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niversity of Chicago, Harper Library
Career Stage and Publication in American Academia作者：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引用[Chicago/Turabian]：Abbott, Andrew. ‘Career Stage and Publication in American Academia.’ Sociologia (Lisbon, Portugal), no. 90 (2019): 9-30.
今天，年轻的社会科学家面临巨大的出版（发表）压力。这种新压力来自学术生活核心的根本变化。因此，如果不对职业和学术知识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普遍的理论说明，就无法回答职业和出版问题。我对职业（careers）和知识类型（types of knowledge）的问题很感兴趣，因为它位于我两条研究线的交汇处。我的一项研究涉及社会本体论（social ontology）。我长期研究构成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es）的实体（entities）和结构（structures）的性质。我研究的另一条相关路线涉及学科（disciplines）和知识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我最近一直关注什么是“好的”知识以及产生这种知识所需的社会过程是什么。职业阶段和出版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场所，可以将这两个研究方向结合起来，以解决一个特殊的实际问题。我从职业阶段的常识以及与之相应的知识开始讨论。然后，我将讨论一些似乎挑战常识观念的程式化事实。这些程式化事实之间的矛盾将导致更详细的理论分析。这种分析从勾勒出一种新的社会本体论开始，然后将这个过程本体论（processual ontology）应用到社会科学的案例中，引入人口统计分析。这一人口统计学的讨论反过来引出一个结论，简要讨论从我们目前的困境中前进的可能途径。在一门学科或一种知识形式的常识性概念中，职业和知识捆绑在一起。每位学者在研究生院学习一些基础知识，在成为年轻教授时将这些基础知识发展成一个研究项目，然后在其职业生涯的后续阶段将研究战线向前推进一些。作为一名资深学者，他/她可能会出版一些巅峰之作，将一生的思考和反思汇集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现代学术生涯。在这种概念中，学科的研究前沿随着个别学者的推动而向前发展。因此，学科的发展和个人事业的发展或多或少是一回事。当然，学者们最终会退休或死亡。我们通常想象他们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保持最有活力的新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是一种累积（渐增）的东西，无论是个体身上或学科内部的区别。当然，也有一些人偏离了非正统的立场，也有一些人未能跟上该领域的主流发展步伐。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学科的发展和事业的发展相一致。这种学科和事业的同一性隐含在如下事实中——研究生经常寻找最资深的教授作为他们的导师。但有四个事实对这种常识性的观点提出了一些质疑，至少就今天的美国学术界而言，是这个情况。第一个事实。四十年前，几乎没有研究生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JS）上发表文章。1974年，在总共63位作者中，有3位是研究生。迟至1990年，当年的64位《美国社会学杂志》作者中只有4位是研究生。但在2013年，64位作者中有10位是研究生，另有19位在过去五年中获得了博士学位。事实上，在所有发表的论文中，有10%由研究生单独撰写，另外研究生在15%的论文中担当共同作者（有第一作者，也有非第一作者）。因此，我的第一个事实是，非常年轻的学者正在成为美国最悠久、最有声望的社会学期刊的主导力量。鉴于我们对职业的常识性概念，这非常奇怪。实际上，没有人认为这样的年轻学者在智力上领先于2013年没有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数百名知名老学者。第二个事实。美国社会学领域的知名中年学者最近创办了一个在线开放获取期刊《社会学科学》（Sociological Science），保证在一个月内对任何论文做出录用或拒稿的决定来缩短正常的同行评审（peer review）过程（而不是主要期刊通常的四个月时间）。给决议的时候不给评论，也不提出编辑方面的事。事实上，这个决定来自被分配给这篇论文的编辑的简单判断。因此，目前我们还不清楚《社会学科学》期刊所说的“同行评审”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些决议很可能是完全武断的决议。但此举反映了这些中年学者对他们所谓的“隐藏的共同作者”的挫败感——这句话指的是那些让他们遵守“外部”学科标准的同行评审员。有趣的是，这本新期刊使社会学出版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状态，那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同行评审。但更重要的是，这个例子表明，在这些学者眼中，他们以自己选择的方式汇报研究成果的权利比他们提交正常同行评审的过程更重要。第三个事实。大多数资深的美国社会学家都并非处在知识累积金字塔顶端的主导者和生成者。他们经常在年轻学者发表的作品中读到他们自己许多年前发表的旧观点，尽管年轻人声称这些观点是新的，给它们一个新的名义。资深学者也看着他们的方法论（methodologies）和理论（theories）在文献中枯萎，不是因为被拒绝而枯萎，而是因为被乱用而枯萎。20世纪70 年代的历史社会学家沦为所谓的“第二波”（“second wave”）社会学家。战后女性主义传统沦为所谓过时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总结前三个事实。