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我是这样带博士生的（附其弟子的六年考博之路）
江平：我是这样带博士生的
我于 1991 年获得博士生导师的资格。应该说，到 2010 年再招完一届博士生之后，我的博士生就满 20 届了。
担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实际上就是带博士生。回过头来看，我带的博士生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他们里面没有真正的高层官员。从这一点看，可以说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是，这些学生们，当初考进来时，都是凭着自己的本事，尤其早几年的学生，除非对学术研究非常感兴趣，否则是不会考博士的。这跟现在部分官员纯粹为了拿一个博士文凭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就我带博士生的方式来说，这 20 年里面，实际上是有三种模式：
最早的一段时期，是结合立法项目来带博士生。1991 年、1992 年那段时间，当时我还担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立法工作。那时候，我曾经带过赵旭东、孔祥俊、周小明、文海兴等学生。
像这前几届的博士生，我都会带着他们一道参加立法工作。周小明跟我起草了《信托法》，我们还一起去日本调查日本的信托法。
早期的博士生培养，我主要就是结合立法项目来进行。对于这些博士生来说，都是通过立法项目这个背景，独立地在一个全新的领域里面进行研究，并结合中国的实际，考虑怎么样来起草相关法律，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作为提供全国人大起草法律建议稿的基础。像文海兴当时博士论文写的是期货法，虽然《期货法》最后没出来，但是他也是结合了立法来展开研究的。我想这种结合立法项目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其好处的。
后来的一段时间，我是结合自己的科研项目来带博士。我不担任全国人大的职务之后，还有一些像涉及到民法典起草这样大大小小的科研项目。我拿到科研项目之后，会让博士生参与进来，通过科研项目来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我想这也是带博士生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最后一种模式即纯粹的指导了。后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不再作为民商法专业学科带头人来申请科研项目了。这样的话，较之前两种模式，就变成了没有立法、没有科研项目支持的指导工作。这样带学生，就没有太多寄托的载体了。于是，我把博士生的招生数量也逐渐降了下来。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可能加起来有十年左右了，都是我和杨振山两人合带博士研究生。因为起初只有我一个人有博导资格，后来杨振山也有了博导资格。那时候对学生的专业也没有太多的限制，因为民法、商法，主要就是我们两个人有资格带，但招生名额又相对比较多一点。
所以在最初的一些年，我一届带四五个博士生的情况都有。
当然，现在我的正式的博士生已经减少到了每年两个。但在这两个之外，由于港澳台的学生不算名额，另外还有个别论文博士和差不多每年一个的博士后，每年加起来，也有四五个人。现在论文博士已经减少了，著名法官宋鱼水是我的最后一个论文博士。
我跟博士生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一方面，我要给博士生上课。过去只有我一个人有博导资格的时候，往往我一个人要把一学期的指导课讲下来。后来跟杨振山合作，我们两个人也把博士生的课都担任起来。现在有十多个博士生导师了，讲课的任务就大大减轻了。
但即便如此，我跟学生见面的机会还是不少的。现在，我一般是一个月跟学生见一面，请他们来我家，大家共同看看学习中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自己的见解等等。一般情况下，我跟博士生在前两年接触多一些，最后一年学生自己写论文，就稍微少点了。
应该说，我这一生带了 20 届的博士生。我这 20 年带下来的博士，从数量来说，总共应该有将近 100 个吧。我自己觉得，这 20 届的博士生中，真正在里面混文凭的，或者在博士生阶段不努力学习的，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确实非常非常少。每每念及这一点，我觉得良心上还是很坦然的。
而且，至少从我所在的民商法专业来说，博士生入学考试，无论是当初考试命题也好，改卷子也好，录取也好，都是完全按照学术标准来录取的。从这点来说，我也是问心无愧的。
我的博士生里面，有一些现在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比如说第一届的赵旭东，现在民商法学界已经很有名。另外比如孔祥俊，现在也担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的庭长。应该说，他们在各方面都是很有成就的，尤其是有一些学生在高校里，在学术研究方面也都颇有建树。
