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最新目录｜2020 Issue4

期刊影响因子趋势图

2019JIF=4.0639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PAR）创刊于1940年，是公共管理领域最为卓越的期刊之一。该期刊是美国公共行政学会的官方期刊，其研究不仅聚焦于公共管理领域的前沿科学和理论，更致力于公共管理实践领域的动态和发展。在2019年JCR最新的SSCI公共管理类收录期刊排名中，PAR位列第4名；在2020年谷歌学术最新的公共管理国际期刊排名中，PAR位列第1名。

本期除了街头官僚、公共领导能力、网络安全责任等5篇研究类文章，另外有16篇关于新冠肺炎（COVID-19）的观点类文章，其中也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杨开峰教授的精彩佳作。欢迎大家讨论交流！

   一、研究类文章   

RESEARCH ARTICLES

01

题目：How Do Citizens Assess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Warmth and Competence? A Typology and Test

公民如何评价街头官僚的热情和能力?一项类型学和测试

作者: Noortje de Boer   

乌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

关键词：街头官僚、公民、管制、服务、热情度、管理能力

理论基础：

（1）问题所有权理论：用来检验政府官员核心任务的效果；

（2）角色一致性理论：检验官僚性别的影响。

研究假设：

假设1a：在评价中，受雇于监管型组织的官僚将比受雇于服务型组织的官僚更有能力；

假设1b：在评价中，受雇于监管型组织的官僚将比受雇于服务提供型组织的官僚更缺乏热情；

假设2：女性官僚会被认为比男性官员更热情，但能力较差；

假设3：当问题所有权和性别一致时，特质评估效果将比问题所有权和性别不一致时更大。

数据来源：由116名受访者中的每个人都对5个小片段进行了评分，因此总体分析样本为580个观察值。

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了因子调查，这是一种非常适合探讨态度和认知的基本原则的方法。因子调查是一种被试内的实验方法，在该方法中，被调查者暴露在X维度上根据其水平而变化的X小片段中。一层一层的维度是多种多样的，即街头官僚的类型。基于荷兰六个主要的公共执行领域（公共空间；环境、福祉和基础设施；教育；公共交通；工作、收入和保健；调查），制定了30种街头官僚类型：为了在监管官僚和服务型官僚之间取得平衡，一半的公式化的街头官僚拥有官方调查权力，另一半则没有。

研究结论：以监管为导向的官僚被认为能力和热情最差。此外，不管核心任务是什么，女性官员被认为比男性更温暖，女性官员和男性官员被认为具有同等的能力。

02

题目：Can Public Leadership Increase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d Job Performance?

公共领导能力能否提高公共服务动机和工作绩效?

作者:

Gary Schwarz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Nathan Eva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 Australia）

Alexander Newman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 Australia）

关键词：公共部门、领导能力、责任、规则遵守、政治忠诚、网络治理、公共服务动机、工作绩效

理论基础：

（1）综合领导模型：公共部门中适用的四个要素（责任、规则遵守、政治忠诚、网络治理）；

（2）公共服务动机理论认为，人类的行为不仅受到自我关注的驱动，还受到利他主义和其他相关动机的驱动，这些动机的目的是为社会做好事，该理论通常由四个维度组成（吸引公众参与、对公共价值的承诺、同情心、自我牺牲）。

研究假设：

假设1a：问责型领导将与追随者的公共服务动机呈正相关；

假设1b：规则遵循型领导将与追随者的公共服务动机呈正相关；

假设1c：政治忠诚型领导将与追随者的公共服务动机呈正相关；

假设1d：网络治理型领导将与追随者的公共服务动机呈正相关；

假设2a：公共服务动机将调解问责型领导与跟随者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

假设2b：公共服务动机将调解遵循规则型的领导与追随者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

假设2c：公共服务动机将调节政治忠诚型领导与追随者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

假设2d：公共服务动机调节网络治理型的领导与追随者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

数据来源：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中国山东省地级市(省以下县以上)水利局和环境局的300名公务员及其64名管理人员。

研究方法：由于数据是嵌套在团队内的，因此使用了具有稳健标准误差的最大似然法的多级建模。为了测试中介效应，我们根据Preacher和Hayes(2008)的建议，在Mplus中进行了多层结构方程建模。为了构建中介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我们使用了构建置信区间的蒙特卡罗方法，使用推荐的20,000次重复。为了确认独立的公共领导措施的标准相关效度，我们在一个单独的模型中测试了每一个措施。

