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最新目录| 2020 Issue4

期刊影响因子趋势图

期刊简介：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是一本同行评审的国际性期刊（月刊），现任主编为爱丁堡大学的史蒂芬·奥斯本（Stephen P. Osborne）教授。期刊关注的关键议题有社会政策、跨部门关系、新公共管理范式评价与批判、治理机构和流程等。在2019年JCR最新的SSCI公共管理类收录期刊排名中，PMR位列第2名；在2020年谷歌学术最新的公共管理国际期刊排名中，PMR位列第2名。PMR 2020 Issue4共有6篇研究型论文，本期的主题有：公共组织、公共服务绩效、雇员沉默、组织保护、公共服务动机、变革型领导力、社会资本等。

PMR 2020 Issue4 期刊目录

1. Innovating and optimizing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does more become less?

   公共组织的创新和优化：更多变得更少？

2. Just keep silent… Defensive silence as a reaction to successive structural reforms

   保持沉默......防御性沉默是对连续结构性改革的反应

3. Organizational protection for whistleblowers: a cross-national study

   举报人的组织保护：一项跨国研究

4. Contrasting and explaining purposeful and legitimizing uses of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a mayor’s perspective

   绩效信息有目的使用和合法使用的对比和解释：基于市长的观点

5. Work-to-non-work spillover: the impact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d meaningfulness on outcomes in work and personal life domains

   工作—非工作溢出效应：公共服务动机和意义对工作和个人生活领域结果的影响

6. What explains the performance of community- based initiatives? Testing the impact of leadership, social capital,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and government support

   如何解释以社区为基础的行动的绩效?测试领导力、社会资本、组织能力和政府支持的影响
   

01

1. 题目：Innovating and optimizing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does more become less? 公共组织的创新和优化：更多变得更少？

2. 作者：Hanneke Gieske, Bert George, Ingmar van Meerkerk & Arwin van Buuren，荷兰代尔夫特德尔夫兰水务局、荷兰鹿特丹伊拉姆斯大学社会学系

3. 关键词：创新；优化；公共服务绩效；非线性；混合法

4. 研究背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公共服务组织（PSO）为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效率和效益所做的努力受到经济合理性（Economic Rationalization）和类商业思维（Business-like Thinking）等新公共管理（NPM）原则的强烈影响。公共服务组织导入了许多类商业的概念、实践和工具，例如绩效和战略管理、质量管理、更多的管理自主权、更具企业家精神、创新文化以及增强的“客户”导向等。尽管对管理改革和绩效管理的批评仍然很有力，但相对而言，管理改革和绩效管理实践对公共服务绩效是有所贡献的。然而，对效率和绩效衡量的持续关注也可能导致人们努力优化流程，以有效地实现短期绩效目标，但会给创新带来障碍，从而对组织的长期绩效产生内在风险。因此，公共服务组织要在实现短期绩效目标（例如效率和效益）与更注重社会成果的长期或战略目标之间进行权衡。

5. 研究内容：本文通过采用混合方法设计来研究优化、创新和公共服务绩效（PSP）之间潜在的非线性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张力。作者是基于荷兰区域水务局（RWAs）研究这些关系。区域水务局是负责荷兰区域水务管理、防洪和污水处理的职能民主机构。RWA是专业组织，有明确的目标和明确的任务，资金完全来自于他们自己征收的税收。它们的绩效每年都有基准。任务和税收之间的透明关系使其能够进行明确的绩效衡量，但也可能诱使其陷入过于注重优化的陷阱。除了长期的合并历史外，RWA几乎没有进行过结构性改革。近年来，它们越来越多地接受新公共治理方法，将自己的目标与其他政府和利益相关者的目标联系起来，与他们建立长期和信任的关系。它们被强烈要求进行更多的创新。因此，它们为研究PSO如何应对优化和创新的压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经验环境。然而，当创新和优化发生过多时，这种贡献可能会开始减少。通过使用混合方法设计，作者(a)定量地测试这些关系，(b)定性地深入探讨潜在的过度优化或过度创新背后的机制。根据调查数据统计检验优化、创新和PSP之间的关系是否为曲线关系，从而说明优化和创新对PSP的回报是否递减。在定性分析的部分，作者进行了焦点小组，以研究可能导致优化或创新偏见的做法，从而带来陷入过多优化或创新的风险。

