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采访) 严歌苓“解析"严歌苓: 青春两次,活了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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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97 期 原创精选 纯粹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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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学子】编者语
电影《芳华》的上映,引起热议的远远超于电影本身,而其中一部分,不得不再引爆对作者严歌苓的关注与评述。
本文采访于2004年, 其文字记录者的难能可贵在于:严歌苓还没有像今天广被人知的时候, 能如此早期够捕捉到如此深刻的反思与感悟。
读了此篇报道,才真正意识到,为何中国当今曾经有那么多作家,辉煌过、畅销过、影响过,而唯有严歌苓却持续在创作路上,一次再一次的带来惊奇和震撼。
十多年前冲采访文字里,严歌苓已经展示了她内心世界,强大的格局与非凡。
感恩作者授权【留美学子】发表。
一次是在大陆的军队;
来到美国又经历了一次学生时代,
感觉真的又回到了一个青春时代。
我觉得我活了两次,
就把这个要孩子耽误过去了,
非常非常遗憾!
并不是因为我本意要怎样生活得潇洒,
是时代中生活的错位而耽误了。
严歌苓“解析”严歌苓
文/王威
首发于《彼岸》杂志,2004年7月期
严歌苓独白
舞蹈演员、
军人、
作家,
三个头衔勾勒出严歌苓的人生历程。
作家梁晓声说:“与我们的一些作家经验式的写作不同,严歌苓的语言里
有一种‘脱口秀’,是对语言的天生的灵气。”
麦琪评论:“她意念动处,文字也随之起舞,连续的流程中任何一瞬都是绝好的意象图画。”
评论家雷达认为:“严歌苓的作品是近年来艺术性最讲究的作品,她叙述的魅力在于‘瞬间的容量和浓度’,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嗅觉、听觉、视觉和高度的敏感。”
为了采访这位海内外大名鼎鼎,作品惹得文坛沸沸扬扬的女作家,逼得我通宵死盯在电脑上,一通恶补“严歌苓”。
然而,当正襟危坐,与她几句交谈过后,发现严歌苓竟是如此的透明坦荡。
为了免除读者对我们记者的闲言碎语和喧宾夺主的厌烦,我琢磨着把这次访谈整理成严歌苓的个人独白,完全抽掉本记者的问话,大伙儿意下如何?什么?举双手赞成?还欢呼?我就那么不招待见吗?就不怕我伤心?看来我们记者没指望了,我不活了,一头撞死得了。那……就这么着吧。
(下面可都是严歌苓的话,我保证不插嘴!)
我五九年出生在上海。七一年十二岁进成都军区文工团,成为专业舞蹈演员。
那时我家里情况并不好,父亲是“反动作家”。但是军队接受了我,很意外。那样的条件,居然我还被送到军队的歌舞团,可能当时觉得我个人条件很好吧。文革中能穿上绿军装,是很得意的事,特别是当文艺兵。总会有许多孩子跟在我们后面跑,一种羡慕呗。
我是从安徽当兵走的。爸爸当时在安徽作家协会。我很怀念那个时刻,任何人的青春,不管怎样,都有很开心的时候,特别是从小就到西藏去了。我不到十三岁就经常到西藏演出,一年有三个月在西藏。
当兵是我最难忘的时代,当了十多年。八一年调到铁道兵到了北京,在创作组专职搞创作,一直到大裁军,二十五岁才从部队出来。
你看我不像舞蹈演员?舞蹈演员当然就要这样细溜溜的嘛,我已经算胖的了。
我一年回大陆四次,每次一个月,这样我就对大陆的生活很熟悉,了解那里的每个变化。
我一般回国就在北京和上海,回来“充电”。我还到农村去啊,四月份不是刚到农村住过嘛。然后,找一些人聊天啊,我不怎么爱跑,最好别找我哪个地方去吃饭(笑),回国以后,这种应酬特多,浪费时间。
我属于哪种女性?大概是各种类型都有点(笑)。我想我是个变色龙,什么环境都可以适应,不是很统一。我有时可以很“疯”,你看那天我在舞台上演讲。基本是性格很奔放和豪爽的,要是用好的词来说,对吧。
你觉得我很深沉?嗯……那你想嘛,我这么多年当兵当下来的。当兵的总是很粗犷的,噢,用粗犷这个词比较好。比较大刀阔斧做什么事情。
我很喜欢做饭,在家每天都做饭。以四川、上海菜为主。我的生活习性就是很军事化吧。做什么事情都很快,吃饭也很快,铺床也很快,“小旋风”似的。我对一个没有效率的人是不能容忍的,我没有耐心,就这么个人。
不过我先生可不行,他是个性格很慢的人。非常具体化细节化。我是粗线条,大概其就行了,但经常出毛病,然后他就说:你不听我的吧,你看,又出问题了吧!
