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icy Studies Journal最新目录|2020 Issue2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020 Issue 2

期刊影响因子趋势图

期刊简介

（PSJ）《政策研究期刊》聚焦于公共政策研究。PSJ代表政策研究组织和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公共政策部门进行出版，PSJ发表由社会科学家、其他公共政策研究人员及领导人以个人名义提交的高质量的论文和研讨会论文。该期刊涉及各级政府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并欢迎使用比较研究方法的文章。在2019年JCR最新期刊排名中，PSJ在公共管理领域排名第6，在政治科学领域里排名第10。

期刊目录

1. Gender and Agenda Diversity: Cognitive Differences in Representative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性别与议程多样性：议员信息处理的认知差异

2. Topping Off and Bottoming Out: Setting Budget Priorities Through Executive Power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通过执行权力确定预算优先事项

3. Truncated Decision Making and Deliberative Implementation: A Time-Based Policy Process Model for Transitional China

   决策删减和执行协商：面向转型期中国的时间政策过程模型

4. Exploring the Dynamics of Delegation Over Time: Insights from Italian Anti-Corruption Agencies (2003–2016)

   探索随时间变化的授权动态：来自意大利反腐机构的洞察（2003-2016）

5. The Role of Pilot Projects in Urban Climate Change Policy Innovation

   试点项目在城市气候变化政策创新中的作用

6. Political Decoupling: Privat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Policy

   政治脱钩：公共政策的私人执行

7. Deciding How to Decide: Cultural Theory and Rule Making in Collaborative Watershed Organizations 

   如何决策:合作分水岭组织中的文化理论和规则制定

8. Fearing Food: The Influence of Risk Perceptions on Public Preferences for Uniform and Centralized Risk Regulation

   对食品的恐惧:风险认知对公众偏好统一和集中风险监管的影响

9. Standing in Line When Queues Are on the Decline: Services Satisfaction Following the Swedish Health Care Waiting Time Guarantee

   在等待时间减少的队伍里排队：瑞典医疗等待时间保证的服务满意度

10. Foreclosure Risk and Community Health: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 Protective Effect?

    止赎风险与社区健康:社会资本是否具有保护作用?

11. SPID: A New Database for Inferring Public Policy Innovativeness and Diffusion Networks

    SPID：一个推断公共政策创新和传播网络的新数据库

12. Text as Policy:Measuring Policy Similarity through Bill Text Reuse

    文本作为政策：通过立法文本重用测量政策相似性

01

Gender and Agenda Diversity: Cognitive Differences in Representative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性别与议程多样性：议员信息处理的认知差异

作者：Tevfik Murat Yildirim

1.摘要：越来越多的研究考察了信息处理在各种组织环境（如威权政治和民主政府、地方组织和市场主体）中的决策作用。虽然众多学者指出个体认知能力在解释宏观现象中的重要性，但鲜少关注个体是如何处理他们所接收的信息。本文通过利用2002-2011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中任职的1100名议员的议会演说和传记的原始数据集，探讨了议会议员关注议题中所体现的性别差异。通过梳理有关政治议程设置、性别研究和认知心理学方面的文献，本文认为女性更有可能对社会问题作出共情反应（即对社会问题紧迫性的认知门槛更低），这使得女性所探讨的社会问题更加广泛。结论部分，本文还探讨了这些发现所带来的潜在影响。

2.研究假设：女性议员比男性议员关注的问题范围更加广泛。

3.数据来源：作者从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网站上搜集了2002-2011年期间1100名议员和超过18000个国家或地区的议员传记的原始数据集。

4.研究方法：对数据文本进行编码，抽取出议员相关的基本信息及政治特征作为自变量。借鉴Shannon的H（熵）作为因变量以衡量问题多样性，即不同问题类别的概率之和。控制变量包括政治变量（选举安全、反对派地位和区域规模）和社会变量（性别、年龄、户籍地、教育水平）。

5.研究结论：（1）在选举中，处于相对安全位置的议员们更愿意关注范围更小的社会问题，这能使得议员们免于遭受源于焦点问题的公众压力。而反对派议员更喜欢谈论范围更广的社会问题。（2）选区的大小与议程多样性呈负相关，可能原因是较小的选区由于经济欠发达，需要关注更多的政策议题。（3）与男性议员相比，女性议员关注的社会问题更加广泛。