6. 研究假设：

H1：优化与PSP之间的关联是曲线型的——意味着优化对PSP的正向影响越优化越小。

H2：创新与PSP之间的关系是曲线型的——意味着创新对PSP的正向影响越大，创新越多。

7. 研究方法：作者应用了一种顺序解释混合法设计，先试图利用定量数据确定更广泛的关系，然后利用定性数据更有力地将这些关系情景化：首先，作者在荷兰22个区域水务局的667名受访者中进行了一项调查，根据组织雇员的看法来衡量创新、优化和PSP。绩效表现为对照上级政府政策规范的遵守情况，这是对PSP的一种相当技术性和单维度的测量，也显示出RWA之间的差异很小。因此，衡量个人认知可以建构更广泛的评估，例如，通过将合法性、与利益相关者保持一致和面向未来的项目纳入绩效表。作者分析了定量数据，并使用Stata中的OLS回归分析研究了可能的曲线关系。下一步，作者在10个RWA的焦点小组中讨论了实际的创新和优化实践，总共约有120名参与者，并对定性数据进行评估，以找到可能表明创新或优化陷阱的信息，并帮助理解根本原因。

8. 研究结论：本研究发现优化最初与PSP的关系比创新更紧密，但在高水平的优化中，其对PSP的贡献会减少。最初，创新与PSP的联系不那么紧密，但它在RWA中的贡献是显着且线性的，尽管不能排除范围效应。因此，结果有助于将“创新势在必行”（即对PSO中更多创新的收益寄予厚望），这表明优化和创新都对PSP有所贡献。更多灵巧的策略有助于解决创新与优化之间的矛盾，因此PSO中的灵巧性值得更多的研究关注。其次，由于前景型RWAs在PSP上得分较高，结果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前景型策略比防御型策略与PSP的关联性更强。然而，采用分析型或两面派策略的RWAs的PSP得分最高。因此，研究结果表明，分析型或灵活型策略可能更加有益。此外，非线性关系在公共管理研究中鲜有报告。本文的结果应该引发学者们更多地对非线性进行检验。混合方法研究在这样做的时候特别有价值，因为它可以识别重要的公共管理建构之间潜在的非线性关系，同时，解释其根本原因和机制。这有助于更好地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潜在的非线性关系。

参考文献：Gieske,H, George, B., Van Meerkerk, I. & Van Buuren, A. (2020). Innovating and optimizing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does more become less?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2(4):475-497. 

doi: 10.1080/14719037.2019.1588356.

02

1. 题目：Just keep silent… Defensive silence as a reaction to successive structural reforms 保持沉默……防御性沉默是对连续结构性改革的反应

2. 作者：Jan Wynen, Bjorn Kleizen, Koen Verhoest, Per Lægreid & Vidar Rolland，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政治学系，荷兰蒂尔堡大学蒂尔堡经济和管理学院，挪威卑尔根大学行政和组织理论系；挪威社会科学数据服务部

3. 关键词：防御性沉默；结构性改革历程；多层次分析

4. 研究背景：雇员沉默是组织生活中普遍存在且可能有害的方面。尽管最初认为缺乏发声的抵抗意味着同意决策和他人的行为，但组织科学学者最近开始认识到沉默可以作为一种战略选择。雇员沉默，尤其是由于恐惧或辞职而导致的沉默，可能会对公共部门组织造成严重后果。其作为一个概念近期才兴起，意味着对其前因的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虽然关于雇员沉默及其子维度的研究在私营部门管理文献中逐渐受到重视，但这一概念及其潜在的前因在公共行政领域却很少受到关注。除了政策失误外，接近执行任务的公务员还可能具有对组织的绩效或变革过程有用的想法或信息。组织无法利用这样的基层思想可能会阻碍其对当前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因此，鉴于沉默和发言权在公共部门中的重要性，以及对重复（结构性）改革的副作用的实证研究仍然很少。

