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种是考察实际的能力,比如如果一个人在某些方面还有足够的造诣并且很会教学生,同时又具备耐心、引导等一系列这样的品质,那么我们也会认为他是一个合格的教师。
前者就是唯名的,它是一套程序正义的方式去考察我们的对象,而后者就是唯实的,它是一套结果正义的方式去考察对象。那么两者其实都有它的优点和缺陷,前者的缺陷在于程序上有时候它可能会造成不正义的结果,也就是我们的教师是通过了技巧的考试,但是它其实并不具备真正能够给人以鼓舞、教化、引领或者启发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看到过很多的报道——体罚学生、打击侮辱学生尊严。
后者的缺陷在于对结果正义的追求,实际上会导致标准不统一,所以这个中间就会产生很多寻租腐败,还有人为操作的空间,从而缓慢地导致整个系统最终会造成更大范围内的结果不正义。
所以我们的历史千百年来,这种唯名与唯实的两种取向一直影响着我们改造世界的过程,它们同样重要,但是会在不同的时间场景和环境下发挥不同的作用,从而产生不同的结果。
如果能够理解它们并且选择最合适的应用,比如我们在什么时间下用什么样的方式会更好,这个就是我所认为的弹性,也是我认为实际上我们最难通过讲解来传授的。
这种能力跟学车不同,我估计很多伙伴都考过驾照或者即将考驾照。我们考驾照的时候要考倒车入库、侧方位停车,这些技能只要勤加练习就一定能够掌握, 因为它就是一系列标准操作组合。
唯名和唯实在原理上也是一样的,我们的知识信息其实很容易理解,但是如何应用这些信息,什么时候能够应用这些信息呢?在真实世界中我们的干扰因素太多,很难用某种定理或者公式告诉大家怎么样去抉择,所以我们讲这些的人一般只能通过一些例子去启发,而不是告诉大家我们在一个什么时间就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直接去套用。
我可以举个生活中非常实际的例子来说明。
我的奶奶有一年突然生病,她年纪很大,80多岁,一直高烧不退,在医院住院,医生用了很多方法都查不出毛病,后来就出院了,刚回家就又开始发烧,而且她的发烧很奇怪,她在每天的一个定点就开始发烧,然后烧一段时间就退烧了。
后来奶奶又去医院住院还是不行。
再后来我妈妈就把奶奶带到了一个高人家,那个高人在我们那很有名,在一个巷子里面专门处理一些自然科学搞不定的事情。
去了之后他看了看,给我奶奶夹了张纸,烧掉了,然后他说我奶奶背后跟了一个老人家并且形容了一下他的样子,我奶奶一听,跟我姑父刚去世的父亲一模一样,结果回家后我奶奶的病就好了。
我是一个非常坚信科学和医学的人,我相信奶奶的问题是由某种未被查明的因素引起的。如果在北京协和医院的话,可能会弄清楚她的病症。
我后来自己也看了很多资料,发现老人家发生持续的高烧其实并不罕见,而且我自己得过很长时间的焦虑症,治疗期间了解过很多精神医学领域方面的东西,发现很多小时候看到的中邪或者是沾染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其实都是精神现象。
但是另一方面,医学的本质目的是在于减轻患者的痛苦。所以我在坚持医学科学的同时,也很希望我奶奶健康,如果再次出现这种问题,带我奶奶去医院再次医治无效的时候,即便我本人对于巷子里高人的方法存有很大的疑问,但我也会带我奶奶去试一试,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法,而我不能看着我奶奶继续去遭受痛苦。
我想强调一下,这跟一个人不幸得癌症,然后轻信各种祖传秘方乱吃药,是有差别的。这个人首先应该去正规医院治疗,因为当时去找高人的时候,他只是做法和烧纸而已,而不是让我奶奶服用什么灵丹妙药。
我讲这个故事其实只是想告诉大家,真实生活和我们的理论是有差异,真实的生活非常复杂。
你如何把握判断和做决策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那么这种弹性才是考验并且决定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民族,甚至是人类文明能够发展多远的关键因素。
果肉大会分享现场
我可以再举一个公益慈善的例子,救助儿童会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国际发展组织。曾经有一位救助儿童会的工作人员受邀去越南帮助解决儿童营养不良的问题。在经过了几个月的调研之后,这个人发现当地的营养问题是由一系列的相互关联的问题而导致的。比如说糟糕的卫生系统、普遍存在的贫困现象、人民缺乏清洁水等等。
但是他发现这些其实都是正确而无用的问题,因为有几百万的儿童在等待,如果按照公共卫生专业的手法来应对,如果营养不良问题的前提是解决贫困问题洁净的水和卫生系统,那么这个问题可能永远都没法解决,但是这个工作人员并没有绝望,经过仔细和细致的观察和思考,他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他调研了那些孩子非常健康但是非常贫困的家庭,了解并总结了他们的行为模式,发现他们有一些生活习惯和其他家庭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样家庭的母亲有时候会给孩子一天喂很多次饭,他们的食物总量其实是相同的,但是会分更多次吃。同时在当地的文化里面,当孩子生病的时候一般是不吃饭,但是这些家庭的孩子在生病的时候,家里的人依然会积极的喂养,同时还会在孩子的饭里面去加入一些小虾米和甘薯叶去补充营养,他们当地有一种绿色的油菜叶,实际上是喂牲口吃的,但是他们也能拿来作为补充营养的一个材料。