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蒂利：《历史学家在做什么，以及怎样做》（1990）
历史学家在做什么，以及怎样做
How (and What) Are Historians Doing?
作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
译者：陈荣钢
为什么研究历史
为什么人们要关心过去发生的事情？当下是独特的，而未来不可知？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把握当下呢？我们暂且不谈道德、政治、心理和审美价值，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在许多可能世界中的一个，并有某种“根源感”。这些都是研究历史的合理理由，但它们不是必要理由。
这个答案的核心既简单又令人信服——所有关于人类事务的可靠知识都建立在已经成为历史的事件之上。当我们希望理解的社会结构和过程需要一段时间，乃至很长时间才能展现时，历史知识就变得越来越有价值。社会过程有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t），也就是说，过往的事件序列限制了某一时间点上发生的事情，因此这些序列的历史知识就变得格外重要。
在一切对大规模社会变革的分析中，历史的应验都至关重要。一切想要了解战争、资本积累、人口增长、国际移民、军事统治以及当代世界其他任何重要现象的人，最好认真对待历史。历史是打开现在的钥匙，也是通向未来的指南。
然而，作为一种现象的历史和作为一种研究学科的历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历史是人类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一系列联系，当然，少不了专业历史学家，但历史也在地理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和许多其他有能力体察人类事务的观察家身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什么促使历史研究成为一门专业学科？任何一门值得一提的知识学科都包含四个要素：
一群自我认同的从业者；
从业者认为重要且可以回答的一系列问题；
他们认为与回答问题有关的一系列证据；
从证据中攫取可行答案的一系列合理行为。
为了建立学科基础，大多数学科都增加了第五个要素：一个由协会、会议、期刊、出版系列和激励机制组成的制度结构。专业史的分支学科（如东欧外交史、美国思想史和非洲现代史）显然符合上述种种要素，这是西方国家的追求。突出的问题、相关证据和合理的做法因国家而异、因时代而异、因事件而异。我们最好把历史总体看成交叉学科的联盟。在整个西方，对历史的研究有一些共同点。正如今天在西方国家所实践的那样，历史从其他有组织的研究中脱颖而出，这是因为坚持把时间和地点作为变化的基本原则，比如没有人觉得当代中国的社会进程与中世纪欧洲相关的社会进程相同。
历史业人士细分“时间—地点”，但大多数历史学家集中在世界的一个地区，无论其面积有多大；集中在一个历史时期，无论这个历史时期有多长。大多数主要的历史问题都离不开民族国家政治，高度关注旧问题的新答案，关注它们带来的全新挑战。因而，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提出的主要问题也随之发生变化。专业历史学家的研究强调：
确定关键行为者（actor）；
对这些行为者的态度和动机进行归因；
通过文本对这些归因进行验证；
将结果作为叙事呈现出来。
我并不是说西方的每一段历史和每一位历史学家都一直表现出所有这些特征。一些历史悠久的史学分支不符合这些原则中的一个或多个。我只是认为它们是大多数西方历史实践的显要特征。这些特征使历史学家有别于其他研究人类事务的学生，而且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历史学家更难以让其他历史学家理解他们的观点。接下来，我们将分别讨论这些特征。
虽然历史学家很少明确提出这一论断，但他们大致认为，一种社会进程——友谊的形成、革命的爆发、共同体的解体或其他事情的发生地点和时间，都会大大影响它的发生方式。在这种观点中，所有重要的社会进程都有路径依赖。去年发生的事情显著地制约着今年可能发生的事情和明年会发生的事情。
因此，意大利的工业化与英国的工业化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部分原因是英国较早开始了工业化，但英国为意大利的工业产品提供了一种塑造世界市场的模式。此外，在意大利境内，像米兰这样的商业城市腹地先前广泛发展小规模工业，大大影响了19世纪和20世纪发展集中工业的机会。更何况，根据标准的历史结论，当城市化、军事化和商业化发生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地区或时期时，它们并不是相同的过程。这里有两个方法阐释上的禁忌。首先，在你把一个行动放在它的时间和地点背景中之前，永远不要阐释它；其次，在对不同时间和地点进行概括和比较时需要非常谨慎。
“时间—地点”的专业化
除了像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这样引人注目的例外，专业的历史学家几乎总是专注于一个或两个地点和时间的组合。即使是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他对欧洲历史的定义非常宽泛，在五六个世纪中轻松游走，最终将其研究和写作集中在16世纪至18世纪的南欧和西欧。
