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摩登时代》（Modern Times，1936）剧照Industrialism, Consumerism and Power作者：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引用：Bauman Z. Industrialism, Consumerism and Power.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983;1(3):32-43.
我们（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形成于两个强大的知识传统。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中是第一个知识传统的现代形式；第二个传统则通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进入了今天的讨论。马克斯·韦伯对西方文明及其内在动力的看法，是迄今为止对启蒙运动遗产最充分、最连贯的阐述，它的理论建基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社会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并通过“辉格史学”（Whig historiography）的实践锻造为常识。基于此，深远而广泛的理性增长成为现代性的标准。弗洛伊德的文明观借鉴了现代性的浪漫经验，即自我的悲剧性命运，被挤压在内在驱动力的铁砧和社会禁令的锤子之间。此外，弗洛伊德的文明观还借鉴了“后黑格尔式”的永恒冲突——生命的创造性冲动和它的成果迅速僵化之间的永恒冲突。从表面上看，这两种传统截然相反。前一种传统表达了理性的不断凯旋，后一种传统讲述了人造世界日益增长的压迫，也讲述了产生秩序（order）神经症而非理性的原因。人类文明之于前者是良性的，之于后者却是恶性的。人们乐观看待未来，认为目前的苦难是科学进步尚未驱除的非理性主义残余，使自己与永恒苦难相互调和，并在减轻精神痛苦的可能性与它所带来的身体代价之间进行权衡。当然，这两种传统要共存，就一定会相互作用。两者的相互作用磨出了许多尖锐的锋芒。这些对立往往被合并为某种对立传统的“内部矛盾”。因此，韦伯哀叹自由精神在理性世界中窒息了，弗洛伊德则赞美压迫性文明提供的清洁（cleanliness）和保护（protection），以对抗痛苦，并换取被剥夺的自由。虽然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如此不一致，但他们的观点可以调和。然而，除了相互作用和相互调和产生的事后相似性之外，人们可以追踪到两个传统之间更本质的、更原初的亲和力。两种传统有相同的根源，它们不是“强扭的瓜”。这两个传统的共同根源是17世纪对激情（passion）与理性（reason）之间的二分法和冲突的阐述，它有无数的变体和应用——动物和人类，粗俗和精致，危险和有序，野蛮和文明，无知和开化，身体和精神，以及最终的自然和社会。现代社会的塑造被理解为对人类精神进行的操作。理性时代假设精神（spirit）对身体（body）的控制被用来解释社会变革的内在机制。新的社会秩序首先意味着一种新的动机结构（motivational structure）。新的社会融合原则和新的社会再生产规则主要意味着一种新的合法化类型（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无论是新还是旧，秩序、整合、变化和再生产都无一例外要对价值观的传递与内化、共识的发展或破坏以及不对称的、教育性的结构负责。
西里尔·鲍尔（Cyril Power）《伦敦地铁》（The Tube Train，1936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同样，身体也从社会科学的论述中被排除了。社会世界的行为者（actor）被归结为信仰、动机和评价偏好的整合。社会世界被认为是一个永久的课堂，只有行为者的这些方面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的旨趣所在，因为它们可以通过教与学的方法和实践来实现生产和再生产。就社会科学而言，其余部分自然而然被宣布为禁区。社会科学中没有身体的空间。身体一直是“物质基础”或行为者的“属性”，存在于背景之中，它不被视为社会研究的主题，因为它不被视为社会管理的对象。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受制于不属于人类的力量。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研究了“文明进程”（civilising process）的起源，这是一项罕见而重要的社会学研究，他深入探讨了管理人类身体（human body）和现代文明的出现之间的密切联系。在这里，“文明”的本质是对身体自然功能的“教化”（culturisation），驯服并压制自然需求的各种表现，使公众视线下的身体不再逃避文化监管，并将其置于官方礼仪的严格程序之下。崛起的文明强行给人类的身体穿上了紧身的衣服，埃利亚斯说，这件紧身衣是由新的羞耻感和厌恶感编织而成的。