我没有孩子。这是非常大的遗憾。那怎么办呢?就是太晚了呗。等事业什么的都稳定下来了,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已经晚了。
我觉得我经历了两度青春。一次是在大陆的军队;来到美国又经历了一次学生时代,感觉真的又回到了一个青春时代。当这个时代过去了,基本上你就已经……
我觉得我活了两次,就把这个要孩子耽误过去了,非常非常遗憾!并不是因为我本意要怎样生活得潇洒,是时代中生活的错位而耽误了。
我作品中的题材也并非都是来自文革,像《扶桑》就是写中国人在美国的遭际。还有就是我过去的生活,很难忘的青春时代或小时候。最近我要出一本书就是写一个小女孩儿,从小到大一直到部队,短、中篇串联起来的,叫《穗子物语》。台湾、大陆一块儿出版。
我也写中国当代题材的,像《谁家有女初长成》。这就是我为什么常常回大陆,我必须了解当代人的想法。我觉得当代人还没有权力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发言,一定要有距离,特别是搞文学的,他不该写正在发生的事,热炒热卖是不负责任的。
从审美上、哲学上,很多方面一定要有距离。包括“911”这样的大事件,如果再有二十年,一定会有好的作品出来。现在要写的话,肯定是很可怕的东西。还有伊拉克战争,不能马上写,要有不断的思考,否则不会有深刻的东西。
我的异国婚姻对我的创作有很大影响,从这以后,我了解了白人,了解了美国人,了解了他们的文化、思考结构、心理结构。如果了解了你来写移民生活就不一样了,就不是关在一个主要种族的外面来写的了。在这之前,我是大陆的作家,主要东西都是写大陆,特别是部队的,主要经历都是部队的。
我丈夫是英国和爱尔兰裔。当初为了和我结婚,他辞掉了外交官工作,现在他又申请复职了嘛。现在的中美关系是另外一回事,当时是冷战,对吧,对中国人那是非常防备的。
FBI当年对我这场婚姻的调查,非常荒唐。我先生因为这个离开了美国外交部,他有十一年的外交官经验和八国语言的能力,国际知识非常丰富。应该说很适合做外交官,你想,他不到外交部到哪儿去呢?就因为FBI对我的调查,他就辞职了,牺牲满大的。
现在我已经在美国住了十几年了,对不对,我现在可以讲,我在给好莱坞写剧本,是吧,我是好莱坞编剧协会的会员,我的收入可以很好,我干嘛啊,如果他们怀疑我做间谍的话……做间谍不就是为了钱嘛!我可以赚得比他好,我干嘛要做间谍(笑)?!当时那样对我,还是冷战思维的影响,并没有任何根据。不过最后测谎试验没有做,他们(FBI)叫我填表签字,我签了,说是星期四早上你就来做。我回去后,我先生说“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这是侮辱人!”