研究结论：我们发现，责任、规则遵守、政治忠诚、网络治理四种领导方法与公共服务动机的追随者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而反过来，明显与更高水平的工作绩效呈正相关。研究发现，网络治理领导力与公共服务动机和工作绩效的关系最为密切，这表明管理者应鼓励公共员工主动与组织外部保持联系，以获取相关信息、技术专长和可能无法在内部获得的资源。结果表明，领导者具有提高业绩的重要能力。

03

题目：Follow the Leader? Leader Succession and Staff Attitudes in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s 

追随领导？公共部门组织中的领导者继任与员工态度

作者: Benny Geys, Sara Connolly, Hussein Kassim & Zuzana Murdoch，挪威商学院、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挪威卑尔根大学

关键词：公共部门；领导力；领导继任；员工追随

研究背景：20世纪50年代以来，公共部门组织中领导的作用和重要性吸引了大量的研究。许多研究探索了将领导者特征和领导风格与公共部门绩效联系起来的性质和范围条件，以及领导者的背景特征何时、如何与其单位内的管理风格相关联。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少有研究评估领导者所谓的绩效效应背后的个人层面的机制，或者公共部门组织中领导人继任的影响。

研究内容：本研究基于对领导者和追随者身份动态的研究，认为高层领导者的继任会影响个人对组织核心目标和价值观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代表了个人和组织绩效的核心驱动力。本研究基于2008年和2014年在欧盟委员会内部进行的一项独特的双轮调查，通过研究相同的人在最高政治（委员）和行政（总干事）职位变动前后的情况来检验这些假设。

研究假设：

假设1:高层领导的继任激发了员工对组织核心价值观表达态度的变化；

假设2:领导和下属之间的距离越大，领导继任对员工表达的对组织核心价值观的态度的影响就越弱;

假设3:外部继任引发员工对组织核心价值观表达态度的更大变化。

数据与方法：本研究基于欧盟委员会在2008年9-11月（N=1901；回复率=13.6%）和2014年3-4月（N=2209；回复率=20.8%）收集的大型公共组织工作人员的两轮调查数据，并通过双重差分的方法对数据展开进一步的分析。选择该数据的原因有二：首先，欧盟委员会有一种强烈的等级领导文化，领导对下属的影响很可能很强，这从理论上来说很重要。其次，欧盟委员会面临着高层政治（委员）和行政（总干事）领导职位的定期更替。第三，欧盟委员会的背景允许从两个维度区分内部和外部继任的影响：组织中的时间和与其他组织成员的对比。

研究结论：本研究表明，最高领导人继任影响公共部门组织的工作人员态度，从而影响个人和组织的业绩。特别是当领导与下属之间的距离越小，联系越频繁，说明领导者继任对员工的影响就越重要。因此在规划领导人继任时，公共部门组织应密切关注候选人与卸任领导人的价值观是否一致。

04

题目：Designing to Debias: Measuring and Reducing Public Managers’ Anchoring Bias为消除偏见而设计：衡量和减少公共管理者的锚定偏差

作者:Rosanna Nagtegaal, Lars Tummers, Mirko Noordegraaf, Victor Bekkers,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

关键词：公共机构；锚定偏差；反向考虑策略；实验设计

研究背景：公共管理者的行为对公共部门的绩效至关重要，但公共管理者的决策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如可得性偏差（Availability bias）、锚定效应/偏差（anchoring bias）等。在实践中，有时候员工上一年的绩效评级会影响新的评级，而不管实际绩效如何。然而目前关于公共管理者认知偏差的实验性知识却比较有限，而且关于减损技术的研究也很少。

研究内容：本研究首先通过讨论认知偏差和具体锚定偏差来阐述本文的理论背景，并认为“反向考虑”策略（Consider-the-Opposite trategies）是一种弱化公共管理决策锚定效应的策略。第二，对英国1221名公共管理人员和雇员的调查实验进行了分析。最后，作者讨论了研究结果以及本研究对公共管理实践和学术的启示。

研究假设：

假设1: 高锚定复制组的参与者报告的估计值，明显高于低锚定复制组参与者的估计值。

假设2: 低锚定反向考虑组的参与者，将报告高于低锚定复制组的参与者的估计值。

假设3: 高锚定反向考虑组的参与者，将报告低于高锚定复制组的参与者的估计值。

数据与方法：本研究采用一个内部有效性高的对照设计，确立了两个关于确定员工回应公民询问的最大天数、以及对员工进行绩效评级的场景。同时采用复制实验的方式对英国1221名公共管理人员和雇员进行分析，沿用了在意大利原实验中的研究设计、措施和分析，以实现经验概括。

