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激荡三十年——“文化：中国与世界”三十年纪念研讨会侧记
风云激荡三十年
“文化：中国与世界”三十年纪念研讨会侧记
2016年的最后一天，三联书店的韬奋图书馆济济一堂，近六十位当代学术思想界的老中青三代学者欢聚在一起，纪念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影响广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三十周年，同时也庆祝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三十周年。“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部分编委和作者、译者代表，以及北京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部分中青年学者共同见证了这次难得的老友相逢和代际对话，一方面回顾过往三十年中国学术思想的历程，同时也展望未来三十年学术思想的可能。会议从早上九点半开到晚上七点半，十个小时高强度的讨论，留下了太多的问题和思考，还需要会后慢慢去整理和消化。北京一些媒体界的朋友也一起参加了聚会。
开幕式上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岩先生到会祝贺并致辞；三联书店总经理路英勇先生代表三联书店向出席此次会议的各位学术界前辈、作者、朋友表达了欢迎与感谢。他在致辞中提到，2016年也是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三十周年。在三联书店的历史上，1986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1月，正式从人民出版社分离，恢复独立建制；12月，“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的第一种《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出版。从1986年至今三十年来，三联书店从当初“家产三十万、员工十五人、办公室九间，外加一百多本书的版权”的小社，逐渐成长为在学术思想文化领域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出版重镇，其间“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与三联的精诚合作、对三联的鼎立支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编委会全力筹划的“现代西方学术”“新知文库”的出版，不仅让编委会和三联书店成为八十年代最受瞩目的学术团体和出版机构，而且也为三联书店其后三十年的发展积累了家产、人气、品牌和作者。一群朝气蓬勃、志向高远的青年学人、一家传统悠长的出版社和一个火热时代的相遇，不仅造就了一场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文化盛世、一个意气风发的出版传奇，而且积累了丰厚的学术文化资源和优秀的作者队伍，为后续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蓄积了充足的能量。三联书店不仅借此得以迅速恢复、发展，而且逐渐树立了自己以“人文精神、思想智慧”为宗旨的出版品格，浓厚的人文氛围和时代气息让三联始终与作者、与知识界保持着朋友般的合作与沟通，既是学术思想前沿的传播者、引领者，同时在思想分化日益严重、专业分工渐趋细碎的整体知识场域下，勉力建设思想文化的共同体，以期确立以“中国文化”的建设为前提的思想共识，这是三联书店对当年编委会身体力行的学术工作和“文化”诉求的体会和继承。路总希望借这次聚会，能凝聚共识，进一步加强与知识界、与在座各位作者和朋友的联系。同时也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支持三联书店，因为三联是大家的，是中国知识界共享、共建和共担的文化平台，只有我们一起努力，才能让三联书店的下一个三十年更美好、更卓越。
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后的两任总经理沈昌文先生和董秀玉女士也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作为当时的三联领导，他们在与编委会的合作和一系列丛书的出版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沈昌文先生在致辞中强调了当时的三联和《读书》杂志大大“受恩”和受惠于编委会同仁，三联对他们唯一的支持便是“信任”；董秀玉女士首先向编委会表达了自己的敬意，指出正是由于他们的推动和帮助，三联的学术出版才能与时俱进并持续深入。她还向三联的编辑表达了感谢，因为正是一代代编辑的坚守和坚持，才有了三联学术出版的不断进步。
开幕式最后，由“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甘阳先生发表致辞。他首先对三十年前三联书店给予编委会的信任和支持表达了感谢，正是因为三联对当时初出茅庐、毫无名气的青年学者选择无条件的“信任”，“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才能出版并至今发挥影响。他还指出，在当今全球都利润至上的情况下，三联书店三十年来不忘初心，真正做到了以书的价值为核心。他借此希望三联的年轻员工能自觉继承三联的优秀传统，把出版当作神圣的事业。关于编委会，甘阳认为，当时决定将主要精力用于集中翻译一些最重要的西方现代学术著作，现在看来仍是正确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为中国学术界了解西方现代学术打开了第一个入口，也打下了第一块基石。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甘阳指出，中国简单化学习西方的时代早已过去，“拿来主义”不再可行，中国学界整体的成熟度已经达到了可以逐渐形成自身传统的水平。因此，他很感谢此次纪念研讨会除了邀请编委会的编委和作者、译者代表，还邀请了70和80两代的年轻学者，来共同探讨、见证中国学术界的成长。
