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琶课程||陈潭：《制度的道德与道德的制度化》

       现代大学教育之发展，瞬息万变。而社会国家及宇宙太空事物，无时不在变动之中。故培育人才，如何以适应社会之需要，如何以改进社会之事业，以达到社会福利之最高标准，大学教育之责任重大也——陈炳权（广州大学创校校长）

2007国家精品课程《行政伦理学》

制度的道德与道德的制度化

录制时间：2006年

录制地点：中南大学

格雷欣法则及其规避

    “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定律。该定律是这样一种历史现象的归纳：在铸币时代，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者成色的铸币——“劣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人们就倾向于将那些足值货币——“良币”收藏起来。最后，良币将被驱逐，市场上流通的就只剩下劣币了。这就是说，实际价值较高的“良币”渐渐为人们所贮存离开流通市场，使得实际价值较低的“劣币”充斥市场。这一现象最早被英国的财政大臣格雷欣（1533-1603）所发现，故称之为“格雷欣法则”。

　　为什么“劣币”会驱逐“良币”呢？按照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隐喻着以下几个方面的概念逻辑：

　　第一，自利性。历史学家司马迁有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追逐是个人和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没有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和倾向，也基本上就没有市场交易和财富的增加。也可以这样说，没有自利性的存在，就意味着“良币”的永远流通，同时也就意味着无所谓“劣币”和“良币”的区分。

　　第二，信息不对称。人是有限理性的，不可能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一览无余，不可能获得关于现在和将来变化的所有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可能利用某种有利的信息条件，向对方说谎和欺骗，因而“劣币”便有条件充当“良币”在市面上流通。如果交易双方对货币的成色或者真伪都十分了解，劣币持有者就很难将手中的劣币用出去，或者，即使能够用出去也只能按照劣币的“实际”而非“法定”价值与对方进行交易。

　　第三，机会主义行为。在市场交易活动中，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是本能地尽最大能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一旦存在利润和利益机会，就会出现追逐的动机和行为。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不完全如实地披露所有的信息，自私且不惜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劣币去流通、良币被收藏”便不可避免地出现。

　　第四，逆向选择。如果顾客难以辨别货币的实值能力，劣币就会冒充良币，劣质产品就会冒充优质产品。久而久之，劣币就会正式地充当一般等价物进行市场交易，良币标准反而被淡忘或者当作超高标准而被放弃使用，这种现象称为“逆向选择”。逆向选择表明在无法识别潜在的条件秉赋时，越是劣质的越容易成为可能的一般标准，从而导致劣者驱逐优者，好人总是吃亏。

第五，败德行为。交易各方利用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优势，通过减少自己的要素投入或采取其他隐蔽的方法以达到自我效用最大化，从而降低了整个组织的整体效率。同时，不对称关系弱化了对主体行为的约束，导致监督困难，从而加大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险。最终，对品性不良者选择败德行为形成激励。

要克服公共生活的劣币效应，防止社会劣币化进程的加快，我们认为，创造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从宏观层面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培育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应该必备的基本素养。一个缺乏公民素养的国度肯定不能建构公民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感的。公民观教育不仅仅是在课堂里，而主要应该落实到社会实践和国民行动上。2005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时，在中环碰到一个香港中学生要我给她填写调查问卷，主题涉及的是公民素质和公园管理。我当初没有在意，就认真地给她填写。后来想想，这不正是一种很好地的公民教育形式吗？其实，公民的道德风尚、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感从来就不是天生的。

其次，建构公正制度。对自利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是需要制度规范的，道德教育往往是一种“软约束”，而公共政策、法律和法治才是社会走向良序公共治理的“硬通货”。弥补和堵住体制漏洞，建立无缝隙的社会规制，要让机会主义者无隙可钻。同时，采纳“选择性激励”的办法，让守规矩者得以尝到遵守制度的甜头和好处，让不守规矩者付出高昂的机会主义成本。“三鹿奶粉”事件表面上看是一个企业的操守问题，可实际上是一个行业的“劣币化”问题，行业标准溃败、食品免检制度、地方保护主义等等因素促成了中国食品政治的危机。因此，只有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完备的信息披露制度、公正的评估体系、有效的监督惩戒机制，才能够让公民处处体现公正，让公民处处感受放心和幸福。

再次，强化政府信用。政府信用是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础。我们知道，政府的偏好行政和随意行政会增加政府的不可治理性，政府的信用缺失和信用贫困会导致整个社会的信用滥用与信用危机。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权学交易只会不断腐蚀政府肌体，财富的特权积聚所导致的权贵资本主义只会加速社会的不平等，掺水数字、吃牛拍马等虚假官宦作风只会极大地损害了政府形象。因此，政府需要不断规范行政行为，坚持依法行政，要做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政府重大决策的形成和执行都要加强调查研究，做到察民情、听民意、聚民智，尊重客观规律，提高决策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政府要不断推进政务公开，增加政治透明度，保障公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人民群众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公民的充分理解、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

最后，加强社会监督。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是克服各种“信息不对称”的媒介基础，同时又是开展公共监督的社会公器。如今，网络媒体的民间监督力量已经不可小视，“天价烟”局长、“躲猫猫”狱政、“周老虎”事件……无一不体现网络监督的草根性、扩散性和影响性。假以时日，纵算再大、再厚乃至于用各种绝缘材料组装的“纸”恐怕也是难以包住“火”的！当然，突破媒体管制和司法管理的一些边界基础和约束条件，会更加降低社会的监管成本，从而让社会的劣币效应无处栖身。

如此，只有扭转组织和社会的“逆向选择”，变“劣币驱逐良币”为“良币驱逐劣币”，社会达尔文主义才能得到充分弘扬，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伟大复兴，人类社会才能大踏步地前行！

节选来源：陈潭著《转轨秩序的阅读：一个学者的公共生活观察笔记》，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视频编辑：林曼曼。文字编辑：肖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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