5. 研究内容：本研究旨在调查长期以来实施的多项改革如何对雇员使用防御性沉默策略产生累积效应。文中对2006年和2016年挪威雇员调查的回答与挪威国家行政数据库（NSAD）链接起来，其中包括有关组织进行的结构改革的信息。挪威的公共部门为作者对结构改革序列的影响进行调查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环境。尽管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是勉强的改革者，但最近几十年不仅看到了新公共管理改革，而且看到了新公共治理和新韦伯主义改革。挪威最近最重要的改革浪潮包括医院改革（2001）、福利管理改革（2007）和警察改革（2015）。与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挪威的改革轨迹相对成功。这种改革的存在暗示着过去十年来挪威各公共组织进行了频繁的结构性改革，这使得该国成为研究结构性改革序列影响的合适案例。

6. 研究方法：由于作者对防御性沉默的观察同时嵌套在组织和年份中，因此采用了具有交叉随机效应的线性多级分析。更确切地说，作者认为调查年度对当年的影响是系统的，并且对所有雇员都是相同的。其理由是，假设特定于调查年度的随机因素（例如总体经济和政治状况）对所有雇员的防御沉默行为具有重要的系统影响。因此，作者建立了一个双向交叉效应模型，其组织效应与调查年份效应交叉。

7. 研究结论：作者的观察表明，结构性改革的长期序列具有累积效应，这与学术界和政策制定界将（结构性）改革视为孤立事件的当前趋势背道而驰，并表明需要对组织内部的长期流程有更全面的了解。决策者在分析未来结构性改革可能产生的成本和收益时，应积极尝试考虑先前改革时刻的挥之不去的影响。此外，作者发现，先前的结构性改革在防御性沉默行为方面留下了影响，这可以鼓励在实施未来的结构性改革期间探索改进的变更管理，因为组织可以尝试实施旨在培养雇员可以安全地感知的计划表达他们的关注和建议。这可能包括管理人员的额外沟通和支持，以增强人们的看法，即鼓励讨论问题和有争议的话题，并强调将不对发表敏感问题的雇员采取制裁措施。尤其是在保持沉默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其中可能包括各种程序来安全地或匿名地报告问题，包括引入监察员以及适当的举报渠道和保障措施。程序可以包括确保对举报人的明确保护的规则，以及通过纪律处分有效地贯彻此类规则的行为。管理层还可以尝试提高其组织内的报告，调解和举报程序的意识，以确保雇员意识到安全地表达严重关切的现有选择。

参考文献：Wynen, J.,Kleizen, B, Verhoest, K., Lægreid, P. & Rolland V.(2020). Just keep silent… Defensive silence as a reaction to successive structural reforms,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2(4):498-526. 

doi: 10.1080/14719037.2019.1588358.

03

1. 题目：Organizational protection for whistleblowers: a cross-national study 举报人的组织保护：一项跨国研究

2. 作者：Rashmi Chordiya, Meghna Sabharwal, Jeannine E. Relly & Evan M. Berman，美国西雅图大学公共服务研究所，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经济、政治和政策科学学院等

3. 关键词：举报人保护；道德培训；道德规范；道德导向的氛围；道德领导力；跨国研究

4. 研究背景：举报是国际公认的遏制甚至消除组织腐败的有效手段。它被定义为“组织成员将其雇主控制下的非法、不道德或不正当的行为披露给可能能够采取行动的人或组织”。举报使组织成员具备了防止权力滥用的反作用力，特别是当不法行为者拥有较高的权力地位时。许多国家利用举报制度作为打击腐败和其他组织不法行为的战略对策。不幸的是，有几个例子表明，当雇员知道组织的错误行为（如违反健康和安全、经济不端行为和腐败）时，由于害怕报复而没有报告，发生了灾难。在其他情况下，他们的警告要么被忽视，要么雇员因提出这样的报告而面临报复。然而，很少有实证研究能够拓宽作者对哪些组织策略能够有效地建立公共雇员对组织保护举报人的信心的理解。