开幕式结束后，“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部分编委和作者、译者代表进行了座谈，他们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先生、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苏国勋先生、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郭宏安先生、清华大学国学院陈来先生、三联书店王焱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刘小枫先生、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王庆节先生、北京大学英语系刘锋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梁治平先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汪晖先生。老友相逢话当年，80年代火热的学术文化氛围和浓郁的人文气息不仅让当事人感慨系之，也让在座的中青年学者心向往之。对“三十年河东”的忆往，不只是怀旧，它更是对当代文化意识、对80年代精神特质的追根溯源。当年编委会独树一帜地由“文化”来统摄“中国与世界”关系，一方面是混杂激荡的时代氛围使然；另一方面是编委会希望在文化与政治之间形成一个思想学术的自主性空间的自觉选择，这使得他们短短三四年的努力却余波绵长，泽被了其后三十年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他们的工作不只是对西方现代学术的引介，更是关怀深远的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
下午的三场中青年学者论坛，分别围绕“西学与现代中国思想”、“现代西方与中国传统”以及“学术传统与思想的未来”进行主题发言，第一场的主题是如何通过西学本身建立中国研究西学的思想学术共同体，确立中国人研究西学的问题意识和主体性；第二场的主题是希望讨论做中学研究，如何拥有西学的视野；第三场的讨论以80后学者为主，其核心关切是面对三十年的学术思想积累，如何在西学与中学研究的相互激发中，开创出中国新的思想学术的未来。与会者多是70后、80后的优秀学者代表，共有四十余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吴增定、杨立华和吴飞主持，李猛、彭刚、强世功、渠敬东、张志强、应星、孙庆伟、唐文明、陈壁生等十余位学者做了引言，甘阳做会议总结。
与会学者纷纷表达了以“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为代表的西学译作在知识视野和问题意识方面对自己的学术启蒙和思想濡养，并对编委会的工作和以编委会为代表的老师辈学者的忠心感谢。他们从各自的专业研究出发，对三十年来思想文化氛围和学术环境的变化（“轻飘飘的斗篷变成了铁的牢笼”）、西学研究的状况和问题、西学与中学的关系、学术的体制化和专业化壁垒对大的问题视野的遮蔽等等提出了相当精彩的看法；尤其是80后学人的集体亮相令人印象深刻，他们既充分了解和尊重上两代学者的学术传统，又对自己生活阅历的单纯和同质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他们良好的学术训练（很多为海外学成归国）、代际传承的使命感和蓬勃的朝气，让人有理由对中国学术思想的未来充满希望。
甘阳在最后的会议总结中充分肯定了70后、80后的发言，尤其是“80后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甚至有点兴奋和激动，我会从你们这里学到很多新的东西”。他对三十年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有一个总体性的归纳，即思想—学术—教育。以2003年关于北京大学教育改革的激辩为标志，中国学界进入了一个自觉地反省大学的体制，包括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的时代。唯有这种反省，才能意识到当代的思想学术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他还一一回应了下午的三场讨论：关于“西学与现代中国思想”，他举国际法、外国文学研究和西哲史为例，认为“中国做西学的研究如果全盘英文化了，就是中国西学研究的死亡之日；一定要强调中文写作的重要性，没有中文就没有中国学术可言；以中文思考和中文写作为基础的西学研究，一定是中国西学研究的主流”，他还说：“中国学人在研究西方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潜在的野心，就是希望追求对西方文明的整全理解，而这种追求又基于对中国的整全理念；专业固然重要，但总要有超越专业的东西。”
在回应第二场关于“现代西方与中国传统”的讨论时，甘阳认为“国内的中学研究实际上隐隐约约有一种汉学化的倾向”，西方汉学有提出问题的能力，但我们的文史研究者大多欠缺这种能力，很容易被别人提出的问题带着走。他以大陆翻译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为例，重点谈到了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80后的年轻学人，甘阳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他们的学术训练相当不错，需要克服的是专业化和碎片化的问题，要形成对整全意识的追求，但这不是几个人能完成的，而是要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他勉励青年学者不要把学术变成职业，因为学术是生命、寄托和关怀；要对中国文明有信心，要相信中国文明有天命，如此你才会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这是无论研究西学还是中学最终的生命所在。
甘阳最后对留学归国的中青年学者说：“从86年到96年这十年我只有三年的时间在中国，但是我从来没有感觉到离开过中国。如果在你们心里感觉到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你们的学术一定会做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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