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驯马》| 不管有没有草原，愿你始终是匹野马
7月22日，纪录电影《驯马》在FIRST青年影展放映，这是继《路边野餐》后又一部获得南特大奖的中国电影。
同时，《驯马》也凭借强大的人物生命力与摄影剪辑的艺术质感，获得本届FIRST青年影展“最佳纪录片”和“最佳艺术探索”双料提名。
DOCO君匆忙中赶去影厅，看完后感觉：确实不虚此行。
此前，《驯马》在瑞士、美国和加拿大国际电影节上都有过展映。
第39届南特影展上，《驯马》拿下了最佳影片“金气球奖”，文晏的《嘉年华》拿下“银气球奖”。
《驯马》导演古涛获得第39届南特电影节金气球奖
（南特电影节是大师们的起点，贾樟柯、侯孝贤便是从这里起步，跻身国际影坛。）
古涛导演的这部作品和贾樟柯的《小武》一样，呈现了当代中国青年的生存困境，是一个颇具时代意味的生动镜像。
片中的主人公冬冬，一个失去故乡的边缘人，一个生活中被贬抑的失败者，一个对理想有偏执幻想的做梦者。
他如何突破自己？他为什么是中国青年的缩影？
6年的创作过程，导演如何呈现既是主人公又是自己好朋友的冬冬的生活状态？
这些问题，我们一一来聊。
陷入深渊的冬冬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的这段经典名句，就像是《驯马》主人公冬冬的真实写照。
片中的冬冬，是这个社会里的边缘人，他和这个提倡奋斗的社会格格不入——
酗酒，自闭，颓丧，贫穷，喜欢摇滚，热爱摄影。
他被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人所嫌弃，就连他的父亲都说：
冬冬他就不是个男人。
男人是有责任的，对国家、对家庭、对自己都有责任。
冬冬的母亲对儿子的生活现状很担忧，费尽口舌劝他在卖玉商人和摄影师之间做个选择：
人总要有个目标的，你不要畏畏缩缩什么都不做。
就连冬冬的女朋友，堕胎两次后，再度怀孕。
两个年轻生命面对一个更加年轻生命的到来，惶惶然不知所措。
女朋友看着镜头，有点丧气地说：
没法养，我不想孩子出生后，别人有的东西我给不了他。
所有人的评价为观众勾勒出了失业青年冬冬的懒散和困窘，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行动上的懒人、扶不上墙的阿斗。
但看完全片后，才会发现，冬冬的世界不仅不油腻，相反，他的内心可能更了然纯粹。
对于性——
“肉体不是罪恶的”，冬冬似醉非醉、悠悠说着：“我喜欢女性的肉体，喜欢她们的曲线，那么神圣而完美。”
对于爱情——
在他心里，爱是零距离的交流沟通，无关乎金钱、利益、权利，要用自己的生命去爱对方。
对于故乡——
他18岁随父母从内蒙古海拉尔移居至云南。
于他来说，故乡不只是记忆中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这种简单的具象，而是他精神世界的全部。
他的世界始于风吹过旷野时轰隆的声音，始于内蒙人骨子里透露出来的豪爽情谊。
冬冬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的本真、善良的孩子，但同时，他也是一个中国的“波德莱尔”式人物，一个现实中“无意义”的“存在主义者”。
他一直在问，我们为什么活着？
在精神和物质、世俗和自由对立的世界里，这个站在人生分水岭的男人，他迷惑了。
关于生命的意义，他找不到明确的答案。
我们就是每一个冬冬
身处在巨变的中国社会，猛然间一对照，冬冬竟是每一个青年的缩影。
陷入理想和现实的怪圈——
也许是落后久了，整个社会都在拼命赶进度，而当代中国青年，更是恨不得以二倍速的姿态开始人生的狂奔。
“处对象、买房、结婚、生孩子、给孩子相亲、买房、带孩子”，冬冬的这句话，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大部分中国青年人陷入的生命怪圈。
现实生活的压迫下，猛然有人豪言壮语说出“理想”二字时，竟然会让人感觉到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矫情味道。
理想和现实撞车后，总有一些东西要崩塌。
对此，《驯马》的导演古涛在采访时说道：
社会真的充满巨变，我们总是生活在周而复始的毁灭和重建中，莫名就有一种超现实感和荒诞感。
就像片中被爆破的昆明市政大厦一样，崩塌的东西不只是建筑这么简单，还有人的观念、理想、信仰。
迷失在对故乡的寻找中——
《驯马》的一个主线索是主人公冬冬回乡记，他从云南坐火车返回故乡内蒙古海拉尔。
他在似梦非梦的回忆中，反复提起海拉尔，天地辽阔无边，草原一望无际。
映后有观众疑惑冬冬是否对故乡的眷恋太过矫情，他脱口而出：
不是的，内蒙古就是这样，是人们在城市呆久了，忘了自然的那种感觉。
火车拉近着冬冬和故乡的距离，他的心情从激动逐渐变得平和。
在即将抵达海拉尔时，他在火车上睡了一个异常安稳的觉。