5. 研究内容：本研究针对上述空白，采用多维度和跨国比较的方法，对影响雇员对举报人的感知组织保护的因素这一重要但研究不足的课题进行研究，为文献做出新的贡献。这项研究概念化地认为，可以通过使用构成道德为本的氛围的多维方法，对道德管理的结构性规定（例如道德守则和强制性的道德培训），道德领导行为以及对举报人保护法。该理论模型在美国以及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和台湾地区的亚洲环境中进行了测试。此外，还研究了跨国公司在举报人的组织保护方面的态度差异。这项研究的重点是与美国相比在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和台湾地区的举报人保护，因为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特点都是在制定举报人保护法方面取得最新进展的国家和地区，以应对国际反腐败运动。美国通过1978年《公务员改革法》中的规定和随后的修正案率先制定了现代举报人保护法，是一个重要的比较参考国家。

6. 理论框架：举报是可以防止组织腐败和其他不当行为的重要信息来源。但是，举报不是雇员日常工作职责或决策的一部分。雇员举报不当行为的决定意味着自愿的责任行为，这通常会对雇员、组织和所服务的人员产生重大影响。有效的举报需要雇员强烈的道德操守动机，并且通常取决于对组织将采取适当行动而不会对举报者进行报复的信任。因此，建立鼓励和保护举报者的组织文化非常重要。本研究中使用的理论框架表明，多管齐下的方法对于向雇员传达举报者在组织中受到良好保护的重要性。过去的研究表明，多维方法对于实现公共目的和组织的有效运作至关重要。在本研究的背景下，该理论模型提出，可以通过促进以道德为导向的氛围，对举报人保护法律的了解，道德领导行为以及道德管理的结构性规定（例如强制性道德）来培养对举报人的组织保护、培训和道德规范（请参阅上图1）。

7. 数据来源：本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和措施是广泛的国际调查“亚太地区人力资源管理的当前趋势和新问题”的一部分。本研究的比较性使作者能够在四个已颁布举报人保护法的不同环境中（即中国大陆、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检验作者的理论（关于对举报人的组织保护的看法）。如上所述，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包括在美国（犹他州、华盛顿州和佛罗里达州）、中国大陆（上海和北京）、中国台湾地区和马来西亚工作的公共管理人员的调查回答。总样本量为2538人。调查在2011年3月至2012年4月间进行。调查中使用的问题经过翻译、试探和调整，以适应当地的正确用法。调查的对象是所有国家的高级员工、主管和低级管理人员。数据收集是基于每个国家/地区的适当策略。

8. 研究发现：下面着重于揭示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台湾地区和美国的经验中的重要异同的发现。首先，无论国情如何，举报人保护法律的认识都非常重要。对举报人的组织保护产生积极影响。其次，在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和美国的环境中，以道德为本的氛围被发现可以有效地改善举报人的组织保护意识。台湾地区虽然显示出预期的结果变量与以伦理为导向的氛围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没有统计学意义。第三，发现道德领导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美国有效。马来西亚显示出预期的结果变量与道德领导力之间呈正相关，但未达到统计意义。最后，在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或地区，没有发现诸如强制性道德培训和道德守则或行为标准等结构性规定对结果变量有显着的积极影响。在美国，强制性道德培训对举报人的组织保护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