我们今天看不到职业的常识性概念。职业生涯不是从训练到研究项目，再到主导地位和总结的逻辑轨迹。三年级研究生能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那些觉得发表文章不够多的学者为自己创办了新的期刊。资深学者通常不是领军社会学院系的负责人。但现在让我提出第四个（也是有点相反的）事实。尽管个别学者有这些不同的、不太和谐的经历，但美国的社会学学科作为一个整体似乎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连续的历史。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的改革派，自那时开始，有20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The Chicago School），到战后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和分支学科（subdisciplines）时代，再到60年代的新的一般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Marxism）和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以及与之相伴的新方法论——从那时起，相对稳定的理论和方法论在定量和定性领域都有强烈的“累积性修辞”特征，尽管它们保留了马克思（Marx）、韦伯（Weber）和涂尔干（Durkheim）等先辈的社会学典范。我的四个事实中的最后一个似乎与前三个矛盾。前三点表明，今天的个人似乎没有经历过一个连续和直接的职业发展（与常识的观点相反）。最后一个事实表明，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把这门学科本身描述为一个不断积累、不断进步的职业生涯。现在看来，通过基本的人口学概念可以完美理解这一悖论。前三个事实似乎涉及年龄（age）效应，而最后一个则涉及时期（period）效应。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年轻学者急于攀登出版的高峰，中年学者决心不受他人干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而资深学者发现他们的研究被并不新鲜的“新”研究取代。这是一种可能源于职业生活过程变化的新模式，背离了我开篇谈及的常识模式。在职业生活过程中似乎有一种新的“老龄化”（“aging”）模式，即人口学家所说的“特定年龄的行为预期”（“age-specific behavioral expectations”）的变化。另一方面，我们不是有年龄效应，而是有时期效应。统计软件的出现是学科事件（event），它对所有年龄段的学者来说都是一次变革。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中年群体开始使用诸如SPSS这样的软件（1975年），超过了老一辈的统计专业知识，为最年轻的一代提供了简单而自动的方法来处理那些曾经困难和复杂的事情。从人口学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一个和“时期”有关的事件。可是，深入思考后会发现这种结论的局限性。把新的统计软件看作一种时期效应，只考虑了个人的职业生涯，而忽略了学科的职业生涯。因为尽管统计软件对所有学者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他们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取决于他们的年龄），但也对学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部分原因在于，它超越了以前的定量研究，而不是建立在那之上，并且把过往的定量研究定义为弱数据的、过时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数据软件实现了库恩式（Kuhnian）的范式转变。但它也对该学科产生了另一个更重要的（而且是完全无意的）影响。通过使计算变得更容易，统计软件或多或少地自动取代了严格的假设检验（hypothesis testing），并寻找最佳结果。假设检验仍然存在，但只是作为一种修辞形式，事实上没有人去实践它。学者们寻找最好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做几百个回归（regression）模型，然后发表这些模型中最有效的一个（或者更糟糕的是，发表一个最能证实学者们自己期望的结果）。在一个压力巨大的环境中，科学理想无法与爱德华·利默尔（Edward Leamer）所说的“指定搜寻”（“specification search”）相抗衡。当然，这从整体上大大降低了定量研究的有效性。当一个人搜索最好或最期望的结果时，假设检验是没有意义的。但这里要做一个重要的区分。就影响个人的职业生涯而言，这种“学科”效应是人口学意义上的时期效应，它们落在同一历史时刻所有年龄段的个人身上。但就学科本身而言，它们只是年龄效应，是学科自身生命历程的故事，是众多学科中的一个。各个学科在其生命历程的常规阶段都会遭受知识内容的猝变。在开始时，在最初的成熟期，以及在之后相对固定的时期，当有足够的“异常”（“anomalies”）被发现（压倒了主宰范式时），都存在这种激烈的转变。因此，对个别学者来说是时期效应的东西，对学科来说只是年龄效应。反过来说也是如此。一门学科在其典型的学科生命历程中，本身也可能遭受时期效应，亦即来自自身老化过程之外的任意中断。这往往由个人和个别群体造成，就像学科的老化作为时期效应落在这些个人身上一样。因此，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充斥着整整一代激进的学生，旨在通过学术研究实现他们的政治观点。无论早期的社会学家对这一现象有什么看法，移民的涌入“从外部”改变了这一学科。这是学科生活中的一个巨大的时期效应，它正在以正常的方式老化，就像学科一样，忍受着学科中常见的分形分裂。事实上，美国社会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正在争论“高深理论”（high theory）和尘封的经验主义之间的新分裂，它已经取代了东海岸“科学”和中西部（芝加哥学派）“改革主义”之间的旧分裂。