研究结论：本研究表明，锚定偏差会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重复出现，但影响大小会有不同。此外，一种低成本、低强度的反向考虑方法可以减轻锚定偏差，但干预的效果取决于背景。因此对于管理者和员工来说，锚定偏差在机构环境中是非常有效的。在为公共管理实践设计决策环境时，应考虑到这一点。

05

题目：Cyber Security Responsibilization: An Evaluation of the Intervention Approaches Adopted by the Five Eyes Countries and China 网络安全责任：“五眼”（联盟）国家和中国的干预方式评价

作者：Karen Renaud, Craig Orgeron, Merrill Warkentin & P. Edward French，英国阿伯泰大学、南非罗得斯大学、美国密西西比信息技术服务部、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

关键词：网络安全；国家责任；问题化；“五眼联盟”；中国

研究背景：政府可以在管理公民面临的风险方面或多或少地进行干预。他们可以采取最大程度的干预措施（如COVID-19）或不干涉的方法（如失业），进而实现对公民的“负责”。在全球网络化的当下，全球公民通过在线服务获得的巨大便利，但与此同时网络攻击已经成为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公民的信息安全也受到来自诸如网络钓鱼、恶意软件、恶意国家行为体等形式的恶意攻击。值得注意的是，公民个人却很少有机会获得相关的专家培训或资金，甚至不一定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风险。

研究内容：本研究基于公共管理中网络政策的演变，并使用问题化方法来制定一套响应化问题作为指导，分析了“五眼联盟”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国的网络安全战略政策，考察了六国政府在支持个人公民管理其个人网络风险时采取的干预立场。

研究方法：本研究使用了一种从“问题化”(Bacchi 2009, 2012)中推断出来的方法来关注网络安全领域中责任的分配方式。问题化是基于隐式问题概念化的一种严谨的、形式化的揭示假设和评判解的方法。通过对Bacchi的问题化过程进行外推以满足分析需要，在本研究中被称为“责任化分析”。基于这一分析提出了六个问题，以确定网络责任是什么，以及它们目前如何分配给公民、组织和政府——即政府在网络领域采取何种程度的干预。

研究结论：本研究表明，当涉及到公民个人时，五只眼政府（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通常会提供建议和相关服务，然后将管理网络攻击的任务交给公民个人。它们提供的直接支持非常少，这与为企业和研究提供的服务和资助的范围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中国则对个人行为进行更多监控。本研究认为五眼政府应该重新考虑他们的网络责任立场。

   二、观点类文章  

VIEWPOINT ARTICLES

主题：COVID-19观点研讨

01

标题：Global Reflection, Conceptual Exploration, and Evidentiary Assimilation：COVID-19 Viewpoint Symposium Introduction

全球反思、概念探索和证据同化：COVID-19观点研讨会简介

作者：Jeremy L. Hall，Staci M. Zavattaro  中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R. Paul Battaglio   得克萨斯州大学达拉斯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Michael W. Hail      美国莫尔黑德州立大学（Morehead State University）

要点：到2020年4月，美国已进入COVID-19大流行的早期阶段。我们观察到该病毒在中国、意大利和美国早期热点地区的可怕影响。这场危机已经影响到私营部门、个人、家庭、学校，当然还有医疗保健部门，这将成为接下来的十年甚至更久的研究主题。

PAR有责任处于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的前沿，作为对利益相关者的服务，我们认为最好是迅速采取行动，提供一个广阔的视角，并获取世界各地已经学到的经验。我们使用观点特性来框架研讨会，因为我们觉得现在获得经过严格分析的完整数据还为时过早。相反，我们将提供经验教训、最佳实践和关键问题，这些将有助于指导从业者，同时也将突出可能成为未来研究重点的关键领域。

对我们的呼吁作出的反应是无法想象的，我们收到了200多份供审议的手稿，但我们意识到不可能捕捉每一个观点、每一个教训，甚至每一个国家同这一祸害作斗争的经验。这场危机突出了对比中央集权和权力下放制度以及威权与民主反应的学习机会，以及协作、领导、政府间关系、合作生产、卫生政策和管理、移民政策、交通政策、预算与财政、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教训。虽然我们无法呈现每一个可能的视角，但本次视点研讨会所包含的部分强调了一系列不同的关注点，这些关注点体现了我们学科探究的广度和深度。

