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易寒：国家何以助推熟人社区建设？| 对话佳作042期
编者按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学、社会学及公共管理学中的经典问题，对国家和社会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往往也决定着我们对特定社会治理问题的分析理路。对于我国而言，社区构成了国家与社会交接的重要空间，也是观察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那么具体到社区治理这一领域，国家与社会间呈现出何种关系形态？在当前公共意识不足、社会动员机制孱弱的背景下，国家应如何拿捏介入社区事务的尺度？熊易寒老师发表于《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5期的《国家助推与社会成长：现代熟人社区建构的案例研究》一文，着重分析了国家在促进社区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助推”作用，增进了我们对国家-社会间关系的理解。本期对话佳作，我们邀请到了复旦大学的熊易寒老师就相关延伸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嘉宾介绍
熊易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中国政治学会青年工作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要研究兴趣为政治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在China Quarterly、Security Studies、Citizenship Studies、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社会学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国行政管理》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著有《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平衡木上的中国》、《移民政治：当代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与群体命运》，成果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
Q1：您发表于《中国行政管理》的《国家助推与社会成长：现代熟人社区建构的案例研究》一文重点介绍了哪些内容？
熊易寒：这篇文章试图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为什么大都市的邻里会消失？为什么国家通过“助推”的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复兴”邻里这样一种传统？我们先要找到邻里消失的原因，我认为是资本的逻辑、治理的逻辑和生活的逻辑的共同作用使然；继而讨论邻里消失带来的治理后果，才能理解国家为什么要再造邻里，在一个大规模、快节奏的陌生人社会里，要重建邻里是极其困难的，上海的P区采取了一种非常智慧的策略，不是依靠行政命令，而是以助推的方式去激发居民的社会交往动机，尤其是促进了人格化的社会交往。我研究了4个不同类型的社区，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助推策略，效应也有所差异，我也分析了不同助推策略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我的案例研究试图说明：在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不是截然二分的，而是共生的；国家的“助推”为城市邻里的再造提供了第一推动力，提升了居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度；“助推”策略可以让社会建设摆脱“国家退出”与“国家介入”的二元循环。
Q2：在中小城市中，邻里消失的资本、治理、生活的逻辑是否存在不同，您认为这种不同是否会影响本文研究结论的适用性？
熊易寒：这项研究是在上海做的，我认为文中对邻里消失的分析更多地代表了大都市的经验，在一些小城镇，邻里很可能并没有消失。在我的老家，湖南的小县城，整个县城都很像一个“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彼此相识，毕竟城区也有20万人左右，小区居民之间对于彼此的家庭背景、职业、社会关系网络也相对了解，即便彼此不认识，也很容易找到共同熟人。
邻里的消失不仅与城市的规模相关，也与城市扩张、城市规划等因素造成的“职住分离”高度相关。在大都市，工作地点与居住地点相距甚远，通勤时间长，加速了生活节奏，这会限制小区居民的社会交往。而在规模小一点的城市，一方面居住空间与工作空间相对重叠，而且保留了一部分单位制的传统，譬如福利分房、单位集资建房、单位团购住房等等，也使得邻里空间得以维持。
对于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我在文末有所讨论，不再赘述。我想，不管是基于大样本数据，还是基于个案，任何研究的结论都存在一个边界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很难形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Q3：国家为社区自治创造条件的过程中，如何确保这种尝试不会演变为国家意志的强加，您认为实践中可以通过哪些制度规范的建立来防止此类现象的出现？