但是，辩论中，美国社会学突然被迫接纳了一大批有点陌生的年轻人，他们立即把这门学科推向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等等。许多人是女性，她们把学科推向了女性研究，这是一个以前几乎完全被忽视的话题。随着这些年轻人年龄的增长和权力地位的提高，他们竭尽全力改造这个学科。例如，在2013年美国社会学会（ASA）的选举中，有18个待争夺的职位，其中没有一个男性当选，尽管该组织有47%的男性。还要注意的是，当20世纪70年代的新生代到来时，除社会学外的其他学科可能正与社会学处于不同的“年龄”。因此，像语言学这样的年轻学科与像经济学这样古老而稳定的学科或像社会学这样的中年学科正经历着很不同的“年龄阶段”。因此，年龄和时期效应之间的区别完全相对。学科的历史对老龄化的学者生涯起着时代效应，而学者的个人历史对老龄化的学科生命起着时代效应。学者个人的生涯叙事和他们的学科生命叙事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因此，我们必须在将学科生命历程理论化的同时，也要将学者们的生涯历程理论化，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此外，正如我们所见，学者和他们的学科持续存在着，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学科的特性在以后的某个时期会塑造另一个学科，反之亦然。综合来看，这两个事实（共同构成和滞后效应）意味着对学者和学科之间关系的任何理论分析都不能只从一个方面进行。我们不能像经济学家希望的那样，纯粹从学者的互动中得出学科的属性，也不能像涂尔干的社会学家希望的那样，纯粹从学科的属性中得出学者的属性。我们必须同时将这两者理论化。这是对过去五十年来美国学术生活演变进行认真反思的第一个结果。任何严肃的社会本体论都必须同时对群体和个人进行理论化，而不是将一个视为另一个的结果。在我们继续对出版过程进行理论化之前，我们需要思考一个能够维持这种二元性的社会本体论模型。我刚刚陈述了关于这种本体论的第一个关键事实——将个人和群体共同理论化的必要性。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我作为专业人士所采取的任何行动（例如写这篇文章）同时也是我自己和学科的行动。行动总是多重的。由于这种多重性（multiplicity），社会学家和学科都不能被视为社会的主要单位，而是我们双方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这些具有多重意义的行动极其延伸链组合在一起。因此，社会世界首先是一个事件世界，与过去和未来有多重联系。社会世界的微观组成部分不是个人，也不是社会群体，而是事件。在任何特定时间点存在的一切都是发生在该时间点的社会事件，其中包含了来自近期的大量决定和期望，然后通过行动将它们编织在一起。在这种编织中，所有这些旧决定和旧期望变成了现在的新安排（arrangements），而这些新安排又变成了将塑造近期未来的决定和期望，并在编织的过程中，成为社会过程的新现在（new present）。社会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所以我们必须谈论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的本体论，而不是社会世界（social world）的本体论。总结我到目前为止的论点。任何社会本体论都必须同时对群体和个人进行理论化。因此，社会本体论的适当单位是正在进行的社会过程与前后事件进行多重连接的事件。正是这些事件的联系（links）和世系（linkages）创造了个体和社会实体，这些个体和社会实体似乎是我们通常本体论中社会过程的微观结构。简而言之，社会生活是过程的、多元的。当然，有的“过去”独立于我刚才提到的（时刻的）社会再生产而存在。有的写成文字，有的“写”在物理环境方面，如农场、建筑和城市。还有一些部分铭刻在数十亿人的记忆中，他们的共同活动是社会过程。我们可以将过去的这些称为“编码”（“encoded”），因为它们或多或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生产。这种不断的自我生产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们被诸如物理现实或生物有机体之类的非社会事物“记住”。尽管如此，过去这些编码的未来意义总由现在的社会活动决定。社会过程中的一切——从“最大”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到个人，每时每刻都处于危险之中。编码是社会本体论的第三个基本前提，前两个前提是“过程论”（“processualism”）和多重性。在社会过程中，稳定性以我所说的世系形式出现，这是从亲属关系（kinship）的研究中提取的一个术语。一个社会实体是一个事件的世系。世系的隐喻抓住了几个重要原则。首先，它抓住了社会世界连续过程再生产的原则。其次，它抓住了一个事实——每个社会事件都有许多“祖先”和许多“后代”。第三，通过复杂的亲属关系网，它抓住了社会实体有复杂且可渗透的边界的概念。通常很难说一个社会实体在哪里结束，另一个社会实体在哪里开始。此外，我之前指出，试图将任何特定事件置于单一世系中毫无意义，正如我们作为家庭成员既是许多不同世系的后代，也是后世的祖先，而不仅仅是我们经常认为的父系。就像我们的自我一样，行动和事件是多重的。第四，世系的隐喻抓住了社会持续存在的偶然性（contingency），也就是机会和重新组合在持续的社会事物的创造和毁灭中的作用。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实体或团体（例如一门学科）实际上是事件的脉络，被某些过程约束为一个持续的事物，这些过程保持了该脉络与社会过程其他部分的区别。我在这里没有空间来详细讨论这些约束过程，尽管我已经在编码的概念下提到了一点。但我想提一下我们可以称之为“隐性编码”（“implicit encoding”）的东西，即在任何特定时刻，仅仅是事件的模式就包含了事件之间的联系和共鸣的循环（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影响），使得这种再生产变得非常有可能（这是一种隐含在社会过程本身的编码）。