02

Topping Off and Bottoming Out: Setting Budget Priorities Through Executive Power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通过执行权力确定预算优先事项

作者：Christian Breunig; Chris Koski

1.摘要：本文考察了行政管理人员在公共预算中的制度性权力角色，即行政人员如何改变对特定预算项目的支出。通过权衡与偏好表达、关注和制度相关的政策过程理论，本文认为行政人员强化了预算的大幅削减，也推送了预算的大幅增加。公共政策和政治代表领域的文献表明，所有行政人员都有意愿表达财政偏好，从而导致了财政振荡、带来了分化。但是，并非所有行政人员都享有平等权利。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法监测州长的制度性力量是否决定了1985-2009年期间美国各州预算支出的削减、停滞和扩张。改变政策的意愿可能广泛存在于各行政管理人员之中。但是否能实现自上而下的增长和自下而上的降低，则取决于行政人员的能力，包括如何通过议程设置以激发公众优先关注指定事项的能力，以及通过否决权来确保改变某些事项的能力。调查结果表明，州长具备通过预算过程来影响公共政策的能力。

2.研究假设：H1a：制度上更强大的州长能够更好地控制预算涨幅；H1b：相较于降低预算，强大的州长更可能选择增加预算；H2a：民主党州长选择增加预算；共和党州长选择降低预算，但不会填补预算；H2b：相较于共和党州长，民主党州长在教育、福利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支出更多；H2c：政府分裂阻止了油价的涨幅；H3a：限制性立法的预算规则阻止了预算的涨幅；H3b：限制性立法的预算规则促进了预算的涨幅。

3.数据来源：因变量来自1985-2009年美国各州预算的绝对变化值，本文从人口普查局的州政府财政部门收集了公开的预算数据。该数据由教育、福利、杂项、公路、医疗、矫正、自然资源及警察八项支出组成。自变量来自各种研究、政府报告及作者设定，包括州长权力指数、预算严格度等。

4.研究方法：利用半参数分位数回归法，一是能够对异质变量进行建模，而不需制定方差和平均值之间的关系或特殊的指数分布；二是对于异常值稳健，不需依赖正态性假设。

5.研究结论：（1）在预算过程中，州长是最有影响力的角色。当重大变革出现在议事日程上时，制度上更强大的州长能够充分表达个人意愿。（2）民主党州长在预算范围内能够做出更大改变，他们在健康、福利和教育等民主偏好方面的支出更多。同时，在决定如何处理多余资金、将资金返还给私营部门或投资公共部门之间权衡时，党派分歧更为明显。此外，政府分裂对于预算结果的影响很小。（3）宪法预算规则对于预算的约束影响仅限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假设，只有在极端增长的情况下，才能发现规则和支出之间的联系。

03

Truncated Decision Making and Deliberative Implementation: A Time-Based Policy Process Model for Transitional China 

决策删减和执行协商：面向过渡期中国的时间政策过程模型

作者：薛澜、赵静

1.摘要：时间维度在中国的政策过程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但速度正是中国近年来发展的最显著特征。本文基于对中国政策实践的观察，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来解释中国政府如何应对快读转型时期的政策挑战。中国政府采取删简式的决策模式，再以更加渐进的协商过程来推行该决策。这种“决策删简-执行协商”的政策过程模式使得决策者能够快速应对层出不穷的严重问题。本文以中国煤矿业改革作为实证案例来说明这种政策过程的治理方法是如何在保持社会稳定、规制生产安全以及促进产业发展的前提下用于实现快速的重大政策改革，即煤矿产权改革。文章最后讨论了这种模式对于提高中国境内外公共政策有效性的更广泛意义。

2.研究背景：（1）迅速变化的社会环境要求政策必须做出快速反应。在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时代，各个国家的决策者都面临着众多具有高度紧迫性和不确定性的政策问题。对于中国而言，政策改革进入分水岭时期，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变革，同时还需要结合渐进式的政策改革。（2）中国的治理方式逐渐转向更加民主协商的方式，问责制也迫使政府领导人需要快速应对现有问题。（3）中央政府近年来更加积极地面向公众，促使公众直接向高层官员表达诉求。而作为中央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行政中层，地方政府必须迅速做出反应。

