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高层在下的一盘大棋

“双循环”果然是高层下的一盘大棋

☞ 文 | 马光远

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谈到了如何理解“双循环”这个最近炙手可热的话题。习总书记指出：“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分析指，这是高层释放关于“双循环”更多的战略意图：

第一、“双循环战略”绝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为了应对美国等的打压的临时性举措，而是下一个周期中国经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轴”，是战略抉择而不是应急措施！

总书记提出，“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这意味着，用了40多年的“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的旧发展格局将要被“国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格局替代。

世界上90%的国家，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是内需，是国内市场。经济增长的贡献之中，内需占的比重正常应该在70%以上。但在过去的赶超阶段，中国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是必须经历的阶段，这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国际市场的巨大红利，中国因此很快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出口大国。但长期依赖国际市场，对国际市场依赖度过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这也是过去10多年，中国高层一直着力解决的问题。但因为战略高度不够，使得撬动国内市场，打通国内循环的问题一直无法得到解决。这次恰逢“十四五”规划制定之时，把“双循环”上升到新发展格局主轴的高度，有利于从战略高度破解内需潜力长期得不到释放的难题。

第二、“双循环”的关键是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在技术创新层面，“内循环”的关键就是彻底告别过去引进技术、模仿发展的模式，而是在高端技术和关键环节必须取得重大突破。在生产环节，中国的工业门类是全球最全的，但低端化、缺品牌以及主要设备依靠国外的情况也必须通过“内循环”来突破，内循环就是疏通中国经济的血脉，在关键设备和关键环节上实现自主创新。

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我们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和笔者之前对内循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痛点的理解是一致的。

第三、“双循环”是中国经济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

“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同“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这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最终目的。

这不是一个收缩战略，不是一个“守”的战略，这是一个主动和积极有为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实施，不是以放弃国际市场来推动国内市场，而是要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打通国内大循环。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认为，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四、“双循环”为“十四五”定调。笔者之前曾特别提醒大家注意7月30日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到了“持久战”这个概念。会议指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这段话特别重要，这段话本质上是为“十四五”规划定调。而且从“持久战”的角度对“双循环”予以界定。这意味着“双循环”绝非很多人理解的应对美国打压的权宜之计，而是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问题的“持久战”，是战略性的举措。相信“双循环”发展格局会成为“十四五”规划的基调。“十四五”规划将围绕“双循环”制定中国新周期下的最有看点的一个“五年计划”。

第五、“双循环”的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以制造业的“创新”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是国内消费市场的启动，二是新型城镇化。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十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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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十四五”时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调整、百年未遇之大疫情严重冲击、百年奋斗目标迈向新阶段三大背景，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呈现十大趋势：

• 全球经济延续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态势

• 国际经济大循环调整加快

• 全球治理向多极化方向加快重构

• 国内经济增长中枢下调但结构优化潜力巨大

• 数字经济成为国际竞争主战场并引领产业变革

• 经济社会复杂性提高导致风险管理难度加大

• 要素集中化网络化趋势进一步加强

• 绿色发展比较优势更加凸显

• 对外开放面临更多非经济因素影响

• 伴随中等收入群壮大收入分配调整进入关键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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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调整、百年未遇之大疫情严重冲击、百年奋斗目标迈向新阶段三大背景，数字化、大国博弈、治理重构等力量推动经济社会加速变革，世界经济格局将深刻调整，我国的发展环境也将呈现阶段性变化，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呈现以下十大趋势。

一、全球经济延续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态势

疫情短暂冲击可能演变成为持久性冲击。疫情后需求恢复相对滞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新接续将会存在巨大摩擦成本，将对全球经济带来中长期扰动，可能使全球经济陷入中长期“L型”或者“W型”衰退。为对冲疫情冲击，各主要经济体出台了一系列规模空前的刺激和救助政策，进一步推高全球债务水平，各主要经济体很难摆脱“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的模式，疫情期间的部分非常规政策可能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的常规措施。预计2020年和2025年全球宏观杠杆率将分别达到255%和270%，债务和经济增长的缺口进一步拉大。

二、国际经济大循环调整加快

预计“十四五”期间，世界经济总体上呈现中国份额明显提高、美国相对稳定、欧盟显著下降的格局（见图1），中、美、欧经济占比将分别达到18.1%、21.9%和19.3%。新一代信息技术进一步深化了全球产业链网络化布局，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布局由成本至上转向成本、市场、安全等多因素并重。主要经济体、跨国公司预计将进一步调整其产业布局，在“市场开放优势”与“国家安全需要”之间找寻新的平衡，进一步增强其产业安全性和抗风险能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散化、多中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生产网络的内部循环强化，原有的“大三角循环”分工格局将发生重大调整。

