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p Time of the Media: Toward an Archaeology of Hearing and Seeing by Technical Means作者：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欧洲高等学院哲学、人文与批判性思维部）来源：同名著作（Deep Time of the Media: Toward an Archaeology of Hearing and Seeing by Technical Means，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第一章，有删节
上世纪80年代初，德克萨斯的科幻作家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与加拿大的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纽约的前拳击手兼文学教授塞缪尔·德莱尼（Samuel R. Delany）一起发明了名叫“赛博朋克”（cyberpunk）的现象。他们的创作将干净的高科技和肮脏的垃圾、秩序和无政府状态、不朽的人造生命和腐烂的物质结合起来。技术浪漫主义和死亡浪漫主义走到一起，创造了一种新的生命情感（Lebensgefühl）。电影导演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和设计师兼布景师道格拉斯·特伦贝尔（Douglas Trumball）合作，将这种生命情感转化为恢宏的《银翼杀手》（Bladerunner，1982）。上世纪90年代末，沃卓斯基兄弟（Andy and Larry Wachowski）执导的《黑客帝国》（The Matrix，1999）为熟悉电脑的网络文化“粉丝”们提供了类似的东西，那时他们已经通过全球数据网络联系在一起。电影《黑客帝国》中的恐怖不再像《银翼杀手》那样，是以人类形态运作的单独的、非道德的机器，而是一个跨越全球的数据网络，控制着一切行动、情感和表达。
道格拉斯·特伦贝尔和他的《银翼杀手》模型
随着一代又一代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相继问世，斯特林发起了“死亡媒介项目”（the Dead Media Project）。在那里，他通过想象未来日常生活把自己的漫游变成了一场穿越过去到达未来的活力之旅。1995年，他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创建了一个邮件列表（在当时，这仍然是互联网上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以此来收集过时的软件。这份清单很快囊括了技术媒介史上死掉的想法或被丢弃的人工制品和系统——突然出现又迅速消失的发明，它们没有结果，再也没有进一步发展；从未离开纸面设计的模型；或者被购买和使用，后来却消失得无影无踪的真实产品。斯特林的项目涉及机器不朽的萌芽幻想，技术浪漫主义与死亡浪漫主义再次交织在一起。
80年代索尼发明的视讯电话解决方案（来源：Techmoan）
某种程度上，媒介演变的故事和历史与迈克尔·汤普森（Michael Thompson）提出的“垃圾理论”（rubbish theory）不谋而合——在垃圾堆中搜寻，从被丢弃或遗忘的东西中发掘出一些沧海遗珠。在技术文化中，没有什么是不朽的。然而，我们确实有能力影响思想和概念，使其保持长久的光芒和热度。截至目前，媒介史学家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忽略了这一点，这也对方法论产生了影响。从古代的金属传声筒到电话，从埃涅阿斯（Aeneas）的“液压电报”到“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从拉斯科洞窟（Grotte de Lascaux）的岩画到IMAX的电影，从威廉·希卡德（Wilhelm Schickard，1592-1635）的机械计算器到图灵机，在关于远程信息学谱系、电影考古学和计算机历史的大量文献中，这些话题得到了精炼和扩展。
埃涅阿斯的“液压电报”及其复原结构，由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人发明
用乐高积木实现的图灵机
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在罗马西斯廷教堂（Sistine Chapel）天花板上的绘画，不曾预见到今天以虚拟现实（VR）为名，在昂贵的计算机系统（如CAVE）上制作的东西。这位使用绘画图像、色彩和几何学的二维幻觉大师，会不会对这些过不了几年就过时的“发明”感兴趣？