而返乡之旅的镜头也在此时戛然而止，最终冬冬有没有回到海拉尔，片中并未给出答案。
映后交流中，观众对此提出了疑问：
最后并没有拍冬冬回到故乡之后的事情，请问冬冬是近乡情怯吗？
古涛导演沉思片刻后回应道：
冬冬是想一个人回去的，他不想让摄影机和团队一直跟着，我们在这一点上没有达成一致。
但之后DOCO君在与古涛导演的专访交流中，他用寥寥几句这么形容冬冬的心情：
他不是近乡情怯，他是回不去。
离开那么久了，你想他能回得去吗？
毁灭重建的时代中，故乡成为一个背景墙，孤零零立在那里，人们边奔跑边遗忘着关于故乡的一切。
等到回头时，才发现一切难再续。
即将成为社会新的中流砥柱的冬冬，却面临着失语的困境。
这是冬冬的生活，但这也是我们当下每个青年的真实写照。
痛苦中凝结着些许希望
“他非常敏感，有极好的音乐品味和视觉美感，对事物具有一种澄澈的感知力”，古涛这么描述对冬冬的印象。
他们相识于2000年左右昆明的一家小书店，俩人当时约定，有一天一定要一起回内蒙，回呼伦贝尔大草原去看一看。
“没想到，这个约定一等就是十年”，古涛导演陷入了回忆：
2008年，我返回昆明看望冬冬，他在昏黄的路灯下抱着我痛哭。
短短几年，我没想到他的生活已经陷入一种看不见的深渊，我决定用镜头来记录。
当我透过摄影机重新认识我的朋友冬冬，重新去认知我们的友谊，我也开始重新认识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据古涛导演介绍，《驯马》的整个拍摄跨越了三年的时间，后期剪辑也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第12届FIRST青年影展《驯马》映后交流
创作过程中，作为主人公的朋友，如何平衡主观和客观的关系，这是大家都很好奇的问题。
对此，古涛导演说出了自己内心真实的看法：
主观和客观，这是纪录片创作多年以来人们都要思考的问题，但其实发展至今，纪录片作为一个庞杂的内容影像，已经不仅仅这么局限。
不管是不是好朋友，既然我把镜头对准了他，我一定是对他有了一定的期望，我渴望他能给我带来点不一样的东西，不然我不会去拍他的。
只要镜头对着他，就已经是在介入他的生活、他的想法，但是我们不会去干涉他在镜头前的任何表达。
谈到冬冬是否有拒绝拍摄的时候，古涛导演也对着DOCO君打开了话匣子：
《驯马》导演 古涛
他自己是摄影师，对于镜头很敏感，一说开始他是很抗拒的。
拍摄的时候，他一直在问我‘纪录片到底是什么’，我当时无法回答他，其实我也很迷茫。
整个创作过程，我都是在焦虑和痛苦中度过的，我也不知道我的纪录片最后到底会呈现什么样子。
当时我和冬冬一样，他在寻找生活的突破口，我在寻找创作的突破口。
据说，冬冬第一天在瑞士看到《驯马》的首映时，趴在桌上哭了20分钟。第二次看的时候，开始嫌弃自己。
现在的冬冬，工作是摄影师，也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
或许，这便是在极度痛苦中找到了一丝丝生活的希望，对此，导演也很认同：
生活就是这样，你陷在深渊的时候，心里必须要有一个东西，它才能带着你走出来。
艺术的创作也是这样，任何伟大的作品，它都是一个悲剧的呈现，而过后人们才会发现，生活其实就是一个悲喜交织的过程。
现实中，谁是马？谁是驯马者？
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否像驯马一样？
这些问题，导演都留给了观众思考：
不说透，任何人看到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这种微妙的差距才是每个人的真实想法。
《驯马》结尾，冬冬躺在招待所床上打开电视机，画面中恰好播放着马儿奔腾的场景。
这个意外巧合的画面让冬冬愣神了，而影片也在此处戛然而止，留给观众意味悠长的遐想。
冬冬是否被驯服了？我们作为每一个冬冬的化身，如何找到生活的突破口？
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都留待我们静下心来好好思考。
但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个被无数“意义”绑架、鞭挞、驯服的时代，
纪录片《驯马》本身就像是一匹穿越现实“草原”的野马，它不停奔腾着、寻找着生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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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现场记者 | 婧哥哥
◆ 排版编辑 | 康诗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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