图1　美欧中占全球经济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测算。

三、全球治理向多极化方向加快重构

此次新冠疫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不信任和相互指责，各主要经济体更加“内顾化”，全球化遭遇回头浪。全球多边治理机制进一步削弱，区域和双边机制更加重要，各国间处理国际公共事务将更加扁平化、分散化。疫情冲击下美国加速“退群”，世界朝向“零大国时代”发展演进，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缺口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新冠疫情显现了市场在面对危机时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能力不足，进一步凸显了国家能力的重要作用。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共识进一步减退，国家作用重新得到强化。“大政府”时代可能回归，政府对市场直接干预将会更多，产业政策可能再次被重视。中美之间对抗将进一步加剧，并向多领域蔓延，各领域脱钩的风险大幅上升。

四、国内经济增长中枢下调但结构优化潜力巨大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大概率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据测算，到2024年底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可超过14000美元（见图2），将迈过高收入门槛线。此次疫情将加速经济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的进程，并带动增长中枢进一步下调，“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将下降至5.0%～5.5%左右（见图3）。我国经济总量将更加接近美国并逐步实现赶超，“十四五”末期中美经济总量的差距将显著缩小，并将在2027年超过欧盟，在2032年超过美国（见图4）。经济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创新引领特征强化，消费需求仍将是带动经济的主要力量。“十四五”时期我国消费率将由2019年的55.4%上升至60%左右，投资率将由2019年的43.1%下降至40%左右（见图5）。我国不断累积的人力资本和不断提高的科技创新能力，将成为“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特征更趋明显。

图2　“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均国民收入预测（美元）

数据来源：课题组测算。

图3　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预测（%）

数据来源：课题组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疫情尚未改变潜在增长率趋势，2020年实际增速可能会明显低于潜在增速，2021年后增速会逐渐向潜在增速回归。

图4　中美欧占世界经济份额变化预测

数据来源：课题组测算。

图5　我国消费率与投资率预测（%）

数据来源：课题组测算。

五、数字经济成为国际竞争主战场并引领产业变革

新一代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数字经济成为引领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国际竞争的新战场。课题组测算，2019年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的直接贡献为6.6%，对经济的间接影响达到11.0%，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助推器。同时，产业结构高端化步伐加快。服务业比重将继续提高但扩张速度会有所放缓，制造业比重仍会维持在较高水平。“十四五”时期，预计二产比重将由2019年的39%下降至35%左右，三产比重将持续提升至60%左右（见图6）。在数字化带动下，制造和服务加快融合，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生产将逐渐成为主体形态。

图6　三次产业结构趋势预测

数据来源：课题组测算。

六、经济社会复杂性提高导致风险管理难度加大

老龄化进入加速期，劳动力供给将继续下降。到2025年，预计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20.5%，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接近14.0%，劳动年龄人口将继续减少2000万人左右，比重下降至61.5%（见图7）。与之伴随的是，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居民储蓄率降低，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费用负担加重。“十四五”仍是我国金融风险易发多发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将进一步显现，风险释放的压力将持续增大。此次新冠疫情也暴露出了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社会管理、应急管理等方面诸多短板和问题，将成为“十四五”时期补短板的重点。

图7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历年统计公报和课题组测算。

七、要素集中化网络化趋势进一步加强

“十四五”末我国城镇化率预计将达到65%左右，“后城镇化时代”很可能提早到来，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社会保障水平和城市管理水平将成为城镇化面临的核心问题。要素进一步向城市群、都市圈和大城市集聚，区域集中化网络化程度进一步提升。预计2025年超过100万城市群人口占比达到32.5%，2035年接近40%（见图8）。城市群和基础设施布局更趋网络化，进一步提升资源空间配置效率。以此次疫情为契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以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前提，综合考虑生产、生活、生态和安全的需要，推进一轮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治理改革，适度控制超大城市规模和密度，积极推进城市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建设网络型城市。

图8　我国超过100万城市群人口占比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和课题组测算。

八、绿色发展比较优势更加凸显

“十四五”时期，随着我国煤炭等能源消耗的下降，我国将总体处于污染物排放的“拐点”后阶段，主要大气污染物叠加总量的峰值极有可能在2020年左右出现，预计到2030年前碳排放总量将可以达峰（见图9、图10）。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峰后生态环境压力减小，绿色发展实现从外部性负担到新竞争优势转变。生态环境将作为可创造财富的资源带来发展增值，绿色发展将由外部性负担转化为新的竞争优势，成为提升经济发展效益和群众生活质量的重要力量。我国绿色发展将从“运动式”走向“制度化”，并将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不断创新国际绿色合作机制，推动全球绿色治理协作持续升级。

