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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一本中国人读起来会有些难过的书。
其实，但凡读晚清和民国史，基本上都会让人有些难过。
这是一本人物传记。一个英国的小人物，通过来中国偷窃茶这种植物的种子，而功成名就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罗伯特·福钧（福钧是本书译者的译法，以前通常译为福琼）。
福钧只上过小学。他的植物栽培知识与技艺是从当农场雇工的父亲那里学来的。子承父业，他也成了一个园艺工人。他的自然知识不是来自大学教育，而是“拜职业学徒生涯所赐”。他是一个一心想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人。所以，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获得了一张“一流园艺从业资格证”。即便这样，他也就是一个好园丁而已。但就是靠了这个资质，在英国对大清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他成了英国皇家园林协会派往中国进行植物考察的第一人选。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的1843年，福钧进入中国，用三年多时间，把许多中国植物带回了英国。这份清单包括了迎春、荷包牡丹、蒲葵、栀子、芫花和盆栽的金橘。那个时代，从欧洲出发，去往全世界采集新奇植物的人，有一个专门的称号：“植物猎人”。这些人在植物科学的发展上当然是有贡献的，但在当时，商业目的才是最主要的考量。那时的英国，“一种新型的、专门向英国家庭供应花花草草的市场随之发展起来”，“拍卖行内充斥着来自海外的植物”。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新奇植物的人也被称为“植物淘金者”。那时，殖民印度的不是英国政府，而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向中国倾销有毒的鸦片以换取茶这种健康饮料。鸦片战争也是由巨大的商业利益驱使而发动的。东印度公司为了打破中国对茶叶生产的垄断，开始尝试在印度种茶。在此情形下，东印度公司特别渴望得到中国优良的茶树品种和中国人栽培茶树及制作茶叶的特殊技艺。当时的清朝政府“禁止外国人访问任何一种茶叶种植区”。而当时的英国人除了酷爱饮茶外，对茶确实一无所知。连他们的植物学家都认为红茶和绿茶是来自两种不同茶树的。在此情形下，已经在中国取得成功的福钧便被东印度公司看中了。1848年，福钧再一次前往中国。目标，中国茶树和茶种。在上海，他尽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中国人。穿中国长衫，剃掉头上前半部的头发，还弄来一根假辫子，用马鬃和自己的真头发编织在一起。然后，再雇上一个翻译，和搬运行李的苦力坐船深入中国内陆。他先去了浙江，再往安徽。奇怪的是，长着一副欧洲人面孔的福钧因为头上的假辫子，以及一身中国式长衫，竟没有引起过人们的怀疑，也没有经受过有守土之责的政府官员的盘查。他在上海雇用的王姓翻译兼仆人就出身于一个以种茶为生的安徽农家。到了安徽省，福钧就住在王家，并在王家附近的松萝山上从容地开始了他的偷窃工作：采集茶树苗和茶树种子。
这些东西装满了一只又一只箱子。他有一种颇有科技含量的玻璃箱，装进活的茶树苗后密封起来，经过数月的海陆运输后，这些植物依然是活的。他还自由地进入茶叶加工作坊参观，把一整套制作绿茶的工艺记录下来。后来，他又“拜访了另外三处著名绿茶的产地”。福钧的收获是一万三千棵茶树苗和一万颗茶树种子。这些东西从上海装船运往印度，又分别栽种到阿萨姆和大吉岭的植物园中。只是因为管理植物园的英国人毫无种茶经验而导致了这次引种的失败。但他在中国茶叶作坊里的发现，却使英国人从此远离绿茶而专嗜红茶。他发现中国人为了让茶叶更好看，有更饱满鲜艳的颜色而在制作茶叶时加入有毒的化学添加剂。一种是亚铁氰化铁，又叫普鲁士蓝。另一种是石膏粉。添加它们是为了使这些茶叶“看上去整齐漂亮。”福钧还从现场取得了有毒添加剂的样品，“这些东西将在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上被隆重展出”，“这将为英国自行种植、加工茶叶提供无可辩驳的依据”。1849年，福钧再次来到中国。这次他从浙江进入福建武夷山区，寻找红茶树和种子。这次，他雇了一个家乡在武夷山的中国人胡兴做他的仆人。他需要胡对武夷山的了解，需要胡会讲闽南语的特长。这一回，他已经不担心自己的化装会被人识破，因为他相信“这一带的人们不曾见过哪怕一张西方面孔”。他看到了那么多茶园，并在这些茶园里仔细观察并记录采茶工序。他还进入寺院与和尚们一道品茶，并仔细观察与记录泡茶的技艺。烧什么样的水，烧到什么程度，怎么洗茶，怎么在洗茶的同时预热茶杯，怎么冲泡，怎么品尝。他还去了仅有几株大红袍的岩壁下面。最后，他从那里带回几百株树苗，“它们都是大红袍的后裔”。他离开武夷山的时候，寺庙的方丈还送给他“几株珍贵的茶树和茶花”。福钧回到上海，用那种叫作沃德箱的玻璃箱子往印度运去成千上万棵茶树和更多的种子。为了让这些茶树更好地在印度的大吉岭茶园中成长，福钧于1851年雇用了八名中国制茶师，一起登船前往印度新开辟的茶园。他此行还带着全套的制茶工具：“烤箱、铁镬、用于炒茶的宽大铲子”，“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制茶工具”。还有一些茉莉之类的香料植物。因为他“发现中国制茶工在包装茶叶之时，常常将这些香料植物一并装入包裹内，以增加茶叶的香气”。然后，“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英属印度新生的喜马拉雅茶产业，无论在茶叶质量，还是在茶叶产量或是价位上都超过了中国的茶叶产业”。“当福钧已是白发苍苍时，印度出产的茶叶已经全面压倒了中国产品，中国茶叶在西方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
《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的作者萨拉·罗斯是一个美国人。这是她的第一本书。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西方人，她明确指出，茶树、茶树种子和制茶技术都是福钧从中国偷走的，福钧就是一个罪犯，而东印度公司则是“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商业机密盗窃案的幕后黑手”。在西方，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概念明晰化正与鸦片战争发动的时间相当。萨拉 · 罗斯引用了1845年美国一个有关专利权判例中法官的判决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护知识产权，这种所需精力和兴趣不亚于一个人……种植小麦或饲养羊群所花费的精力和兴趣的脑力劳动的成果。”既然此时西方人已有这样的认识，那么福钧受东印度公司委派进入中国寻求茶种那就真是一桩明知故犯的罪行了。萨拉 · 罗斯在书中指出：“茶叶符合知识产权的全部定义：它是一种商业价值极高的产品；制茶需要遵循一整套受中国严密保护的准则和中国式的独特程序；这套完整的准则和程序是中国茶叶对其竞争对手保持巨大优势的秘密所在。”值得注意的是，福钧这个巨盗行为一直得到中国人的帮助。也许我们可以说那是因为当时蒙昧的尚未走向现代社会的中国人不懂得知识产权这个法律概念。但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法制社会，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尊重知识产权的观念与习惯尚未养成。虽然方式与过去有所不同，但随意侵犯知识产权的事情，在机构，在个人还在广泛发生。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多人和机构在现代社会中还处于前现代的意识状态。
编辑/李奇
责任编辑/王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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