性，外语界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学者（如常俊跃、李莉莉 2020；陈海燕 2017；李志东 2021）大多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论述。

第一，世界格局发展之需。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秩序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在这种复杂而多变的世界局势下，外语学科应该回应时代之问，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了解全球、懂得国际关系、通晓中国视域与对方视角，能够使用世界通用语或非通用语、游走于国际之间的高级人才。

第二，中国国家战略之需。在当今世界变局之中，我国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中国与国际的交流与对话日益增多，外语学科需要应国家战略之需而承担更多的使命与责任。在中国的国家战略发展中，“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影响最为巨大。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世界格局与地缘政治发生了改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横贯亚、欧、非三大洲，涉及的国家、民族众多，不同语言、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的有效沟通成为首要难题。多年前，我曾经提出“一带一路，外语先行”（郭英剑 2018：66）的观点。如今我们看到，“一带一路”所带动的不仅仅是非通用语种外语人才的培养，也带动了多语种人才的培养，更推动懂外语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的脱颖而出。外语学科应该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完成新时代的历史新使命。

第三，学科专业发展之需。一是传统的历史演变。国别与区域研究之于外语学科的联系，在学科发展历史中有迹可循，并非新生事物，甚至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以英语学科为例，我们过去一直都有英国研究（British Studies）、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乃至澳大利亚研究（Australian Studies）等，这些就是国别研究的内容。然而，如果说过去的“英国研究”等都只是英语学科的课程及其提供的相关国家的基本知识，学习这些知识的前提是作为英语文学专业的学生，不能只会语言、文学、翻译，还应该具备英语国家的相关知识，包括政府、政治、经济、文化等；那么，今天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实际上是将这些知识系统化和体系化，并且提高到和语言学、文学研究、翻译等相提并论的地位。而且，在外语学科建设国别与区域研究时，不能忘了曾经的专业经验，应该从中取长补短，再接再厉，再创辉煌。二是当代社会的嬗变。无论是世界格局的巨变还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都对中国的外语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这就对外语学科以及外语专业的建设提出了求变创新的战略要求。外语学科需要承担提升中国对外传播能力、增进国家之间人文交流、提升国家话语权与叙事能力等重大历史与时代的责任。

在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差异性方面，外语学科从事国别与区域研究，至少有三大优势，并可以从此出发作出独特的学科贡献。

首先，多语种优势。熟悉特定区域或国家的语言，永远是本学科的基本要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中欧研究中心”（East Central European Center）开设了“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本科专业，其中对选修学生的语言要求是具备如下一种语言能力或有两年的学习与阅读经验：捷克语、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俄语、波斯尼亚语/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或乌克兰语。我们应更多从语言、文化治理等方面入手，发挥外语学科的多语种语言优势，尽快形成语言文化治理方面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学术共同体，出版更多的学术成果。

其次，跨文化优势。从人才培养角度出发，国别与区域研究方面的人才，既要有宽厚扎实的多学科知识结构，又要有多语种的语言技能，同时具有跨文化能力，进而具备应付复杂国际局势的能力。

最后，多学科优势。外语学科本身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为外语学科内部不同语种的交叉融合提供了机会，也为外语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如历史、政治、外交等）的联系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有学者（陈新仁 2022）指出，外语人应该扬长避短、充分利用自己的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知识及相关理论优势，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视角出发，准确定位研究目标、合理选择研究内容，力争做到与文科其他专业视角下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互补”“互鉴”“共生”“共赢”。

在国别与区域研究建制的合法性方面，强调外语学科主导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特色和内涵，也就意味着国别与区域研究这一领域在外语学科的存在应该具有合法性或独立性，是外语学科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首先，不能固守一隅。今天的学科划分过于细节，甚至越来越对立。在一些传统认知中，外语学科只有语言研究、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才是正宗，其余的都不能算在外语学科的范畴之内，从而将语言、文学、翻译之外的学科拒之门外，相关的成果也不被认可（李志东 2021）。这种认识是狭隘的，也是错误的，会严重阻碍外语学科的发展，未来会导致国别与区域研究失去在外语学科发展的良机，甚至无立足之地。对此，外语界应该形成共识，保证国别与区域研究在外语学科的存在具有天然的合法性。

其次，力争拓展创新。外语学科主导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是外语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科由内向外发展的新天地。有学者（李建波、李霄垅  2019）认为，外语学科原本就是国别与区域研究，只不过研究的是国别与区域的语言、文学、文化等；也有学者（赵丽蓉、冯健高 2020）提出，就其本质而言，国别与区域研究与外语专业的语言研究之间，本身就具有内在统一性。依据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特点，研究者的综合能力体系应该是“专业+语言”；而单就语言能力内涵而言，研究者需要具备全球语言、国际语言、地区通用语言以及地区非通用语言等能力（赵蓉晖、冯健高 2020）。还有学者（李建波、李霄垅 2019）认为，外国文学研究和国别与区域研究也有不解之缘。文学即人学，文学反映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文学研究所借助的理论不仅包括语言学、美学等，也包括国别与区域研究定义中所借助的理论和方法，其探讨的问题也可以涉及国别与区域研究定义中所述问题。这样的研究既可以通过将作家思想和文学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来进行，也可以将文学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文本的研究和分析。还有学者（罗良功 2019）提出，文学、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是外语学科的核心和主干领域，而国别与区域研究是拓展性的领域。外语学科主导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应该体现学科特色和内涵，区别于其他学科主导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以保证外语学科的独立性和合法性。