“文明”通过情绪的重新定向发挥作用，将自然的东西变成羞耻东西，将身体机能的可见性（也就是对身体存在的意识）与尴尬和恐怖的感觉联系起来。埃利亚斯认为，对身体的社会控制首先是个感知（sensitivity）问题，它通过一贯的教育手段得以传播。因此，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以人类身体的名义提出请求，因为身体被社会世界压抑，还被逐出了社会科学的视野。人类身体要成为一种真正脱颖而出的、现代社会的替代性阐释，替代那种总体性（totality）的话语。福柯重新书写了工业文明的历史，相互冲突的阐释传统之间的激进争论似乎远没有共同假设和共同认知的局限性那么重要。所有福柯的读者都心知肚明，在他二十多年分析现代文明的生涯中，权力（power）的范畴逐渐并最终占据了核心地位。权力的范畴被描述为“规训”（disciplinary）、“监视”（surveillance）或“毛细血管”（capillary）。可以说，这些名称都试图抓住权力范畴在整体中的复杂现象。“规训”意味着权力的职能，所有规训都使身体行为成为例行公事，重复、机械地可预测，经得起始终如一的规则考验，从而通过“客观的”审查和评估。“监视”指实现这种受控和可控行为的方法——权力运作的方式是使相关的行为可见、透明，可供外界评估和纠正。同时，反对不透明也是“监视”的目的，因为不透明意味着在凝视的目光下隐藏自身，保护自主权（autonomy）不受控制。“毛细血管”代表了现代权力在社会中的部署方式。“毛细血管”不是一个对象，不可以定位在一个选定的地点（它尤其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地点）；它不由一个特定的个体或群体拥有（不像“主权”权力，王子的财产等等），不被另一个个体或团体征用或“接管”。“毛细血管”意味着，新的权力散布在整个社会中，部署在无限多的微小机构和小型交互系统中。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类似于葛兰西（Gramsci）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只有权力关系的组织，而非主导意识形态分散在民间的复制品。在福柯看来，这样的权力从17世纪开始才在西欧出现并传播。他认为，正是这样的权力能够做到以往任何类型的社会权力所能不做到的事——在一个大规模的、全球性的社会规模上将身体行为的整体规范化、常规化、“正常化”。这是一种能够对身体进行持续和全面控制的权力，而且至少有可能对他律行为进行前所未有的扩展。福柯认为，现代的标志是规训和毛细血管的权力。就我们对过去社会的了解而言，我认为这不可能是17世纪的发明（invention）——可能只是17世纪的发现（discovery）。我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福柯所描述的那种权力在现代性来临之前就已经是社会控制、整合和再生产的主要工具了。事实上，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生活在他们出生地集体施加的密切而永久的监视之下。乡村社群没有明显的容忍与规范的矛盾，工匠行会（guilds）和贵族法庭也是如此。（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的研究使人信服，他认为，公私界线模糊是前现代社群的特点。家庭住宅具有开放性，而街道也是社会交往和儿童教育的主要场所，没有给受邀者或其他特别的人在特定时间内保留一片封闭的区域——所有这些，都使得被看到、被凝视、被评价和被指责的几率大大提高。被看到、被注意到（哪怕只是无意识的）都是生活中的恒定因素，当然也是决定行为规律性的一个重要因素。监视的普遍性体现在强制统一的普遍性上。事实上，如果说负责前现代社群成员行为常规的那种分散公共权力与工业社会典型的规训权力有什么不同，那么首要不同在于它的普遍性和全面性，是其他权力所无法比拟的。我们可以说，构成前现代（传统、前工业等）社会生活模式的社会再生产由一种特殊的权力实现，这种权力在大多数重要方面都符合福柯专门针对现代社会的描述。因此，权力的性质是否保持不变？17世纪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认为发生了三件事。第一件事，17世纪以前，不管公共控制的范围有多广、有多严格，它都以一种分散的方式进行，几乎没有任何明确的专门机构参与其中，因此很难让人注意到。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只有当世界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注意到世界的存在。只要公共监视的能力与社会秩序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大致相符，人们就很少有机会意识到实现这种平衡的手段，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和确切性质。规训权力一直存在并且活跃，却没有被注意到，更没有被问题化，没有被塑造成一个问题、一个任务、一种有意识的设计。