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琶视点||陈清泚：论证研究的认知社会学路径
论证研究的认知社会学路径
陈清泚
论证是一种普遍而重要的日常社会活动。主流论证理论主要关注论证的形式合理性或语用功能下的合理性。相形之下，论证的心智过程和地方性特征尚未得到充分研究。从认知社会学视角看，论证是一种基于地方性知识的语言互动和内隐推理相结合的过程。进而可在推理的论证理论和文化图式方法支撑下，探索一种论证研究的认知社会学路径。此研究路径旨在经验性地描述和分析论证的认知机制，同时拓展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
一、引言
在不同文化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是：社会-文化群体的成员们根据所面临的境况和所遵循的社会规范，采取言语行为进行论证，从而试图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消除意见分歧，达成一致看法。在主要源自西方的主流文化中，亚里士多德从分析学、论辩术和修辞学三个方向研究论证。莱布尼兹、弗雷格、罗素及其后人从形式分析的角度发展论证理论，构建了逻辑学形式公理系统。但是，由于形式演绎逻辑固定的语言形式、封闭的语义解释和抽象的证明方式，使得它难以在复杂的语用条件下给出适合于日常社会生活的论证方法。[1]因此，自图尔敏(Toulmin)以来学界开始超越以往的形式化的分析途径，引入语用学的观点，从论辩术和修辞学的角度进入到日常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论证。1980年代以来，范·爱默伦（van Eemeren）将论证视为一种基于言语行为的理性的社会互动；在主流文化的背景下，采用语用学的立场和方法研究论辩活动；对解决日常分歧的言语互动过程进行了理性重建，以描述主流社会主流人群的理性论辩的模式。
但是，正如新近的研究所述，以图尔敏、范·爱默伦等为代表的主流论证学家的理论存在社会文化维度不足的问题。[2]这在根本上是由于这些理论过于关注主流文化，而搁置非主流文化论证实践的地方性或本土性。实际上，不同的文化群体有不同的论证方式，不同文化群体对论证合理性和有效性的评价标准不同。[2]即，论证具有文化相对性。[3]因此，有必要拓广主流论证理论的研究领域，关注论证的地方性或本土性，进一步研究特定社会文化群体的论证方式。
另一方面，论证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开展的、涉及语言机制和认知机制的社会互动。文化与认知著名学者斯珀波（DanSperber）与梅西埃（Hugo Mercier）近年提出的“推理的论证理论（Argumentative Theory of Reasoning，下简称ATR理论）”认为，推理的主要功能是论证，是出于社会交流需要进化而成的；其主要机制是基于元表征的自动认知过程。这就是说，人们构造和评价论证的心智过程是（文化）图式主导的自动认知过程。而文化图式正体现了某一社会-文化群体的地方性特征。因此，本文将借助文化图式对论辩过程进行认知分析，获取构造和评价论证的规则，揭示论证这一社会互动类型的地方性文化认知特性。
二、论证的地方性
论证理论认为，论辩是一种旨在解决意见分歧的交流和互动的行为复合体；论者通过提出一个能对其负责的命题集，使得一个理性判断者能够接受先前有争议的论点；从而解决与听者之间的观点差异。[4]7当前论证理论的主流是范·爱默伦和格罗顿道斯特（Grootendorst）等人提出和建立的语用论辩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理想的论证过程就是一个旨在于理性解决意见分歧的交流过程；而所谓的理性就体现在主流社会主流人群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准则。在此基础上，语用论辩术理论对解决日常分歧的言语互动过程进行了理性重建:一个理想的论证过程被划分为四个阶段：冲突阶段，开始阶段，论证阶段，结论阶段；使用包括删除添加、换位和替换在内的“重构转换”手法，将自然语篇按语用功能重构为一个新的结构性论证语篇，使其论证要素和各个阶段被识别出。进一步，语用论辩理论认为，在论证的每一阶段，参与者的言语行为都应受到一系列理性规则的制约；正是这些规则保证论证实现其功能。20世纪以来语用论辩学家引入“策略性操控”理论，对语用论辩术进行扩展，使之具有更强的处理和解释论辩实践的能力。但扩展后的理论依然保持了对原有的理性规则的遵守。[5]