3.研究方法：以山西省煤炭行业的政策改革为案例，考察“煤炭资源私有化改革”和“合并收购去私有化改革”两项改革政策过程的异同。采用因果过程跟踪（CPT）方法对政策制定者、政府相关官员和不同煤矿主进行采访，并收集了省政府及几个地方的内部档案文件。

4.研究结论：由于政策环境的变化，社会压力很容易施加到上层政府或主要政治领导人身上，；其次，面对这些社会压力，上层政府必须简化和缩短决策过程以快速响应，往往忽略对备选方案进行更仔细地比较分析。而上级政府在推动政策执行中会给予充分时间和灵活空间，这种补偿机制能够克服快速决策的缺陷，并采取许多强制措施（包括强制性目标或行政命令）促使下级政府完成相关政策承诺。

04

Exploring the Dynamics of Delegation Over Time: Insights from Italian Anti-Corruption Agencies (2003–2016)

 探索随时间变化的授权动态：来自意大利反腐机构的洞察（2003-2016）

作者：Fabrizio Di Mascio；Martino Maggetti ；Alessandro Natalini

1.摘要：关于管型国家授权的有关文献表明，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可以提高监管政策的公信力。在这方面，反腐机构之所以独特，是由于他们处理极其突出的问题，并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委托权限，而政府则成为了他们的监管目标。那么，政府如何管理监管改革以平衡其作为“主体”的公信力和其作为监管目标而可能失去的公信力？借鉴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本文利用定性纵向分析对意大利反腐机构进行研究。调查结果表明，授权是是一个由多种因素交叉的动态过程。

2.研究预期：预期1.1：随着时间推移，意大利反腐机构会随着政府对公信力的压力而加强或减弱。具体而言，当政府作为委托人获得的预期公信力超过其作为检测目标所遭受的潜在公信力损失时，政府将倾向于授权。预期1.2：随着时间推移，意大利反腐机构会增强或减弱，同时也会降低公信力的需求。具体来说，当监管机构在政治或经济动荡时期需要提供额外的公信力时，政府将倾向于授权。预期2.1：意大利的反腐机构遵循一种路径依赖的发展轨迹，该发展轨迹锁定了以往的决策并造成停滞。这一突出问题和拥有否决权玩家的大量存在，降低了系统一级的改革能力。预期2.2：意大利的反腐机构可以按照分层过程进行改革，由此机构演变将改变监管框架的逻辑。这一进程是由许多否决方的存在和在执行规则框架方面的低裁量权所决定的。期望3：政治领导人积极维护监管机构的正规独立性与授权的象征性支持有关，机构领导人则更倾向于享受实际上的独立性。

3.研究方法：将历时性个案研究设计应用于调查现象的“代表性案例”，实证分析2003年第一个机构成立以来，意大利反腐机构的变化情况。数据来源于设立机构和界定政治权力的一级和二级立法、意大利政府和国际组织发布的主要文件及出版物、意大利反腐机构通过的报告及法案、20次半结构化的精英访谈、以及来自两家意大利主要日报的文章。

5.研究结论：（1）即使在有许多否决权参与者且在执行中缺乏自主权的突出领域，体制改革也是可能的。其次，积极的政治或机构领导人在机构改革中能够在授权的象征层面发挥作用，即机构领导人能够利用个人声誉来催化和利用来自国际组织和媒体的压力。（2）政府授权监管机构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时间不一致问题，从而提高监管政策的公信力。一方面，公信力问题更严重的政府并非是授权更多的政府，而未能预见到监管机构风险的政府倾向于授予更多权力；另一方面，监管改革比预期更加频繁、授权也极易恢复，即便是处于众多否决权参与者和有限执行裁量权的不利背景下。

05

The Role of Pilot Projects in Urban Climate Change Policy Innovation 

试点项目在城市气候变化政策创新中的作用

作者：Sara Hughes；Samer Yordi；Laurel Besco

1.摘要：越来越多的研究考察了信息处理在各种组织环境（如威权政治和民主政府、地方组织和市场主体）中的决策作用。虽然众多学者指出个体认知能力在解释宏观现象中的重要性，但鲜少关注个体是如何处理他们所接收的信息。本文通过利用2002-2011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中任职的1100名议员的议会演说和传记的原始数据集，探讨了议会议员关注议题中所体现的性别差异。通过梳理有关政治议程设置、性别研究和认知心理学方面的文献，本文认为女性更有可能对社会问题作出共情反应（即对社会问题紧迫性的认知门槛更低），这使得女性所探讨的社会问题更加广泛。结论部分，本文还探讨了这些发现所带来的潜在影响。

