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电视剧《三体》热播,里面有两个设定很有意思,一个是三体人用“智子”锁死人类基础研究,再一个是“黑暗森林”体系。科幻不止是对未来的幻想,对现实生活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就像三体人一样,希望通过层出不穷的科技博弈手段,想要“锁死”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而破解美国“科技质子”的解法,就在于加强基础研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技自立自强”一词在中央文件中频繁出现,在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也提到加强“科技自立自强”。而最新的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基础研究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更是专门研究了如何切实加强基础研究、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的关键问题。
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基础研究进行
第三次集体学习 词云图
当前,不管是面对人工智能革命还是大国地缘科技博弈,我国都还未掌握根本主动权,其终极原因还是基础研究相对薄弱,仍处于科技“黑暗森林”中不利的地位。基础研究不强,就会被卡脖子,脖子被卡,“黑暗森林”体系里面只能被动挨打。透过本次中央集体学习,分析中国如何在科技“黑暗森林”中脱颖而出,我们发现了一下五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近年来大国科技博弈加剧,尤其是美国对我的强行科技脱钩、国际上围追堵截,使得科技自立自强不仅成为了我们的“必修课”,更成为具有时间紧迫性的“必需课”。
自2018年美国制裁中兴以来,美国不断加强对中国科技“卡脖子”举措,2022年10月,美国出台出口管制新规,进一步加强对华的出口限制。目前,我国已经有一千多家企业被列入实体清单,并且美国仍然在不断加强对我的技术、硬件、软件出口管制。而拜登上台后,更是不断推动美国与其他国家对华多边出口管制措施的成形。目前,美国已经和日本、荷兰达成对华芯片出口管制协议。美国正在拉拢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组建半导体四方联盟(Chip4),加强对我国的科技遏制战略。正是这样的大国地缘科技博弈背景,使得科技自立自强成为了我们必须为之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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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次集体学习的主题,加强基础研究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也是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目前我们科技自立自强最重大的障碍之一就是我国的基础研究水平仍距离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在国际科技博弈面前,不能完全指望从外国引进技术、依赖外国硬件设备,加强基础研究,科技自立自强是唯一的道路。
以中美科技“主战场”半导体领域为例。半导体物理是一切半导体技术的源头,基础研究意味着在未知领域进行创新和创造。许多有关下一代晶体管的材料和技术都有赖于解决当前还未有人回答的基本物理挑战。在当前中美科技脱钩和大国科技博弈的背景下,不能再单纯依靠购买外国研究成果替代基础研究的工作,要想掌握主动权,加强基础研究是生存之道,也是在芯片领域抢先在别国前面的唯一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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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科技“黑暗森林”,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科技创新生态。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科技创新生态,比如视我们为“战略竞争对手”的美国,其科技创新生态就是植根于历史和文化、与政府政策导向和支持相融合的结果。
当前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在这样的背景下,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是能否做好基础研究的关键。短期来看中美“科技战”是技术的比拼,中长期来看是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与硬件的较量,长期来看则是两国的科技创新生态之间的竞争。 科技创新生态必须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新中国成立之后,从旧举国体制到新举国体制一路走来,我国已孕育出自己的科技创新精神和科学教育体系。集体学习中强调,要弘扬科学精神、加强科普建设和科学教育。我国几代科技工作者通过接续奋斗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科学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共同塑造了中国特色创新生态,成为支撑基础研究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们要从过去自主创新的路上总结经验,不能完全对照国外经验亦步亦趋。 “两弹一星”功勋人物肖像画 作者:杨华
科技创新生态需要可持续性。很多重大的科技进步不是靠一代人努力就能完成的,需要有长时间的、可持续性的人才储备进行投入。因此,要对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精神及其成就大力弘扬,为新一代科技工作主力军提供优良的科研环境,加强科普教育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从而保证科技创新的可持续性。 “要坚持‘四个面向’,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科技创新生态不是完全的计划科技,也不是放任市场的自由探索,而是将世界科技前沿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发展目标结合起来,把握趋势和需求的关系。我们国家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曾经我们看到我们某项技术突然突破、某个领域突然冒头,但是实际上科学领域没有捷径可以走,基础研究是绕不过的路。 因此集体学习中强调,要强化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包括利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包括培养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包括增加国家经费的投入。在我国的研发经费里,基础研究的经费比例偏低,只占5%左右,其中包括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相比更是少的可怜。