可见，语用论辩理论总体是按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构建的。其理念是将在具体语境中发生的自然语篇，重构入体现主流文化主流人群理性的论证形式框架内。但是，论证现实地发生在多样化的社会情境、来自不同背景的互动主体之间；其言语行为和互动模式不仅遵循语用规范的约束，而且必然会承载着、并受制于社会关系、文化背景的特定影响[2]146；同时，论证参与者的文化背景和所属社会阶层等造就的信念、价值观、解释世界的框架等诸多差异，必然极大地影响了双方对论证的构造使用、论证合理性的评判等等。主流论证理论无疑忽视了论证所涉及到的这些地方性文化因素。从认识论上看，其原因在于：语用论辩理论奠基于主要来自西方传统主流文化的理性观念，其合理性和取效性评价属于主流文化，因而并未关注到不同文化背景对交际者合理性观念的影响，也就无法揭示各种论证活动基于其发生环境所具有的地方性及其相应的认知文化基础。从而也就无法用于充分解读和处理非西方文化语境中的论辩问题。因此，对论辩互动的全面深入理解，需要从社会文化和认知维度挖掘论证的地方性特征。
广义论证（GeneralizedArgumentation）理论从论辩主体的文化群体归属多样性事实出发，越过主流文化的合理性范畴界定论证，为描述论证的地方性提供空间。该理论认为，论证的目的是用语篇实现说理功能；所谓说理是指劝使他人接受或相信某种观点、采取某种立场。考虑到地方性特征等社会文化因素，论证可定义为：从属于一个或多个社会-文化群体的若干主体，在某个语境下按该群体的规则或习俗用语言或其他手段进行交流，由此生成的具有说理功能的语篇。说理活动可分为主流文化群体说理、他文化群体说理和跨文化群体说理。[3]36主流论证理论主要刻画的就是上述第一种说理类型。广义论证的这一定义从功能的角度定义论证，不对其具体形式结构和遵循的规则作出规定，也没有限定论证的合理性性质，而是考虑了不同文化中的论证行为；因而，它描述了一种广义的论证活动，从而为探索论证的地方性留下空间。[6][7]
根据广义论证理论，论证具有如下特征：第一，社会文化性。隶属于特定文化群体的参与者，为了实现某一目标，在给定社会的某个语境中展开说理活动。第二，参与者使用其所归属的社会-文化群体的语言或其他交流手段为表达媒介。第三，控制说理活动的规则是被参与者所属文化群体接受的社会生活准则的一部分，它确保说理活动有序进行，且其结果为上述群体所接受。第四，论证具有一个博弈结构，参与者分别根据自己的目标和背景进行表达或对另一方的表达做出回应。第五，论证过程是在特定语境下开展的社会互动，表现为时空中展开的言语行为序列。[3]36
上述定义和特征充分揭示了论证这一社会互动形式的地方性内涵。事实上，论证参与者的社会-文化群体归属和语言表征形式表明，他们对互动中符号意义的解读将基于他们所属语言文化共同体的公共意义系统，这意味着参与者在论证过程中将根据自身的“当地人视角”（native’spoint of view）调用独特的地方性知识。不仅如此，论证作为一种旨在实现达成共识目的的社会互动，从根本上受到行动者的意图支配，而意图的形成受到社会-文化语境和地方性知识的影响；在实现意图的行动过程中，参与者所属社会-文化群体的地方性规则或习俗又控制着论证过程中的语言博弈。因此，广义论证概念建立在地方性知识基础上，为描述论证的地方性提供了框架，从而扩展了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
进一步，广义论证也蕴涵着论证认知维度的拓展。论证本身作为一种社会互动类型，涉及到理解语境、形成意图、规则使用等一系列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发生的认知行为。同时，地方性知识本身就包含了人们解释评价事物的参照惯例（convention）等理解框架，其无疑地构成了主体的认知状态，且在属于不同文化群体的互动主体之间具有差异性。因而，认知和文化的考量应被纳入一个基于地方性的论辩互动分析框架。借鉴认知社会学领域论证研究的最新进展，本文将探讨一种论证的文化-认知结构分析路径。
三、论证的文化-认知结构