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建立了四个关键的概念，用于我们对职业和出版的分析——过程性、多重性、编码和血统。这些是一切合理的社会本体论的普遍特征。让我快速勾勒一下这四个特征对人格（personality）或个人的意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含义与我们的日常思维差异最大。编码的概念表明，记忆的概念对社会过程至关重要，因此一种极有可能的血统形式是与人类个体有机体相关的血统，因为人类个体是巨大的记忆集合储存器。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所有涉及“安德鲁·阿伯特”的记忆都存在我的脑子里，许多都在我以前的老师、失去的朋友、老学生、家人和成千上万的人的脑子里。但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在我的脑子里。所以虽然我没有掌握构成我人格的所有记忆和期望，但我至少是这个人格的“大股东”。尽管在本质上人格是社会性的东西，但正如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教导我们的那样，人格与特定的人类有机体相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像“学科”这样的社会实体并没有这样统一的记忆。它的记忆散落在成千上万的人身上。事实上，它涉及相互冲突的记忆以及相互冲突的思想。但由于学科持续存在，我们可以推断，这些冲突不会对学科造成破坏，要么因为它们不经常被同时引用，要么因为学科成员之间隐含在学科时刻存在中的相互关系循环不允许这种冲突在作为学科的学科内部传播，要么将它们消散到外部，要么将它们锁在或多或少独立的内部群体中。我们不会把社会学拆散。我们只是互相抱怨。或者说，一门学科可能会出现一时的共识，但即使这种共识可能只是表象，我们通常也会在我们关于该学科的书面历史中忽略很多这种分歧。这种大量的内部矛盾，被任何社会实体的游丝和社会网络的性质所掩盖，具有核心的重要意义。在我们通常的想法中，学科似乎是比个人“更大”的社会结构。我们认真对待学科，我们相信它们是强大且约束性的东西。然而事实上，他们比个人更易变。一门学科可以比大多数个别学者更快地改变其对社会现实的“主流”方法。这是因为它可能已经把新的主流掩盖在其中，也因为它可以通过内部的重新安排或把新人纳入自己的行列并放松与其他人的关系来迅速重塑自己。我想从这个简短的本体论阐述中得到五个基本主题。第一，社会世界是一个行动和事件的世界，简而言之，我们不应该谈论一个社会世界，而应该谈论一个社会过程。第二，行动总是多重的，或者换句话说，路线总是重叠的。第三，要思考编码。某些类型的连续性在某种意义上被刻在社会过程中，要么是因为它们被刻在该过程的物理和生物中（建筑环境和生物个体的身体），要么是因为它们隐含在社会安排本身的循环共振结构中。第四，社会过程中的恒定和稳定不是既定现象，而是被创造出来的现象，其形式是不断重新编织的事件脉络。第五，从所有这些前提中流露出一个关键的公理——个人和群体只是社会事件之间不同类型的联系。个人和群体是共面的（coplanar），正如数学中所说的那样。因此，我的核心本体论思想包括过程论、多重性、世系、编码和共面性。在我对学术出版的分析中，每一个都有其作用。如你所想，过程是重要的事，因为现代学术出版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系统。至于多重性，它也很重要，因为个人和他们的学科只是由一些事件组成（发表演讲、编辑期刊、进行研究和教课），而这些事件中的每一个都是个人塑造和学科历史的一部分编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学的技能和技巧被强烈地刻在个别学者的生活中，但它们没有那么深刻地被刻在我们可以称之为学科主流的地方。学科的遗忘比学科成员的遗忘要快。至于世系的重要性，社会学家知识人格的形成和学科的持续历史都是世系的一部分。共面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世系的形成既是个人生活的形成，也是一门学科的形成。让我再次强调，在任何意义上，学科都不比单个学者大。学者并不包括在学科之内（不是一种“里—外”的层次隐喻）。相反，一方面是学科，另一方面是学者，只是把知识的社会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不同方式。它们是在同一事件集合上定义的不同脉络——教课、做研究、写文章（比如写这篇文章）。社会本体论问题的迂回有助于我们解决开头部分的奇怪悖论。当学科本身的历史似乎正在以其通常的模式持续和定向增长时，学科中的个人似乎越来越背离了职业的连贯性。我提出的本体论表明，尽管职业的形成和学科的形成同时进行，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时间不断重塑的。然而，为了将二者纳入这种持续的相互决定关系中，我们必须首先提出一种学科演变的一般理论，以补充职业理论。我们最好从累积（cumulation）的概念开始。在自然科学中，知识在某种意义上通过累积的过程发挥作用。积累并不意味着简单将真理的小砖头堆积成知识的大墙和金字塔。它也不意味着科学有时不会经历范式的变化。相反它意味着，自然科学喜欢通过创造包含越来越多事实的理论来增长自身（事实上，这些理论包含了越来越多的小理论）。也就是说，归类（subsumption）是自然科学进化的一个基本过程，把事物作为一些更大、更普遍的规律性实例或特例来解释。正因基于归类，所以自然科学可以使用教科书进行教学，这些教科书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才能掌握，并且教授被普遍接受的真理的层次结构。对于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的东西来说，这些东西都不是真的。我在《学科的混乱》（Chaos of Disciplines ）一书中所言，许多社会科学知识只是“重新认识”（rediscovery）——很多文章标题都这么写，为的是“把某些东西带回来”。在社会学这里，真正的累积很少。我们也不总在前沿领域。我们在一篇文章中平均参考十多年前的作品，而不是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引用的经典理论著作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没有新的、可替代的理论取代它们。