话虽如此，过往之事曾经都是具有时效性的事物。然而，我们不仅要理解历史的存在，不仅要把历史接受为一种责任和沉重的负担。当允许历史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价值时，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视角。我们不能只在新事物中寻找过去。从后者的角度来看，历史是对连续性（continuity）的承诺，高扬人类不断前行的旗帜。世间没有新事，只是形式不那么复杂，而过去的几个世纪只是为了打磨和完善伟大的古老思想。这种观点来自一种原始的传授，很枯燥，会耗尽人们迫切寻求改变的精力。现在，我们改变侧重点，不要在新事物中寻找旧东西，而要在旧事物中发现新东西。如果我们幸运地从旧事物中发现了新东西，那么很多我们熟悉的东西都会变得陌生起来。在这本书中，我将尝试以考古探索的形式来描述这种方法。对于伟大的“世界机械师”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和他同时代的人来说，我们称之为“我们的”星球只有不过六千年的历史，像詹姆斯·乌雪（James Ussher，1581-1656）这样的主教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随后，通过判断地层沉积物的时间段，人们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地质变迁的证据。17世纪，阿塔纳斯·珂雪（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在描述地下世界时使用了同样的理论支撑。18世纪，人们越来越质疑这种极短的年代学，而到了19世纪，地质学家们开始以百万年为单位进行计算。直到到了20世纪，人们才绝对肯定地球的历史跨越了数十亿年。这样的数字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力，就像几乎不可能想象存在无限的平行宇宙或不同时空一样。在18世纪至19世纪之交，地球的年龄远远超过了从前的设想，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和资产阶级沙龙中成为一个时髦的话题。大尺度的时间结构和小尺度上的特殊性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此外，重新划定国家边界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传统的等级制度受到质疑，领土的稳固性开始失去了可靠性和舒适的熟悉感。在德国，地质学家亚伯拉罕·维尔纳（Abraham Gottlob Werner，1749-1817）曾经担任矿业工程师，也是著名的弗莱堡矿业学院的讲师。他率先系统性地研究了矿物和岩石，以及曾经覆盖陆地部分的海洋。然而，他既不能也不想写一部地球的历史。比“水成论”（Neptunism）支持者维尔纳更勇敢的是“火成论”（Vulcanism）支持者詹姆斯·哈顿（James Hutton，1726-1797）。哈顿是一位苏格兰富商的儿子，他通过生产有用的化合物来补充自己已经很富足的收入。他的财富为他在爱丁堡提供了舒适的生活方式，也为他提供了完全独立于任何机构的旅行、研究和进行地质学实地考察的手段，以增进自己的知识乐趣。【译注】水成论主张地球一切的岩石都是在水中沉积形成的，强调水的沉积作用。水成论与火成论之间的争论持续了几十年，成为地质学史上著名的“水火之争”。
更重要的是，他有时间把观察结果写出来并加以说明。1778年，哈顿出版了长达一千多页的《地球理论》（Theory of the Earth）。1795年，他又出版了两卷地球史，并且不再用旧的神学教条来阐释。哈顿断言，地球的历史可以从“自然体”（“natural bodies”）在某一特定时刻的实际状态中得到准确且科学的解释，这种理论被称为“均变论”（uniformitarianism）。【译注】均变论认为，现今正在起作用的、改变地壳形态的力量，也同样以基本相同的强度和方式作用于地质历史的整个时期。因此，以往的地质事件可以用现今所观察、认识到的因素和力量加以解释。此外，哈顿并没有把地球的演变描述为一个线性的、不可逆的过程，而是描述为一个侵蚀、沉积、固结和隆起的动态循环，然后再由侵蚀重新开始循环。在苏格兰的一些地方，他观察到花岗岩并不是最古老的岩石，这和维尔纳及其学生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看法一致。他认为，花岗岩之下是深层垂直的板岩地层，它们要古老得多。这些结论在哈顿的《地球理论》第二版中以一幅强有力的插图呈现出来。在我们熟悉的、描绘地球表面的水平线下，板岩沉积物在深渊之下，远远超过了它们上面的地层。
