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原】对抗还是让步？ ——大国崛起进程中的鹰鸽策略取舍逻辑

面对霸权国的战略打压，崛起国总是需要在对抗和让步这两类应对策略中做出选择。根据威慑和螺旋两种模型，这两类策略各有优势和劣势且彼此互补，这造成了“对抗—让步”策略的取舍两难。本文在甄别螺旋和威慑模型理论前提的基础上指出，崛起国和霸权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实际动机通常不符合螺旋模型的假定，这是导致现有许多实证研究不支持螺旋模型预期的潜在原因。以地位动机为主要驱动力的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战略互动，更加近似于“消耗战”博弈所刻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崛起国在“对抗—让步”策略光谱中的偏好由可支配物质实力对比、决心对比以及实力变化趋势三个因素共同塑造。如果霸权国的遏制没有逆转崛起国对自己未来物质实力发展前景的原有乐观预期，则崛起国倾向于选择让步和合作性政策；如果霸权国的遏制逆转了上述预期，或者霸权国挑战了崛起国捍卫自身关键利益的决心，则崛起国倾向于选择强硬和对抗性政策。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崛起国在面对来自霸权国的遏制和打压时，什么条件下会倾向于选择对抗性（鹰）策略，什么条件下倾向于选择让步性（鸽）策略？

（一）理论层面的“对抗—让步”两难

国家如何在对抗性策略和让步性策略之间做出选择，涉及到国际关系理论中威慑（deterrence）和螺旋（spiral）两种模型的经典争论。威慑模型认为，强硬立场和有力的威胁有助于展示捍卫自己利益的决心，从而防止冲突的发生；让步和妥协性策略则会释放软弱信号，招致对方更多的挑战。螺旋模型则针锋相对地认为，让步能释放善意从而避免或缓解安全困境，强硬策略则会塑造和强化对方对自己的敌对认知，从而引发冲突螺旋，导致冲突升级。[1]对抗和让步策略的优缺点恰好互补，造成了这两类策略在实践中的取舍两难。

根据现有研究，国家间互动是否符合威慑模型的预期取决于防御者发出的威胁是否足够可信。[2]但如何既能让威胁可信到如果对方进攻则一定会招致报复，同时又能让对方相信己方一定不会首先进攻，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难题。同时，学者们对于冲突螺旋产生的原因也缺乏共识，一些学者认为冲突螺旋源于错误认知等心理原因，[3]另一些则认为源于特定的情境结构。[4]冲突螺旋产生的根源不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决策者在对抗和让步两种策略中做出选择的难度。这种“对抗—让步”的理论两难甚至成为宏观理论争论的核心议题。进攻性现实主义主张以权力最大化求安全，防御性现实主义强调权力扩张对安全的负效应，[5]这两种宏观理论可以分别近似地看作威慑和螺旋这两种中观理论模型的广义化，它们之间经久不息的争论反映出这个两难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普遍性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挑战性。

在复杂的大国政治中，保持有效的威慑非常重要，为此需要让潜在对手相信其破坏现状的行为一定会对其自身带来巨大损失。[6]但同时，通过自我克制、主动释善等方式增进互信、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冲突升级同样非常重要。[7]在霸权国的战略压力下，崛起国的策略选择不仅直接关系自身利益，而且会极大地影响两个大国的互动进程和体系安全状态，这意味着从“对抗—让步”视角研究崛起国行为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政策层面的“对抗—让步”两难

冷战结束后中国长期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表现出明显的现状偏好。[8]但是，随着美国战略压力的不断加大，中国战略界开始出现对既有外交战略的反思。一些学者指出，过分低调和释善，有可能限制中国应有的国家利益拓展空间，使中国在与美国的“讨价还价”过程中陷入被动，诱发美国更大胆的挑战。[9]2018年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以来，中国仍然坚持了以斗争求合作的总体方针，对美国提出的平衡贸易逆差、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诉求总体持合作立场。这些政策在战略界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争论。[10]在学者们讨论合作性政策是否对中国有利时，另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也随之浮现：如果中国的对美政策增加“强硬”和“对抗”的比重，是否会强化两国的对立情绪，导致冲突螺旋，甚至由此引发一场新冷战？[11]现在的中国显然正处在一个战略取舍的十字路口，面对美国不断升级的战略打压，究竟是选择强硬反击还是缓和退让，正日益成为中国对美战略的焦点问题。