2.研究假设：女性议员比男性议员关注的问题范围更加广泛。

3.数据来源：作者从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网站上搜集了2002-2011年期间1100名议员和超过18000个国家或地区的议员传记的原始数据集。

4.研究方法：对数据文本进行编码，抽取出议员相关的基本信息及政治特征作为自变量。借鉴Shannon的H（熵）作为因变量以衡量问题多样性，即不同问题类别的概率之和。控制变量包括政治变量（选举安全、反对派地位和区域规模）和社会变量（性别、年龄、户籍地、教育水平）。

5.研究结论：（1）在选举中，处于相对安全位置的议员们更愿意关注范围更小的社会问题，这能使得议员们免于遭受源于焦点问题的公众压力。而反对派议员更喜欢谈论范围更广的社会问题。（2）选区的大小与议程多样性呈负相关，可能原因是较小的选区由于经济欠发达，需要关注更多的政策议题。（3）与男性议员相比，女性议员关注的社会问题更加广泛。

06

Political Decoupling: Privat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Policy 

政治脱钩：公共政策的私人执行

作者：Manuel P. Teodoro；张友浪；David Switzer

1.摘要：在政府可以通过监管私营企业而实现其政策目标的情况下，让私营企业提供公共服务可以使政府通过将成本转移到私营企业来促使公共政策与政治成本分开。在过去三十年，特别是在能源领域，金融脱钩已成为促进保护的监管策略。脱钩是指将公司的收入与其消费的产品数量分开，从而使公司能够在没有金融风险的情况下追求资源效率。同样地，当私营公司提供公共服务时，他们将公共政策与其政治成本分开。这种政治脱钩使得政府能够推行有争议的政策，同时又可以避免随之而来的政治风险。本文将该理论应用于环境政策，研究表明党私营企业推行可能不受欢迎的保护政策时，这项政策会更容易被采纳甚至取得成功。为初步检测该理论，本文分析了加州供水公司及其对2015-2017年该州干旱情况的回应。分析表明，与当地政府的公共企业相比，私营企业采取了更积极的保护措施、更可能达到国家保护标准并解决了更多水资源。

2.研究假设：假设1：限制——为了响应国家的保护命令，私人供水公司采取了比公共供水公司更严格的灌溉限制；假设2a：合规性——私人供水公司比公共供水公司更有可能达到SWRCB指定的节水要求；假设2b：节约——为了响应该州的干旱声明，私人供水公司比公共供水公司能够节约更多水资源。

3.数据来源：SWRCB月度报告档案中的数据，这些数据包括了2015年6月至2016年5月期间共208家公共供水公司的月度观察。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合并，并结合来自水务信息环境保护局安全饮用水信息系统的干旱数据、2015年美国人口普查的社会经济数据等，共生成了4896个实用数据集。

4.研究方法：对于假设1和2b中的连续因变量，使用普通最广场回归（OLS）；对于假设2a的二元因变量，使用logistic回归。

5.研究结论：政治脱钩的观点重新定义了公共政策的私人执行，不仅是效率和民主的问题，也是政策有效性的问题。私营企业从有争议的政策诱发的政治风险中得到缓冲，并对“大棒+胡萝卜”的监管政策更加敏感，因此它们可能比公共机构更有效。但通过私人行政将公共政策与政治成本脱钩，无法消除甚至掩盖这些成本。即使假设存在有效的监管制度，私有化也会使得公共政策过程更加技术化，从而丧失一定的民主。当政府的角色是监督而非生产时，监管过程也容易被相关私营企业政治俘获。

07

Deciding How to Decide: Cultural Theory and RuleMaking in Collaborative Watershed Organizations 

如何决策:合作分水岭组织中的文化理论和规则制定

作者：Kimberly A. Horndeski and Tomas M. Koontz

1.摘要：长期以来‚协同治理领域不断寻求对集体决策过程进行解释。制度分析的见解突出了规则在塑造集体决策上的影响。然而‚我们对于这样的规则是如何产生的‚或者说‚协同组织如何决定他们的 决策‚却知之甚少。通过借鉴文化理论中的概念‚我们研究了俄亥俄州中部四个协同流域组织的世界 观和其决策规则之间的联系。该比较案例分析的结果表明‚世界观的群体维数与选择的决策规则之 间具有相关性‚世界观的网格维数与两种不同类型的决策规则、选择和聚集之间也具有相关性。这 些结果突出了将文化理论的各个方面和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相结合的解释价值。此外‚我们的结果 还显示了政府怎样才能更有效地与协同组织合作。