大多数历史学家满足于更小的范围。学习语言、文献、历史编纂学和社会语境以胜任一个或两个国家在一个世纪左右的研究，对人类的耐力、记忆和智慧都是一种挑战。诚然，少数历史领域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来处理专门的现象，如科学、人口变化、钱币或亲属关系。在这些领域中，讨论往往从一个时空划分迅速转移到另一个时空。但即使在那里，个别研究者通常在一个时间段内专门研究世界上的一个地区。由现象而非时间和地点界定的历史领域，只被少数从业的历史学家认同。
扎根于民族国家政治的问题
即使例外情况比我指出的多，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质疑我的前两种说法，认为这是对历史实践的概括。更多的人将对第三种观点提出挑战，理由是历史学家追求的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很多历史并不涉及明确界定的问题，而是努力再现某些情形、心态、事件或行动。许多历史类型与民族国家政治几乎或根本没有关系。然而，我认为，在历史研究的每个主要“时间—地点”组合之内，专家们：
含蓄地承认一些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奖励向议程提出新问题的人，奖励对既定问题提出有说服力的新答案的人，奖励对标准问题提出有挑战性的既定答案的人；
从国家政治议程上的问题引出他们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要么是研究对象所在的国家，要么是他们所属的国家，或者两者兼有。
例如，美国历史学家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北美殖民地是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心态和社会结构，并随后引导了美国人的生活？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的战争是否涉及一场社会革命？“南北战争”是否标志着两种不同形式的美国文明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奴隶制及其后果是否使黑人的经历与他们的美国同胞完全不同？大规模移民是否改变了经济机会的结构和激进劳工运动的可能性？美国在崛起为世界强国的过程中是否成为了欧洲模式的剥削者？
这些问题，也许还有其他若干问题，构成了美国历史学的总体议程。教学、研究和写作都以这些问题的具体变体为中心。历史学家通过挑战旧答案，提出新答案，或者把新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来获得认可。最终，历史学家们认识到，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问题。正如我所概括的那样，这些问题确实都太宽泛和含糊，无法得到精确的答复。它们需要阐释、细化、再分割，并转换成“多少”、“何时”、“何地”、“在何种条件下”的术语。然而，它们仍然在国家政治的议程上，建立辩论，找出与当代问题相关的类比，并为民族国家弊病提出解决方案。一个民族的历史学家在研究另一个民族的历史时，会变得矛盾，有时回应目标国的议程，有时又以自己的同胞能理解的方式阐释该国的历史。
业余人士与专业人士
尽管西方世界有四、五万名专业历史学家，他们不仅拥有历史学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历，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历史教学、写作或研究，但一些非专业人士也对历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有些人是小说家、散文家和其他类型的作家，他们偶尔会进行历史写作。有些人是公众人物，他们写回忆录或反思集。还有一些以其他方式谋生的人，他们花时间在旧书、报刊档案、私人文献和地方档案中挖掘材料，这些材料出现在讲座、电影、小册子、书籍和专业历史期刊的文章中。
无疑，专业人士使用那些非专业作品中最好的作品作为参考。他们不认为只有有学位的人才能研究历史。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都希望用优秀历史著作吸引普通读者。与其他大多数学术领域相比，历史学家对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的贡献没有特别鲜明的区分。我没有夸大其词。在国际上受人尊敬的期刊和知名出版社的出版物在历史学家中显然比在地方历史期刊上的文章更受尊重。吸引最多非专业读者的历史作品往往不符合专业标准，当非专业人士（无论多么专业）写出广为流传的历史作品时，许多专业人士感到羡慕不已。尽管如此，历史学在专业人士和业余人士的相互作用下脱颖而出，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
文献证据
书面材料提供了绝大多数公认的历史证据。对于新近的历史，采访、电影和录音开始提供重要的证据。在历史的远端，非书面文物开始成为重要的证据。但是，在这些限制之间，书面文献是历史学家的储备，查找和阅读相关文献的能力是学科的玄机，而且历史学家认识到，熟练运用文献是一门好手艺。
历史学家与语言学家、文学批评家一样，对文本非常关注，但历史学家的文本往往包括诸如税单和行政信函等枯燥的规程文献。事实上，在我接触过的多种历史学中，积极的研究者往往能够静坐并保持清醒，同时翻阅大量本身不带来任何兴趣的文献，要么积累零星的信息，最终融入一个更大的设计中，要么寻找一个能带来巨大变化的文本。
行为者，动机，叙事