认知社会学是文化社会学与认知科学交叉而成的社会科学新分支。这一领域里多数研究者从自然主义的社会基础观出发,[8]在生物心理基础之上寻求对文化和行动的解释。其中，推理的论证理论从社会功能视角将论证纳入了认知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并提供了论证的语言和认知过程并行且衔接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文化图式理论方法的进展，为实现上述衔接、描述论证的认知过程提供了技术手段。
斯珀波与梅西埃2011年提出的ATR理论主张：论证是推理的主要社会功能，推理的论证功能实现过程是基于元表征的无意识直觉推理过程。推理（reasoning）,通常是指人们基于已有表征（前提）推论出新表征（结论）的过程。ATR理论从进化论视角指出,推理是一种具有深刻社会根源的机制，而人类推理能力是在交流过程中进化而成的社会功能；其功能在于形成和评价论证，以达到接受和说服他人信服恰当的论证的目的。[9]87这就是说，推理并非仅仅为了探求真理，而是为了实现社会互动的目的，即构造论证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评判他人观点、以及进行说服，进而达成社会合作。[10] 显然，在论证研究方面，ATR与广义论证理论具有相同的出发点。
延续斯珀波和威尔逊（Wilson）关联论的元表征观，ATR理论认为：通过基于元表征的无意识直觉推理过程，推理的论证功能得以实现。从认知模块性看，人们的推理过程本就是领域特定性的、无意识直觉性的。而人们具有对论证进行表征和评价的元表征机制，其对论证支持关系的表征也是以直觉推理为主要过程。进而ATR理论主张，推理过程中使用的论证，都是基于无意识的直觉推理机制的。[9]58事实上，人们推理时在大多数场合下调用的是此种直观的机制，这是基于人们对自身心智功能的信任。比如，人们社会交往中通常会对他人和事件进行快速的评价和判断，这往往是依据刻板印象进行的快速推理。此外，根据元表征所涉及的层面，推理过程被结构化地分解为包括外显语言形式上给出论证，和心智层面构造论证（论证发起方）以及评价和接受/拒绝论证（接收方）的过程。
ATR理论对推理的论证功能及其实现机制的分析，为论证提供了进化心理和社会功能的认识基础，从而支持了地方性论辩的认知机制研究。首先，基于进化适应的推理功能，为从进化心理和社会功能的角度说明论证提供了基础。其次，推理的结构及其论证功能的实现途径，提示了对论辩的认知机制进行经验性描述研究的路径。最后，由于具有论证功能的推理是基于元表征的自动认知过程，则可通过自动认知所依赖的文化图式实现对论证的推理过程进行刻画。
文化图式能够作为论证认知过程的描述工具，是基于其表征结构功能特征和自动认知工作机制。文化图式源自认知心理学中的图式概念，是一个文化群体内成员间共享(inter-subjectively shared)的认知图式[11]809。图式本身是一个知识表征结构，在不同抽象层次上表征概念并具有基于概念自身属性关联的层级嵌套关系结构。图式同时也是信息处理机制，其基本功能是提供对事件、对象和情境的解释，人们日常生活中依赖于图式对环境中未知因素进行推理。并且，图式所支持的这种日常情境中的推理，通常是无意识的、快速的、直觉式的，即自动认知。如前述，人们根据刻板印象进行快速判断和归因时，就是调用了已有图式进行表征从而实现快速推理。此外，图式很大程度上是文化性的，不同文化中潜移默化形成的图式强烈地影响其各自成员对世界的解释和推理。因而，文化图式被认知社会学家和认知人类学家作为人们解释世界的框架加以专门研究。
作为一种知识结构，文化图式是某一文化群体的成员在经验和学习中获得的关于世界某个主题领域的稳定知识，提供给人们对新经验的推理前提和解释框架。这就是说，文化图式是一个文化群体内部成员所由以达成公共意义的解释体系。正是地方性地共有的图式使得人们能够根据公共（约定俗成）的脚本达成交流。从这个意义上，正如肖（Brad Shore）[12]42-43和利普斯特（David Lipset）[13]所言，地方性知识可实践性地被看作是各种文化图式的集合。作为一种信息处理机制，文化图式是人们日常自动认知的主要机制，人们在日常互动和推理时不加批判地（relies heavily and uncritically）调用此种认知捷径。[14]不仅如此，根据图式特性，体现地方性知识的图式之间具有内在嵌套关联和传递解释关系，从而可呈现自动推理过程,使得生成和评价论证的过程具有地方性。此外，德安德雷德（D’Andrade）、奎因(Quinn)等对文化图式的动机属性的研究表明，高层级的文化图式(如自我、爱等基本价值)具有动机驱力，能够作为目的图式直接引发行动，[15]从而具有能够衔接认知过程和外显行动的描述特性。因而，可通过文化图式自身基于层级结构所具有的传递解释关系，来呈现论辩主体的论证表征过程。