（三）研究发现和结构安排

本文在甄别螺旋和威慑模型理论前提的基础上指出，崛起国和霸权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实际动机通常不符合螺旋模型的假定，这是导致现有许多实证研究不支持螺旋模型预期的潜在原因。以地位动机为主要驱动力的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战略互动，更加近似于“消耗战”（war of attrition）博弈所刻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崛起国在“对抗—让步”策略光谱中的偏好由可支配物质实力对比、决心对比以及实力变化趋势三个因素共同塑造。如果霸权国的遏制没有逆转崛起国对自己未来物质实力发展前景的原有乐观预期，则崛起国倾向于选择让步和合作性政策；如果霸权国的遏制逆转了上述预期，或者霸权国挑战了崛起国捍卫自身关键利益的决心，则崛起国倾向于选择强硬和对抗性政策。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是着眼于事实层面的经验性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即研究在特定条件下崛起国会怎么做以及它们为什么会这么做；而不是规范性研究（normative research），不讨论崛起国应当怎么做，不评价崛起国所选策略的对错优劣。当然，从理性和演化的视角看，倘若某种具有规律性的行为模式与崛起国的战略利益存在根本或重大抵触，那么这种行为模式本身也不可能真正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对崛起国策略选择规律的探讨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意义。

本文以下分为四个部分。第二部分回顾学界在“对抗—让步”取舍问题上的现有争论。第三部分提出崛起国鹰鸽策略的取舍逻辑。第四部分考察德国、苏联和北宋三个案例以检验第三部分提出的理论假设。最后是结论。

二、现有理论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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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崛起国鹰鸽策略的取舍逻辑

（一）大国竞争的动因问题

受以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美国对外政策话语的影响，许多研究都认为安全是大国对外行为的最主要动机，引发大国间冲突的最主要机制是安全困境。[12]如果大国的目标函数真的只是确保自身安全，冲突真的只是源于无政府状态下的恐惧和错误知觉，那么螺旋模型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强硬反击和对抗会损害自身利益（安全），适当的让步和安抚有助于缓和和规避冲突。[13]

安全困境包括了囚徒困境和猎鹿博弈两种可能的支付结构。[14]如果是猎鹿博弈，即双方对彼此都选择合作的偏好大于对己方背叛而对方合作的偏好，则这种情况下的“安全困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困境”，只需要简单地建立信心措施即可实现合作。[15]相对而言，囚徒困境实现合作的难度要大很多，它也是国际关系学者用以分析大国冲突的一种常用模型。[16]但即使是在囚徒困境状态下，由于相互合作是相互背叛的帕累托改善，因此国家间仍然可以通过适当的策略选择和长期的互动形成互惠式的合作关系。[17]这也是螺旋模型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乃至制度主义核心政策建议的理论基础所在。

但问题是，安全困境并不是导致国家间军事和战略竞争的唯一机制，真实的利益冲突同样会引发类似的进程和结果。[18]在与霸权国的互动中，崛起国的策略选择是否符合（遵循）螺旋模型的预期（建议），取决于双方的战略互动是否真的受安全困境机制的驱动。根据现有理论，安全困境的存在至少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中的一个：互动双方的动机（motive）都只是确保自身安全而不是寻求增量利益；[19]互动双方的意图（intention）都不包括损害或削减对方的利益。[20]遗憾的是，在崛起国和霸权国的战略互动中，这两个条件都很难满足。

首先，大国间战略竞争的主要动机是荣誉和地位（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狭义意义上的权力）而不是安全。演化生物学、演化心理学的大量实验显示，对支配地位的渴望是动物的一种自然本性。[21]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逐渐意识到将国家动机纯粹简化为追求安全的错误，[22]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地位动机的普遍性和重要性，[23]指出以追求地位为主要动机的位置竞争（positional rivalries）是大国战略竞争的主要类型。[24]在位置竞争下，崛起国和霸权国的冲突源于真实的利益冲突而不是无政府状态下的恐惧。霸权国会担心崛起国的崛起导致自己地位的下降，由此产生的地位焦虑会促使霸权国阻挠崛起国地位的提升，[25]甚至即使崛起国主动进行战略收缩也难以弱化霸权国的威胁认知。[26]

对崛起国来说，尽管由于其实力处于增长轨道因而在多数时候只寻求改变实力分布而不寻求改变现有秩序和规则，但随着实力对比的持续变化，霸权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与崛起国的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会逐渐突显，[27]毕竟崛起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下只能缩小与霸权国的实力差距，而难以成为第一领导国并建立新的国际秩序。[28]面对霸权国的阻挠，追求地位提升的动机会驱使崛起国采取相应的策略，[29]甚至会采取冒险和侵略性行动以抵抗地位固化的阻力。[30]总之，受地位动机影响，崛起国和霸权国的冲突并不是什么“困境”（dilemma）或“悖论”（paradox），而只是双方利益冲突的直接表现，并且这种利益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零和的。正如一篇评论所指出的，如今中美博弈“一方的获胜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要么中国臣服于美国主导的秩序，要么美国撤出西太平洋”。[31]