规训权力溶解在整个日常工作中，成为生活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通过理论分析和反思的智慧才能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世俗权力的概念很容易被它的“主权”范畴垄断——国王、贵族、主教的权力，以便征兵、征税，或以什一税的形式挪用他人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世俗权力定期从日常生活的领域之外来到这里，执行它的要求，勉强融入日常生活的节奏中。即便如此，主权权力仍然隐藏起来，“不可见”。人们不得不捍卫他们的“法律习惯”（Rechtsgewohnheiten），以抵御君主和王子们不断增长的胃口，一次又一次，越接近现代的黎明越是如此。正是这种较量使权力的现象浮出水面，成为一个可能被阐述的概念。难怪当时开明的舆论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主权权力”（“sovereign power”）上。就在那时，权力还是一种可以被占有和征用、从国王转给人民等的东西，并且权力还主要是一种消极的能力，一种阻止他人做他们希望做的事或强迫他们做他们不希望做的事的能力。后来，“权力”在新兴的政治学中被概念化了，在随后两个多世纪乃至更长的时间里，这个概念几乎保持不变。然而，从17世纪开始，日常生活的管理与再生产催生了社会秩序中最明显也最具威胁的扰动。“主权权力”从未打算，也没有工具来应对这些变化。社群框架在部署“规训权力”方面不太够用了，危机出现。毕竟，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地方权力一度被逐渐侵蚀。更重要的是，现有的生产方式无法吸收扩张的人口，导致了大量的、过度的、经济上多余的人口，这使得社群监视的有限潜力爆发出来。在整个西欧，这一过程在18世纪末达到了顶峰。从当代的角度来看，这首先是一个法律和秩序的问题——“危险阶层”、乌合之众、暴民、流民、暴徒出现了，他们不受控制、不可预测、不受规则约束、不受现有当局的监督。在法律和政治意义上，这些群体被定义为流浪汉或游手好闲之人。这个定义掌握了“危险阶层”带来的威胁轨迹。他们没有归属感，不属于任何地方，具有流动性，因此他们逃避了普遍的监视。这些人原本只在当地社群内生活，由当地社群行使监视权力。“危险阶层”很危险，因为他们生活在“被看见”的可能性很低的条件下。原则上，部署“规训权力”的社群存在一个内在的适用范围限制，不能扩展吸收新事物。尽管立法者几十年来一直试图实现这一目标，却徒劳无功，例如下令将流浪者强行遣送回他们的家乡教区，并宣布流浪本身为犯罪。主权权力只有专门防止抵抗征税的强制性机构武装，不适合采取积极行动，也就是说不适合产生一种全面的整体行为。
让-弗朗索瓦·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从风暴中撤退》（Retreat from the Storm，约1846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法国无家可归的农民人数急剧增加，在1847年的经济衰退中达到了危机，并在1848年的革命中促成了路易·菲利普一世（King Louis-Philippe）逊位。
两个过程的出现填补了这一空白——重新部署规训权力，从根本上扩大主权权力的范围。换句话说，17世纪发生的事情并不像福柯分析的那样，是“规训权力”的诞生，而是这种权力的“问题化”，无论是在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中，还是在知识分子的反思中，都是这样。以前，规训权力是社群生活的一个方面，融入整个生活过程，现在它是一种“方法”，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谋求体制工具。过去，在有意识的政治实践层面上从未出现过的事实，现在已成为有意识的设计，成为规划和立法的问题。在制度的重新部署中，国家必须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第二件事，规训权力从以前的社群环境转移到刻意营造的制度中，国家带来、支持（至少启动）这些制度。规训权力必然带来的身体操练，它不仅是一种有意识的建构性条款，而且以权利和义务互惠的名义成为一种无需补偿的条款（如社区、教区或庄园的监护）。这就突出了规训的外部性，并成为阐述自主/异己的认识论前提。它还暴露了规训权力的根本不对称性，从而将其塑造为一种竞争的对象，并将其塑造为人类状况的一个消极面，这个消极面没有被关联利益平衡。第三件事，从17世纪开始，规训权力进入了阶级之间关系的空间。社会秩序在底层的再生产第一次成为主导阶级的关注点，然后他们开始关心起责任（responsibility）的问题。在传统社会中，主导阶级很少（如果有的话）干预臣民的日常职业。他们尤其不觉得生产剩余价值是他们自己的责任，因为他们可以再分配臣民的剩余价值，这就完全满足了。他们把民间文化留给民间自己的发展逻辑。当他们注意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下层人的生活方式之间有所差异的时候，他们几乎不认为这是一个需要采取行动的问题。