哈顿《地球理论》第二版中的插图
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的《盆地与山脉》（Basin and Range，1980）首次提出了 “深层时间”（“deep time”）的概念，封面就是哈顿的这幅插图。这一发现对于地质学来说，肯定和哥白尼“日心说”首次提出之时一样令人震惊，也同样重要。
哈顿的插图还出现在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的《时间之箭，时间之轮》（Time’s Arrow, Time’s Cycle，1987）中专门介绍苏格兰人的章节，这是他关于地球和有机生命的重要著作。古尔德是哈佛大学的地质学家和动物学家，不过他主要把自己视为古生物学家，他认为地理逻辑上的深层时间概念对我们来说如此陌生，以致于我们只能把它作为一个隐喻来理解。想象一下，地球的年龄相当于“从国王的鼻子到他伸出的手尖的距离，用指甲锉在他的中指指甲上轻轻一划，就能抹去人类的历史”。哈顿将地球视为一个循环的、自我更新的机器，没有开始，没有结束，这一概念与人类制定的时间计算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古尔德将这一概念向前推进了一步，在他的领域中，他拒绝所有神圣计划或进步愿景。古尔德的思想是对“均变论”的延续，对长时段历史的研究意味着当下多样性的消失。继《时间之箭，时间之轮》之后，古尔德在《奇妙的生命》（Wonderful Life，1989）中引入了一个与线性思维相反的全新范畴。古尔德在深层时间的概念中增加了一个定量的维度和一个定性的维度，以解决差异的密度和它们的分布。总之，这些想法导致了对迄今为止被称为“进步”的东西的非常不同的描述。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连续进步概念必须被放弃，同时也必须放弃所有曾经被（以及现在仍被）用来描述进步的图像、隐喻和图腾。从古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树状结构、台阶和楼梯、梯子或点朝下的圆锥体（与古代神话中的女性符号♀非常相似，是一个三角形，底在上方，点朝向地）都具有误导性，因此应该放弃。从这个深层的视角来看，即使以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回顾自然界在地球上进化的时间，我们也能认识过去的事件，而在这些事件中，多样性就不显得那么丰富了。现在，如果我们以树状结构的形式对此类事件进行横向切割，例如，分支的多样性将远远位于切割点以下（在地球更遥远的过去）。从这个古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人类不再是我们生命世界的中心和支点，而是发生在进化侧枝上的微小事故。从遗传学上讲，在过去的一万年里，人类的大脑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一万年转瞬即逝，在地质学上只是一眨眼的功夫，甚至难以测量。人类与其他成功进化的物种在生物发展方面有着相同的停滞性。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短的寿命和较窄的生物特征。在天平的另一端是细菌，它们有着巨大的变化和生存能力。1982年，古尔德本人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罕见的癌症。统计学上的平均值预测他只能活几个月。正是古尔德的病痛经历，使他对任何基于平均数的生物阐释深表怀疑。实际上，对古尔德来说没有什么平均值。他认为个体的变化是唯一值得信赖的价值，而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则是变化发生的模式。
【译注】1982年，古尔德被诊断为间皮瘤（Peritoneal mesothelioma），医生告诉他只有几个月可以活，但他一直活到2002年。
对媒介吸引力的深层时间研究，必须在关于地球及其生物体历史的研究结果和技术媒介的演变之间提供更多简单的类比。我使用了古生物学的某些概念前提，这些前提对我自己的特定研究领域（媒介考古学）具有启发性和导向意义。文明的历史并不遵循一个神圣计划，我也不接受花岗岩下再无地层。媒介的历史不是从原始机制到复杂机制的可预测的、必要的发展结果。在古尔德的意义上，媒介是将分离的东西连接起来的构造性行动空间。与其寻找主导趋势、媒介或节点，人们应该能够发现个体的变化。也许，我们会在历史的总体规划中发现断裂或转折点，为迷宫中航行提供有用的想法。从长远来看，个体的考古学研究应该形成一种媒介的变体学（variantology）。【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