熊易寒：法治环境和公民文化可以保障国家与社会边界的稳定。首先说法治，上海交通大学的韩志明教授做过一个研究，他发现两个相邻的社区，一个是高端小区，靠近地铁站但去菜市场不方便；另一个是老旧小区，靠近菜市场但去地铁站不方便。如果在两个小区之间的围墙开一扇窗，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两个小区的居民去地铁站和菜市场都不需要绕路了。然而就是这样一扇门，就历时两三年才得以解决。韩志明教授认为这体现了基层治理的琐碎性、复杂性和低效率，过度的程序主义不利于公共福利的增长，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换个角度，这恰恰说明上海的基层政府具有比较强的法治意识，尊重小区业主的产权，宁可采用低效的民主协商方式而不是高效的行政命令方式。在我的这项研究里，同样可以看到基层政府的法治意识，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权力边界。
另一个因素就是公民文化。发达的公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政府的扩张冲动。不可否认，某些地方政府有时也会乱作用，也会瞎折腾，很多时候还会好心办坏事，就像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所展现的那样。我们发现，在广州、深圳等公民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往往会收敛自己改造社会的雄心，相对尊重地方传统和社会自主性。Q4：“助推”行动是否呼应居民内在需求很重要，您认为“助推”行动在面向异质化社区时如何才能最大化地契合居民内在需求？
熊易寒：小区的异质性和同质性也不是绝对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建构的。首先，同一个小区的业主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是趋同的，因为房价就是一个筛选机制；其次，在一个异质性相对大的小区内部，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建构共同利益和社区认同。人们通常认为租客比例高的小区很乱，不容易治理。但这不是绝对的，我们在上海也发现有些租客比例高的小区，治理得井井有条，租客也参与到社区的公共生活中。居民在社会阶层、兴趣爱好、政策偏好等方面也许存在差异，但他们一定存在共性，存在共同的需求，找到这些东西，就可以找到潜在的助推“杠杆”。
Q5：对于论文中提及的年轻人参与度低的问题，您认为发挥互联网的作用是否是有效的破局之道？
熊易寒：互联网很难解决年轻人对社区公共事务参与度低的问题，年轻人或许会通过业主群发表一些看法，但业主群很难形成一种有效的参与渠道。年轻人的社区参与属于选择性参与，他们通常不在居委会干部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内，行政化或人情化的动员方式对他们都很难起作用，他们对于关乎自己切实利益的议题（譬如车位管理）具有较强的参与意愿。在现阶段，青年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冷漠实际上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在生活节奏如此之快、生存压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要居民腾出较多的时间参与公共生活是不现实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社区建设要吸纳大量年轻人参与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社区建设应当以老人和儿童为中心。以老人和儿童为突破口，从空间安排上让小区居民跨越“熟人门槛”，是构建小区认同和街区认同的关键。长期以来，老人已经成为社区建设和志愿者活动的主力军；然而，社区对于儿童的吸引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因为我们大多数的社区在规划和空间安排上，并不是儿童友好型的。譬如，我们很多社区花园有成年人的健身设施，并没有专门的儿童乐园或儿童活动区域；我们的社区图书馆藏书以成年人的书籍为主，却缺乏足够的儿童读物特别是儿童绘本。实际上，只要社区能够赢得儿童的“芳心”，年轻的父母们就跟着过来了。“抓住”儿童是“抓住”年轻人的最佳方案。社区活动中心作为“共同体”平台的潜力远远没有得到开发，我们不妨将“托老”与“托幼”二合一：工作日，采取“老人+孩子+社工”的模式。老人教孩子学才艺，老人的人力资本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孩子为老人带来乐趣，缓解空巢老人的精神寂寞；社工为老人和儿童提供必要的帮助。双休日，孩子的父母作为青年志愿者一同参与社区的文化活动，回馈老人。
Q6：您可以介绍一下社区党组织在社区自治中的助推作用具体应如何发挥吗？
熊易寒：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但在不同的场域，党的领导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党对社区的领导有别于对体制内单位的领导，党对社区的领导更像是通过“软权力”来实现的，因为社区党组织对居民没有太多的约束力，他们也几乎没有可供再分配的资源。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需要个人魅力，需要人情关系和社会交换，而不是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权威人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区党组织更有可能选择助推的方式。社区党组织虽然没有“硬权力”，但可以通过“亮明”党员身份，激发党员的组织承诺，当党员作为积极分子为集体行动支付了主要成本，群众也更容易被动员到社区的共同生产当中。
在上海，我发现一些社区党组织有效地动员了社区能人，譬如医生、工程师、教师、律师，这些社区能人往往也是共产党员，他们为居民看病、小孩教育、法律咨询、小区维修改造提供帮助，从而促进了邻里内部的社会交换，你帮我辅导孩子，我帮你做家务；你帮助解决居民看病难问题，小区为你保障固定车位，诸如此类。社区能人通常很忙，需要有感召力的党总支书记把他们动员起来，团结起来。社区党组织的有效运作主要不是靠权力，也不是靠资源，而是靠以心换心，而人心恰恰是最大的政治。
▼
访谈：张珺 高光涵 景申榆 成纪宏 彭可余
编辑：景申榆
审校：张珺 高光涵 成纪宏 彭可余 高姝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