任何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生都会“把人作为外部力量的对象”和“把人作为有动机（motives）的行为者”之间进行平衡。总的来说，西方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是在描述有动机的行为者——个人、家庭、阶级、国家或其他人的行动，因此他们可以合理地将这些行动安排进叙事（narrative）之中。
历史学家通过大概反映这些态度和动机的文本来证明行为者的态度和动机的归属。叙事模式绝对不是呈现历史的唯一可能方式。例如，我们可以追踪许多行为者之间的共时联系，并表明他们如何变化，或者追踪某个复杂过程的展开（如无产阶级化和资本形成）。
当然，历史学家有时会做这些其他事情，但总的来说，他们要承认这是历史，那么它必须最终产生——或至少为有动机的叙事提供了信息。此外，大多数历史写作涉及从无叙事的文献中创造出有动机的叙事。
专业历史学家的教育反映了这六个特点。一般来说，西方国家的历史研究生教育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的历史进行一般的综合研究，偶尔看看范例性的或有争议的著作。其次，对当前的历史学进行更仔细的研究，特别关注实质和方法论上的争论。第三，学生学会在硕士论文之类的写作中使用文献。最后，一篇或两篇博士论文确立了学生在某些特定历史领域对知识的原创性贡献的能力。
在大多数日耳曼国家，国家承认的完整博士论文使学者成为主要教授职位的候选人。第二篇论文应该是重要的著作，通常完成于多年的教学和研究之后。学位论文为历史专著设定了标准——去讨论一个集中的问题，使用一套明确的原始文献，详尽涉猎现有文献和可用文献，以及详细陈述本研究如何改变过往对历史的理解。
通常来说，专业历史学家认为，只有那些已经完成了一两部专著的成熟学者才能（或应该）进行更广泛的综合。前面提到的西方历史写作的六个特征标志着一种独特的事业。它们是优势还是劣势，都取决于手头的任务。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学科不可能适用于大范围空间和时间的原则，不可能仅仅分析少量文本就取得很大进展。
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建立“同情的理解”是好的历史书写的标志。对一些人来说，这确实是历史知识的唯一有效基础。作为一门有组织的学科，历史学与民间历史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即普通人重构过去的方式。在西方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把历史看作一组关于个人的故事，他们出于明确的动机而行动，并产生明确的后果。在比讲故事的人自己的环境更大的范围内，强大而知名的个人占据了故事的很大一部分，就像他们的动机、行动和后果提供了道德和政治推理的主要基础——斯大林、丘吉尔、戴高乐和罗斯福成为整个时代的象征和解释。
民间历史很少涉及超人的力量、复杂的社会过程或普通人——除非是作为历史的对象或不直接相关的原因，或讲述者自己的生活与公认的伟大事件或人物之间的接触点。由专家撰写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因为它符合这些标准。
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特殊性
在这样一门学科中，“二战”后形成的各种社会史和经济史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一方面，它们成为追求标准大问题的辅助手段。
是什么导致了古代帝国的兴衰？大规模工业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标志着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是什么导致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革命？世界主要宗教是否塑造了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不同方式？
另一方面，历史从业人员很快就开始不再构建有动机的叙事，他们广泛借用邻近的社会科学，并开始提出一些古怪的问题，比如，生育率持续下降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在资本主义时代，家庭形式和情感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业经济何时以及如何停滞？
这些偏差产生了大量的兴奋点，但却使社会史和经济史的分析更难融入到回答这些古老的大问题的尝试中。想想欧洲社会史的情况，这是我最熟悉的历史领域。战后历史的一些最伟大成就发生在欧洲社会史中，它们修订了我们关于人口变化的想法，在革命群众中看清了“人”的面孔，描绘了家庭生活的历史变体，以及在被认为是庞大的、不流动的、无差别的欧洲农民中识别出了流动性、复杂性和多样性。
因此，该学科的一些尖锐争论也在欧洲社会史领域爆发了。欧洲社会史学家的典型问题意识是否实际上使他们对政治视而不见，阶级的形成是否直接反应了生产组织的变化，古老的大家庭是否是一个迷思，家庭手工业是否标志着通往资本集中生产的标准路径，等等。
这些争论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将欧洲社会史的结论纳入欧洲通史的困难。总的来说，自1945年以来，西方国家所实践的欧洲社会史一直以一项事业为中心——重建普通人对大型结构性变化的体验。一般来说，这意味着追踪资本主义（无论如何定义）和民族国家性质的变化对日常行为的影响。对移民、城市化、家庭生活、生活标准、社会运动以及欧洲社会历史中大多数其他可靠的研究都符合这一描述。