在我的印象中，头几届学生，愿意留校的很少。那时候的学生，最大的希望是到最高法院、国家机关去工作，你要让他留校的话，人家一般也不大愿意。而且在当时，留校也不以博士学位作为必要条件，本科生、研究生都可以留校。这样的话，博士毕业后，一般都不会呆在高等学校里。那时候，高校的待遇，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不如在国家公权力机关那么好。
可是后来就完全不一样了。大概 2000 年以后，上述情况就完全改变了。那时候学生考博士，第一个目标就是留校教书。甚至留不了最好的学校，也到次一点的高校去。在这种情况下，留校变得很有吸引力，当然留校的条件也越来越高。要想做高校老师，先决条件就是必须要取得博士学位。这样的话，博士学位变成了进入高校的敲门砖了。而且你拿到博士学位，也不见得能够进入好的高校。
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很值得欣慰的。
江平弟子考博路：从一名警察到商法博士的蜕变
作者：陈波
来源：陈波说法（jychenbolvshi）
——我与江平教授的师生缘
7年前，我是贵州省贵阳市委政法委的一名工作人员，有十年基层派出所、巡警队、县公安局、县委、市委政法委的工作经历，中间还获得了贵州大学民商法硕士学位。并在2004年很顺利的“竞争上岗”市委政法委维稳处副处长。彼时的我：衣食无忧、父母安好、工作稳定、人际顺畅；然而，正是这样，我却不安分起来，我分明感觉我上了一条很不情愿的轨道，这条道是没有回转的余地的，这条道不是属于自己的，你将不分份内份外用你的时间、精力、爱好、智慧、身体投入其中，直到有一天有人通知你“到点了”。你一定会很惶恐，你发现自己原来一直在一条并不适合的路上行走！我应该过更好的人生，这个更好，应该是不违背自己的内心和社会环境的需要的!
于是，在原市委政法委老领导调任上级部门任职后，我在2005年选择了到基层做扶贫工作，我希望自己安静下来，在原本就熟悉的农村平复自己的心灵。我在贵阳市西路的一家电脑市场买了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当时，新笔记本电脑很贵，要一、二万)，购买了一大堆书，包括《英汉词典》、《新华文摘》以及江平、王利明、赵万一、李开国、张玉敏、王卫国、李永军等一些民商法名家的学术著作。我的办公室是在修文县六桶乡的乡中学宿舍，每周到村里扶贫点两次左右，其他时间属于自己。慢慢的，我在已经十余年杯盏交错、案牍劳神的状态中缓过劲来，又回到了高考的求学岁月，沉浸在法学家的思维里、法学家的性格里、法学家的气息里。
我读到了江平教授在《〈江平文选〉自序》中这样的文字：“上苍总算是‘公平’的。1957年以后，给了我整整22年的逆境，又给了我整整22年的顺境。逆境给了我磨难和考验，使我更能以平常心看待一切，我喜爱的一句格言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国家民族如此，个人也如此。逆境也给了我沉思与回顾，使我更能以正常心看待一切，已经没有什么可迷信的了，我喜爱的另一句格言就是：‘只向真理低头’”。这是何等的气魄和豪情!我明显的感到了自己的兴奋。
接下来，江平教授对于“私权和公权”、“党权”、“维稳思维”、“律师的地位和作用”、“政改”等论述，不就是我这样一个跌跌撞撞、无背景资源的小公务员所困惑的问题吗?我希望接近江平老师，我希望走进这位大师，我下了决心，我要以自己的全力做江平的学生。读江平老师的博士，实践江平老师的学术理想，这是就我生命的价值所在，这就是我一直追求的人生境界!
一考博士，临时改了学校和导师
决心定下来后，我把扶贫工作做好的同时；有了新的目标和动力。在2005年至06年间，购置了大量江平老师的书籍，在网上下载了很多江平老师的文章。一本一本的读，一页一页的看，读累了就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字抄文章。因为英语已经耽误很久，我就从背单词着手，《小小英汉词典》被我背了无数遍，以致前后买了五本词典，都翻得污垢、破烂。因为，我背词典的时间很多是在坐长途班车的路上、去扶贫点的田间、在乡里开会的会场。
2006年初，博士考试开始报名了，我突然觉得一点底气都没有。“行吗?你怎么可以考中国法学泰斗的博士?就凭你看过几本书?读江平的博士了就这样容易?”我完全迷失了，因为对我来说江平教授是一个在神位上的大师，我除了书本，对老师一无所知!我放弃了，临时填报了西南某地高校的一位商法学博士导师。虽然，我请假到该高校租房复习，但是用力明显是不够的。果然，考博分数下来，过关，但是没有录取。
二考博士，辞去公职，又改了导师
第一次考博后，我在想：要读江平老师的博士，一定要下狠劲，非全力以赴不可!于是，我在2006年初扶贫结束回单位后，向新任的主要领导提出辞职，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有人说，是不是在感情方面受到了打击!有人劝我，你的三十出头，是机关唯一的硕士，又有基层经验还做过领导秘书，仕途不会差的，千万不要冲动!看来，机关暂时不会批准的。我又申请扶贫一年!得到了领导同意，领导还说我有理想!