9. 研究结论：举报对于防止组织腐败至关重要。本研究推进了现有的有关举报和道德规范的文献。这项研究通过侧重于研究不足的结果变量，即对举报人的组织保护，为举报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多维理论方法在研究举报人保护中的应用。正如公共管理的实践是多方面的一样，本研究从多维角度强调了对公共管理重要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必要性和优势。这项研究还通过使用跨国比较方法，重点研究了四个亚太国家和地区，从而推进了举报的实证研究。尽管美国拥有最长的现代举报人保护法律历史，但亚洲国家和地区（即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和台湾）是打击腐败的举报人保护法律最近发展的特征，因此值得研究关注。总体而言，这项研究强调了采用多管齐下的策略来促进以道德为本的氛围、道德领导力和举报人保护法律意识的重要性，以改善对举报人的组织保护。

参考文献：Chordiya,R., Sabharwal, M., Relly, J. E., & Berman, E. M. (2020). Organizational protection for whistleblowers: a cross-national study,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2(4):527-552. doi:10.1080/14719037.2019.1599058

04

1. 题目：Contrasting and explaining purposeful and legitimizing uses of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a mayor’s perspective 绩效信息有目的使用和合法使用的对比和解释：基于市长的观点

2. 作者：Sanja Korac, Iris Saliterer, Mariafrancesca Sicilia & Ileana Steccolini，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公共、非营利和健康管理系、德国弗莱堡大学经济和行为科学学院、意大利贝加莫大学管理、经济和定量研究系、英国伦敦纽卡斯尔大学 

3. 关键词：绩效信息使用；地方政府；有目的使用；合法使用；市长

4. 研究背景：新公共管理(NPM)运动经常将绩效测量系统视为公共部门中经济理性和结果导向原则的实践。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绩效信息常被作为一种“有目的”的手段，用以支持更好的决策和改善公共部门绩效。然而，另一些研究也提供了一种对比的视角，强调绩效测量系统可能达不到这些效果，反而可能在事实上偏离决策改进的目标。这表明公共部门组织可能会经历绩效测量系统多种用途的组合，并且可能会出现某些用途优于其他用途的情况，但目前现存的研究尚未对此进行回答。

5. 研究内容：本研究从奥地利市长的角度，着眼于地方政府中有目的的和合法的绩效信息使用类型，旨在探索在什么条件下合法使用绩效信息胜过有目的的使用。本研究将有目的的和合法的绩效信息的使用共存，并似乎通过一个重要的负面关系联系在一起，进行联合研究。并引入一方优于另一方的概念，并对其进行衡量，同时也分析了情境变量和组织变量在解释这种优势中的作用和解释力。

6. 研究假设：

H1：财务压力驱动的变化将与占主导地位的合法化绩效信息的使用负相关。

H2：公民的期望驱动的变化将与占主导地位的合法化绩效信息的使用负相关。

H3：监督压力驱动的变化将与占主导地位的合法化绩效信息的使用正相关。

H4：政治压力驱动的变化将与占主导地位的合法化绩效信息的使用正相关。

H5：发展型文化将与占主导地位的合法化绩效信息负相关。

H6：等级文化将与占主导地位的合法化绩效信息的使用正相关。

H7：绩效信息的可用性将与绩效信息使用的主要合法性负相关。

7. 数据与方法：通过2011年的一项针对市长的全国性电子邮件在线调查获得本研究的数据，在地方政府网站上获得了市长的个人电子邮件地址，共计1460名市长，最终的有效样本为274份。并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占主导地位的合法化绩效信息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建立回归模型进行验证分析。

8. 研究结果：(1)市长们认为地方政府的绩效信息往往主要以有目的的方式使用，目的是支持决策和提高组织绩效。然而，他们也表明合法化使用(尽管较低)在地方政府中很常见，因此原则上支持绩效衡量系统的双重观点，既用于协助更好的决策，也用于证明(过去的)决策和行动的合理性；(2)在解释合法的绩效信息使用相对于有目的的绩效信息使用的优势时要考虑的背景和组织变量，公共部门组织更有能力通过激活合法用途来应对胁迫和政治压力，而不是在需要确定提高服务效率和效力的潜力时采取更有目的的用途。

参考文献：Korac, S., Saliterer, I., Sicilia, M. & Steccolini, I.(2020). Contrasting and explaining purposeful and legitimizing uses of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a mayor’s perspective,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2(4):553-577. doi: 10.1080/14719037.2019.1599059.