其次，大国在战略竞争中对彼此的意图很难完全保持善意。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竞争通常由实力对比变化而引发，随着实力转移的进行，霸权国会越来越难以相信崛起国的克制承诺，日益明显的相对衰落前景会逐渐强化前者对后者发动预防性进攻的意图。[32]近期的研究甚至显示，即使放松“国家知道并能预见权力转移”这个假定，权力转移背景下承诺问题依然存在并且依然可能引发战争。[33]而对崛起国而言，发动冲突和战争能够起到迫使其他国家承认其地位的效果，甚至无关其结果是胜是败。[34]

综上可见，大国战略互动通常都不构成安全困境。正因如此，美苏冷战从整体上看并不属于安全困境，[35]而更适合被视为是一种大国间的持久性竞争（enduring rivalry）。[36]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文献回顾中提及的多数实证研究都不支持螺旋模型的假设：因为该模型的理论前提在真实世界中很难完全满足。厘清大国竞争的动因问题，为我们准确揭示大国互动中崛起国一方“对抗—让步”策略的取舍逻辑扫清了障碍。

（二）消耗战博弈下崛起国的决策逻辑

相比较于由安全动机驱动的安全困境模型，有地位动机驱动的大国竞争更适宜用“消耗战”博弈加以刻画。在消耗战博弈下，博弈双方为争夺某个利益而展开竞争，当其中一方选择退出时另一方赢得该利益；在双方都未选择退出时，双方每坚持一轮都须支付相应的成本。在这个限定下，对每个参与者来说，对方退出的时间越早，己方收益越大；对方下一轮退出时己方的收益大于己方在这一轮退出时己方的收益。[37]当两个大国投入资源争夺地位、荣誉和权力，且双方均难以在某单次战争中取得对对方的决定性胜利时，双方的竞争与消耗战博弈的上述两个特征相吻合：双方都希望对方先退出竞争，并且为了迫使对方先退出，双方都愿意比对方坚持更长的时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左右着这场“消耗战”的胜负，进而影响着博弈参与者的决策？

1. 物质资源（实力）对比

竞争双方可支配物质资源的总量对比从根本上决定了消耗战博弈的最终结局：谁的资源总量更大，谁就能坚持更长的时间。[38]这意味着，在完全信息情况下，（物质资源总量较多的一方在第一轮选择争夺，较少一方在第一轮选择退出）是该博弈的纯策略纳什均衡。[39]不过，大国物质资源的对比不是静止不变的，大国一方面会因竞争而消耗资源，另一方面又会因经济生产而创造资源。如果经济发展创造资源的速度超过了自身因竞争而消耗资源的速度，那么国家的可支配资源总量仍然会随时间增加。显然，那些物质资源“净增速”（经济发展创造资源速度减资源消耗速度）较低的大国，将最终因相对物质资源较少而败下阵来。因此，处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大国一方面会关注各自实力随时间的相对变化趋势，[40]另一方面，相比较于军事实力，大国特别是守成大国会更加关注经济发展潜力。[41]

崛起国的定义决定了其物质实力增速快于霸权国。这种相对有利的实力变化趋势决定了崛起国在“对抗（强硬）—让步（温和）”的政策光谱中存在偏好后者的固有倾向。这是因为，首先，时间在崛起国一边，相比较于现在，崛起国在未来与霸权国交战或谈判的处境将更为有利，[42]因此，崛起国有动机推迟冲突。其次，避免冲突有助于保持和促进崛起国的实力增长趋势，如果过早选择强硬和对抗策略，则不仅会丧失原有的积累实力的机会，而且会招致其他国家的制衡，从而额外消耗自己的发展潜力。[43]第三，根据前景理论，实力崛起的过程处于收益区间，在该区间下行为体会更倾向于规避风险。[44]因此，相比较于地位下降所引发的地位焦虑（status anxiety），地位上升速度低于实力增长速度所引发的地位不一致（status inconsistency）导致国家采取冒险举动的可能性更低。[45]