那时，社会等级制度中不同层次共存阶级文化之间的互动，并不是“文化斗争”（Kulturkampf）、“文化十字军”、文明、教育、人性，或任何后来与现代性相吻合的单边行动。在传统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统治，但他们并不教育或宣教。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导阶级扮演“集体教师”的角色。从属阶级——“人民”被赋予学生的角色。上层阶级的职责不仅仅是惩罚从属阶级的恶行，防止他们偏离适合他们的“自然”生活方式。更确切地说，主导阶级要敦促“人民”学习并遵守一种被认为正确的人类或“公民”的生活方式。传统的、连续的“存在链”（chain of being）想象（每个人都是一种相互联系，但仍然独立和不同的类型），现在逐渐被另一种二元对立的动态想象所取代（一个真正的人类，文明的、理性的生活模式）。无知、迷信、情绪化、兽性，种种不完美的生活形式被要求消灭、修正或放逐。另类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大众文化）被重新定义为残酷、粗鲁、残忍的非人性，成为不断激进的皈依运动的目标。尽管“做人”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但“做人”不再是一种人人都享有的自然条件，而是变成了一种需要学习的技能。经过不懈的学习，人们学会承担责任，但也只有少数人能够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完成。因此，二元对立的想象和宣教实践是一种“监护情结”，它同时以学校的隐喻来阐释社会，并宣称师生角色的永久不对称。结果就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上层和下层区域之间的关系被全方位重新定义了。如果说传统等级制度的主要功能是确保本质上自主的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向上流动，那么新的等级制度的功能则是确保与等级秩序的延续相适应的生活形式的再生产。因此，这种“规训权力”被用来为这种功能服务。换句话说，规训权力从社群再生产领域转移到阶级等级的再生产领域，这是17世纪真正发生的事情。
社会等级制度（social hierarchy）的再生产（任何时候都被视为对社会秩序的维护）首先最直接地受到了新出现的“危险阶层”的威胁，这些人暂时不受制于任何制度化的监视和身体控制形式。在国家层面运作的规训权力率先应用于顽固的、分散的流浪者和流动的穷人群体。为了遏制社会结构容不下的人口，为了在教区和庄园建造人工堤坝，以抵御浅排水渠无法抵挡的浪潮，因此需要开发新的、有意设计的监督技术。这些技术发展同时发生在一些相距甚远、互不相干的地区，但它们的手段和目的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福柯令人信服地表明，医院、精神病院、监狱、济贫院、救济院、军营之间在方法和效果上有着本质的统一性，它们大约在同一时间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出现在西欧的所有地区。所有这些机构都是社会控制的手段。所有这些机构都通过部署监视权力来行使控制权。所有这些机构都把“需要照管的人”（charges）限制在一个有限的、易于监督的空间内，把他们变成“囚徒”（inmates）——比如几乎完全废除对穷人的露天援助，以此来使部署监控，使监控得以实现。它们利用监控来在最微小的细节上管理“需要照管的人”的全部行为，对身体施加近乎完全的异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规模的总体制度仅仅是为了重建地方社群大规模部署规训权力的条件，而这些规训权力针对的是那些逃避社群控制的人口。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总体制度中的规训权力现在成了一种在功能上不一般的设计，它被从社会交往的其他惯常联系中剥离出来，并且包含了权力地位的永久性和不对称性。这一事实使得新开发的身体控制技术成为一种全新的现象。这种技术有了几乎无限延伸的潜力，相比之下它过去的原型显然没有。因此，规训权力的范畴，以及发生在现代黎明的社会控制的重组，可以视作福柯分析现代（工业）社会及其起源的新模式的支点。这种新的理解现代性的模式形成于尚存的、有抱负的精英群体之中，然后通过教育、意识形态压力和积极、消极处罚的复合形式逐渐渗透到其他人口，尤其是前工业时代的穷人，现在他们要转变为工厂劳动力了。新模式离不开规训权力的重新部署和社会控制的重新安排，取代了对公共秩序和遏制“危险阶层”的政治关注，清教徒也不再把世俗的成功视为精神救赎的征兆。这种模式也将精英们的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置于中心地位，至少在导致建立“成熟”工业社会的一连串转变中是这样。第一批工厂的故事可以被重新解读为一个单独的篇章，或者说一个单独的主题，它来自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包含对新晋穷人的遏制，对不受控制者的遏制，对那些最终被定义为“危险阶层”的人口的遏制。