最后，努力建构理论。注重建构自己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理论基础。唯有自己的学科具有独特的理论基础，方能彰显自身的合法性与独立性。正如陈新仁（2022）所说，要倡导外语人加强理论建构，不断提升国别与区域研究工作与成果的理论成色。

6 外语学科主导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概念、内涵、定位与内容

“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建立，为外语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其中尚有众多问题存在。比如，“区域国别学”属于“交叉学科”门类，那么，在这个未来可以授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等学位的一级学科中，如何统合各个学科？如果各个学科独立招生与培养，那又何来“交叉学科”？本文认为，“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一定要发挥各个学科之长，以各个学科之特色，汇成新型学科的亮点。

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外语学科主导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尚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对其内涵与定位没有定论，研究内容也未确定，这已成为外语学科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就此提出一些思路和观点，以就教于方家。

一是概念。国别与区域研究以特定国家与特定地区为研究对象，主要对社会、历史、文化、文明、组织、制度等做全方位的认识与研究，也解读人与人性的本质在目标语国家文化中的运作方式。核心是凸显语言文化与国际政治的有机融合。语言研究、话语分析、文学研究、文化阐释等外语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可以在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发挥独到的作用。

二是内涵。国别与区域研究应包含内、外双重任务。对外而言，从目标语国家（地区）的语言与文化出发，对该国（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文明、组织、制度等相关活动进行跨学科研究，也考察该国（地区）在国际上的相关活动、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对内而言，加强对我国国际交往与国际关系的研究，注重构建我国的战略传播体系，重在提升我国的对外传播能力。就学科自身而言，该领域是一种跨学科研究，也是一种新兴的交叉学科。

三是定位。国别与区域研究既是基础理论研究，也是以实践、政策为导向，服务国家战略与社会需求的实践性研究；注重理论性、前沿性、针对性与实用性；要求具有中国视域、全球视野；注重建构我国的战略传播体系，提升国家的话语权和对外传播的有效性；为国家决策和对外关系战略提供全面客观的判断。国别与区域研究拓宽了外语学科的性质与范畴，既增强了外语学科的实用性特征，又突出了外语学科的国际化特征。

四是研究内容。与其他学科的国别研究与区域研究并无区别，外语学科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主要是对世界某个地区或国家的综合研究，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有所不同。按照国别研究来划分，可包括俄罗斯研究、美国研究、英国研究、日本研究等；按照区域研究来划分，可包括东北亚区域研究、南亚区域研究等，也可以对以区域和次区域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如东盟、欧盟、亚太经合组织等进行研究。

五是人才培养。在人才培养方面，外语学科主导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具有更强的独特性，注重培养既有多语种能力和跨文化能力，又有国别与区域研究综合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复合型跨学科人才。这类人才同时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世界格局；既了解中国，也认识世界，尤其熟知目标语国家（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组织、制度等方面的知识，善于用外语表达自己，并能够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

“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诞生，是外语学科向外拓展、寻求更大发展的一个有利时机。但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厘清自身的思路，找到我们的优势，方能在未来多学科、跨学科的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中作出独特的贡献。

7 结语

世界格局的演变与时代的发展，又一次将外语学科推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如何抓住机遇求变创新，让国别与区域研究领域在外语学科主导下生根发芽，让该领域的人才培养落到实处，已经成为外语人面临的一个艰巨任务。外语学科与外语人要充分意识到这一新兴研究领域不仅是外语学科内涵的延伸和拓展，也是对接国家需求、服务国家战略、寻求学科发展新的增长点的学科使命。

本文认为，外语学科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因此设置国别与区域研究有着天然的必要性，但未来应重在建设其差异性，从而让这一学利在外语学科的存在具有合法性与独立性。外语学利主导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概念应该是清楚明了的，核心在于语言文化与国际政治的有机融合，发挥语言研究、文学研究、文化阐释在国别与区城研究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其内涵应兼具对外与对内双重任务，定位在基础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强调其鲜明的实用性与国际化特征。

就国别与区域研究而言，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学术研究抑或是智库咨政，都要依靠我国高等教育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与胸怀世界的国际格局。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外语学科主导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在未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可以大有作为。

本文发表于《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23年第1期第23—29页。由于篇幅等因素所限，注释和参考文献部分已省略。

作者简介

郭英剑，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英美文学、文学翻译、比较文学、英语教育与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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