也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批评者质疑经典权力转移理论关于崛起国有修正主义倾向的理论预设，毕竟崛起国冒险用一种未经检验的新秩序取代一种正在促使其崛起的现有秩序，还不惜为推翻现有秩序、建立和维持新秩序支付巨大的成本，这样的设定是令人费解的。[46]正如戴尔·科普兰（Dale C. Copeland）所说，“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而言，几乎没有理由去发动一场大战或者一轮显然会引起大战的危机”，“只要冷静对峙下去有利于本国的发展，就没有理由打破现有的格局”。[47]从这个意义上讲，崛起国的“修正主义”主要体现在改变现有物质实力对比而不是现有秩序的规则和制度上。[48]具体到中国这个崛起国，随着实力的增长，中国在处理领土争端时使用武力的意愿在下降而不是上升。[49]

总之，相对物质资源是消耗战博弈的根本约束，崛起国的实力增长预期使其有意愿在较长时间内选择较为克制的合作性政策。2018年美国为打压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动贸易战，但中国政府认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大势没有变”。[50]基于这一判断，中国在贸易战中的应对总体保持了克制和合作的姿态。[51]20世纪30年代，面对德国的不断挑衅和扩张，英国政府认为通过大规模重整军备，自己与德国的实力均衡能够在30年代末得到恢复，因此决定在此之前对德绥靖以争取更多的发展时间。[52]

反过来，如果霸权国的打压和遏制政策使崛起国的实力增长预期逆转，则崛起国出于夺回自身物质实力发展主动权的理性考虑以及身处损失区间愿意承受风险的心理倾向，会转而选择强硬和抗争性策略。一战后日本工业结构所需的原材料和石油几乎完全依赖进口，而美国和英国自1930年之后开始增加贸易限制，到1941年8月，美英等国切断了对日所有石油贸易，对此日本决策者一致认为，除非恢复石油进口，否则经济衰退将危及长期安全。为恢复贸易，日本天皇最终批准了全面战争计划。[53]

2. 决心对比

相对物质实力并不是决定消耗战博弈结果的唯一因素，因为现实世界中博弈双方的资源总量以及各自愿意投入的资源总量等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谁能让对方相信自己有能力和意愿消耗比对方更多的资源（坚持更多的轮次），亦即展示更大的决心（resolve），谁就能够迫使对方首先退出竞争。这一点在核对抗中体现得最为明显，[54]而即使是常规军事冲突中，决心与冲突结果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55]从博弈模型来看，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消耗战中表现更加强硬、更有决心的一方预期收益更高。[56]

消耗战博弈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参与者有动机证明和捍卫自己的决心。国家不仅仅关注自己行为的短期结果，还关心其长期影响。[57]其他国家会观察一国的行为并根据其既有行为所建立的声誉做出相应的决策。[58]在这种情况下，当一国决心遭到对手的质疑和挑战时，前者必须要考虑如果自己在当下做出让步会对自己决心的声誉（reputation of resolve）造成何种影响，进而对自己在未来博弈中的处境产生何种影响。实证研究显示，发出威胁的一方如果在过去的强制性外交中做出过让步，则当前其威胁的目标方做出让步的可能性更低；[59]过去退缩过的国家更有可能在未来遭到挑战。[60]

由于一国过往行为所建立起的决心的声誉能够增加自己在未来博弈中讨价还价的筹码，[61]声誉越高越有可能迫使对手在未来轮次首先退出博弈，[62]因此捍卫决心的声誉必然成为大国竞争中影响大国决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个体预期未来博弈的轮次越多，声誉对个体的重要性越大。[63]对自身决心的声誉的关切会直接影响大国在“对抗（强硬）—让步（温和）”政策光谱中的选择。实证研究显示，决策者越重视他国对本国决心的看法，就越愿意将争端升级而不是让步。[64]向对手证明自己的决心，是国家发动军事冲突的重要动机。[65]

1995年5月美国宣布允许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美。中国决策层对美国此举意图的判断是“测试一下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看中国是否会“吞下李登辉访美苦果”。为打消美方幻想、展示捍卫本国主权的决心，长期坚持韬光养晦战略的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决定，采取了包括开展连续9个月大规模台海军事演习、召回驻美大使、暂停两国副部长级以上高层访问在内的一系列强硬反击措施。[66]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建立和捍卫自己决心的声誉同样是影响近期中国在南海地区采取强制政策的重要考量。[67]

3. 理论假设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崛起国应对霸权国挑战时的决策逻辑总结为如下三个假设：

假设1：如果霸权国挑战的主要目标是抑制崛起国物质实力（主要是经济实力）的发展潜力，但这种挑战和遏制并未从方向上逆转崛起国对自己未来实力发展前景的原有预期，则崛起国的政策偏好是规避风险，倾向于选择让步和合作性政策。