02

标题：States Divided：The Implications of American Federalism for COVID-19

分裂的州：美国联邦制对COVID-19的影响

作者：Donald F. Kettl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要点：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国家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美国，如何最好地应对这些挑战的问题在政府间存在分歧。联邦政府将责任推给各州，而各州则各行其是，往往方向不同。形成两种模式，首先，每个州的决定不仅仅是对病毒的反应，而是嵌入了一个更长的、更广泛的政策流。其次，这些决策以重要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反映了不同州采取的不同策略。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各州分裂的体系，这对美国人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正如《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The fourth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所优美地描述的那样，对“法律的平等保护”的追求也是如此。

03

标题：The Third and Fatal Shock：How Pandemic Killed the Millennial Paradigm

第三个也是致命的冲击：COVID-19流感大流行如何杀死千禧年范式

作者：Alasdair Roberts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要点：千禧年以来，人们普遍接受强调小政府、自由市场和开放边界的治理模式，三次危机（即911袭击、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COVID-19流感大流行）迫使美国决策者偏离这一模式。在危机中，我们自然首先关注的是应对和恢复的问题。政府能做些什么来减少痛苦呢?这个国家怎样才能恢复元气?这些都是迫在眉睫的实际问题。它们涉及公共行政的中观和微观两级，但也应考虑公共管理的宏观层面问题。大流行将如何影响关于政府角色(即执政模式)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的转变是否会导致政府能力的全面改革?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世界：由于各国政府无法逃避其作为最终风险承担者的角色，承担过去危机的代价，并由于内部分歧而降低其预测和管理未来危机的能力，因此政治和行政管理将变得更加困难。如果不能很好地管理未来的危机，可能会加剧这些内部分歧，以至政治不稳定本身成为危机的根源。在这种环境下有效治理需要对危险保持警惕，以及政治和行政灵活性。它将需要一种规则的心态——一种新的执政理念和治理的思维方式，这与千禧一代的乐观主义模式截然不同。

04

标题：Staging Science：Authoritativeness and Fragility of Models and Measurement in the COVID-19 Crisis

科学的登台：COVID-19危机中模型和测量的权威性和脆弱性

作者：Wouter Van Dooren    安特卫普大学（University of Antwerp）

Mirko Noordegraaf     乌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

要点：COVID-19危机表明，尽管有民粹主义倾向、“假新闻”和“后真相”，但科学很重要。科学在危机中的作用是脆弱的；科学可以提供信息，但它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分析科学如何在危机时期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科学的经典角色是描述、解释和预测。“提高认识”和“使决策合法化”是科学在危机期间的额外作用。如此科学有助于危机期间的“治理能力”和“治理合法性”。然而，要让科学发挥作用，它需要被积极地派上用场，在政治决策的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科学家需要扮演公共角色，旨在提供证据，使措施和决策合法化，并改变社会行为。但这样做违背了好的、正常的科学的一些核心价值。我们将分析科学家们在新冠肺炎危机期间是如何行动的，以及他们是如何应对“登台亮相”的困境的。更具体地说，我们将分析如何使用科学模型和测量方法来发挥社会作用，以及这将如何影响政策进程。本文主要参考荷兰和比利时的做法。

05

标题：Crisis Decision-Making on a Global Scale：Transition from Cognition to Collective Action under Threat of COVID-19

全球范围的危机决策：在COVID-19威胁下从认识到集体行动的转变

作者：Louise K. Comfort   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Naim Kapucu       中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Kilkon Ko          国立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cira Menoni       米兰理工大学（Politecnico di Milano）

Michael Siciliano    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要点：在借鉴复杂动态条件下的决策研究，本文研究了危机决策的四个基本功能（认知、沟通、协调和控制），这在所有国家的政府决策过程中似乎都处于中心地位，因为政府官员正努力应对如何认识、应对并从这一致命的、看不见的威胁中恢复过来。在讨论危机决策框架之后，我们运用危机决策框架分析和解释韩国、意大利和美国三个国家在应对COVID-19的威胁、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最后，本文建议投资全球信息基础设施以提高认识，支持在公共卫生领域及时、协调的决策和反复学习，作为管理对世界各国的健康、经济和可持续性造成的大规模、多学科威胁的第一步。从这一大流行病的先例中获得的洞察力以及大胆的公共领导，使世界各国有了一个独特的政策窗口，可以改变全球治理能力，以加强和维持公共卫生，并反过来维持全球经济。

06

标题：State Executive Orders：Nuance in Restrictions, Revealing Suspensions, and Decisions to Enforce

州行政命令：在限制、揭示暂停和执行决定中的细微差别

作者：Cali Curley  Peter Stanley Federman  普渡大学印第安纳波利斯分校（Indiana University–Purdue University Indianapolis）