该领域的争议主要涉及（a）验证普通人的经验和描述大型结构性变化的方法；（b）对这种经验的实际评估，以及（c）相关结构性变化的身份、特征和因果优先级。
社会历史学家对于他们是否应该将大的变化和小的经验联系起来争论得相当少。最近的欧洲社会史大多散发着民粹主义的色彩。它的作者抨击国王和将军的历史，坚持去了解相对无权的人在过去如何生活的内在价值，声称综合的历史通常误解了群众的特征，主张普通人的行动对国家事件，如革命和经济增长的重要累积效应，等等。从下面（底层）看历史似乎成了一种呼声。
民粹主义补充了社会史的中心方法——集体传记。将统一描述的个人事件或生活艰难地塑造为集体肖像，在政治传记、家庭重组和社会流动性分析中发挥作用，其理由是相信这样构建比普遍印象更有说服力。
这也确立了社会历史与社会学、政治科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大部分共同点。在这些学科中，研究人员同样从对许多个体单位的统一观察中建立起关于总体的证据。在集体传记的领域，社会历史学家最有可能采用正式的测量和分析方法，将个人特征分割成变量，对这些变量进行量化，对所研究的过程和结构进行建模，并将观察结果与模型进行严格的比较，并经常采用统计程序。
如果观察结果是统一的，实例很多，模型复杂但明确，而且实例的特征可以被平均量化，那么，社会历史学家就能从他们的证据中获得比他们通过非规范手段获得更可靠的信息。然而，在这里，尖锐的争论开始了。
首先，尽管有调查研究这个现成的例子，但历史学家在测量态度、方向和心理方面还没有像他们在量化出生、死亡和婚姻方面那样频繁且成功。因此，历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主要阐释模式仍然相对无法被规范化（formalization）。
第二，历史学家倾向于将他们的紧迫问题建立在时间和地点上，而社会科学家则倾向于将它们建立在结构和过程上。当社会历史学家采用社会科学方法处理他们的文献时，他们将自己与其他历史研究问题分开。第三，社会史学家从相邻的社会科学中借用的模型和论据往往很不适合他们的历史研究——比如假设观察的独立性，对事件发生的顺序漠不关心，要求重复相同的序列，等等。
唉，历史学家们不能把社会历史和其他历史之间的这些差异作为学习人类行动的替代性方式来处理，而是要把它们甩掉。因为社会科学的方法挑战了传统历史学家从精英到大众，从领袖到追随者，从国王到他们的王国的路径，并把一致的动机、态度或精神归于行为者。如果合群效应的发生主要不是通过个人心理的聚合，而是通过社会关系和资源的复合（这是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那么，想要有效地超越单个个体这一层面的历史学家就别无选择，只能分析这种复合性了。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就是在进行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
为了避免有人把我当成社会科学的帝国主义者，让我明确指出，我对社会科学的希望在于，它们能够全部变得更加历史化，特别是社会学能够融入历史的东西。不过，这不是这里要谈论的问题。我们正在研究当今西方历史学家在实践他们的技艺时所面临的选择。
替代性历史
社会科学史和其他类型的历史之间的划分反映了西方历史思维中一种更广泛的划分。这种划分最终取决于哲学上的选择，我们可以将这一系列选择大致定义为：
历史的主导现象是（a）大型社会进程或（b）个人经验；
历史分析的中心是（a）对人类行动的系统观察或（b）对动机和意义的阐释；
历史和社会科学是（a）携手同行，或（b）截然不同；
历史写作应该强调（a）解释，或（b）叙事。
在这些选择之下，隐藏着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深刻问题。社会世界是有序的吗？它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可被认识？反思和对反思作出反应的能力是否将人类与所有其他动物区分开来，从而使自然科学的假设和程序不适用于人类历史？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一对对选择中的每一个都代表了线段的两极。许多说“让我们看看个人经验和大型社会进程之间的交叉点”或“让我们把解释和叙事结合起来”的历史学家都是为了在这个线段上找中间部分。很少有历史学家准确地将自己置于任何一极。
然而，在两极之间选择一个位置，总会带来（无论如何不自觉）深刻的哲学选择。总的来说，历史学家在任何时候都选择了两极之间的某个位置，而且总的来说，历史学家比社会科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其他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生更接近于上述每一对选项中的第二个选项——更接近于阐释、个人经验、独特性和叙事性。在不对历史实践的复杂性施加过多强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这四个对子合并为一个，在两端冠以“社会科学”和“人文主义”的标签。
我马上想到了第二种划分。历史学家在研究规模上有很大不同——从个人到整个人类。尽管在逻辑上是独立的，但小规模/大规模和社会科学/人文的连续性关联很弱。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人文一端的历史学家也倾向于关注个人（而不是整个人类）。不过，那些强调精神和文化的、较为人文主义的历史学家（他们的数量近年来有所增加）经常在地区、国家、甚至各个大陆的规模内工作。此外，许多较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家将个别观察结果汇总成分布，然后对发现的分布采用相当个人主义的解释。我们可以用下图来表示这种划分：