假设2：如果霸权国抑制崛起国物质实力增长的行为逆转了崛起国对自身发展前景的预期，由预期收益转变为预期损失，则崛起国的偏好是接受风险，倾向于采取强硬和对抗性政策。

假设3：如果霸权国试图试探和挑战崛起国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心，使崛起国感到如果在当前做出让步，则不仅当前自己须付出重大代价，而且未来对方很可能会提出更过分的要求，那么崛起国会倾向于接受风险，选择强硬和对抗性政策。

四、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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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解决“对抗—让步”两难问题的关键是明确互动双方的动机和首要目标。如果双方动机均为确保自身安全，首要目标都是避免冲突和维持合作本身，那么让步（合作）性策略显然更有助于实现这类目标，也更易被国家所采用。但在崛起国和霸权国的战略互动中，两个大国都绝难将自己的目标仅仅限定在维持本国（生存）安全上，而往往均将相对地位和影响力作为自己的主要战略目标。在这一目标函数下，面对霸权国的打压和遏制，崛起国在“对抗—让步”策略光谱中的偏好将受到可支配物质实力对比、决心对比以及实力变化趋势三个因素的影响。

自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尚未改变中国政府关于“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大势没有变”的判断，因此截至目前中国对美外交总体仍保持克制和合作。根据本文理论，如果未来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加速与中国经济脱钩，强化对中国科技封锁，并由此影响到中国在本世纪中叶实现民族复兴的自我预期，或者美国在台湾、南海等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严重挑战中国的决心，中国外交的战略取向将被迫向对抗（强硬）端倾斜，如此则中美两国在短期内的对抗乃至敌对局面将很难避免，世界被重新割裂为两大对立阵营的冷战风险亦将显著上升。在当前对华强硬已成美国两党最大共识的情况下，上述暗淡前景出现的可能性正在迅速上升。中国在选择对抗性战略之后如何尽可能减少对抗对自身国力增长的负面影响，将是中国能否赢得这场“消耗战”的下一个关键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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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章；Charles L. Glase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Expanding and Refining the Spiral and Deterrence Models,”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4, 1992, pp. 497-538. 心理学对威慑和螺旋模型的讨论参见Edward J. Lawler, “Bilateral Deterrence and Conflict Spir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 in Edward J. Lawler ed.,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Vol. 3)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86), pp. 107–130.

[2] Frank C. Zagare and D. Marc Kilgour, “Deterrence Theory and the Spiral Model Revisited,”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10, No. 1, 1998, pp. 59-87.

[3]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97—98页；Jack S. Levy, “Misperception and the Causes of War: Theoretical Linkages and Analytical Problem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1, 1983, pp.76-99; Jennifer Mitzen and Randall L. Schweller, “Knowing the Unknown Unknowns: Misplaced Certainty and the Onset of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20, No. 1, 2011, pp. 2–35.

[4] Andrew Kydd, “Game Theory and the Spiral Model,”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3, 1997, pp. 371-400; Charles Glaser, 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55–92.

[5] 这两种理论的分歧和争论参见Stephen G. Brooks, “Due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3, 1997, pp. 445–477; Robert Jervis,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Understanding the Deba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1999, pp. 42–63; 宋伟：《国际结构与国家行为：“内斗的现实主义”》，《外交评论》2007年第1期，第46—55页。

[6] Karl P. Muell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Redux: Avoiding Great Power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 12, No. 4, 2018, pp. 76-93.

[7] Thomas J. Christensen,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 2006, pp. 84-95.

[8] Scott L. Kastner and Phillip C. Saunders, “Is China a Status Quo or Revisionist State? Leadership Travel as an Empirical Indicator of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No. 1, 2012, pp. 163–177; Steve Chan, Weixing Hu, and Kai He, “Discerning States’ Revisionist and Status-quo Orientations: Comparing China and the U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5, No.2, 2019, pp. 613-640; Ghazala Yasmin Jalil, “China’s Rise: Offensive or Defensive Realism,” Strategic Studies, Vol. 39, No. 1, 2019, pp. 41-58.

[9] 相关争论和讨论参见Xuetong Yan,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7, No. 2, 2014, pp. 153–184; Jinghan Zeng, “Constructing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The State of Debate in China (1998-2014),”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8, No. 2, 2016, pp. 422-442; Jinghan Zeng, “Is China Committed to Peaceful Rise? Debating How to Secure Core Interest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4, No. 5, 2017, pp. 618-636; 高程：《中美竞争视角下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再审视》，《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第2期，第14—25页。

[10] 相关争论和讨论参见Li Wei, “Towards Economic Decoupling? Mapping Chinese Discourse on the China–US Trade War,”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2, No. 4, 2019, pp. 519–556; Alexander Lukin, “The US–China Trade War and China’s Strategic Future,” Survival, Vol. 61, No. 1, 2019, pp. 23-50.

