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聚焦 | 革命文化话语与传播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革命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历程中形成的伟大实践创造，具有鲜明的红色特征。传播好革命文化，对于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愈发激烈，如何增强革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建构起先进的革命文化传播范式，成为话语与传播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议题。吴赟、蒋庆胜（2021）梳理了建党百年来革命文化传播的成就与经验，从内容、方式、渠道等方面聚焦革命文化的传播发展。袁小陆（2023）回顾了延安时期中国革命的国际传播成功经验，总结出“友人”媒介对国际形象的构建与传播的重要作用。毛延生、喻倩（2020）从文化语用学视角出发，就红色文化语用属性、文化语用语境、文化语用建构三个方面为中国红色文化话语传播建言献策。

——南京邮电大学 袁周敏

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国际传播：百年成就、历史经验与未来展望

吴赟，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语学院院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蒋庆胜，博士，讲师，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

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实践中创造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的先进文化（魏先法、彭澜，2016），是中国人民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制度成果的总和（马瑞贤、张楠楠，2018）。作为世界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够彰显中华民族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以及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唐荣堂，2020）。因此，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国际传播进行回顾与展望意义重大。

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国际传播贯穿于1921年建党以来的整个历史阶段：1921—1949年是撒播红色革命种子的建党创业期，这一时期的对外传播成就在于通过自创报刊、参与国际会议以及邀请国际记者等方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红色革命的讯息，向世界撒播中国革命的种子；1949—1978年是对外发出革命文化强音的立国发声期。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开始借助强有力的国家机构如国际新闻局、对外广播部、外文局等集中、稳定地向世界传播其声音。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积累的经验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国家对外主张，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等重要论述，在国际社会获得广泛传播和共鸣；1978—2012年是坚定中国革命文化自信的开放迎宾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经济建设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这引起了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关注，长征精神、红色文化圣地等吸引了广泛的国际关注。2012年至今是贡献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智慧的大国献智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新时代，国力不断增强，吸引了世界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深层动力的兴趣。此外，危机应对彰显了中国革命文化精神的价值。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战略胜利，海外舆论对中国人民在抗疫中展现出的“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和“大国形象”表达了普遍赞誉。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过去，中国革命文化国际传播在传播内容、传播形态的选择以及传播渠道的建设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概括而言，传播内容以民为本，维护和平；传播形态立足物质遗产，开展立体化叙事；传播渠道包括借船出海，理论挖掘与实践探索并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党革命文化的国际传播还有如下方面值得继续思考：一是对革命文化的价值挖掘及对外传播力度不够，在提炼普遍价值、应对国际意识形态挑战的力度等方面还可加强。二是革命文化微观叙事传播有待丰富。当前的革命文化对外传播偏向宏大叙事，微观传播内涵与方式欠缺。三是呈现方式还需多样化。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集大成的往往是理论化著作，但在当下的新媒体时代，普通读者倾向于碎片化、多媒体化的阅读体验，如何适应不同人群的阅读习惯需要更多思考。四是革命文化传播理念与渠道尚需拓展。在互联网时代，以往大众传播模式的效果和空间受到组织传播以及人际传播的挤压，需要更多地考虑受众的需求，增强传播的分众性和互动性。五是革命文化传播专门人才培养有待加强。跨文化传播归根结底依赖于专业化人才队伍。在国家对外传播需求日益高涨、融媒体格局快速形成的新形势下，培养跨界复合型“多语种+”人才显得尤为迫切。相应地，做好革命文化国际传播规划，彰显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价值；坚持宏观主题与微观叙事相结合，不断丰富共产党革命文化传播内容；考虑共产党革命文化传播的变通性，开拓中国红色故事的多模态叙事方式；采取分众化传播机制，更新共产党革命文化融媒体传播渠道；培养革命文化传播人才队伍，建立多层次的中外文化对话机制就成为未来我党革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点方向。

摘自：吴赟、蒋庆胜，2021，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国际传播：历史经验与未来展望，《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1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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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中国革命的国际传播

袁小陆，教授，西安翻译学院高级翻译学院、英文学院院长，西安邮电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应用语言学、翻译学及国际传播等。

2021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斯诺等国际友人的亲属复信中，向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国际友人表示深挚的悼念，鼓励他们的亲属以这些国际友人为榜样，与中国人民携手共进，为加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与合作，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感情与友谊，为构建和谐、稳定、繁荣的国际社会作出贡献。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舆论环境十分恶劣。国民党为了进一步控制思想、掌握言论，限制新闻报道及出版传播，导致中国共产党被国际社会误解。此时亟需打破国民党的舆论封锁，让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的延安、清楚中国共产党真正的方针政策。借助国际友人的力量，报道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战实况，成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寻求国际帮助、构建自身形象的重中之重。