那么这些做法就被推广给了越南当地所有的家庭,而在不久之后,这个地区许多孩子的营养状况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慈善和公益是作为社会资源再分配的调控手段而存在的,他们需要为当下处于困境的群体提供最符合他们生存实际的服务。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正确而无用的发现当然也不是错的,因为按照公共卫生的专业做法逐步建立基础设施一定是必要的。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这些极其富有智慧的做法,而这些做法只是一个暂时的,在无可奈何的条件下应对的措施。我自己虽然是做性教育的,但是我经常去做一些关于公益慈善和管理方面的培训,我在讲课的时候经常会提到一句话,就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问题”,这个也是我对弹性在公益慈善领域或者说社会发展领域的一个解释。下面这句话就是我这次分享的中心思想,所谓发展的眼光就是我们要抱有那些美好的政治正确的信念,但是我们要用务实的眼光去逐步有序地推动变化,去接受那些策略性的缺陷。我觉得支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能很多同学在支教前都带着非常美好的愿望,想着要用教育和爱来感化这些乡村没有资源的孩子们,想象着他们一定都像我们的宣传片上一样充满了求知的渴望。 毫无疑问很多乡村的孩子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也有非常多的乡村孩子非常的乖戾,他们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恶作剧,甚至是调戏老师,有些行为并不是闹着玩,而是让你感觉到了真实的恶意甚至是恐惧。所以有不少支教的同学支教后会觉得这些孩子活该这样。我在调研的时候也曾经碰到过非常理想的教育专家,看到职校的老师骂学生的时候说这是不对的。其实我很想让他们在职校待一阵,看看他们是不是还能坚持只用爱去感化学生。
当然我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不是说爱对于教育来说是不重要的,而只是靠爱是不能解决一些问题的,爱是本心,但是同样需要一些智慧和手段。我认为越有教育理想的人,其实越应该去掌握那些复杂的技能,或者是政治智慧,他们的差别,就像天龙八部里面扫地僧说的,越高的武功技巧就越要靠更高的佛法来化解,如果只有修为没有武功,佛法就无法去传播。我记得小时候看周星驰演的九品芝麻官,他父亲临终前告诉他说贪官要奸,清官更要奸,要不然怎么能对付那些坏人,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叫“恰同学少年”,它讲的是毛泽东青年时期的故事,其中有一段内容很有意思,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要办工人夜校,招了很长时间但是只招到了7个人。所以那些老师们都很沮丧,有一位教授直接说:“我认为像这些下苦力做工的人,他们从来就没有读书上进的心思,读书不要钱免费,连笔墨纸张都是免费送的,像这样的条件请他们来都不来,还有什么好说的。 ”但是毛泽东本人就不信邪,他不相信工人天生就是不上进的人,所以主动接下了继续办夜学的任务。毛泽东一开始也遭到了失败,后来他发现工人不识字,其实根本不知道告示上写的是什么,所以他就把广告排成了花鼓戏,在工厂的门前演。校长当时给毛泽东的任务是10天招到40个人,但是报名人数很快过了百。这段情节是根据历史真实事件改编的,我想这个故事充分解释了美好的理念和务实的工作之间,他们是如何产生联系的。公益慈善其实也是相同的道理,公益慈善行业流行的新理念包括科学的规模化、影响力、商业危机等等。在今天,这些理念仍然面临着挑战和争论,比如关于我们做公益到底是要做小而美,还是要做规模化的争论,引起了公益慈善行业两位前辈徐永光和康晓光著名的两光之争。我可以拿公益或者教育的规模化来举一个例子,规模化最重要的一步是有标准化的产品,而在慈善行业或者教育行业当中听到标准化这个词,就会非常本能的产生一种应激的状态,就是反感,它让我们想起了工厂的流水线,所谓的标准化是不是会让我们的孩子变成流水线的工人?标准化是否会降低了丰富性,从而超过它的价值?其实从我自己来看,标准化的对立面不是多样而是无序,如果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所有人类文明的进步,其实就是教育逐步建立标准化的过程。比如部落的图腾是最早的标准化的教育,我们通过口口相传一些图腾的故事来实现教育的目的。当国家认证后,人们需要将神话和故事标准化去建立想象的共同体。文字和印刷术的出现,可以让人通过标准的教材和书籍来获得知识,现代学校的建立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新中国的扫盲运动和九年义务教育更是这种将标准化推动到极致的一个表现,因为标准化我们才可能用最短的时间去学到那些去芜存菁的知识。人们通常批判的标准化实际上不是标准本身,而是对于知识解释权的一种垄断。我举个例子,我们的教育专家开发了教材,但是他依旧要去进行授课培训。因为以我们目前人类学习的方式是很难只通过读书或者读一本教材就变成合格的讲师了,所以开展培训、分发教材本身就是一个标准化的过程问题。