在2006年的全市扶贫表彰会上，我是全市的优秀个人，代表全市扶贫队员发言，获得了市县两级表彰，修文县的电视台连续几个月播放我的“先进事迹”。我却暗地大笑，“不和你们玩了，我要离开了!”
在经过多次联络之后，我成功应聘了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办公室主任。终于，在2006年7月，贵阳市委政法委的书记办公会通过了我的辞职报告，我正式成为了体制外的人。
在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期间，我通过网络在北京万寿路附近找到了一间和一位老太太合租的住房；工作很忙，应酬很多。我还是没有放弃读江平老师博士的准备，每天晚上都要看书。每周，争取去国图或者中国政法大学看书。但是，遗憾的是，身边没有人引荐认识江平教授，我也在此间，一直没有见到江平老师真人。
2007年元月，一年一度的博士报名又到了，我报了中国政法大学;但是，我不敢报江平老师的博士，因为我看到很多“高手”在报江平老师的博士。这些“高手”，本身就是我一直仰慕和尊敬的学长，好多已经著作等身。我临时改了另外一位导师，据说他的分数要低一些。
刚到北京，换了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一直都在气候和饮食方面困扰，远离自己的亲人特别是日益在老去的父母，我的心应该没有静下来。果然，博士考试没有考出理想的成绩!
三考博士，见到了江平老师，正式填报了江平的博士
2006年至2007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发生人生大转折的年度，我从一名机关“领导”变成了一名体制外的的人，在陌生的北京城，每天乘坐地铁一号线，手提公文包、西装革履，听着一号线地铁播音员用中英文播放地铁站名。我会时常想起：我的基层警察岁月、我扶贫的贫穷山村、我们小机关的那些人、那些事......
2007年5月，听说中国政法大学要在研究生院举行“学术新人大赛”，该大赛是由江平老师发起，并提供“江平法学基金”捐助。届时，江平老师将亲临现场为获奖同学颁奖。我背了一个双肩背包，穿上很休闲的运动服，早早的到了位于学院路的大礼堂。(在江平老师的书中，曾经谈到这个地方是他被确定为“右派”，他最伤心的地方。)
“学术新人大赛”气氛很热烈，江平老师器宇轩昂，发言中气十足，果然是大师风范!参会同学、老师和嘉宾对江平教授的尊重和敬爱，溢于言表!
晚上，十余点钟，大赛结束了，同学们都散去，江平老师没有人陪同，一个人走出礼堂外。我赶紧走上去，向江平老师请教问题。老师说：“我先上卫生间!”过了十余分钟，老师出来了，我迎上去，老师笑呵呵的说“你还在啊?怎样，我们边走边谈!”江平老师回答我“关于宪法和宪政区别”的问题：“宪法和宪政不是一回事，宪政是一种维护宪法绝对权威的状态，是法治的根本，没有宪政就没有法治!”。接着，江平老师问我“家住哪里?”，我说“万寿路!”,“我们同路!”。江平老师就站在蓟门桥的三环边上，拦了一个出租车，坐在前排，对我说“上车!”。我诚惶诚恐，赶紧上车。这可是77岁的老人啊!这就是我们的大师?
一路上，江平老师对我基层的经历很有兴趣，问我很多问题，我都一一作答。对于这段初识江平老师的经历,我回来后夜不成寐，成一篇半文半白文《京城遇江平师》其中叹道：“回寓所，对师感慨之：其一，关注现实。江平师娓娓道来，求问题根本而留意社会现实，求全局规律而关注民商症结。今日一见，师知我来自基层，或问“基层腐败何如?”或评“公权侵犯私权”，无不在大气中直面现实;其二，学者品德。前知师22年的坎坷逆境，知师设立助学基金，知师对人才的公平接纳。余乃一无名小卒，得受师邀与同车之待遇，欣喜不已。言谈中师品德魅力沁人心脾。窃念法学界有学问德行一流导师如江平师者，中国之幸矣!”