这些区别是有意义的。研究英国的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对她所谓的“新历史”（new history）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她位于上面图表的左下角，并和所有其他地方之间划出了最尖锐的界限：
有鉴于此，新历史往往是分析性的，而不是叙事性的，是主题性的，而不是按时间顺序的。它更依赖于统计表、口头访谈、社会学模型和精神分析理论，而不是宪法、条约、议会辩论或政党宣言。“旧历史”关注政权和行政、立法和政治、外交和外交政策、战争和革命。“新历史”则关注社会群体和社会问题、工厂和农场、城市和乡村、工作和游戏、家庭和性、出生和死亡、童年和老年、犯罪和精神错乱。
“旧历史”关注国王、总统、政治家、领袖、政治理论家，“新历史”则以“无名群众”为主题。“旧历史”是“来自上面的历史”，是“精英主义的历史”。“新历史”则是“来自下面的历史”，是“民粹主义的历史”。
希梅尔法布认为，这些“新历史”没有能力处理政治问题，没有政治，就没有一致的框架。她所说的政治，似乎是指国家政治，而不是地方社区（群）、世系或族裔这样的集团政治。她继续说道：
希梅尔法布对专业历史和民间历史之间联系的丧失感到遗憾。此外，在上图的左下角区域，希梅尔法布对她的同僚也并不感到高兴。一些在小范围内从事人文主义研究的历史学家对国家政治不感兴趣，对普通人经历的阐释有弱点。她希望政治，特别是国家和国际政治，在整个历史中保持其优先地位。至于其他的角落，她认为精神史、大规模过程的历史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变化不能成为历史的主要关注点，否则是对历史事业本身的威胁。
几年前，霍布斯鲍姆（E.J. Hobsbawm）对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类似指控做出了回应，后者是“新历史”的先驱，对他认为的过度行为感到失望。霍布斯鲍姆说：
这些截然不同的立场清楚地表明了问题所在——不仅是品味和政治偏好（尽管两者都有其重要性），而且是历史研究的阐释方案和核心问题。如果还不明显的话，也许我应该坦率地宣布，我自己的偏好和我的大部分研究都在上图的右边。但我非常欣赏图中左侧的贡献，并从中受益。无论如何，这篇文章的重点不是争论这种或那种历史的优越性，而是确定历史实践的替代性形式，讨论它们的要求、假设和后果，并澄清西方历史学家实际上正在作出的选择。
四个角落
让我们通过回顾一些典范的历史作品来探索二维的变化。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会同意这些著作是优秀之作，但它们对各自的主题采取了非常不同的方法。为了看清做历史研究的手艺，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专著上，而不是综述上。
让我们研究西欧和北美历史的四部杰出专著，它们分别来自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国内也译作“卡洛·金茨堡”）、E.P.汤普森（E. P. Thompson）、E.A.赖格利（E. A. Wrigley）和R.S.肖菲尔德（R. S. Schofield），以及奥利维尔·如恩斯（Olivier Zunz）。这四本著作并不是近期历史研究的代表作（没有哪四本书可以），但它们确实分别代表了上图四个角落的典范，从而标记出大部分历史研究的活动空间。
金兹伯格的16世纪磨坊主
金兹伯格的著作《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The Cheese and the Worms，1976）一定位于上图左下角的区域——小规模、人文主义、寻求阐释、关心个人经验。
1584年和1599年，罗马宗教裁判所对意大利东北部蒙泰雷亚莱（Montereale）的磨坊主多梅尼科·斯坎德拉（Domenico Scandella）进行了审判，并以异端罪名定罪。第一次，他被关进监狱；第二次，他被送上了火刑柱。根据审判记录和其他一些当地文献，以及对16世纪意大利流行文化的大量了解，金兹伯格对这个不寻常的人和他所处的文化世界都做了可信的描述。
斯坎德拉并没有加入已知的异端教派，而是根据经验、喜好、口头和书面传统的只言片语形成了自己的宇宙观。例如，他认为世界（包括上帝）都产生自原始的混沌。蠕虫在奶酪中自发产生的形象常常被他用作这种原始造物的隐喻。他否定了许多天主教的正统观念。他支持他自己的观点，认为基督是人，天主教会是贪婪的牧师和僧侣的工具。他不仅相信这些观念，还把它们告诉了许多其他人。教会的高层不能原谅斯坎德拉教别人这种异端邪说，甚至在他为此入狱后也不能原谅。
金兹伯格把对斯坎德拉的审讯文本放在书的核心，但把它作为一个棱镜。他从不同的角度审视这个棱镜，试图研究一个16世纪的乡村磨坊主如何得出他惊人的世界观。在寻找斯坎德拉的信仰来源时，金兹伯格仔细阅读了磨坊主的证词中谈到的一切书籍（这位磨坊主熟读这些书籍）。同样的方法使金兹伯格找到了斯坎德拉可能不知道的书籍和小册子，以了解他的异端思想是否在当时的意大利更广泛地流传。金兹伯格在一个例子中说道：
然后，金兹伯格像侦探追踪嫌疑人一样，开始寻找斯坎德拉可能借鉴的口头传统的痕迹。首先他表明，这位异教徒系统地重塑了他提到的原始文本，以支持关于上帝和人的本质的观点。然后，金兹伯格收集了一些碎片化的证据，包括另一个异端磨坊主的存在，以证明存在一个松散的社会活动网络，农村人可能通过这个网络来传播斯坎德拉为之牺牲的激进平等主义思想。
这一探索将金兹伯格引向他更普遍的论点。他逐步提出农村异端从精英思想家（如马丁·路德）那里向下辐射的疑问，并假设农民的异端和知识阶层的异端都借鉴了一个广泛流传、不断发展的大众口头传统。金兹伯格写道：