要点：在COVID-19流感大流行面前，联邦政府没有作为大规模反应，但州却采取了更为全面和有力的行动。各州的行政命令既包括限制个人自由的行动，也包括暂停指导行政机构行动的规则(例如医疗许可、公开听证要求、失业、远程办公和获得服务)。在对2020年2月以来发布的1000多条行政命令进行归纳分析后，得出了三个重要结论。首先，很明显，在许多州、州长办公室以外的一些行动者被赋予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和（或）权力来制定政策。第二，COVID-19应对工具包不仅包括社交距离限制，还包括暂停规则和各种执行机制。第三，这些动作中存在的细微差别并不能通过简单的二进制操作化来捕捉。这篇观点文章提供了两个主要贡献。第一部分是作者对通过归纳过程跟踪编制的数据库的描述。第二部分是对行政命令的初步探索以及对案例的深入研究，从而了解这些信息对从业者和研究人员的帮助。

07

标题：Connecting with New Partners in COVID-19 Response

与新合作伙伴联系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作者：David Grizzle     俄克拉何马州诺曼市（City of Norman, Oklahoma）

Amy Goodin，Scott E. Robinson   

奥克拉荷马大学（University of Oklahoma）

要点：新冠肺炎给政府官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挑战。这场危机涉及我们社区的各个方面，并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构成复杂的风险，社区的反应也必须同样复杂和网络化。虽然网络已经成为解决重大或恶劣问题的一个流行建议，但构建和维持多样化网络的挑战一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本文分析了建立和维持网络的必要性和挑战性。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有一些重要的策略来支持不同的网络。这个过程首先是积极征聘具有向该网络提供咨询所需的各种专业知识的各种参与者。由于各种力量将参与者拉回传统的关注点，多样化的网络将更加难以维持。当家庭组织可能处于压力之下时，需要持续的参与来对抗传统关注的吸引力和忽视网络的诱惑。我们希望这些战略和当地应对COVID-19的实例能为公共管理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08

标题：Disaster Resiliency of U.S. Local Governments：Insights to Strengthen Local Response and Recovery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

美国地方政府的灾难复原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应对和从COVID-19大流行中恢复的见解

作者：Komla D. Dzigbede   宾汉姆顿大学，纽约州立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arah Beth Gehl        罗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

Katherine Willoughby   乔治亚大学（University of Georgia）

要点：本文展现了COVID-19对美国地方政府恢复能力的影响，提出了地方政府应对和从COVID-19大流行中恢复的见解。地方政府以领导力和韧性应对这些挑战，相互学习，并从过去的灾难中学习。然而，尽管地方政府迄今采取了相当不寻常的行动来抗击COVID-19的影响，但面对这种规模的灾难，这些政府，特别是那些能力有限的政府，仍需要州和联邦政府提供大量援助。这一流行病揭示了存在真正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这种不平等可能随着其后发生的每次灾难而加剧。决策者必须设计一个财政支持系统，承认这些妨碍准备、减轻和恢复能力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此外，政策领域需要财政思想家参与气候变化和灾害相关的对话——让社区承担这些事件的全部成本，并为干预以防止此类灾难提出理由。本研究为加强地方政府应对和恢复冠状病毒大流行提供了必要的实践依据：首先，政府管理者必须继续采取灵活的管理行动——领导和激励、清晰有效地沟通、收集情报、果断行动、不断适应和创新；其次，地方政府必须为社区利益而合作——通过创建、维持和扩大网络，与邻近的司法管辖区分享学习经验，以加强伙伴关系，推进整个社区的反应和恢复；最后，联邦和州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应考虑和解决这些政府之间的财政差距和社会不平等——应特别注意能力有限的小型地方政府。

09

标题：Fiscal Responses to COVID-19: Evidence from Local Governments and Nonprofits COVID-19的财政对策：来自地方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证据

作者：Craig S. Maher, Trang Hoang & Anne Hinder，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美国中部地区非营利协会

关键词：COVID-19；公共部门；非营利组织；财政对策

研究背景：COVID-19疫情的扩张速度和广度让全世界感到意外。从负责提供服务的非营利和公共实体的角度来看，这一流行病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应对COVID-19的财务和管理行动要求很高，也充满不确定性，公共和非营利组织组织领导人正在密切监测COVID-19的财政影响及其减少影响的措施。

研究内容：本观点文章讨论了COVID-19对公共和非营利组织的财政影响，当前的应对措施和策略，并提出了一个四阶段的模型。该模型是基于来自公众和非营利组织的故事和信息设计的，目的是帮助公众和非营利组织的学者和从业者了解在COVID-19疫情中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情况，帮助地方政府进入下一个预算周期。