图9　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和煤炭消费量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环境统计资料汇编1981-1990》《中国环境统计年报》《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图10　我国主要能源消费量达峰趋势

数据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预测。

九、对外开放面临更多非经济因素影响

中美经贸摩擦可能走向常态化极端化，严重压缩我国全面开放和发展空间。不排除美国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对我进行全方位打压，包括滥用“长臂原则”对我国部分企业实施“金融制裁”，扣押我国购买的美国国债，软硬兼施拉拢西方国家强化“瓦森纳协定”对我实施技术和相关产品禁运，将我排除出美元结算体系，拉拢其他国家对我国进一步孤立等等。中美之间角力将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十四五”时期将是我应对中美摩擦并进行战略性布局的关键期。疫情后“去中国化”力量更趋凸显，产业链外迁压力进一步增大。美西方国家对我技术和投资限制进一步增强，我国技术升级步伐可能进一步放缓，甚至存在被迫陷入“技术闭环”的风险。

十、伴随中等收入群壮大收入分配调整进入关键窗口期

“十四五”期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有望提高2～3个百分点，社会财富积累将不断增加，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更趋明显。按照世行标准计算，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占比已超过30%（见图11）。初步预计到202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超过5.6亿人，国内消费市场将超过美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将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优势，并增大我国回旋空间。但也要看到，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长期高于国际警戒线且近年来有所回升，如果“十四五”时期这一趋势得不到扭转，收入差距长期保持高位，将加剧社会阶层固化风险。

图11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测算

数据来源：课题组测算。

（作者：陈昌盛  许 伟  兰宗敏  江 宇）

本文为“新宏观”原创文章

座谈会九位专家关于十四五规划核心观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24日下午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等9位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就“十四五”规划编制等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将各位专家关于“十四五”规划的建议摘编并发布，以飨读者。

林毅夫：推动“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的方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

“十四五”规划对我国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划，因为这是我国进入新时代以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实现到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实现两步走战略的第一个规划，要为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打下牢固的基础。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不管在哪个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表现出来的都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要不断提高收入水平，有赖于现有的产业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由这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同时，也要根据新产业新技术的需要，不断完善硬的基础设施，像电力、电信、道路、港口；以及软的制度安排，像金融环境、营商环境、法制环境等等，来降低交易费用，让技术和产业的生产力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在利用这个机制来推动各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时的基本原则，是各个地方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必须充分利用各个地方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并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用新的智能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的生产以及让这种新的智能技术来加强营销和创造新的业态，让传统产业能够在新工业革命时代焕发新生，这是地方应该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努力去探索、去运用的。发展区域经济是因为我们进入到高收入阶段，它的产业跟技术的特性决定产业集群必须是跨地区的。在跨地区经济区的发展当中，各个地方要根据它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发展产业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阶段，协调其他区域里面其他的城市，形成一个产业集群，变成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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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展望“十四五”，在“变局”中找到平衡是重点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

制定“十四五”规划要以平衡为重点，要保持好供给与需求、产业之间，金融和实体、区域之间等各种平衡关系，避免大的内伤，我国经济就可以持续发展。在世界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保持一定的平衡，我们就占有一定的优越地位，所以要更加突出各种平衡关系的问题。长期来讲，我国经济的发展仍面临很多问题及挑战，但同时挑战也是机遇，只有继续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才能在“大变局”中持续发展。

美国要美国企业回去，日本也提出补贴日本企业的分散化，一些生产能力要转移到其他国家去，认为过去太过集中。现在，美国企业、欧洲企业、日本企业都看到，供给链不能太长、不能太远这个问题，都要搞“中国+1”的分散化，企业供给链要“双链管理”。产业链的调整是今后五年甚至十年发生的情况，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我们进行“十四五”规划时要充分考虑的问题。

城市化是“十四五”发展的重要支柱，现阶段是城市化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阶段。我认为，这个阶段城市化的特点就是城市群的形成，通过城市群的发展推动整个城市化进程和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些城市群，在“十四五”期间，从政策层面应该鼓励这些城市群进一步发展，包括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以及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小一级别的城市群都有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的城市化完成了不到60%，还有巨大的潜力和非常长的前景。怎么使城市化进程更加健康、平稳、均衡，使得市场持续扩大，是我们下一阶段着重考虑的问题。大湾区、大城市群、城市带就是下一阶段城市化的重要形式和重要方式。