甚至我们的定量领域也不建立在过去的研究之上，而是完全遗忘过去。他们经常拒绝所有超过二十年的研究，认为它们在方法上很可疑，但又继续用新的数学方法做着陈旧的事。总之，以社会学为例，我们发现我们的学科似乎同时面向经典和新奇，面向持久的思想和前沿的技术。同样，很明显，在子领域内和有限的时期内，社会学有很多积累。因此，这门学科似乎既是累积性的，也是非累积性的。有一个相对简单的方法来将这个明显的矛盾理论化——人文科学中的知识有累积的、进步的子部分，但本身却没有整体累积。这样的知识体系有三个层次，用兰克（Ranke）的话说，其中一个层次是“简单的堆积”，其中许多是在日常收集的数据中不断堆积起来的，如人口普查、财务记录、组织数据等等。在兰克的层面上似乎有一些累积的东西，我在其他地方称之为“代际范式”（“generational paradigms”）——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新社会运动理论、人口生态学和同性恋理论。这些思想流派确实累积了一段时间。但由于各种原因，它们最终都被削弱了。最明显的原因在于，第一，试图将范式移出其创始的、偏好的应用区域；第二，通过增加变量和范围条件来处理异常情况，这一过程最终使范式走向单纯的折衷主义（eclecticism）。在这个层次上还有第三个层次，即非常通用的理念——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实用主义（pragmatism），以及其他思考社会生活的一般框架。这些是（较低层次的）代际范式常规假设的潜在来源。这些通用的框架构成了“不可能三角”。人们有可能将其中任意两个结合起来，但几乎不可能结合第三个。此外，它们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任何严重的变化。它们中没有一个会被决定性地证明或证伪。它们可以被重述，可以变得更简单或更复杂，但它们的基本原理不能改变。我将把这第三个层次称为“分类”（“categorical”）层次。简而言之，每一门人文科学都在三个层次上发挥作用，至少在目前是这样。其中第一个层次像一堆砖头一样琐碎地累积起来。第二个层次是代际范式的层次，积累得更多，但不可避免地达到内部施加的限制。第三种是社会类别层面的东西，根本没有累积。这样我们就有了一套本体论术语和一个知识模型。我的本体论核心术语是过程论、多重性、编码、血统和共面性。我的社会学知识模型核心是上述三层结构。那么，如何结合这两种分析来理解今天的出版和职业之间的关系？理论上的结合似乎很直截了当。这个过程中的“事件”指专著的阅读、文章的写作和会议论文的发表等。任何特定的专著阅读、文章写作或会议论文的发表至少同时意味着两件事。首先，它是个人生涯中的事件；其次，它是学科生命中的事件。正如我们所见，将这些事件“连接起来”的方式产生了我们所谓的“学科脉络”，体现在“学科主流”或专业化整体学科过程的叙述之中。另一种连接这些点的方式产生了我们所知和所经历的个人职业世系。由于这双重脉络，我们可以写出一篇在我们个人轨迹中非常重要的论文，但在学科叙事中并不重要。但我们也可以写出一篇对我们个人来说并不重要的论文，但由于一些与我们无关的原因，它在学科中变得很重要。最后，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认为写的东西意味着一件事，而学科却认为它意味着另一件事。也就是说，一篇文章对我们和对这个专业可能有不同的意义。我特别指出，学科对我们的职业轨迹施加了时期效应。三层模型使个人职业生涯和学科历史之间的这种交集变得明显。如果我们在一个几乎处于生命周期末期的代际范式中开始我们的职业生涯，我们的职业生涯就会受到严重损害。例如，那些在上世纪70年代学习标签理论的人，他们的学位正好赶上那个特定代际范式的消亡。他们基本上不得不重头开始。当然，在一个世代范式刚刚开始时加入它要好得多。这样它就可以带着我们走过几乎整个职业生涯。做出这种选择的幸运者会感到事业和学科在他/她的职业生涯中是同步进行的，我们都觉得应该如此，但事实上却很少发生。因此，我们看到了编码的重要性。因为这种错位存在于多年的训练中，而一套范式的观点和方法被编码到一个特定的人格中。如果他/她那一代人的范式消失了，这种被编码的专业知识会让这个人突然变得不合时宜，但却有强烈的动机去继续使用旧有的方式，因为它们让人感到熟悉，而且他们花了很大代价才走到这一步。如果我们把这种分析推广到整个学科，我们就可以看到更普遍地看待编码如何解决我们今天的出版问题。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从讨论个别学者（以及学科和代际范式）的不同血统转向专业人口学的分析。因为人口学是我们对个人将其编码的记忆、经验和技能带到未来过程的总称。人口学让我们生动地感受到个人和学科的共面关系，感受到学科和职业在同一时间由相同的事件组成。在过去的一百二十多年里，美国学术界出现了两种非常不同的人口结构，它们导致了两种非常不同的学术体系和职业结构。尤其是出版，它让我们看到这种变化的人口结构及其影响。出版的压力完全改变了个体学者的性质、意义和出版时间。从19世纪90年代一直到20世纪70年左右是美国社会学的快速扩张期，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有过短暂的低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学本身的扩张相当缓慢，但为了取代当时从事大学教学的非学术人员，学科队伍稳步扩大。“二战”后，学科队伍再次扩大，但原因是高等教育本身的扩张。美国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女性对大学教育的需求增加，以及社区大学制度的建立，都为招聘教职创造了大量的新机会。这种扩张非常迅速。1890年，美国人文和社会科学学术界约有150名博士级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约有1000名博士级教授。20世纪30年代和战争结束时，博士级教授增长到约10000名。换言之，这是指数级的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但速度更快了。从1945年到1965年，美国社会学的规模每五年翻一番。人口学家知道，高出生率造就了年轻的人口结构。