我和我先生是在华盛顿认识的,他原来在沈阳总领事馆工作,八八年离开中国。要是在中国认识的,就更讲不清了。
社会上对我的作品有很多评论,但我很少看,它会影响以后自己创作的方向,会下意识地被一些东西左右了。这个人不可能不投其所好,对吧,不是说你可以主动地有意识地,偏偏拧着来。这就是我为什么害怕被人左右。我希望自己永远是独立思考的创作。
我属于哪一种作家呢?嗯……我就是一个作家吧,应该说是一个中国作家吧。因为我写的东西都是中国人。我不会写外国人的,即使用英文创作也不会写外国人的。至少他不会是我的主角。
我很少评价自己,很少看自己的作品。一般写完了,看一遍草稿有什么错字,送出去就再也不看了。我很满意自己,因为我想达到的高度想写的东西,都一个个在写出来。所以我没有什么可抱怨我自己的。
(今天大陆和港台)有很多好的作品,我喜欢的很多,没有偏爱和歧视,因为他写了哪一类作品,我就不喜欢,没有这样。
四川和京派的文化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两地的共性都很幽默,喜欢侃,喜欢聊。
我的作品在大陆出版有无困难?没有没有!我很少写那些很直接的东西,我不喜欢。这不是我们的事情,搞文学就是以文学价值为第一位。如果它涉及政治,我不回避,但我不会为了引起什么关注啊,有新闻卖点啊,专门搞一些政治上的轰动效果。
我是个很幸运的人。我的性格很帮助我的才能的发挥。我有搞文学的才能,我的性格又是坚韧不拔的。搞文学写小说最怕的是你坐不下来,我可以坐很多个钟头。
至于“痞子文学” 和“美女作家”嘛,王朔其实并不痞,“痞子”是个幌子,是个很酷的外表。王朔是一个满理想主义的人,比如他的一些爱情的像《过把瘾就死》啊,其实有一个藏得很深的理想,都是很纯洁的。一个人外表好像是稀里哗啦,好像什么都不吝……我满喜欢的。至少不拿自己特别当回事,对吧。不是那样煞有其事的,很酷!
“美女作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她们)应该区分对待,有的人写的应该说是不错的,从她们的文学造诣来说,是够一个作家水平的。中间有些人很差,我看的不多。我觉得属于一个社会现象,那你一个人脱光衣服在大街上跑,总会引起轰动的。这轰动不是文学价值上的轰动。
今天大陆文学出版商业性太重,这是一个对的方向,美国都是这样。在往市场化走的这个方向,肯定会有一个比较混乱的阶段,人们会在一段时间里失去对文学价值的判断。从总的方向上来说,文学应当要靠市场来考验的。
不过我的作品我没有考虑这个东西。首先我觉得我有没有激情把它写下来,看它对我人生有多少价值。我觉得我的书是比较难读的,我不是一个很热卖的,就是卖得很“火”的作家,我也都接受这些了。我不可能改变自己写一个非常为市场的这么一个东西,我写不出来,写不好。写了以后,连我现在这点东西和占领的这么一个……都没了。
我的读者群是哪些人?应该说哪里都有吧。我写作没想有什么针对性,我写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值得我写,有文学价值和其他价值。喜欢(我作品)的人应该是比较学者化的学院派的,喜欢我的人就非常喜欢,也经常都私人跟我通信啊,也不希望我变。
我八六年加入中国作协的作品是一部长篇,叫《绿雪》,写部队的。今天再看嘛,就不太行了,就跟习作似的……我连(自己)最近的作品都不看,别说是过去的了(笑)。我第三部长篇就是《雌性的草地》,还有《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都距离很远了。
我是八十年代末来美国的,那时还没结婚,我是来读书的,是考进来的。先在布法罗,然后去芝加哥,芝加哥给我奖学金,读得时间比较长,最后读完大概是九五年。我成为职业作家是八一年,那时职业作家还很少,非常优越。
我从小搞舞蹈时,没有什么爱写的感觉。反正要写吧,也行,没有特别的爱好。七九年我到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当记者,完全是好奇。
我这个人不晓得害怕的。不过不是万不得已,女兵是不可能让上(前沿)战场的。但你至少看到一千多人一下子给抬下来了,反正总攻那天是那样的,很残酷的。我去的那天正好是打了三天的总攻,撤下来那么多伤员……
自卫反击战当记者对我是一个转机。那时在部队的“创作”当然很受约束,你也不知什么是质量。(当时我能在国内获奖因为是)军队嘛,反正我觉得你稍微写得那个……
到美国后的第一部作品是《少女小渔》。是我在美国出头之日的代表作吧,在芝加哥写的。
我住在旧金山,但我很喜欢纽约。我先生在美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工作,我就是刚从非洲探亲过来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哪个城市对我对我们做外交官的比较适合。因为你在国外生活吧,到美国就特别想有一个理想的环境,纽约就比较适合。到了纽约你马上就醒了,进入美国精神了。这个美国精神马上你就觉得,噢,原来我是喜欢美国的!因为我喜欢的就是这样一个美国精神,它是一种文化里带出来的。