金兹伯格既没有证明这样一个连贯传统的存在，也没有证明斯坎德拉的非凡信仰来自于此。尽管金兹伯格的学术写作确立了他对相似之处和联系的广泛认识，但他的方法排除了在任何强证明的可能性。不过，他对有关乡村磨坊主的文本进行了耐心、微妙的润色，最终扩大了读者对大众创造力和部分独立于精英文化的知识传统的认识。在这种观点中，对小规模生活的阐释提供了通向历史知识的主要途径。
汤普森的工人阶级
那些在我们图表的左上角——大规模和人文主义的一角从事研究的人认同集体生活的复杂性，但认为历史学家仍然可以识别和阐释作为整体的人的模式。在这个角落里，汤普森的研究一直是历史学家的灯塔。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于1963年出版，出版后立刻收到许多赞誉。该书问世后不久，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聪明年轻学者就形成了以汤普森的经典之作为蓝本撰写“工人阶级的历史”的雄心壮志，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不难理解其中的缘由。这本著作盯上了两个不同的猎物——资本主义对经济史的阐释和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汤普森在谈到后者时说：
汤普森假设（而不是去建立）整个英国的共同经验。他追溯了1790年至1832年间阶级行动和意识的转变。他说：
汤普森坚持这种阶级感不是一种事物或立场，而是一种动态的对立关系。在他的叙事中，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包括使工人充分意识到他们与雇主和统治者的动态关系，同时认识到工人有能力反对他们的剥削者。
汤普森的这本800页著作没有按时间顺序叙事，而是包含了十六篇紧密联系的文章，分为四组——18世纪的传统与18世纪90年代英国的雅各宾运动；工人的工业化经历；19世纪初至19世纪30年代的大众激进主义；以及19世纪20年代和19世纪30年代的阶级与政治。
然而，在各个章节中，汤普森把对于特定斗争和运动的叙事与对这些斗争和运动的思想分析相融合。雅各宾派、工人阶级的宗教运动、卢德主义（Luddism）、农业工人起义、罢工和对议会改革的要求，等等。汤普森把他的叙事贯穿于孕育《1832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 1832）的动员中，但没有对那次动员或其后果进行持续分析。当时，与工匠、店主和资本家一起要求扩大代表权的工人面临严峻的事实，他们的许多盟友已经获得了选举权，而他们却没有。汤普森认为，在那一刻，英国工人阶级已经快有了共同的意识和革命的意图。
汤普森的书页中充满了故事、争论性的旁白和相关文本的引用。在书面文献的历史方面，汤普森做出了两项伟大的创新。
首先，他将文本的概念从书籍和小册子扩大到诗歌、歌曲和大字报，乃至演说、讲话、集会呼声、视觉符号和仪式行为。他认为一些伟大的文本——特别是约翰·班扬（John Bunyan）、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和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文本是工人阶级思想的基本来源和表达。不过，他认为更多零散的和不太书面化的文献对于确定工人如何实际表达伟大的思想至关重要，并且（像金兹伯格一样）认为伟大的写作者代表着已确立的大众传统的结晶。
汤普森的第二个创新之处在于，他像文学史家一样将所有文本拼凑在一起，将它们归入不同的主题，将工人阶级的呼喊和威胁信与散文名篇放在一起，用主文本阐释碎片，也根据碎片阐释主文本。他用这种方法确定哪些思想家和活动家最接近工人的脾气。因此，他认为，尽管伟大的组织者弗朗西斯·普雷斯（Francis Place）很懂如何创建协会和游说，但他远不如托马斯·霍奇金（Thomas Hodgskin）或约翰·加斯特（John Gast）能代表工人阶级的观点。
通过不同文本的交织，汤普森阐释了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连续斗争过程中工人阶级意识的变化。汤普森宣称，这一时期的基本转变是“工人阶级”的形成。这首先体现在阶级意识的增长上。所有不同的劳动者群体之间，以及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利益对抗/认同意识不断增加。其次，到了1832年，在政治和工业组织形式中，出现了基础牢固、自我意识强的工人阶级机构——工会、友好协会、教育和宗教运动、政治组织、杂志，这些构成了工人阶级的知识传统、工人阶级的社区模式，以及工人阶级的感情结构。
在汤普森的叙事中，同样的转变使英国工人从约翰·班扬转向布朗特·奥布莱恩（Bronterre O'Brien），从对旧道德经济的捍卫转向对工业经济权力的要求，从对当地敌人的分散攻击转向群众运动，从卢德主义转向人民宪章运动（Chartism）。
汤普森的分析与金兹伯格的分析一样，努力从文本提供的不完整证据中构建世界观。但汤普森在更大的范围内运作，并更刻意地寻找变化的迹象。他的研究对象包括半个世纪以来的所有英国工人（也包括他们的盟友和敌人）。他保留了主题的统一性，并坚持一种阐释模式，将所有片段视为同一主题的变体。
尽管汤普森写下了过去三十年中最有影响力的历史作品之一，但他并非独自站在角落。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使用类似的文献和方法（以及不同的理论视角）来研究汤普森书中谈到的那段历史之前几十年的英国大众政治。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用“小事件”照亮了16世纪法国流行文化的“大主题”。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则探究了美国黑人奴隶的生活与信仰。