现在，我们假设一个学术人口学模型，假设每个人都有四十年的职业生涯，并假设学术人口每五年翻一番（1945年到1965年美国学术界的增长参数）。那么，五年内，学术人口的中位数年龄将稳定在博士毕业后6岁。这是一个助理教授的世界，一个非常年轻的世界。如果某学科每年学术人口增长率仅为10%，那么七年内，学术人口的中位数将稳定在博士毕业后8岁。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口结构。即使每年学术人口只增长5%，那么在11年后，学术人口的中位数将稳定在博士毕业后14岁。这就有点年近中年了，但5%的增长率远远低于实际观察到的扩张速度。如此快速增长的人口结构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我在一开始提到的研究生教育和职业生涯的结构——“常识模式”。这是一种对当时在世的观察者来说都很明显的模式，然后被编码到记忆中。在这个模式中，教授队伍中的大多数成员都非常年轻。大多数学术训练由相当资深的教授小组（小核心）领导完成，他们分布在极少数大学里。即使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大多数学科领域中超过半数的博士都来自不到14个系。少数几位资深学者或院系都有一大帮学生，他们迅速分布在不断扩大的学术领域中。比如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就带着大约50名博士生。在这种模式下，但凡想从事学术工作的博士都能得到学术工作（因为快速扩张），因此没有特别的出版压力。事实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出版这件事在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中都不太普遍。近一个世纪以前，阿弗雷德·洛特卡（Alfred Lotka）指出，一个人的出版数量随年龄的增长呈平方反比。换言之，即使是那些从未发表过的人，模型数值也有1或2。中位数也是如此。在这样一种制度中，平均值也只有4到5之间。此外，在扩张的年代里，这些出版的著作真的有人读。快速扩张也为阅读提供了便利。在某种程度上，这仅仅是一个“有时间阅读”的问题，因为没有人迫于压力总是在写东西。但是，这也是教授队伍年轻化的一种效用。年轻的教授们有更多时间来阅读，因为他们比老一辈更少进行研究生训练和管理。此外，老教授们已经对许多重要的社会学问题下定了决心。这些知识分子有了自己的“家具”——阅读对他们来说不仅不那么紧迫，而且更有实用价值，因为需要“重新设计”以调整新的阅读材料以适配他们现有的知识“装潢”。出于上述种种原因，学术界的现实和理想化图景都离不开读者，因为这个职业平均年龄十分年轻。事实上，有严谨的证据表明，这一时期的学术阅读比今天的阅读要仔细得多。例如，20世纪50年代教师在图书馆花费的时间比90年代初（也就是在互联网刚出现之前）要高得多。我们还知道，也许更重要的是，在上世纪50年代典型的社会科学文章中，大约三分之二的参考文献会引用到了一个具体的页面或页面范围，不是泛泛的“Bourdieu, 1988”，而是“Bourdieu, 1988: 127-129”。最后，我应该指出，这种人口统计学很好地衔接了前面提到的三个层次模型。各代人的范式在知识空间上并不互相“接近”，而是有很多空隙。这些范式具有连贯性，因为快速扩张为雄心勃勃的年轻领军学者提供了许多追随者，以此充实细节并进行案例研究；中年领导人可以利用这些案例来巩固他们的观点。总之，在扩张的年代里，我们从日常学科经验中得出了如下想法：（1）大多数教授都很年轻；（2）研究生导师相对较少，但（3）每名导师都带很多学生；（4）每个学生都能找到工作；（5）没有特别的理由需要经常发表文章；（6）任何发表的东西都会被众多同事阅读。这就是我开始时提出的学术界的常识模式。显然，这种模式铭刻在了在70年代之前毕业的每一位学术人士的记忆中。这些人最迟到了2010年才退休，那时这种寻常的想法已经过时了。这就是所谓“编码”的意思。学术界的常识模式有很持久的生命力，因为身体寿命和没退休这代老学者主宰的院系政治意味着，即使“资深教授”不断更替，但直到2000年左右，新的人口结构中长大的一代才真正到了在各大学院系掌权的年龄。但到了2000年，旧的人口结构确实早已不复存在。由于外部诱因，美国的学术体系在70年代之后进入了一个零增长期，至少在人文科学领域是这样。大学停止了院系的扩张。此外，由于来自商业利益的压力，早期扩张的最后一个领地（社区大学）被改造成了一个职业培训部门，进一步减少了人文科学领域年轻毕业生的就业机会。然而，在战时延缓服兵役的刺激下，研究生教育制度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达到了生产的最高峰，并花了很长时间来缩减规模，部分原因来自培养女博士以平衡师资队伍性别比例的新压力。最终，研究生人数因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经济增长而减少，强劲的经济总会削弱研究生人数。这时人们普遍认为，学术界的就业前景无论如何都令人沮丧。这种零增长的变化对这个行业的形态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前的快速扩张使这个行业充满了研究生和年轻教授，但突然之间就没有了他们的空缺。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找到了工作，取代了即将离开的老教师。但是相对于学科的规模来说，这些人非常之少，因为之前的快速扩张产生了一种年龄分布，因此许多年轻的博士离开学术界去了图书馆、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然而，在社会学这样的学科中，仍然有大量由扩张年代产生的教授，他们在退休前必须在专业的阶梯上努力工作。为了给出一些数字，让我回到我之前的模型。如我所说，一个职业寿命为四十年的学科每年以大约10%的速度扩张，到扩张的第七年，学术人口的中位数将稳定在博士毕业后8岁。然后，新的大群人开始超过中位数，减缓了平均年龄的下降。然后，中位数在扩张的第18年开始向上攀升，因为较大的队列进入了职业生涯的中期阶段。假设在这种增长的第20年，外部诱导的增长路径关闭了，只有等那些资深教授离开才有顶替的位置，这也是1975年发生的事。