相比起来,占据芯片主导地位、企图遏制我科技发展的美国,拥有众多世界一流大学、注重基础研究的国家实验室和许多半导体巨头企业,我们应该感到危机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曾在其文章中写到“中国曾因不重视基础科学吃了大亏”。文章中提到基础科学应该具有三方面的特征:(全文见第二篇推送)2.不能直接应用到实际中,但是它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原理,比如牛顿力学并不能教你怎么盖房子,这是土木工程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牛顿力学是土木工程的基础;3.基础科学内部还有层次性,比如很多领域里虽然有独有的基础研究,但是都离不开数学,所以数学在基础研究里更为基础。 正因为基础研究并不能直接应用到实际中,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基础研究就不如应用研究一样收到重视。但基础研究的成果是应用研究的基础,尤其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若干次技术腾飞,都离不开基础研究的成果。正如《三体》小说中的描述,三体人的超级计算机“智子”来到地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通过干扰人类对粒子对撞机这种基础研究来锁死地球科技进步。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这在本次集体学习和上述王院士的文章中均有强调。人才怎么来呢?先从教育开始。一方面要加大对中科院、高校、研究院、实验室等研究人才培养平台的建设,另一方面要在人才进入这些平台前,也就是中小学阶段进行科学精神的教育。科技自立自强需要依靠加强本国的基础研究和创新生态,更需要协调加强科研国际合作。当前人类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要破解共同发展难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国际合作和开放共享。在这方面,中国一是要构筑国际基础研究合作平台,拓展和深中外联合科研。二是要前瞻谋划和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三是要努力增进国际科技界开放、信任、合作,在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大同时维护我国科技安全利益。
中科院官网上展示的外籍院士名单(截选)
一方面,科技自立自强更需要开放包容的合作氛围,不能因为几个国家发动“科技冷战”就对全世界的科技界都关闭大门,影响国际科技研究环境。近年来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指挥下,仅中美之间的科研和人文合作便受到重大挫折,许多中国赴美研究人员和学者遭到不公对待。而这样的趋势将会加深包括中国、美国和欧洲等更多国家之间科技交流合作的隔阂,逐渐形成科技“分裂”的文化环境,不利于人类的长远发展。
另一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意味着深度参与国际治理,从治理和制度的层面出发维护我国科技安全和国家利益。放弃国际合作,意味着将国际科技的价值观、标准设定、制度建设全部交由他人,而在科技层面放弃合作的直接结果就是,技术之上的产业和商业层面我们也将失去主导权。因此集体学习中强调,我们需要参加或发起设立国际科技组织,支持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组织同国际对接。最后,处理好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是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破局的关键。一方面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发挥好制度、政策的价值驱动和战略牵引作用。另一方面,要引入市场机制来对科研体系、科研人员进行管理和激励,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和体系保障。 同时发挥国家和社会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要作用,做好举国体制和市场体制的衔接工作。部分基础研究比较容易转化为应用性研究并发挥商业价值,企业是有能力也愿意投入资源去进行研究。在这方面,需要彻底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部分基础性、前沿性研究。而部分基础研究无法快速转化为应用性研究,比如量子物理等,企业缺少商业动力。因此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稳步增加基础研究财政投入,通过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激励企业加大投入,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元投入,提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其联合基金资助效能,建立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 目前我国基础研究匮乏,不仅要发动国家的力量,也要激发市场和社会的力量,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同步进行,但更重要的是衔接好市场和国家两种资源配置模式,更高效合理地进行扎实基础研究。 十八大以来,中国将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作为事关长远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包括完善科技创新政策法规体系、提升科技创新机构平台能力、基础设施建设、弘扬科学作风学风建设等。 在当前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大国地缘科技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只有加强基础研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中国才能在未来的“黑暗森林”中拥有谈判资格。这也是从二十大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中央政治局第二次第三次集体学习中,屡次提及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的真正意义。刘典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副研究员
观察者网公共与战略事业部总监
主要研究领域为数字经济、数字货币、网络与数据治理,国际政治经济学等。
个人专著包括《非常法史》、《法眼看民国》、《政策沟通:国际合作引擎》;参与编著《“一带一路”大百科》《读懂“一带一路”》《破解中国经济十大难题》、《中国改革大趋势》等。
在《中国金融》、《文化纵横》、《人民论坛》等核心期刊发表十多篇研究论文,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等数十家权威纸媒发表近百篇评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