我绝不喜欢美国的政治,美国的政治让人不舒服,美国的政治现在打这个打那个的,在美国我一样反战。当然也不见得文人都反战。我觉得很多文人他写得好,就因为……像海明威啊,海明威也反战,因为他有人道主义精神,他必然是这样。
我的作品差不多都是以女性为主。男的有什么写头啊(笑)!男的好象是没有女人那么丰富(笑)。
那天谭恩美拿的我那本《白蛇》,是由很多东西集合而成的,是我先生由中文翻译成英文的。我觉得将中文作品翻译成英文,内容上没有太大影响。它给我另外一种……挺有意思的,你再去看你的作品(英文本),因为这是我唯一一个认识自己的办法,可以通过翻译来认识一下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和作品,和我自己能拉开距离。
我的作品的获奖嘛,不包括大陆的大概有十次。大陆的好像乱七八糟的有上海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大概有四个。
除了台湾的文学奖我是著意去拿的,其他奖我都不想。台湾的文学奖的奖金非常优厚,在我做学生时和刚刚进入专业写作时,是一种谋生手段。还因为台湾评奖是闭卷的,没人知道作者是谁,一开始评委也是保密的,整个的评委讨论是公开的。这个方法我很欣赏,不容易作弊,也不可以去找评委吃饭呀,这种奖比较公道。所以我主动去投台湾的奖。
军旅题材一直是我的重要内容,也很有趣,当然角度已经与过去不一样了。对军人这样的人,这样的生活和生命方式,都有了很多认识,特别是和国外的军人比。
电影《天浴》在大陆没有公演。你感觉我的作品涉及到文革调子就比较沉重?难道不沉重吗?你不觉得?我就是觉得当时的生活很沉重很无望的。但也有很funny(有趣的)的,《穗子物语》就很funny。
就我个人来说,那个时代我并不是说我非常痛苦啊,或者很幸福啊。我是个很幸运的,我能够上部队,不用像其他人下乡。人家说我很幸福,不等于我对那个时代没认识,对吧,整个国家完全没有道理地经受那样大的磨难,有那么多人死掉,莫名其妙。
我爸爸也受到冲击,跟我们家失去联系一年,被弄到什么农场去了。后来他就到北京去了呗,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写剧本。文革结束就平反了。现在他不怎么喜欢写了,他觉得好像赶不上趟儿了,现在年轻作家很多嘛,他觉得他所有的文学观念都同现在的人不合。我爸爸的名字?噢,他叫萧马。在创作上他对我帮助很大,我到现在还是很听他的。
我到底算哪里人?好像很难定位,比较模糊。是个五湖四海的人。我到现在还居无定所(笑)。上海人北京人的特点在我身上体现的好像不浓,我从来也没有一定是属于哪个地方的人。我就是一个外地人!走到哪儿都是。在美国也是外地人。我很喜欢做外地人。因为一个人你不做本地人你才能会很多东西对它欣赏。
我这辈子就没在一个地方长期呆过,老是在跑。由于从小在部队,我很适合集体生活。但家庭给我的亲情和温暖还是很浓,困难中,爸爸妈妈都一直给我写很长很长的信。
我同现在大陆的作家群体接触挺多的。他们写作空间很大,问题是他不去写,有很多好题材不写,也就逐渐淡忘了。那么多的事情,他们都是在当中一直跟着变的,变成了今天这样。而我们是每回去一次看见一个变完了的现实,看到的是一个一个的结果。
对过去的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可以淡忘,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很多事情,因为离开了,才给我们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在里面的人就不会了,就比较现实了。
是的,当年在大陆我还有过一次婚姻。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你知不知道文革刚结束时,有三个很著名的电影剧本?叫做《在社会的档案中》、《女贼》和《骗子》,他就是写《女贼》的。而且我们父亲都是很好的朋友。他的父亲是老作家李准,也是门当户对。你想啊,爸爸都是朋友,然后我先认识他爸爸,就认识他了。
这段婚姻挺长的,我们结婚挺早,我大概二十一、二岁吧。到八九年二月就分手了。他八七年出国去澳洲,然后他就……你还是不要写这些。他老讲:你每次都在下面给我怎样怎样。就是说,好像你现在成了大作家了,我跟你离婚了,于是你就……(笑)。