当然，2008年的考博，命运并不因为我认识了江平老师，就会青睐于我。不过，这一次考博，我总算正式填报了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的商法学博士，认真地接受了江平老师的面试。但是，由于竞争过于激烈，我还是没有被录取!
四考、五考博士，收获和挫折并存，我离江平的博士还有多远?
2008年考博失利后，我反而坚定了“一定要做江平老师弟子”的决心。在北京成家后，在夫人及其父母的大力支持下，又辞去尚公律师事务所不错的行政管理工作，继续考博。之所以，还是要坚持考江平老师博士：一是老师丰富的人生阅历、人世理解和学术品格，是我无法抗拒的魅力，我需要老师对我的指引。特别是，我有一位在60年代和江平老师一样深受“文革”迫害的爷爷，我认定了冥冥之中和老师的缘分;二是在我2009年、2010年，最困难的复习期间，江平老师和夫人崔师母一直在精神上鼓励我，江平老师针对我对新的研究动态不熟悉的特点，建议我多到政法大学旁听研究生课程，把握学术动态，训练专业思维。还破例让我参与他的博士研究生指导课，使我在发现自己的无知的同时，信心也在慢慢增长!
2009年、2010年，每到11月的时候，北京的暖气开始供暖了，每到3月的时候，北京的暖气开始停供了，我的考博生活已经忽略了很多人生的细节，我只是记得暖气开始供暖了，暖气开始停供了。我的大量的记忆都是停留在复习考博的宁盛轩茶馆、玉渊潭公园、国家图书馆、政法大学自习室、政法大学博士老乡的宿舍。一晃，我们的儿子夫夫已经三岁了!但是，我的“做江平老师博士梦”还是没有圆满。
江平老师一次对我说，“平时你的表达不错啊，怎么面试时候很紧张啊!?”我无言以对，我知道我确实很紧张，我太在乎了!
如果，我考不上江平老师的博士，是否意味做我人生的一次大的失败，我输得起不?我还可以做江平老师的博士吗?
六考博士，圆了心愿，我成为了江平老师的博士弟子!
2011年的考博，是我第六次考博!考试前，我去拜访江平老师，老师对我说：“考博也是考试，和实际水平不是一致的，我不参与博士考题出题，考题也是随机抽取出题组的，我也不参与改卷。你不一定非要读博士！这一次如果你的分数达不到，建议就放弃了。你是我这些年见到的最有韧性的考生，你可以做我的门外博士弟子，我还是可以指导你的。你有问题，随时来我这里，我都可以随时指导你!”
实际上，我也不是钢铁做的，我也不是一个偏执狂，六年下来，我已经收获了很多！得到的远远大于失去的，凭借自己的基础，在北京做一名优秀的律师养家糊口是没有问题的。我也知道，老师已经认可了我这位门外的博士，我还有何求呢?
轻车熟路的笔试考试，接下来是江平老师和李永军老师、巫昌祯老师面试提问，我感觉回答得不太满意，不过已经无所谓了！回到我居住在政法大学地下室的招待所，我预感我的这第六次考博又没戏了，我在房间里面大哭一场，一天没有吃东西，睡了一晚。
第二天，我回到了家里，回到了几个朋友邀我入伙的律师事务所，毕竟生活还有很多事情，努力了就行，江平老师的书还要看，江平老师的思想还要研究!
4月的一天，我在新开办的京悦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忙于装修事务，灰头土脸中，收到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招生办的短信：“亲爱的陈波同学，很高兴的通知您：您被我校民商经济法学院录取为2011年级民商法博士，导师江平教授，请在下列时间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现在，已经没有语言能够表达我的喜悦，我只是明白：我实现了、我圆了做江平老师学生的梦!
在上次老师80生日的寿宴上，老师的博士、硕士弟子簇拥着老师，我们一起大声喊：“如果有来生，我们还做您的学生!”我们一个个泪流满面。
是的，我们尊重江平老师，不是仅仅江平老师属于我们做学生的，同时也是因为江平属于这个时代!江平老师不仅仅是一位民商法学家，也不仅仅是一位法学家，也不仅仅是中国法学界的“良心”，他是这个时代的呐喊者、实践者、宣讲者，他看得深、看得透，他敢参与、敢担责，岁月和时间一定会越来越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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