在操作层面，文化图式相关调查分析方法的进展，使其具备自下而上性、良好的语言兼容性和有效的量化测定手段。当前该领域已发展出一系列成熟的，基于田野自下而上地调查、分析和描述特定群体特定知识域的文化图式的方法。其中，语言方法是主要和典型的方法，而田野调查则是基础工作。上述成熟的理论方法主要为认知和心理人类学家所发展，称为文化图式或“文化模型（cultural model）”流派。而认知社会学近年对文化图式的量化测定也取得了不少进展，如高柏（Amir Goldberg）和布迪林（Andrei Boutylin）的图式共享度测定技术。相对而言，认知人类学更多地用图式去解释某一文化及其成员的生活运作，而认知社会学更关注社会行动和环境信息中的图式激活机制。但是，不论是认知社会学还是人类学，对文化图式的分析都甚少涉及互动的过程性分析，对于言语互动和认知机制之间可能的交互作用更鲜有探讨。而这极有可能是富有价值的一步推进。就论证本身是一实现推理目的的社会互动类型而言，这样的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可能且必要将文化图式纳入论证研究，用于呈现行动者对事件的解释，即认知层面的推理表征，同时也能实现对论证分析的社会文化维度的拓展。
四、基于文化图式的地方性论证研究路径
据此，本文试提出一种基于文化图式的地方性论证研究路径，从认知社会学视角重新审视论证。在认知社会学视角下，论证可被定义为一种包含语言和认知双重推理过程的社会互动形式，其目的是：在特定语境下，依据论辩者所属社会文化群体的规范或习俗构造和评价论证，以说服他人接受某一观点和达成一致意见。其中，言语形式的论证表达和心理层面的推理表征是其本质机制；而论证的发生和评价所依赖的语境包括参与者的地方性知识，其给论证概念的社会文化维度扩充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在解释人类学和科学实践哲学中有所不同，此处主要取后者所指知识的生成和辩护的语境化之意。根据劳斯（Rouse）的观点，一切知识本质上都是地方性的、局部性的。这种地方性主要是指在知识生成和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情境，诸如特定文化、价值观、利益和由此造成的立场和视域等。[16]劳斯提出“地方性知识”观点，意在驳斥科学知识的统一性话语霸权。地方性知识与科学知识一样，在其自身的传承和实践体系中合乎理性。因而，各种非西方知识体系，在检验其合理性时应正视和尊重其自身传统，而不必也不能诉诸西方的理性标准。正视了地方性知识事实的论证实践，其合理性也应是基于自身社会文化传统的。论辩互动的地方性就意味着，论证的语境总是考虑其发生情境的社会文化传承。在论辩这种日常语言互动展开的特定情境中，主体各自基于其所属文化群体的生活经验等所具有的常识（commonsense knowledge）、惯例（convention）、制度（institution）等地方性知识，构成了双方论证过程中信息解读的“索引库”。这些惯例性、制度性的地方性知识型塑了其习得者的说话、思维和行动模式。这就构成并解释了论证的社会文化维度。这也意味着，论证参与者对同一论证的认知解释必然存在文化差异性。因而，对论证合理性的评价也就应是基于地方性知识的。如此，超越了语用论辩术仅仅基于主流文化合理性的评价标准。也就为探索论辩中“当地人”的语用论证结构和文化认知结构提供了合法基础。
作为本文新研究路径的核心，认知层面的推理表征描述旨在呈现论辩主体各自对论证的表征，这一分析将贯彻自下而上的方法论理念，操作上通过文化图式这一认知结构来实现具有地方性的认知过程描摹。具体地，认知层面分析工作主要包括文化图式的调查分析、其传递解释关系归纳，以及必要的案例验证步骤。根据以上所述，可进一步阐明这一研究途径。