2.分析框架：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3.研究方法：运用案例研究方法，选取俄亥俄州中部一个县的12个分水岭组织；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观察法等获取相关数据。

4.研究结论：本研究着手研究制度分析与文化理论之间的联系。我们的结果表明了组织的群体和网格级别在决策规则制定中的重要性。这项研究还阐明了为什么具有相似目标或任务的组织可以根据组织成员的文化世界观而进行不同组织的原因。在协作环境中，应该了解组织的结构，因为越来越多的决策者和社区成员选择求助于此类组织来解决紧迫的环境问题。分水岭组织的决策规则受到组织文化的影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08

Fearing Food: The Influence of Risk Perceptions onPublic Preferences for Uniform and Centralized RiskRegulation 

对食品的恐惧:风险认知对公众偏好统一和集中风险监管的影响

作者：Cherie Maestas , Jacqueline Chattopadhyay , Suzanne Leland, andJaclyn Piatak

1.摘要：公众舆论在政策研究中地位突出，因为它界定了政策问题的定义以及可接受的政策解决方案。我们认为，公众舆论对于界定管理政策风险的政府层级也很重要，政策风险是通过塑造对于管理 一致化和集权化的偏好来调控的。我们从理论上论证了为什么风险会给一致性标准带来压力;并 且，我们还考察了对一致性和集权的偏好是来自于颇为稳定的个人倾向(如党派和意识形态)，还是更加不固定的观点看法，比如对风险的认知，这种认知可因危机、新信息和问题构架而发生变化。我们应用食品安全政策领域的调查数据来检验我们的观点。我们发现，预计食源性疾病会带来更大风险的个人更加偏好于统一的食品安全监管，而这种偏好将相应地转化为联邦政策的制定偏好。我们的研究结果表示，影响风险认知的背景环境和策略沟通不仅可以带来公众对更多监管政策的普遍需求，而且可以带来对统一集中监管的具体要求。

2.研究框架：影响中央管制偏好的理论关系。

3.研究假设：假设1:认为食品风险较大的个人更倾向于采用统一政策而不是自由决定的政策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假设2:认为食品风险较大的人更倾向于将联邦政府而不是州政府视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合适政策场所。假设3:喜欢统一食品政策的人更倾向于将联邦政府而不是州政府视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合适政策场所。(中介假设)

4.研究方法：利用2011年11月和12月收集的数据，估计了风险感知对政府偏好和食品安全监管集中化的影响，这些数据是合作国会选举研究(CCES)调查的一部分。其中因变量：统一法规和联邦与州控制的偏好；关键自变量：风险感知；控制变量：对州和联邦政府的信任。

5.研究结论：公众对风险的认识不仅为政策解决方案的性质设定了界限，而且还为公众希望采取解决方案的政府水平设定了界限。如果高风险的认识在公众中普遍存在，就会给集中、自上而下的监管政策带来压力。这是因为风险催生了对跨政治子部门进行统一风险监管的愿望。就食品安全而言，这意味着那些认为所有州的法规都应相同的人将联邦政府视为适当的监管机构。

09

Standing in Line When Queues Are on the Decline:Services Satisfaction Following the Swedish Health CareWaiting Time Guarantee 

在等待时间减少的队伍里排队：瑞典医疗等待时间保证的服务满意度

作者：Björn Rönnerstrand and Maria Oskarson

1.摘要：为了保障福利国家民主治理的合法性，我们需要了解公众对卫生系统和福利政策的支持。如果 政策对不满的回应没有引起注意，那么回应性民主的整个想法都会是徒劳的。本文重点介绍了瑞典2005年医疗保健候诊时间保障政策，这项政策使得西约特兰省的医院等候时间大大缩短。本文探讨了政策反馈效应文献中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问题，研究了候诊时间的减少是否会影响对医院服务的满意度，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受到政策接近度和可见度的影响。我们使用来自瑞典西部社会舆论媒体(SOM)调查的数据，测量了2004年至2009年间的医院服务满意度。为了理清政策接近度在政策反馈效应中的作用，我们使用了两个指标:用户状态和主观健康状态。而对于政策可见性，我们以个人的政治利益水平来衡量。结果显示，候诊时间的减少带来了医院服务满意度的大幅提高。然而，在具有较高接近度和可见度的群体中，这种提高效应并不明显。相反，结果表明，在健康状况良好的人群中，医院服务满意度的提高更为突出。