05

1. 题目：Work-to-non-work spillover: the impact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d meaningfulness on outcomes in work and personal life domains工作-非工作溢出效应：公共服务动机和意义对工作和个人生活领域结果的影响

2. 作者：Yuyan Zheng, Chia-Huei Wu and Les Graham，英国杜伦大学商学院

3. 关键词：公共服务动机；工作生活平衡；工作的意义；工作自主权

4. 研究背景：公共服务动机(PSM)指的是“个人对主要或唯一基于公共机构和组织的动机做出反应的倾向”(Perry &Wise 1990，368)。迄今为止，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检验绩效管理对工作态度和结果的积极影响，如工作满意度、情感承诺、工作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等。尽管PSM对员工工作经历的影响已经被广泛研究，但PSM在工作场所之外的影响还没有被充分调查。

5. 研究内容：本研究考察了为什么以及何时公共服务动机会从员工的工作生活中溢出到他们的个人生活中，主要从工作和生活平衡的角度调查绩效管理对员工的影响。本演技使用从两个来源收集的数据，即员工和他们的配偶(或合作伙伴)，基于意义的双重概念化，本研究提出了相关假设并检验了PSM与工作意义的关系。

6. 研究假设：

H1：PSM与工作的意义正相关。

H2：工作的意义与工作满意度正相关。

H3：工作的意义与个人主动性正相关。

H4：工作的意义与心理脱离负相关。

H5a：工作自主性调节了主观幸福感和工作意义之间的联系，因此当工作自主性较高而不是较低时，这种联系更强。

H5b：工作自主性调节了主观幸福感和工作意义之间的联系，因此当工作自主性较低而不是较高时，这种联系更强。

7. 数据与方法：本研究以在英国警察部队工作的警官和工作人员为调查对象，通过填写纸质问卷的方式，要求参与者对其PSM水平、工作自主性、工作意义和工作满意度进行了评估。每位参与者还被要求向其配偶/伴侣提供邀请函和第二份简短的问卷，以评估受访者的个人主动性和心理分离程度。并要求参与者和他们的配偶/伴侣分别完成他们的问卷，在收到问卷后不到4周的时间内，将问卷用信封寄回给研究小组。本研究最终收到了253对有效匹配的员工支持回复，回复率为50.9%。最后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共同方法变异、假设检验等对数据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8. 研究结论：虽然高水平的PSM受益于更高水平的工作满意度，但员工可能会在个人生活中遇到问题，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也不尽如人意。工作-生活平衡的降低是由于高PSM的人有更少的个人时间来从事休闲和其他个人活动，以及他们心理分离能力的降低。其次，作为中介的工作意义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用以探索解释PSM对员工工作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的心理机制。最后当员工的工作自主程度较低时，意义感的中介作用更强。这一发现表明，不仅仅是个人的PSM对个人体验工作的意义很重要，而且他们的工作条件可以影响个人感受工作意义的方式。

参考文献：Zheng,Y. Y., Wu, C. H. & Graham, L. (2020). Work-to-non-work spillover: the impact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d meaningfulness on outcomes in work and personal life domains,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2(4):578-601. doi: 10.1080/14719037.2019.1601242.