江小涓：数字技术赋能疫情防控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向好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

近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总结为长期趋势和近期赋能两方面。其中，我国数字经济长期发展趋势向好，一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二是新技术会提供发展新的支撑，三是产业互联网发展提出的要求，四是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提出的要求。

短期赋能，一是数字技术在防控、抗击疫情中间表现非常优异，二是近期新基建概念的加入和比较热捧，三是我们可以启动了新的服务需求，四是在这次防疫中间我们企业的能力和价值观有了更多的展现，被更多的公众所了解。

我们有发展数字经济的突出优势，我们人口多、国家大、产业技术好，有一批非常好的企业，在疫情中间又展示了它的数字技术的能力。数字经济对我们疫后的复苏、就业、消费的迭代、产业升级，我们服务业、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我们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都有非常显著的正向的影响。

在新一轮数字经济中间，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要发挥主导作用。一是新基建和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性。二是我们希望数字经济领域中的企业都是从市场中间拼杀出来的，有很好的综合能力和眼光。三是我们这些企业已经有足够的力量，都是世界级的大企业，在新一轮数字经济发展中能够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蔡昉：“十四五”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过去的五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从顶层设计走向实践操作，实际效果看得见、摸得着。这也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一是坚持党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领导，充分发挥我们国家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强化各级政府的责任。二是坚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京津冀协同发展，遵循先易后难的思路，建立协同发展机制，大力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深入推进京津冀三地产业转移、环境保护、交通一体化、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着力解决教育医疗、大气污染等百姓比较关心、影响切身利益的问题。三是打破行政分割，大力破除制约协同发展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明显降低要素流动、协同创新等方面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建立促进产业转移协作、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等方面的激励机制。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交通一体化、产业升级转移、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创新、基本公共服务提升、体制改革、区域治理等方面面临一些新的任务。

新任务需要新思路。“十四五”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思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用“推-引”结合的思路。二是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要用企业统一开发运营的思路。三是推动产业升级转移要用开放协作的思路。四是生态环境保护要用立体治理、山海统筹的思路。五是北京科技创新成果向津冀就近转移转化要用协同创新体制改革的思路。六是推动京津优质公共服务向河北辐射扩散要用“互联网+”的思路。七是全面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要用分类对待、梳理比对和循序推进的思路。八是建立长期相对稳定的区域治理机制要用机构改革的思路。

王昌林：深化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内涵的认识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内涵十分丰富，我们要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和基本要求，这是做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大循环是指社会再生产全过程包括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往复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指社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带动，对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循环具有较强的控制力。从国际经验看，任何一个大国经济或大型经济体都是以国内需求、国内市场为主体的，外部需求和国际市场只是国内市场和国内需求的延伸和补充。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封闭运行。这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指国际循环不重要了，或者说国际循环重要性下降了，而是要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通过融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就要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扩大进口，促进高质量使用外资，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提升国内供给质量，推动供需平衡畅通，让中国经济在开放中欣欣向荣。

国内国际循环是相互促进的统一整体。这是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方面，要着力打通制约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大循环梗阻，培育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通过提升国内大循环水平更好促进国际循环。另一方面，要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国际循环更好促进国内大循环。

朱民：疫情背景下双轮驱动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

2020年对于中国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是中国人均GDP从1万美元走向1.5万美元高收入阶段的起点，当前2020年经济的反弹和战胜疫情的经济要放到这个大背景之下来看。整个经济结构在进一步转化，进一步走向服务业，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成为瓶颈，特别是非竞争性、非市场化的服务业。

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是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成为能不能迈向高收入阶段、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问题。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走向高收入阶段，这是中国人的期盼，是国家的希望，我们都希望进入高收入阶段，人民生活更加富裕，而这需要改革开放+数字化智能化的双轮驱动，迎接新经济的到来。

面向现实，中国发展科技的基础在于需求端良好、体量大、场景丰富；弱点是供给端的发展不平衡，应用层领先，基础生态薄弱。但是中国有包括计算机视觉、图像应用、自然语言处理在内的领先优势。以领先优势来带动科技发展，从良好的需求端自下而上，可以通过大规模的数据和场景推动科研的发展。人工智能创造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科研发展新路径，中国会有很好的实践，这也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新冠肺炎疫情对2020年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发展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需要充分发挥抗疫过程中激发的反弹力、活力、战斗力和凝聚力，推动2020年经济强劲反弹。这个过程需要政府积极的配套措施给予支持，发挥市场和企业活力，完成202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我们能打赢抗疫之战，也能打赢经济战，在宏观层面上继续改革开放，大力推动经济数字化和智能化，让中国经济在高起点走向高收入阶段。