[11] 关于中美新冷战风险的讨论参见Lyle J. Goldstein, Meeting China Halfway: How to Defuse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5); Edward Luce, “Getting Acclimatized to the U.S.-China Cold War,” Financial Times, July 19,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a3062586-a9ac-11e9-984c-fac8325aaa04; Yuen Foong Khong, “The U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Analogy,”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 1, 2019, pp. 223-237; Melvyn P. Lefer, “Avoiding another Cold War,”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 1, 2019, pp. 205–212; Minghao Zhao, “Is a New Cold War Inevitable?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2, No. 3, 2019, pp. 371–394.

[12] 王浩：《中国崛起与东亚安全困境：界定、解析及应对》，《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6期，第40—50页；吴日强：《中美如何避免核军备竞赛》，《当代美国评论》2017年第2期，第39—60页；李燕燕：《战略互疑、安全困境与中美关系解析》，《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3期，第48—59页；吴志远、马相伯：《竞争中的战略：中国、美国和印太安全困境》，《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9年第2期，第45—55页；鲁传颖：《中美关系中的网络安全困境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12期，第16—22页；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Contemporary Security Dilemma: Deterring a Taiwan Conflic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4, 2002, pp. 7-21; Aaron L.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2005, pp. 22–24, 27–29; 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4–17; Yong Deng, “Reputation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China Reacts to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86–214; Alastair Iain Johnston, “Stability and Instability in Sino–US Relations: A Response to Yan Xuetong’s Superficial Friendship Theor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 No. 1, 2011, pp. 5–29;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Jonathan F. Solomon, “Demystifying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Great-Power Conflict and East Asian Peace,”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 7, No. 4, 2013, pp. 136-139; Adam P. Liff and G. John Ikenberry, “Racing toward Tragedy? China’s Rise, Military Competi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No. 2, 2014, pp. 52–91; James Samuel Johnson, “Chinese Evolving Approaches to Nuclear ‘War-Fighting’: An Emerging Intense US–China Security Dilemma and Threats to Crisis Stability in the Asia Pacific,” Asian Security, Vol. 15, No. 3, 2019, pp. 215-232; Adam Breuer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Memes, Narratives and the Emergent US–China Security Dilemma,”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DOI: 10.1080/09557571.2019.1622083, 2019. 当然也有少数声音质疑安全困境在中美关系中的适用性，参见Andrew Scobell, “Learning to Rise Peacefully? China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1, No. 76, 2012, pp. 713–721.

[13] Andrew 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arles L. Glaser, 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ter 3;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chapter 5.

[14] Jennifer Mitzen and Randall L. Schweller, “Knowing the Unknown Unknowns: Misplaced Certainty and the Onset of War,” pp. 15-17. 另参见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1978, pp. 170-186.

[15] Jennifer Mitzen and Randall L. Schweller, “Knowing the Unknown Unknowns: Misplaced Certainty and the Onset of War,” p. 16.

[16] 曹德军：《关系性契约与中美信任维持》，《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9期，第94—95页；黄海涛：《不确定性、风险管理与信任决策——基于中美战略互动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2期，第138页；Michael P. Marks, “The Prison as Metaphor: Recasting the ‘Dilemma’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Vol. 26, No. 3, 2001, pp. 351-354; 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E. O’Hanlon,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17] Warner Wilson, “Reciprocation and Other Techniques for Inducing Cooperation in the Prisoner’s Dilemma Gam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15, No. 2, 1971, pp. 167-195; Jean-Pierre P. Langlois, “Perfect Equilibria and Stable Cooperation in the 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 and Related Game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11, No. 2, 1991, pp. 69-98; Duncan Snida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mong Relative Gains Maximiz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 4, 1991, pp. 387–402; Joshua S. Goldstein, “Great-Power Coopera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Limited Reciprocity: From Empirical to Form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9, No. 4, 1995, pp. 453–477.

[18] Adam P. Liff and G. John Ikenberry, “Racing toward Tragedy? China’s Rise, Military Competi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pp.63-65.

[19] Charles L. Glaser,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pp. 171-201; Robert Jervis, “Was the Cold War a Security Dilemma?”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3, No. 1, 2001, p. 38.

[20] Shiping Ta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 Vol. 18, No. 3, 2009, p. 595. 另参见Ken Booth and Nicholas J. Wheeler, The Security Dilemma: Fear, Cooperation and Trust in World Politics, pp. 4-5.