赖格利和肖菲尔德的英国人口
人口史主要位于上面图表的右上角，强调“社会科学”和“大规模”。这当然适用于赖格利和肖菲尔德1981年的研究《英格兰人口史，1541-1871》（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
20世纪60年代，法国和英国的人口学家都开始意识到，基督教教会长期保存的洗礼、安葬和婚姻登记册（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对这些教会所属人口的生育率、死亡率和结婚率的变化作出可靠的估计。法国和英国的研究小组以不同方式系统地使用这些文献（这些文献来自19世纪初开始全国定期人口普查时代之前），以此重建那时的人口趋势。
剑桥大学人口和社会结构史小组采取了三种方法——利用一切可用的文献对家庭构成和当地人口的其他特征进行广泛研究；通过从教区登记册和类似记录中汇编家谱推导出人口密度；以及通过对教区登记册样本中的出生、死亡和婚姻进行汇总估计全国人口密度。
《英格兰人口史》一书借鉴了前两种方法，但集中于第三种方法。该著作篇幅庞大，技术性强，不难想象它的风格与《奶酪与蛆虫》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相去甚远。该书近800页的内容中，有一半以上是关于方法论的讨论。书中有大量的数字、表格和图表。然而，这本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引发了人们的兴奋。因为剑桥小组的研究改变了我们对19世纪以前英格兰乃至欧洲其他地区人口变化的认识。
赖格利和肖菲尔德和更多的参与者通力合作，包括在整个英格兰招募志愿者，从400多套地方登记册中提取有关洗礼、安葬和婚姻的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以标准格式送到剑桥，进行计算机化，测试可靠性，并将其汇总为全国性的出生、死亡和婚姻的年度数据。
这本著作的核心技术创新是“回溯预测”（“back projection”），即利用出生和死亡记录，从19世纪人口普查中所统计的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回溯该时期之前的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在考虑到迁入和迁出本国的移民因素后，研究者基本上从前一个五年区间的人口中减去后一个五年区间内出生的孩子，将在后一个五年区间内死亡的人添加到前一个区间的人口中，然后一次又一次地循环，直到统计出1541年的英格兰人口。经过多年的汇编、测试和改进，对总人口的估计使人们能够计算出1541年的出生率、死亡率和结婚率。
研究结果卓有成效。他们揭示了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格兰人口，包括：
大量人口从未结婚；
从未遭受曾经被认为是前工业条件下周期性歉收必然带来的巨大死亡浪潮；
婚姻和婚姻生育率迅速上升，人们从生存危机带来的损失中迅速恢复过来；
非婚生子女和结婚率一起上升和下降，而不是以相反的方向变化；以及
在18世纪的快速人口增长期间，英格兰生育率大幅上升（比传统预期的死亡率下降要重要得多）。
据此看出，马尔萨斯（Malthus）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他自己国家禁婚和禁性的有效性。并且，英国在18世纪的商业化、无产阶级化和农业扩张期间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马尔萨斯所谓收成带来的脆弱性波动。
对这些变化的解释仍有争议。不过，剑桥小组的研究还是把需要解释的东西放在了一个全新的层面上。赖格利和肖菲尔德发现，他们带来的变化远远超出了严格的人口统计学关注的范围。总人口数字为一系列关键的人均指标提供了分母，如个人收入和农业生产力，从而影响了英国经济增长的周期和总体特征。与死亡率下降和“人口压力”的旧观念相比，18世纪不断上升的结婚率和生育率要求我们更积极地解释人们对快速人口增长的参与。几个世纪前的高独身率（长期被怀疑但现在被证实）也有助于解释资本集中时代之前未婚“仆人”在英国农业和制造业中的巨大作用。
赖格利和肖菲尔德，以及剑桥小组的研究不是个例。同样处在图标右上角区域的还有菲利普·科廷（Philip Curtin）1984年对奴隶贸易和长距离贸易的研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和斯坦利·恩格曼（Stanley Engerman）1974年对美国奴隶制生产的经济计量分析，扬·德弗里斯（Jan de Vries）1984年对欧洲城市化的描绘，彼得·林德特（Peter Lindert）和杰弗瑞·威廉姆森（Jeffery Williamson）1983年对英国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和劳动力变化的分析，以及麦克尔·施瓦茨（Michael Schwartz）1976年对美国小农政治的研究。
如恩斯的底特律
1982年，如恩斯对底特律的研究探讨了自1880年到1920年底特律不断变化的社会地理。它不像《奶酪与蛆虫》那样在一个人及其周遭的小范围内运作，但它确实使用了关于个人和家庭的证据来建立整个城市的变化情况。
在如恩斯研究涵盖的四十年期间，底特律从一个由小型机械厂和混合行业组成的城市变成了以工厂为主导的汽车工业大都市。但它仍然是一个相当低密度的城市，它的大部分住房都是容纳一至三户人家的建筑，而不是几十上百户的楼房。为了追踪城市精细空间结构的变化，如恩斯对1880年、1900年和192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逐户手稿记录进行了抽样，他以街区群（如下图）作为抽样单位：