2.理论基础：政策反馈理论与公众反应

3.研究假设：假设1：存在公众响应效应，因为2005年实施的等待时间保证金改革导致人们对医疗保健的满意度更高（公众响应度）。假设2：在医疗保健服务的使用者中，医院服务满意度最高。假设3：在2005年的改革之后，对医疗保健的满意度增长在医疗保健服务的使用者中，增长最为明显。假设4：2005年的改革后，与使用亲属关系密切的受访者对医疗保健满意度的增长要强于既不是医疗保健服务使用者也不是医疗保健服务使用者亲属的受访者。假设5：相比健康状况较好的受访者，健康状况较差的受访者在2005年改革后对医疗保健的满意度提高的幅度更大。假设6：在2005年的改革之后，对政治感兴趣的受访者对医疗保健的满意度提高了。

4.研究方法：使用来自瑞典西部社会舆论媒体(SOM)调查的数据，测量了2004年至2009年间的医院服务满意度。运用SPSS22软件分析OLS回归模型，以研究等待时间保证对医院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同时控制交互变量和混杂因素。其中结果变量：西约塔兰地区的医疗保健评价；自变量：医院排队等待时间。

5.研究结论：实证研究的结果支持了假设1、 2，而不支持假设3、4、5、6。候诊时间的减少带来了医院服务满意度的大幅提高。然而，在具有较高接近度和可见度的群体中，这种提高效应并不明显。相反，结果表明，在健康状况良好的人群中，医院服务满意度的提高更为突出。

10

Foreclosure Risk and Community Health: Does SocialCapital Have a Protective Effect? 

止赎风险与社区健康:社会资本是否具有保护作用?

作者：Dorothy M. Daley , Holly T. Goerdel, John C. Pierce, and Renee Dinsmore

1.摘要：本研究利用健康框架的社会决定因素来模拟和检验社区的社会资本在面对重大经济冲击(即最近的止赎危机)时对健康的保护程度。我们应用美国的郡级数据来分析社会资本在应对社区的止赎风险时对健康的潜在调节作用。我们依靠现有的美国各郡社会资本衡量标准，并将它们与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所建立的郡级止赎风险评分相结合。虽然理论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对健康和其他结果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持续下去，但很少有对此的实证检验。我们将选取在两个时间点被计量的现有社会资本指标，并将这一指标与止赎风险进行交互作用，以预测整体的自评健康状况。我们的研究结果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它表明高水平的社会资本可以对健康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对于面临高止赎风险的社区，当其社会资本水平比较高时，其总体健康表现要显著优于面临相同止赎风险等级但社会资本水平较低的类似社区。

2.理论基础：社会资本理论

3.研究假设：假设1：即使在经济压力增加的情况下，高水平的结构性社会资本也会带来更好的健康。假设2：过去的高水平结构性社会资本，例如历史性社会资本，即使在经济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也会对当代卫生措施产生积极影响。

4.研究方法：应用美国的郡级数据来分析社会资本在应对社区的止赎风险时对健康的潜在调节作用。依靠现有的美国各郡社会资本衡量标准，并将它们与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所建立的郡级止赎风险评分相结合。

5.研究结论：在面对社区一级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高风险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和经济动荡时，持久的社会资本水平(弹性能力)与更大程度的社区健康(可持续性的社会公平维度)有关。高水平的社会资本可以对健康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对于面临高止赎风险的社区，当其社会资本水平比较高时，其总体健康表现要显著优于面临相同止赎风险等级但社会资本水平较低的类似社区。

11

SPID: A New Database for Inferring Public PolicyInnovativeness and Diffusion Networks 

SPID：一个推断公共政策创新和传播网络的新数据库

作者：Frederick J. Boehmke , Mark Brockway, Bruce A. Desmarais ,Jeffrey J. Harden, Scott LaCombe, Fridolin Linder and Hanna Wallach 