[21] David M. Buss,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e New Science in Mind (Boston: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8), pp. 355-360. 另参见Roger D. Masters, “The Biological Nature of the State,” World Politics, Vol. 35, No. 2, 1983, pp. 161–193; Bradley A. Thayer, “Bringing in Darwin: Evolutionary Theo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2, 2000, pp. 124-151; Arthur J. Robson, “Evolution and Human Na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6, No. 2, 2002, pp. 89-106.

[22] Daniel Markey, “Prestige and the Origins of War: Returning to Realism’s Roots,”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4, 1999, pp. 126-172; Randall L. Schweller, “Realism and the Present Great Power System: Growth and Positional Conflict Over Scarce Resource,” in Ethan B. 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8-68; Jonathan Kirshner, “The Tragedy of Offensive Realism: 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8, No. 1, 2010, pp. 53–75.

[23]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Thomas J. Volgy et al., “Major Power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omas J. Volgy et al., eds., Major Powers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 1-26; T. V. Paul,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4] Michael P. Colaresi, Karen Rasler, William R. Thompson, Strategic Rivalries in World Politics: Position, Space and Conflict Esca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55-156.

[25] Tudor A. Onea, “Between Dominance and Decline: Status Anxiety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0, No. 1, 2014, pp. 125-152.

[26] 刘博文：《崛起国的战略收缩缘何逆转——以日本（1920—1927）和苏联（1953—1960）为例》，《外交评论》2020年第1期，第99—107页。

[27] 刘丰：《国际利益格局调整与国际秩序转型》，《外交评论》2015年第5期，第46—62页。

[28] 徐进：《理念竞争、秩序构建与权力转移》，《当代亚太》2019年第4期，第4—25页。

[29] Debora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4, 2010, pp. 63-95. 另参见Michelle Murray,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atus, Revisionism, and Rising Pow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30] Steven Ward, 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 Obstructed Ambi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31] “China v.s. America: A New Kind of Cold War,” Economist, May 19, 2019, p. 9.

[32] Robert Powell, “War as a Commitment Probl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0, No. 1, 2006, pp. 169-203; Jack S. Legy, “Preventive War and the Bush Doctrine: Theoretical Logic and Historical Roots,” in Stanley Renshon and Peter Suedfeld eds., The Bush Doctrine: Psychology and Strategy in an Age of Terrorism (London: Routledge, 2007), pp. 175-200; Sam R. Bell and Jesse C. Johnson, “Shifting Power, Commitment Problems, and Preventive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9, No. 1, 2015, pp. 124-132.

[33] Muhammet A Bas and Robert Schub, “Peaceful Uncertainty: When Power Shocks Do Not Create Commitment Proble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1, No. 4, 2017, pp. 850–866.

[34] Jonathan Renshon, “Status Deficits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0, No. 3, 2016, pp. 513-550; Jonathan Renshon, Fighting for Status: Hierarchy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35] Robert Jervis, “Was the Cold War a Security Dilemma?” pp. 36-60;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pp. 185-187.

[36] Deborah Welch Larson, “The U.S.-Soviet Rivalry,” in William R. Thompson ed., Great Power Rival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9), pp. 371-390.

[37] J. Maynard Smith, “The Theory of Games and the Evolution of Animal Conflict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Vol. 47, No. 1, 1974, pp. 209-221. 朱·弗登博格、让·梯若尔：《博弈论》（黄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102页。

[38] 周方银：《消耗战博弈与媾和时机的选择》，《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3期，第61—63页；Catherine C. Langlois and Jean-Pierre Langlois, “Should Rational States Really Bargain While They Figh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Georgetown University, Georgetown, Washington, DC/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San Francisco, CA., 2012. 另参见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7—450页。

[39] Prajit K. Dutta, Strategies and Games: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pp. 125-126.

[40] 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黄福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1] 肖河、蒙克：《“修昔底德陷阱”中的不对称竞争战略》，《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1期，第19—52页。

[42] Robert Powell, In the Shadow of Power: States and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4.

[43] David M. Edelstein, Over the Horizon: Time, Uncertainty,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p. 23.

[44] 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Vol. 47, No. 2, 1979, pp. 263-292; Jack S. Levy, “Prospect Theory, 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1, 1997, pp. 87-112.

[45] Tudor Onea, “Between Dominance and Decline: Status Anxiety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pp. 125–152.

[46] Jonathan M. DiCicco and Jack S. Levy, “Power Shifts and Problem Shifts: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3, No. 6, 1999, pp. 694-699; Randall Schweller, “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2-7; Zhou Jianren, “Power Transition and Paradigm Shift in Diplomacy: Why China and the US March towards Strategic Competition?”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2, No. 1, 2019, p. 10.