数据与方法：由于COVID-19疫情的时间敏感性，本研究在2020年4月1日至4月15日期间对公共和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状况、以及其对COVID-19的反应进行了调查。调查包括封闭式和开放式问题，重点是组织的财务状况、应对COVID-19财务影响的近期努力、对下一个预算周期的行动等。调查对象主要为在校研究生和内布拉斯加州大学奥马哈公共管理学院的校友，内布拉斯加州市/县管理协会的成员，以及奥马哈地区的非营利组织执行董事。本研究最终收到了297份调查回复，222份有效调查。

研究结论：本文章表明，一方面公共和非营利组织仍在试图弄清楚COVID-19造成的财政影响，他们的应对战略集中于限制支出。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通常受到更快、更严重的打击，需要更迅速、更有创新的应对措施，才能挺过疫情造成的财政冲击。这包括削减开支和薪水，但这也为发展创新的在线节目和虚拟活动提供了机会。公共和非营利组织可以从当前的情况中学习，并利用这些经验，通过从不同预算方案中进行更多的模拟来指导他们的战略规划，从而为财务弹性建立更牢固的基础。

10

标题：Fighting COVID-19 with Agility, Transparency, and Participation: Wicked Policy Problems and New Governance Challenges 以敏捷、透明和参与的方式迎击COVID-19：邪恶的政策问题和新的治理挑战

作者：M. Jae Moon，韩国延世大学

关键词：COVID-19；危机管理；政策；治理；韩国

研究背景：在与COVID-19快速而广泛传播的斗争中，各国政府正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并以不同的方式处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政策问题。尽管许多研究都考察了危机管理，但由于感染的规模和速度，COVID-19对各国的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在制定预防、减轻和应对疫情的关键决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关键治理和政策问题。

研究内容：本文探讨了COVID-19疫情给韩国所带来挑战，特别是韩国政府如何通过灵活的、适应性强、透明的行动来缓解COVID-19的激增。本文通过考察和分析韩国政府在应对疫情初期所发现的关键政策问题，并从中总结了一些教训和对其他国家的政策启示.

研究方法：本文以韩国为案例分析对象，通过回顾韩国在2015年应对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经验，强调了韩国政府在不确定、紧急和复杂的环境下管理MERS疫情中吸取了宝贵的教训，这也成为韩国当前针对COVID-19的政策行动基础。基于此，本文讨论了韩国政府在应对COVID-19的主要行动，以及公民参与社会疏远运动和自愿隔离是如何有效减轻COVID-19传播的。

研究结论：COVID-19要求学者和实践者重新审视关键的公共行政问题，如政府与市场、科学与政策、行政与社会能力、公共领导与公民参与、政策工具与工具选择、地方问题与全球问题，政策失败和组织学习，启发式和理性决策，以及灵活性和有效性。本文认为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的是，韩国之所以能在没有对病毒震中实施严厉强制封锁的情况下，能够控制COVID-19的传播，主要在于韩国采用了灵活的适应性方法、有较高透明度的风险沟通政策以及公民的自愿合作。

11

标题：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Familiar Paradoxes: COVID-19 and Governance in a New Normal State of Risks 前所未有的挑战、熟悉的矛盾：COVID-19和风险新常态下的治理

作者：Kaifeng Yang（杨开峰），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关键词：COVID-19；悖论视角；挑战；矛盾；治理

研究背景：截至2020年5月初，中国新增新冠肺炎病例84,385例，死亡病例4,643例。从全球来看，这一数字分别为3,257,996和2,323,429。与1918年西班牙流感和1968年香港流感相比，COVID-19冲击的速度、范围和强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COVID-19大流行完全停止之前，比较各国的战略和表现可能为时过早，但对各国已实施的政策及其迄今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反思，却是很有必要的。

研究内容：本观点文章基于悖论视角，通过六个悖论的视角来理解中国应对COVID-19的举措，主要从：常态和非常态治理（Normal and Non-Normal Governance）、竞争的价值观（Competing Values）、专业知识和政治（Expertise and Politics）、集权和分权（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公共和私人（Public and Private），以及技术和制度（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s）六个方面展开了分析和讨论。

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可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初步经验的总结：（1）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风险历史阶段，步入了一个有着持久的流行病威胁的时代，各国需要在治理的所有方面嵌入韧性（resilience）；（2）国际和国内应作出努力，制定流行病治理的公共价值框架，提高个人的道德能力；（3）加强政府对流行病治理的政策能力，负责传染病控制的岗位应具备相关专业知识，专家们应该培养与政治家和政界人士合作的技能；（4）当大流行来袭时，应在新信息技术的推动下，通过稳定、随时可用的指挥中心，平衡集中协调和分散应对；（5）企业和非营利组织能够参与流行病治理，但要对其进行适当的监管；（6）通过适当的制度保障来实施新技术对流行病的治理。