该学科的中位年龄将每年增加近1岁，在零增长开始后的十年内（美国的19年代初），学术人口的中位数将达到博士毕业后18岁；在无增长的二十年后（九90年代初）达到博士毕业后27岁；在零增长的三十年后，即最初扩张开始的五十年后，达到博士毕业后整整33岁。换言之，到了90年代，处在中位数年龄的美国教授只有7年就要退休了。这是本世纪初的情况。这也正是我所在院系的人口结构，截至2014年，我们系学者的年龄中位数为57岁。这种惊人的人口变化是一个简单而奇妙的编码例子，体现在终身职位（tenure）的概念中。1970年有“X个”48岁的教授的原因是因为在1969年有“X+若干”47岁的教授。这一点非常明显，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人都忘记了，当人类被视为一个群体或人群时，教授们活下去就会产生非常尖锐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学科的无情老化。但是，肉身的存活并不是唯一的编码。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保留了一种学科本身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意象——哪些领域应该有多少人，学者应该发多少文章，应该带多少研究生。而且他们把这个意象作为一种实际的做法延续了很久。即使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也只有少数几个项目认真缩减了他们的研究生新生规格。到了 2000 年代，美国几乎所有的私立大学都这样做了。公立大学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依赖研究生从事教学工作，这比用教授要划算，所以他们继续过度生产。现在，这种编码的人口统计学还有进一步的后果。最终，研究生项目的规模缩小了。但是，在他们达到新人口统计学的合理水平之前，许多博士根本进不去学术界（大概占人文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有博士的三分之一）。在那些留下来的博士中，许多人进入了犯罪学（criminology）和社会工作（social work）等领域的应用类项目。由于研究生项目的规模缩小了，可供指导的博士论文也少了很多（哪怕那些在扩张时期找到教职的大量教师已经进入了可能会从事大量导师工作的职业生涯中晚期）。因此，与他们的预期相比，中级和资深教师的工作经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要教的研究生少了很多，所以资深教师的角色完全改变了。人们怀疑，“跨学科”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吸收那些“过剩”的资深学者。然而，对出版制度产生了最剧烈的影响。1975年后的人口结构意味着专业标准可以迅速提高，对出版的要求尤其提高了。大学可以在这个新的学术人才（买方）市场上要求最好的东西。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也不是获得工作的必要条件，但到了1990年，对出版物的审查在招聘时就变得很重要了。此外，作者身份本身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在定量文章的致谢中被感谢的研究助理现在被提升为作者之一，因为这促进了他们的职业发展。数据普遍证实了这一观点。调查报告显示，仅仅在1977年至1995年间，大学学者的发表率就翻了一番。有趣的是，论文总量和学者总量之比并没有翻倍，这表明这种“翻倍”的某些部分实际上只是增加了合著者的数量，而不是出版总量的增加。《美国社会学杂志》的数据显示，在该期刊历史上的前七十年中，投稿人的平均年龄只下降了大约四岁，而且主要在其前二十年中，因为当时扩张模式已经形成。这与投稿人获得学位的年龄相似（稍晚一些）。因此，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主要作者都是在博士毕业后8年内撰写文章。但是今天，正如我前面所指出的，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有10%由研究生单独完成，25%至少有一名研究生参与。这并不是因为今天的研究生比前几代的学生更聪明，更早熟，或者受过更好的训练。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这是因为，如果毕业时没有发表文章，他们就找不到工作。出版要求的提高对后来的个人行动（终身教职、晋升为全职教授、大学间的流动）发挥着同等重要的影响。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70年代后学者们发表论文的大量增加，并不反映了个别学者学术水平的突然提高或雄心壮志，而是反映了学术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在这个市场上，发表论文是唯一可兑换的货币。也就是说，70年代后，出版与学术交流一样，是和个人行动（终身教职、晋升为全职教授、大学间的流动）相关的事。类似的事情早些时候也发生在教育领域，博士学位成为公立学校系统内某些类型的晋升条件，结果造成教育学博士的流行（1920年，教育博士博士占美国博士的 7%，1945年占15%，到1981 年占 25%）。总之，1975年之后，出版这件事在学科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与1975年之前大不相同了。在1975年以前，出版对处于学科顶端的少数精英来说很重要。1900年，精英教授在职业生涯中能写六到十本书和几十篇文章，就像今天我们大家一样。但对于早期的大部分学科来说，即使是那些博士级别的人，在完全学术性的学科内，他们只是在学术生涯早期发过几片文章，此后就不多了。社会学家们阅读了大量著作，他们很可能比今天的人阅读得更多、更仔细。但他们并没有发表很多作品。此外，学科本身比较年轻，所以可能仅仅因为这个原因，那时阅读也更容易。70年代后，出版制度从一种学术交流制度变成了一种为人事决策提供证据的制度。这就导致今天广为流传的平庸之作放在四十年前可能只算研究生课程论文。我们今天在一个存在广泛且有据可查的压力世界中运作，抛开和同行交流的“自然”热望，出版仅仅是纯粹出于工具性的原因。但是，招聘的后果并不是新人口结构的唯一后果。在阅读方面也存在着危机。扩张的结束意味着这个行业的年轻队伍迅速按比例减少。