当然，底特律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建在矩形街区内的，这很有帮助。这种细致的努力让他观察到了那些可能每天都会看到并相互交流的家庭。
对底特律地方记录的研究证实，大量的社会生活确实在街区的范围内进行。作为对大型家庭档案的补充，如恩斯汇编了每个街区的土地使用和建筑类型的证据。因此，他拥有关于谁住在哪里，与谁在一起，以及在什么样的物理环境中生活的非常精细的证据。
如恩斯在1880年的底特律发现了按民族血统划分的明确聚居模式——德国人、爱尔兰人、黑人、北方人或其他人。在这个资本分散的城市，移民聚集在他们的工作场所附近，而这些工作场所往往是民族企业。他们通过互相帮扶，就近寻找住房，分享住所，建立满足自己同胞需求的当地商店，创造了社区（群）。
1900年的底特律表现出类似的模式，尽管许多波兰人和俄罗斯犹太人的到来大大改变了谁在哪里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不过，1920年标志着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世纪初的头二十年里，汽车工业爆炸性增长，成为该市的主导经济活动。1920年，汽车制造商（特别是亨利·福特）已经在大型工厂中安装了装配线，雇用了数百名工人。
生产的重组改变了底特律的劳动力，特别是通过扩大在相对严格的时间纪律下工作的机器技师的数量。在这个过程中，成千上万的移民（包括黑人和白人）从美国南部来到底特律。该市的居住地理环境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底特律从一个按民族血统小规模聚居的城市，变成了一个按阶级和种族进行大规模隔离的城市典范。有两个交织在一起的因素导致了这种结果——就业的变化，使工人家庭不再可能聚集在按民族划分的工作场所周围；开发商故意为了以阶级和收入划分的独立市场营建住房。因此，资本的集中促进了社会阶层的集中。如恩斯在陈述自己的研究结果时非常谨慎：
几十年来，底特律拥有如恩斯所说的“双重机会结构”，一来将特定民族的人送入由相同背景的人经营的公司，二来将他们带入官僚化的产业就业市场。最终，前者渠道随着后者渠道的扩大而萎缩，民族企业只能在飞地中生存。
结果，日常生活、日常社会关系、社会流动的机会和生活质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恩斯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围绕“大工业”的阶级世界的形成。他的《不平等的变迁》（Changing Face of Inequality）展示了社会历史的标准技术，也就是上文所说的集体传记。尽管在他的分析中出现了典型的个人和家庭，但如恩斯集中在任意定义的街区集群上，其优点是它们是任意的，但又是统一的，因此允许他在城市的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点进行可比较的观察，也就是说，从一个系统观察者的角度来看问题。
整整一代美国城市历史学家假设了系统观察的可能性，而没有纠结于他们研究对象对阶级地位、流动性或工作经验的确切意义。对官员、政治冲突或组织进行集体传记的历史学家同样通过假设观察来回避主观可比性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他们和他们的许多批评者都没有证明或否认其假设的有效性。
结论
上面四位的专著远远不能代表西方历史研究的全部种类。然而，它们为四种截然不同的历史研究类型提供了相对鲜明的例子。由于这些作者都没有严格地停留在指定的角落里，我们可以这样来表示每个人的位置：
金兹伯格主要以最小的规模为目标（单个人），但反复向上移动，对16世纪的总体精神面貌进行解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赖格利和肖菲尔德将他们的证据部分下放到教区，尽管他们仍集中在全国人口上。他们利用无可挑剔的社会科学术语做到了这一点。如恩斯的研究在街区集群和整座城市之间交替进行，但偶尔也会涉及到个人。在更综合的时刻，他将底特律的变化与美国经济的整体转变联系起来。
假设我们在小范围内完全接受阐释性历史研究的前提，从而使金兹伯格的研究方式成为历史实践的中心，那么，社会科学史在大尺度上的主张将显得愚蠢和令人厌恶。另一方面，假设我们克服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障碍，相信大规模社会科学史是可行的，那么，阐释将从历史实践的中心退回到接近边缘的位置。
总而言之，规模的选择似乎没有历史哲学的选择那么令人生畏。正如上面那些作者表明的那样，一个熟练的历史学家可以优雅地从个人到群体再到国家，而不会失去对一个历史问题的具体把握。
尽管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有所担心，但对政治的关注和对精神的关注确实可以很好地互补——汤普森的历史研究从头到尾都显示了这种互补性。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艰难选择中，我们很想对这些选择采取一种平淡无奇的务实观点——让我们做所有种类的历史吧，看看哪一种产生最好的结果。但是，关于哪种“最好”的辩论最终超越了品味或实践经验，而是关于社会现实的特征和可及性的问题。
哲学上的问题不会永远等待。历史学家是否像候鸟一样，注定要永远在两极之间摇摆不定？人文主义和社会科学历史方法的任何综合在原则上是否可能？是的，它是可能的，我认为有四个条件（我从没说过这是一项容易或温和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