12

标题：Fighting COVID-19 through Government Initiatives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 Taiwan Experience通过政府倡议和合作治理抗击COVID-19：（中国）台湾的经验

作者：Irving Yi-Feng Huang，中国台湾淡江大学

关键词：COVID-19；政府倡议；协同治理；台湾经验

研究背景：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截至2020年5月18日，全球COVID-19确诊病例4,628,903例，死亡人数312,009人（世卫组织, 2020年）。与此同时，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相比，台湾的表现相对较好。截至2020年5月18日，台湾只有440例病例和7例死亡（TCDC, 2020a）。这对于有2300多万居住人口，却只有30%可居住土地的台湾来说，其防疫经验和策略也是值得认真分析和探讨。

研究内容：本观点文章首先介绍了一些系统和组织的背景，分析了这些系统和组织如何帮助台湾及时精简了抗疫指挥中心，以启动相关举措、动员公众抗击COVID-19。其次，本文梳理出台湾抗击COVID-19的协同治理框架，并对其中的关键要素进行了阐释，如：政府间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或者主要协会的协调，企业提供的基本物资、志愿者的参与等。最后，本文总结得出了台湾抗击COVID-19取得较好成效的原因。

研究结论：本文发现一旦人们意识到自己在大流行病中处于“危险状态”，跨部门的协作治理是很有必要的，而且也可以在大规模危机中得到成功应用。从应急管理的角度来看，政府有责任采取必要行动，避免或减少损害，并从可能的利益相关者那里寻找资源。在台湾的经验中，政府的举措和其他部门的合作共同防止了病毒的传播。

13

标题：Australian Quarantine Policy: From Centralization to Coordination with Mid-Pandemic COVID-19 Shifts澳大利亚检疫政策：随着COVID-19中期大流行的转移从集权转向协调

作者：Kim Moloney & Susan Moloney，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

关键词：COVID-19；检疫政策；澳大利亚；集权；协调

研究背景：澳大利亚检疫政策的历史就是一部争论的历史。澳大利亚生物医学、传染病、卫生和流行病之间的联系很少从“民族防卫语言——抵抗、保护、入侵和移民”（Bashford 1998，388）中删除，因此检疫政策与澳大利亚国家的建立息息相关。这也为进一步理解澳大利亚在抗击COVID-19的一系列举措提供了分析的背景。

研究内容：本观点文章基于历史制度主义来解释澳大利亚的检疫政策，分析了澳大利亚检疫120年来的政策变迁。通过在特定时间段内（西班牙流感爆发前几年，70年的无所作为，以及1997年后多次大流行的最新情况和应对措施）的分析，作者强调了政策何时和为什么会改变或没有改变，以及国家和联邦机构所有权之间的互动如何改变政策的可能性。

研究结论：本文表明，随着政策学习和流行病学学习的加速，澳大利亚COVID-19应对措施及其行动计划中的政策行动将得到加强。虽然研究发现澳大利亚的检疫政策历史和大流行应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但目前澳大利亚的COVID-19检疫政策在大流行中期得到了积极修改。这得益于澳大利亚与各方行为主体的协调与合作，以及对循证科学和医学分析的重视，而这些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学习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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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The Transaction Costs of Government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Emergency in Latin America拉丁美洲政府应对COVID-19突发事件的交易成本（研究）

作者：Edgar E. Ramírez de la Cruz, Eduardo José Grin, Pablo Sanabria-Pulido, Daniel Cravacuore & Arturo Orellana，墨西哥经济研究与教学中心、巴西热图利奥·瓦加斯基金会、哥伦比亚安第斯大学、阿根廷国立奎尔姆斯大学、智利天主教大学

关键词：COVID-19；拉丁美洲；交易成本；政府

研究背景：COVID-19大流行造成了一场危机，挑战着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应对新问题方面的创新性。尽管与发达国家面临的挑战相似，但对拉丁美洲政府而言，这些问题因社会不平等等结构性障碍而更加严重。这些国家必须在受到分赃制度和社会与政治两极分化的限制条件下，充分利用其能力和资源作出回应。