首先是文化图式调查分析，需在目标知识域内识别和描写出主要文化图式，为进一步分析图式之间的关联解释关系提供基础。以当前较为成熟的文化图式语言研究方法结合田野调查来实现。通行的文化图式语言调查法主要是基于访谈的关键词和语义网络分析等。这类分析可获得目标知识域的关键概念及其具有地方性的关联结构，其表征可构成论证支持关系即前提-结论关系。在论证参与者各自的论证构造或论证评价中，很可能存在文化内容和前提-结论关系构成上的差异。在论证的语用功能和合理性分析中，应注意上述内容的提取。对于文化图式在特定群体中的的重要性及其共享程度，可采用前述认知社会学的共享程度测定方法。此外，由于地方性知识对于论证的重要性，田野调查基础必不可少，可与广义论证功能方法的本土知识调查步骤融合。
其次，基于文化图式的传递解释关系描述推理路径，即论辩主体对论证的表征。这一步的实现基础在于，图式自身的关联解释路径被转换为论辩主体对前提及其论证支持关系的表征。由于前述ATR理论所指论证的直觉推理机制，以及文化图式在日常社会认知中作为“默认值”实现快速自动认知的基本功能，论证的认知过程可被看做是依赖图式识别信息进行理由关系评判的过程。文化图式，作为共享文化意义的群体成员间交流的不言自明的“前提”，作为某一文化中理所当然(taken-for-granted)、往往不加质疑的“应该如何”的实践指南[17]4,11，在日常论证互动中正可表征双方推理中文化性的（隐含）前提及其论证结构关系。且由于前述文化图式的层级嵌套关联和动机特征，这种描摹是基于图式自身的概念关联的，具有基于地方性知识的稳定性。因而可基于文化图式层级解释关联的“前提—结论”表征，实现对论辩主体认知推理过程的描述。这首先需要确定文化图式的层级结构。顶层图式是与自我理解相关的重要价值观等概念，通常直接指向行动和价值判断。行使动机功能的顶层图式，作为行动的直接前提，与其次级图式构成的子前提构成了一种传递解释关系。如：爱，其次级图式可为婚姻，再次级图式则可是纪念日、备忘录等等。[18]从而，可将上述传递解释关系依据关联方式类别化分析，即归纳出前提到判断的论证支持关系。
最终，文化图式将能呈现论辩参与者各自论证构造中的概念内容及其使用的文化差异，及在其地方性知识体系下的图式关联路径。这就构成了认知层面的推理表征，从而实现与论证语言表征并行的双重解释路径。两个层面的解释路径相互对照，可提供论辩主体对同一论证的理解和评价，以及各自对对方推理表征的理解和评价；结合地方性知识可分析其原因，并且可结合广义论证分析程序重回田野，用于新的案例进行验证解释。
五、结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认知社会学视野下的论证研究思路，将论证看作一种在地方性知识背景下发生的、言语论证和心智表征并行的互动过程。从而对论辩这一包涵了合理性论证实践的日常社会互动类型，予以全面的分析。这一研究思路将广义论证、推理的论证理论、文化图式理论方法融合互补；以地方性知识奠定社会文化维度的认识论基础，并建立与认知文化差异的内在关联；在操作层面以文化图式及其层级关联描述认知层面的推理表征，从而实现论证的语言和认知两个层面的相互对照。由此，拓展了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也开启其深层认知机制探寻的经验研究。对于当代论证理论的视野拓展和范式修正，本文的工作力求有所贡献。
这样的探讨对于认知社会学的议题纵深和拓展也具有相当的意义。从DiMaggio（1997）关于文化与认知的纲领性文章里提及图式作为社会行动逻辑（logics of action）的表达方式，[14]到当前美国认知社会学对布迪厄及其“惯习”概念的认知社会学解读，认知社会学家探求衔接心智与社会，解析文化与行动的关注点始终没有离开文化图式等心智解释框架。因而，本文的论证理性探讨也试图对于社会学历来关注的秩序建构、集体行动理性等，提供新的视野和进路。此外，在实践层面，本文的思考对于促进提升大众批判创新思维，增进公共理性，推进和谐社会发展，都具有应用价值。
文章来源|《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年第2期
项目来源|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GD19YSH02）
文章作者|陈清泚（法学博士，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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