我指出，这个行业包含了最有时间阅读和最有意愿（实际上也需要）阅读的人。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年长的教师来说，研究生导师需求的减少可能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阅读。但也有一些反作用力。行政工作变得更加繁重。职业中性别上限的取消大大减少了优秀秘书的人才，同时个人电脑的出现意味着教授们无论如何都要自担大量文书工作——用键盘打出学术著作和观点，准备教学材料，提交旅行报销，等等。即使按照以前的出版率，在1945年至1970年期间，社会学扩大了十倍，这意味着有十倍的文献需要阅读。一旦由就业市场引发出版狂潮，另一个乘数就进入了这个方程式。此外，正如我对出版热潮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这些由就业市场引起的出版物大多跟知识无关，质量也很可疑。因此，即使有越来越多的书可读，好的著作却越来越难找到。还要注意的是，1983年出现的个人电脑为写作提供了便利，而在阅读方面却没有相应的新商品帮助。阅读仍然像以前一样困难。20世纪70年代是统计软件首次广泛出现的十年，使定量社会学比以前容易得多。因此，即使是技术也偏向于出版而不是阅读——不管是在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都是这样。由于所有这些原因，阅读已经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总之，美国社会学（乃至美国所有人文科学）的人口结构在1975年前后发生了剧变。产生我们对职业和学科历史常识性印象的那种制度是1975年之前的旧事物了。这是一个快速扩张的系统，它充满了年轻人。扩张意味着每个老教授都有许多年轻“客户”，但规模缩小意味着大多数研究生训练都高度集中。70年代之后，制度没有发展，但一切人事行为的标准都从根本上提高了，随之而来的是出版的流行。出版成为与学术交流一样普遍的个人行动。与此同时，这门学科老化得非常快，即使在研究生群体萎缩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年迈的教授们因此失去了他们在研究生教学中的老本行，而迅速扩大的作者队伍也随着教授们越来越不阅读而迅速失去了读者。更糟糕的是，快速的出版意味着在平庸的著作中越来越难找到好著作。新的人口统计学确保了学术危机的到来，这一危机确实没能避免。美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学术界正处于绝望的知识困境中。然后我们看到，对于20世纪的美国社会学家来说，一种过程性的解释能帮我们理解“出版”这个不断变化的经验领域。我的本体论大纲中的每个主要概念都在这个解释中发挥了作用。思考过程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行动者在社会时刻不断做出出版的决定。他们自己一方面做出这些决定，另一方面又将其视为约束。思考多重性很重要，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出版的个体和学科意义彼此交合，相互作用。思考血统很重要，因为它使我们摆脱了个人和学科的固定概念，使我们能够看到代际范式的灵活表达，但也限制了个人与学科之间的关系。思考编码很重要，因为它向我们指出了被记住的理论、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中心地位。最后，共面性很重要，因为它提醒我们，个体比学科等社会实体更持久（这让人惊讶），尽管后者在某些方面看起来“更大”。个人的持久和他们对正确学术生涯的心理状态是核心，也是成因。这里的分析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任务。我们必须发明一个中间结构来接替代际范式，这个结构可以将个人职业与学科发展合理地衔接起来。在扩张时期，代际范式是有效的，因为它采取了在扩张的人口结构中可行的人口形态——有许多年轻人，很少有老人。它的危险在于，它把一些年轻人放逐了，因为那些后来加入它的人被困在理论和方法中。在旧的人口结构中，这些被放逐的平凡之人要么继续为一小群不太重要的受众继续学术生产，要么干脆退出学术游戏。在新的人口结构中，外部管理和买方市场保证了人们必须一直出版。此外，还有两件事似乎也不假。首先，代际范式的老化过程不会改变。他们被聪明的新想法驱动，这些想法总是首先应用于那些对他们来说最受欢迎的数据。最初的成功总是导致他们试图扩大应用范围，最终这种广泛的应用要么重新陷入折衷主义（失去了使范式令人兴奋的重点和清晰度），要么搞一些不太合适的数据。无论哪种方式，范式都会崩溃，但这样的循环不会停止。第二，新的人口结构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平坦的年龄结构，这意味着金字塔结构不再可能。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的整体分工将不得不改变。我一开始说过，每名学者在研究生院学习一些基础知识，在生涯早期将这些基础知识发展成一个研究项目，在随后的职业生涯中把研究战线推得更远一些，然后作为资深学者，完成一些总结性的工作，汇集一生的思考和反思——这种理想不能再保持下去了。学术界并没有为总结性著作提供足够的市场。目前还不清楚这样一个新的中间结构可以是什么。作为最可能的可能性，人口结构提供了一些平行的、分离的“管子”。这种“管子模式”似乎意味着回归到相对稳定的亚专业（subspecialties）。学术界的外部压力创造了势不可挡的“创新”和“创造力”，以适应新的学术生产条件。代际范式产生了许多新奇和创新，这是很奇怪的事。正如我在《学科的混乱》中论证的那样，其中大部分创新只有表面上的新颖性。但在学者的个人经历中，新奇和兴奋却好像无处不在。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反复对相同的分类问题感到兴奋。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新奇事物的痴迷与深刻的保守主义相结合。如果新的条件和如此热衷于创新的外部压力产生了一种不太能够实现这种组合的制度，那将很讽刺的事。【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