陆铭：“十四五”区域发展将迎制度红利，问题关键在哪？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

我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仍存在多方面滞后。与世界上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率偏低约10个百分点。

我国排名前30位的都市圈发展仍未达到与人口大国相匹配的规模。在城市中，有大约30%的常住人口是外来人口，有待市民化。在个别超大城市，非本地户籍外来人口的一半已经居住超过5年，约20%居住超过10年。

所以，我们的人口集聚可加强。由于人口的空间集聚滞后于经济的集聚，地区之间的人均GDP差距仍然巨大。在地理劣势地区，相对于资源禀赋，人口过多，难以提高人均收入，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进程受到人口众多的制约；同时，在发达的地理优势地区却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

城乡间和地区间更为自由的人口流动，可以对冲人口红利总量下降的负面影响，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缓解城市，特别是发达地区的大城市的劳动力短缺。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占比将持续提高，可以创造大量就业，特别是有利于低技能劳动力充分就业和缓解贫困。我的建议是，要重点推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加快长期稳定居住和就业人群的落户进程。

人口城市化，并向中心城市周围的都市圈以及沿海地区集聚，是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客观规律。

所以还是要强化都市圈的增长极作用。在城市群发展进程中，根据规模和功能定位差异，围绕中心城市建设半径30~80公里不等的都市圈，以轨道交通连接起都市圈内的中心城市和周边中小城市，强化其增长极作用。

我也建议加快实施以中心城市为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在发展中营造平衡。

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

百年变局中最为关键的变量在于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经过了不断变化，逐步累积起的量变转化成某种程度上的质变。国家力量大小可以通过很多指标来衡量，其中最综合也是最常用的指标可能还是经济实力。就经济实力而言，中国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发展非常迅速。

技术突飞猛进既是百年变局的基本内容也是导致百年变局的基本推动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特别是网络信息等与数字相关的技术发展尤为迅速，从而引起了生产、流通、分配和就业等各领域的连锁反应。

网络技术发展和普及的一个明显结果，是断崖式地降低了通讯成本、大幅度拓展了传播容量、大大加快了传播速度，从而极大地方便了人们获取信息、接触新观念和相互交流沟通。随着人们对自身权利认知的加深，对如何获取这种权利路径的明晰，随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人们权利意识觉醒，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演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力量。

人口结构可细分为年龄结构和族群结构。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经历着人口老龄化，其中以日本和欧洲为甚。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老龄化进程也已经开启。人口老龄化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政府的宏观政策、一国的储蓄与投资、老龄人口的政治态度与投票参与率等。

郑永年：

疫情大大加深了人们对全球化的怀疑 中国应该发力“软基建”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疫情之后会是新的全球化阶段，各国都会强化自己的“主权经济体”，恐怕要回到80年代以前“有限全球化”的阶段。这意味着，我们有一些产业链条可能要转移出去，一些产品也可能要将主要目光转向国内市场，这同时意味着制造业企业要在产业链上向上爬升、提高技术含量。

而在拉动经济增长上，目前国内的思路大多还是围绕着“GDP经济”进行：一是投资新基建、二是发放消费券、三是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但从新基建目前的体量来看，很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有力增长点。

现在有些人有一种“技术乌托邦主义”，认为通过技术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种想法很不成熟。全球每个国家都在投入研发技术，但真正占领技术高地的有多少？大量投入却没有技术产出的国家不在少数。这也是为什么国内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火车头”还是在老基建上的原因，新基建最多只能作为一个发力点。

在我看来，中国这一轮发力的关键应当在于“软基建”：通过发展医疗、公共卫生、教育、公共住房、医院、老人院、都市停车场等等，增强社会软实力。不解决“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三座新大山，穷人很难真正脱离贫困，中产阶层就没有制度基础。

我们总是讲拉动经济要靠“三驾马车”，但现在三驾马车里面，外贸因为疫情冲击还没站稳脚跟，基建在经历过去多年的大规模投资后已经出现边际作用递减。要拉动经济，只能靠消费拉动，这就意味着要进一步减少贫困人口、壮大中产阶级，使得消费力得到完善的释放。

  来源：发改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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