传播真实的延安。美国记者斯诺是第一位到访延安的外国记者，1936—1937年间，他相继在《大美晚报》和《民主》等主流英文报纸杂志上发表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报道，真实表达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所感。报道中中国共产党英勇抗战、不怕困难、不畏险阻的抗战精神震撼了整个国际社会。

改变国际社会对华政策。1944—1945年，延安和华北抗日根据地迎来了第一个官方使团——迪克西使团。该使团由美军司令部情报官包瑞德、政治顾问谢伟思以及信号兵、军医等组成，部分成员曾长期在中国生活或工作，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抗战有所了解。他们在边区和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搜集情报，仅在到达后的前两个月就陆续向美军司令部发送报告100余份。这些报告使得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极大的改变，认为中国共产党才是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政党，也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构建中国共产党革命形象。1943年9月，英国物理学家威廉·班德夫妇抵达延安，直到抗战结束后才返回英国，回国后他们将在中国及在延安的见闻事迹编著成书。1948年，《与中共相处两年》在英国出版，书中记载的中国共产党欣欣向荣的革命气象与国民党迂腐衰败的靡然之风形成强烈对比，国民党封锁下中国共产党“匪徒”“悍匪”的形象不攻自破，国民党自诩的“救国救民”形象轰然崩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设及国际传播，以打破国民党消息封锁为首要任务，以国际友人的援助为契机，以讲好“根据地故事”为主要内容，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积极正面的革命形象为最终目标。在国际友人和边区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塑造了良好国际形象。当今中国国际形象的构建与国际传播同样离不开国际友人这一“海外媒介”，应充分发挥国际友人的“媒介”作用，为我国深入改革、深化发展创造良好稳定的国际环境。

摘自：袁小陆，2023，延安时期中国革命的国际传播，《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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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色文化话语传播路径新解：文化语用学视角

毛延生，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黑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兴趣：媒介话语的文化语用学研究。

喻倩，硕士研究生，哈尔滨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主要研究领域：文化语用学。

文化离不开话语表征，相应地，中国文化话语体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就关键词的构成而言，中国红色文化话语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传播方式。因此，中国红色文化话语则可以看作是体现中国红色意义的话语建构体系（王雷、惠雁冰 2015）。与之类似，有学者把红色文化话语定义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蕴含中国独有的文化气质和鲜明的共产党人文化特征的话语（陈莉莉 2017）。从中国红色文化话语表征的具象维度看，这具体表现为三点。

第一，从认知角度来看，中国红色文化话语传播的主要目的是将中国红色文化融入文化主体的日常生活中，进而加强文化主体对中红色文化的认同感。例如，幼儿园的宣传标语“党是太阳我是花，花儿永远向阳开”就把儿童比喻为花朵，把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太阳。这一表达不但形象地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和未来接班人之间的呵护与被呵护文化情感关系，而且十分有效地完成了中国红色文化的深度认知与习得，这也恰好是未来中国红色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话语保证。

第二，从社会角度来讲，中国红色文化话语不仅反映了文化主体所处的时代镜像，也体现了中国红色文化资源的话语实践导向。一般来说，文化主体按照一定规则和程序对中国红色文化话语进行加工，最终可实现引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激励（畅游红色故土，饱览大好河山）、示范（红色耀中华，精神传后人）和凝聚作用（相约绿色江西，博览红色经典）（杨帆 2018）。例如，在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中，歌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多次出现，其中就存在着隐含强大的语境效力。青少年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尚处于萌芽阶段，歌词内容其实是青少年对自我身份的一种引领与示范，也是一种激励与凝聚。

第三，就文化角度而言，中国红色文化话语不仅承载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也体现了文化主体心中的文化优选模式。作为文明的外在呈现方式，文化是民族发展的轨迹图谱。鉴于文化具有影响人们行为和态度的社会导向功能，全面认识中国红色文化的重要性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分别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描绘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想模样，表达了中华民族对国家安定（富强、民主、文明）、社会和谐（平等、公正、法治）与个人幸福（敬业、诚信、友善）的美好追求。

由上可见，中国红色文化话语是话语背后社会与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红色文化话语如果想达到理想的以言成事效果，就必须结合现实文化语境因素，了解话语背后的文化使命，提高中国文化话语行为的合理性、合适性与可行性。这在红色文化话语的文化语用语境分析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我们相信，在中国红色文化与话语建构的界面研究中，文化语用学视角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这也是新时代文化语用研究助力国家话语体系的重要契机。

摘自：毛延生、喻倩，2020，中国红色文化话语传播新解：文化语用学视角，《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1）：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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