我们的离婚,不是同他的出国有关,而是……要不是因为这个,我当然不会出国(到美国)!那不是挺好的嘛。觉得没意思,也选择一种新的生活尝试。但是作为一个人,他还是个很好的人,我现在跟他也是好朋友。我们那时那么长时间也没要孩子,当时生活很不安定,没有房子,种种种种的原因。我跟他一人一个创作室,我们就把两个创作室换到一起,就变成……但是创作组的人还要上来办办公啊,那你怎么可能在里边过日子呢。
那时我俩都在铁道兵政治部创作组。他从电影学院毕业后,分到了创作组。我呢,因为他,也分过去了……这段不要写了,因为他老看,他看了以后就会说:你好坏啊(笑)!我同她的婚姻可以提,他是个很好的人。
(离婚后),铁道兵的人都说:“啊?是因为他?不是因为你?”当时人家都说:“严歌苓怎么会要你这样的人呢(笑)!将来她肯定不会要你的!”到末了,是另外一回事,反了过来,整个铁道兵的人都傻了。
我们俩去年都回国去过。他现在已经在中国了,他也不算“海归”,就是回去写写东西啊。他也又结婚了,也仍旧没有孩子(笑)。
当今大陆作品中很多涉及到性的问题,我看都是在找卖点。这种现象不能说好或说坏。反正我都觉得这跟市场有关系。因为一个人,一个作家,最怕冷落嘛,怕不再听到他了,他就想闹出点“油爆”的动静来。
这个市场中国轻视了那么多年,现在终于让市场来判断很多东西了,作为一种尺度,我觉得很好,应该说是中国在走向进步。过去很多东西都很难有尺度,丁玲就是最伟大的作家?她凭什么就是最伟大的?!只是一次运动的鼓吹者。这个就是很违背的,很违背文学也好,艺术也好……文学要交给大众的。
我写作时,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过也难有人看到我封闭,因为我起得很早。等他们起床没多久,我就写完了。我每天起得早,睡得也早,所以我不会去“起哄”,人家刚刚开始热闹,我就要回家睡觉了。
我喜欢一个人晚上看书,觉得特幸福。早上喝咖啡看电视,晚上看书,躺在床上,哎呀,简直就是……这两件事不可以破坏的。破坏了,我一天都感觉不好。
这次到尼日利亚,刚去时,每天早上和几个黑女孩儿去远足。后来发现早上的时间我不可以丢掉。尼日利亚生活非常优越,我们大院只有三家人,有个很大的游泳池,晚上吃完饭,我和我先生两个人就泡在游泳池里,游到八、九点钟上来看书。我先生不随我一样,他睡得很晚,自己在楼下看看电视啊,喝喝红酒啊,他干他的,但我早就睡着了。他是夜猫子,我是百灵鸟。
我的书被盗版的很多,无所谓啦,我反正够活就行(笑)。我们现在的生活(来源),是我俩轮背着。我先生前两年没工作,我就多写点。他现在有稳定工作了,我就少写点电影剧本,多写点自己的小说。写电影剧本不就为了钱嘛。
现在我对钱真的特别淡,到了纽约我就看到,啊,真是好啊,大花花世界。但是你让我进哪个商店,我没兴趣。特别是从非洲回来,非洲那么辽阔,到处都是花儿,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交易的,好像是钱也没有用处。我就喜欢这样……回归自然古朴。都市的喧闹,一下两下可以,但是,哎,老喧闹就容易焦躁。在非洲,心平气和,人沉得很深,写作、思考、读书,都很有效率。
我个人的挫折嘛,应该不是很多。不过我第一次的婚姻是个很大的挫折,那个挫折够大的,当然很伤心了,怎么可能不伤心啊。我就是觉得……嗯……就是觉得受骗了,感觉是这样。那么多年了,都在骗我嘛,至少那个阶段就是在骗我。又怎么能否认不是骗?!
我现在的先生就非常朴实,非常通道理,非常诚实,对我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对一个整天要用许多心血去创作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诸位,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严歌苓的专访只能到这里结束了,因为她回旧金山的飞机快起飞了。何况严歌苓“警告”我说,如果因为我这纠缠式的采访,耽误了她的航班,我可得负责她的住宿。
她边走进候机大厅边向我挥手告别。我也就“现买现卖”,也向大家挥挥手……再见!
作者完成于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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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威,美国华文作家,北京人。【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会长,长期从事影视、传媒、文学方面的工作。八十年代末移民美国,定居纽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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