06

1. 题目：What explains the performance of community- based initiatives? Testing the impact of leadership, social capital,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and government support 如何解释以社区为基础的行动的绩效?测试领导力、社会资本、组织能力和政府支持的影响

2. 作者：Malika Igalla, Jurian Edelenbos & Ingmar van Meerkerk，荷兰鹿特丹大学公共行政与社会学系

3. 关键词：基于社区的行动；绩效；社区领导；政府支持；社会资本

4. 研究背景：在当前的共同创造和合作生产的讨论中，一个具体的现象是基于社区的行动(CBIs)，其目的是公共服务的自组织。在社区基础设施中，公民不是在政府设定的条件和框架下共同创造或合作生产，而是带头集体发起和实施旨在为其社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行动。但目前缺乏实证研究，尤其是对解释CBIs表现的前因变量的大量研究，对理论关系的检验也比较少。

5. 研究内容：本研究开发并测试了一个基于社区行动的概念模型，该模型通过使用在荷兰收集的调查数据(参与社区倡议的671人)来识别有关基于社区的行动的因素和其绩效之间的关系。四个关键因素来源于不同的文献领域，在一项基于社区的行动的系统文献综述中被确定为关键因素，它们是：领导风格、组织能力、政府支持和社会资本。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主要研究问题：关键前因如何影响基于社区的行动的绩效？

6. 研究假设：

（1）H1a.1：在志愿者方面，组织能力与CBIs的绩效正相关。

（2）H1a.2：在收入来源方面，组织能力与CBIs的绩效正相关。

（3）H3：政府支持与社区基础设施的绩效正相关。

（4）H3a.1：紧密型社会资本与CBIs的组织能力(人力资源)正相关。

（5）H3a.2：紧密型社会资本与CBIs的组织能力(收入来源)正相关。

（6）H3b：联结型社会资本与CBIs获得的政府支持正相关。

（7）H3c.1：桥接型社会资本与CBIs的组织能力(人力资源)正相关。

（8）H3c.2：桥接社会资本与CBIs的组织能力(收入来源)正相关。

（9）H4：变革型领导力与CBIs的绩效正相关。

（10）H5a.1：变革型领导力与CBIs的组织能力(人力资源)正相关。

（11）H5a.2：变革型领导力与CBIs的组织能力(收入来源)正相关。

（12）H6：变革型领导力与CBIs的紧密型社会资本正相关。

（13）H7a：跨边界领导力与政府对CBIs的支持正相关。

（14）H7b.1：跨边界领导力与CBIs的桥接型社会资本正相关。

（15）H7b.2：跨边界领导力与CBIs的联结型社会资本正相关。

7. 数据与方法：本研究在参与社区信息服务的荷兰受访者中开展了一项基于网络的调查，并于2016年11月收集了数据。在对数据进行筛选以确保答复的质量，并确保答复者确实参与了基于社区的调查后，最终共有671名有效答复者参与了本研究。基于此，本研究接下来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展开了进一步的分析。

8. 研究结论：本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变革型领导、跨界领导、组织能力、社会资本关系、政府支持和绩效之间存在正向的直接和间接关系。首先，不同风格的社区领导对提高绩效很重要，其中有三条重要的途径似乎可以提高其绩效：（1）通过强有力的变革型领导(TFL)作为社区领导的组织内风格；（2）通过跨越边界的领导(BSL)作为组织间的领导风格，可以调动桥梁(社区)关系，提高组织在人力资源方面的能力；（3）通过BSL将社区基础设施与机构伙伴联系起来，帮助社区基础设施获得政府的支持。其次，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其与组织能力和政府支持的积极关系加以利用，这两者都与社区基础设施的绩效呈正相关。最后，当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领导风格都得到很好的发展时，能力建设能够取得良好的结果，这与组织能力的质量和政府支持的强度有关，而政府支持又反过来提高了绩效。

参考文献：Igalla, M., Edelenbos, J., & Van Meerkerk,  I.(2020). What explains the performance of community-based initiatives? Testing the impact of leadership, social capital,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and government support,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2(4):602-632. doi: 10.1080/14719037.2019.1604796.

点击“阅读原文”，输入提取码5wlb，可下载本期目录全部文章！如需了解更多期刊信息，请访问：

https://www.tandfonline.com/toc/rpxm20/current

声明：编译由海外版块编辑志愿提供，以增进学术交流为目的。如翻译不妥欢迎批评指正，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

往期推荐

本期编辑：杨铃 翁晨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