研究内容：本观点文章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The institutional collective action，ICA），将COVID-19大流行应对措施视为一个ICA难题，进而为如何改善国家及其各级政府、跨部门协作提供见解。本文介绍了五个拉美国家的地方政府在这场危机中是如何应对挑战的，即：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每个案例包括三个要素：首先是政府应对这一流行病的体制和社会背景，重点是地方政府采取的行动；第二是地方政府应对危机的概况；第三是每个国家提供一个跨部门协作的简单案例。

研究结论：本研究表明，在COVID-19流感大流行的背景下，地方政府要想在新的职责中成为更有效、更有效率的合作伙伴，就必须帮助发展地方专业官僚机构，特别是在较不富裕的城市。同时在确定应对未来挑战的战略时，合作和协调行动不可或缺，这需要各国开始调整其体制安排，通过在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创造更平等的权力分配和更为同质性的能力，来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这些机构还需要更好地分配财政资源，甚至需要有能力和权威来收税和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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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A Guide to Benchmarking COVID-19 Performance Data COVID-19绩效数据的基准指南

作者：Bert George, Bram Verschuere, Ellen Wayenberg & Bishoy Louis Zaki，比利时根特大学

关键词：COVID-19；绩效数据；基准指南；数据源

研究背景：在COVID-19大流行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专家和公共管理者需要有能力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解读有关其政府绩效的比较数据。同时，他们在COVID-19上面临着不同的数据源（和测量值），却不一定拥有从战略上评估这些数据源的工具。首先，迄今为止，将数据源集成到一个总体模型的尝试有限，会抑制对COVID-19危机潜在后果的全面理解。其次，由于数据有时缺乏可靠性，尤其是政府之间的可比性，这使得以有意义的方式比较政府之间的绩效变得困难。第三，不同的数据源出现后，测量的概念时而相同也时而不同。

研究内容：本观点文章旨在为各级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专家和公共管理人员提供一些指导，以帮助他们驾驭COVID-19危机中出现的“数据丛林”，并从中激发这些参与者的战略思维。本文从“我们如何在不同国家对COVID-19绩效数据进行基准测试？”这一问题引入，接下来指南的制定则遵循四个步骤进行：确定相关指标、选择与这些指标相关的衡量标准、分析每项衡量标准的优缺点、制定总体实用建议。最终形成的指南将作为一个决策工具，可以帮助决策者、专家和公共管理者理解他们的政府在COVID-19危机期间的表现。

研究结论：本文针对如何更好地进行COVID-19数据基准设计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建议：（1）需要考虑数据源之间的测量等效性（measurement equivalence）——尤其是COVID-19在死亡方面的数据；（2）始终从更广泛的系统角度（systemic perspective）解读COVID-19数据，而不是只看相互独立的指标；（3）承认COVID-19数据背后的时间性和空间性（temporal and spatial perspective）；（4）承认在应对COVID-19大流行等政策挑战方面存在多层次的治理体系（multilevel governance）；（5）不要只依赖定量数据，而要采用多方法设计（multimethod de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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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We’ve Cared for the Dead since We Started Caring”: COVID-19 and Our Relationship to Public and Private Deathcare “从我们开始关心起，我们就一直在关心逝者”：COVID-19和我们与公私死亡护理的关系

作者：Staci M. Zavattaro，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

关键词：COVID-19；死亡护理；殡葬服务；公墓管理

研究背景：COVID-19大流行不仅改变了人们与死亡、垂死和哀悼的关系，也凸显了公共组织在死亡护理方面的挑战。在实践中，尽管采用许多较好的应急实践方式，例如临时墓地或冷藏卡车作为临时停尸房，但墓地管理者和殡仪馆主管也因为这个“邪恶”的问题而备受压力。在应急管理文献中，特别是在公共管理中，大多数应急管理都侧重于建设应对能力和韧性能力，而有关死亡护理的研究仍比较缺乏。

研究内容：本观点文章首先概述了与大规模伤亡事件相关的停尸房和墓地管理的文献。接下来，利用2019年（COVID-19大流行大流行之前）采访美国35个市政公墓管理人员的数据，为公墓管理提供面对流行病和更大范围的教训。并遵循迈尔斯和胡伯尔曼(1994)的编码程序，得出以下模式：谈论死亡并为死亡做准备；不要忽视墓地管理者；适当资助市政墓地。

研究结论：本文章发现社交距离规则改变了葬礼和人们与死者的联系。死亡护理机构经常资金不足、能力有限，而COVID-19大流行则将这些挑战推到了前沿。本文章基于墓地管理者的数据来说明人们一般不愿意谈论或计划死亡，再加上墓地管理者资金不足，死亡护理经常被排除在紧急管理计划过程之外，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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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本期编辑：张梓妍 杨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