1.摘要：虽然对州政策创新与扩散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研究者在将其推广到一般情形时仍然受到许多关键限制。本文介绍了新的数据和方法，把对单一政策的实证分析推广为对政策群的综合分析，并严格推算出了这些政策的扩散网络。我们收集了一些有关于政策采纳的数据，这些数据适合用于估算政策的创新性并追踪扩散关系的特定方式（如通过政策领域、时间段或政策类型）；同时，我们也进一步发展出了新的方法以更加准确有效地推断这些网络关系。我们的州政策创新和扩散数据库（SPID）包括了按议题编码的728个不同政策。我们概述了这个新的数据集，并说明了其两个主要用途：（i）用于提供静态和动态的创新性度量；（ii）用于推论潜在的政策扩散网络，这些政策网络包括了政策在各州之间扩散的共同路径。这个数据集使我们得以比较不同政策议题的发展模式。对于某些源于政治学领域政策创新与扩散文献中的问题，我们过往难以或者不可能对其进行研究，然而我们在本文中的结论是，我们所提出的这些新成果可以使研究人员对这些问题进行实证上的探索。

2.数据来源：第一类数据来源于Boehmke和Skinner（2012b）国家政策采用的数据集；第二类数据来源来自统一法律委员会的网站，该网站提供了1921至2017年通过的191项政策的信息；第三类数据来源于Caughey 和 Warshaw（2016 年）的研究，提供了 1842至2014年通过的107项政策的信息；第四类数据包括各种各样的政策，这些政策大多是一次从各种来源汇集而成的。

3.研究方法：对政策群进行综合分析，并严格推算出这些政策的扩散网络。

4.研究结论：本文为有兴趣研究美国各州公共政策扩散的学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数据资源。我们的数据集包括700多个扩散事件。与现有的此类数据集相比，这大大扩展了可用策略的数量。

5.研究贡献：本文提供的数据和措施将在学术的几个领域使用。我们数据库中的覆盖面之广使公共政策学者能够从非常笼统的角度研究政策采用和传播问题——超越特定政策或政策领域的分析模式，以找到特定研究目标的理想案例（例如，1980 年代开始传播的卫生政策）。研究州立法机构的学者可以使用我们的传播网络措施，帮助解释立法的成败，其依据是作为传播来源的州已经通过的法案，而创新分数可以作为研究州立法机构产品化和专业性的研究人员产出的附加维度。

12

Text as Policy:

Measuring Policy Similarity through Bill Text Reuse 

文本作为政策：通过立法文本重用测量政策相似性

作者：Fridolin Linder, Bruce Desmarais, Matthew Burgess, Eugenia Giraudy∗ 

1.摘要：识别在立法中非常相似的政策建议对于公共政策和立法政治领域的学者来说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建立数据集以准确反映跨越政策领域、管辖范围和时间的政策制定过程，然而以手工方法实现这一目标的成本过高。我们提出使用一种算法来识别立法文本中的相似文本序列（即文本重用）以衡量两项法案所提出的政策建议的相似性。我们以美国州议会的法案为研究对象。针对500,000个法案的汇编，我们演算了三项真实值测试。首先，我们的结果表明，由意识形态上相似的政策倡议者引入的法案表现出高度的文本重用，由全国州立法会议列为相同类别政策的法案表现出高度的文本重用，并且各州之间的文本重用率和各州之间的政策扩散网络的联系程度相关。通过实证应用我们的相似性测量算法，我们发现，共和党州立法者引入的立法与其他州的共和党引入的立法相似，而且其相似程度要大于民主党州立法者提出的立法与其他州的民主党人引入的立法之间的相似程度。

2.数据来源：来源于Burgess和阳光基金会收集的美国州法案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包含了从2008年到2015年大约50万个法案。

3.研究方法：运用SW算法识别立法文本中的相似文本序列（即文本重用）以衡量两项法案所提出的政策建议的相似性。其中，SW算法是由Smith和Waterman(1981)在分子生物学中开发的。

5.研究结论：（1）在法案中自动检测类似的文本字符串是一种比较法案内容的有效方法；

（2）共和党州立法者引入的立法与其他州的共和党引入的立法相似，而且其相似程度要大于民主党州立法者提出的立法与其他州的民主党人引入的立法之间的相似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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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谢根瑞 梅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