[47] 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第50、70页。

[48] 亚历山大·库利等将修正主义划分为改变现有秩序和现有实力分布两个维度，只改变实力分布不改变现有秩序的国家称为位置主义国家（positionalist state）。Alexander Cooley, Daniel Nexon and Steven Ward, “Revising Order or Challenging the Balance of Military Power? An Alternative Typology of Revisionist and Status-quo Stat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5, No. 4, 2019, pp. 698-699.

[49] M. Taylor Fravel, “Power Shifts and Escalation: Explaining China’s Use of Force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3, 2007/2008, p. 47.

[50] 韩洁等：《展望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大势》，新华网，2019年8月15日，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9-08/15/c_1124879273.htm。

[51] 相关政策争论和梳理参见Li Wei, “Towards Economic Decoupling? Mapping Chinese Discourse on the China–US Trade War,” pp. 537-540.

[52] Norrin M. Ripsman and Jack S. Levy, “Wishful Thinking or Buying Time? The Logic of British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 pp. 148–181. 从物质实力看，20世纪30年代中期德国已是欧洲无可争议的霸权国，相关数据参见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6-31.

[53] Dale Copeland, “Modeling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September 1995, quoted from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 1996, p. 26.

[54] Thomas C.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92-125; Robert Jervis, “Why Nuclear Superiority Doesn’t Matt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4, No. 4, 1979/1980, p. 631; Robert Powell,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Strategic Nuclear Deterrenc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0, No. 1, 1985, p. 78; Robert Jervis, 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38-41, 105; Robert Powell, Nuclear Deterrence Theory: The Search for Credi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3-45. 核对抗是典型的胆小鬼博弈，而胆小鬼博弈是消耗战的静态形式，参见Prajit K. Dutta, Strategies and Games: Theory and Practice, pp. 125-126.

[55] Zeev Maoz, “Resolve, Capabilities, and the Outcomes of Interstate Disputes, 1816-1976,”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27, No. 2, 1983, pp. 195-229.

[56] Clara Ponsati and József Sákovics, “The War of Attrition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Mathematical Social Sciences, Vol. 29, No. 3, 1995, p. 240.

[57] John J. Mearsheimer, “Reckless States and Re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3, No. 2, 2009, p. 244.

[58] Mark J. C. Crescenzi, “Reputation and Interstate Conflic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1, No. 2, 2007, pp. 382-396; Joe Clare and Vesna Danilovic, “Reputation for Resolve, Interests, and Conflict,”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9, No. 1, 2012, pp. 3-27.

[59] Timothy M. Peterson, “Sending a Message: The Reputation Effect of US Sanction Threat Behavi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7, No. 4, 2013, pp. 672–682.

[60] Dustin H. Tingley and Barbara F. Walter, “The Effect of Repeated Play on Reputation Building: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pp. 343-365; Alex Weisiger and Keren Yarhi-Milo, “Revisiting Reputation: How Past Actions Matt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473–495; Chong Chen, “Territorial Dispute Initiation by Weaker State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1, No. 3, 2018, pp. 339–372.

[61] Thomas C.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p. 124; Barry O’Neill, Honor, Symbols and Wa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Keren Yarhi-Milo, Who Fights for Reput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eaders, Resolve, and the Use of For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62] Özyurt Selçuk, “Building Reputation in a War of Attrition Game: Hawkish or Dovish Stance?” The B.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Economics, Vol. 16, No. 2, 2016, pp. 797-816.

[63] Dustin H. Tingley and Barbara F. Walter, “The Effect of Repeated Play on Reputation Building: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p. 344.

[64] Allan Dafoe and Devin Caughey, “Honor and War: Southern US Presidents and the Effects of Concern for Reputation,” World Politics, Vol. 68, No. 2, 2016, pp. 341-381.

[65] Joe Clare and Vesna Danilovic, “Multiple Audiences and Reputation Building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4, No. 6, 2010, pp. 860-882; Krista E Wiegand, “Militarized Territorial Disputes: States’ Attempts to Transfer Reputation for Resolv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8, No. 1, 2011, pp. 101–113.

[66] 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07—308页；牛军：《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载张沱生、史文主编：《对抗·博弈·合作——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199页。

[67] Ketian Zhang, “Cautious Bully: Reputation, Resolve, and Beijing’s Use of Coerc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1, 2019, pp. 117–159.

（本文发表于《当代亚太》2020年第5期。此版为缩减版，查看全文请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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