我认为我们的问题不是过分标准化,而恰恰还是不够标准化。我相信我们未来一切的教育领域会引入更多的手段,比如VR设备、人工智能进一步标准化。标准化带来的也不是禁锢,恰恰是多样性,因为标准化不会抹杀人的价值,它反而让那些原本感兴趣的人可以用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促进更多的人参与工作,从而减少了那些顶尖的教育学者重复劳动的时间,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去开展研究,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从我的观点来看,中国现在很多的基础教育问题,通过技术是有办法解决的。我们现在其实不是教育没有创新,而是对于那些落后地区教育的标准化做得太差。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这样一则新闻,在今年年初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报道,成都有一所很好的学校用直播的方式跟农村的学生一起上课,结果乡村学校的成绩明显得到了提升。
我们可以想象其实这些在技术上是完全能够做到的,但是恰恰因为我们教育标准化和资源的匹配不足,所以我们有很多落后地方的学生没有办法享受到那些教育资源。发展的问题最终是要靠发展来解决的,而不是回到过去。我们应该做的是如何减少标准化带来的负面的问题,而不是拒绝标准化。社会发展领域的工作者追求永远都不是专业领域的最优,而是在多种因素下做出一个权衡,从而去实现真正的用户角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弹性。 我最后想分享一个故事,张国立、张铁林和王刚演过一部电视剧叫“布衣天子”。张铁林和王刚还是饰演乾隆和珅,张国立饰演一个江湖郎中,与乾隆重名,叫做“洪立”。剧中有一段江北大灾,瘟疫肆虐,乾隆设下擂台求药,擂台上有一幅对联“寻扁鹊弘扬医道,觅良方造福黎民”。对战一方为太医院十位御医,另一方为洪立。擂台设有三题:积滞、湿热、虚寒,都是针对痢疾的症状。太医院给出的第一个方子为:“鸡内金焙烤后服用,辅以山楂熬水冲服”,洪立的方子只有两个字:“黄连”。太医院的第二个方子为:“蜂蜜调和当归与麝香,用米汤冲服”,洪立的方子依然只有两个字:“黄连”;太医院的第三个方子为:“人参加肉连一同煎熬”,洪立的第三个方子,大家都猜到了,还是“黄连”。乾隆在不远处茶楼观望,莞尔说:“江湖郎中就是江湖郎中,一遇到真格的就现形了。”和珅想宣布结果时洪立突然问太医,是否知道江北受灾面积有多大,生病灾民有多少。洪立说:“药方不错,好方子,可是各位大人,麝香到哪里去取,人参到哪里去挖,要多少副药材才不是杯水车薪?小民所开黄连与各位大人所开蜂蜜、内金、人参、麝香相比,那真是贱如敝履,可是遍地都是,只需两根火柴一口大锅,便可悬壶济世,请问各位大人这一点你们哪个能比?江北受灾方圆数百里,病人十几万,方子里开些人参麝香固然是好,但不实际,算不得抗灾救济的良方。”接着洪立转向和珅说:“小民的药方只能减轻病痛不能减轻饥饿,如果朝廷再不调拨赈济,别说黄连苦水,就算是琼丹玉露怕也无力回天。”这个故事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我曾经在看电视的时候,洪立让我很佩服而御医让我很不屑。但是后来我觉得人世间的诸多疾苦洪立医术毕竟有限,如果真的是碰上了疑难杂症,恐怕还只有御医出手才能解决。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许多道理也是类似的,时有匹泰,用有行藏。如果去追寻一件事情的好,它就像高山巍巍让人心生赞叹,但是你要追求一件事情的坏,它就如茅坑之石让人臭不可闻。这个电视剧的结局非常圆满,我也很高兴洪立继承了一代神医的衣钵,终成大器,不但有回春妙手,也有天地之心。我想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所说的用发展的视角看待社会问题,我们要抱有那些美好的政治正确的理念,但是要用务实的眼光来追求逐步有序地推动事物的进步。如果我们只注重现实,会成为冰冷的思考工具,但如果我们只坚持理想,也会走向浪漫主义的乌托邦,那么如何去把握这两者间的平衡,就需要去考验我们每个人的智慧与眼光,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弹性。我刚才在钱志龙博士的分享里面,看到好多同学在其中一个话题分享的时候,在屏幕中打了很多个迷茫,让我想起在大学的时候我很喜欢看一部美国电影叫《录取通知》。“大学不是指路明灯,而是混沌的圣殿,你们已经被引领多年,你们需要重新去探索和发现。”其实到了大学我们会发现有时候迷茫对于人生来说是一种非常幸福的状态,恰恰因为迷茫我们才有更多可能去创作。最后我想还是推荐一下,我最近写了一本新书,叫《现代慈善及其工作者的训练》。这本书是专门写给刚进入公益行业,想要去了解这个行业的基本理念和工作方法的人们的。如果大家对这本书感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玛丽斯特普”10月9号的推文中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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