这种阐释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合理性）被忽视了，可能因为经济主导或态度主导的变化理论引出了研究相关性的不同结构。我在《阶级记忆》（Memories of Class）中提到过一些英国的例子。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第一批工厂被同时代的人视为另一种穷人作坊，其所有者是当局的特殊代理人，照顾穷人的物质精神福祉的公共任务成为他们的责任，同时减轻当地纳税人的过度财政负担，并且确保对潜在反叛者的身体进行控制，在道德上荡涤他们的灵魂。第一批工厂的劳工（大多数情况下是妇女和儿童）往往直接从教区赞助的济贫院被送到愿意接手的企业家手中，并被那些负责追捕工作场所中叛逃之人的秩序监护人强制留在那里。至少在公众眼中，生产力的提高（实际上是生产活动本身的提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让大量劳动者服从统一的身体活动节奏，这主要归功于工厂和附属宿舍对生命过程的密切监督和严格控制。
煤矿童工（1912年，美国）
仔细阅读这一时期的工厂规则，我们会发现大多数禁令与规定跟追求经济效益之间没多大关系。我们会看到一些特别挑剔、时常矛盾的规则，比如禁止吹口哨，禁止唱歌，手太脏会受到惩罚，但洗手可能也会受到惩罚，等等。只有在帮助工厂工人完全服从于他们的主管，并消灭工人身体的最后一丝自主权时，这些规则才有意义。换句话说，工业制度的出现遵循一种政治逻辑，而不是技术逻辑。与其训练“前工业时代”的穷人，让他们养成新技术所需的常规工作习惯，不如促使企业家使用大量工人并对他们身体的进行技术控制。最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工厂工人来自无家可归者和赤贫者的行列，他们已经经过济贫院严格制度的熏陶。说到他们的工作性质，他们只适合操作最简单的技术，不需要自主判断，也不需要个人决策。这种技术很早就用于生产中技术含量最低的环节。在工业时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样的身体控制技术并不适用于工匠类型的工作。几十年来，人的技能（而不是机器的技能）仍然是工业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补充。工厂制度之所以成为可能，离不开有效监控那些挤在工厂围墙内的无技术劳动力。可是，如果没有技术工人定期参与进来，与无技术劳动力合作，工厂生产模式就不可能运作。济贫院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技术工人。所以，企业家只能从工匠作坊里抽调过来参与合作。在工匠作坊，自主权和规训权力的传统被紧密地包裹在多维互惠的密集组织中。在这种传统的背景下，新的工厂制度确立了赤裸裸的身体控制和不加掩饰的权力不对称，这在工匠（技术工人）看来一定陌生而令人厌恶。这种对工厂秩序的抵抗构成了整个19世纪上半叶一切工人抗议运动、密谋及其意识形态纲领的主要内容。从更晚近、更扭曲的角度来看，这些运动将载入史册，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乌托邦、“小资”和其他不成熟形态的“前历史”阶段。部分原因是工匠们自主传统的饱满精神和由此产生的抵抗力量，部分原因是他们被要求履行的职能性质——技术工人不能像那些无技术工人那样，被赤裸裸的规训权力绑定在工厂制度中。对无技术工人而言，不加修饰的的规训权力既合适又充分，但对数量不多却不可或缺的技术工人来说，企业家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几十年来，在“技术”机器削弱技术工人的不可或缺性之前，工厂劳工中的技术工人保留了工匠作坊大部分的自主权和自治权。
在很多时候，手工业者以分包商的角色卷入生产过程，大部分时候他们被市场交易规则控制，而不是被对工作的任何直接监督控制。工人服从工厂生产的要求，前提是工资谈判。要让工人服从更多的规训，就要付给工人更多的钱。
在工厂劳动的参照系中，技术工匠被视为“劳动贵族”。然而，将他们与其他劳工区分开来的，不仅仅是收入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他们地位的特殊性基于他们暂时不受那令人厌恶的规训权力的过度影响。
市场导向和自我利益使得工匠逐渐放弃传统工匠的“自我管理”。换句话说，规训权力试图从无技术工人身上转移到技术工人（工匠）身上，争夺控制权的冲突一触即发。剩余价值分配的不合法化促成了新的权力和控制结构的合法化（剩余价值分配曾经是“前工业时代”主权权力力图保持不受争议的东西）。我把这种致命的移置过程称为“权力冲突的经济化”。金钱成为一种“将就的”权力，代替了生产领域中放弃的权力。工作场所产生的不自由经验被重新投射到商品世界中。相应地，对自由的追求被重新阐释为占有可销售商品并以此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另一方面，未能得到满足的自主性需求似乎给消费冲动带来了持续的压力，因为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并没有缓解消费冲动的压力。实际上，这种压力从工业社会之初就存在，像一颗定时炸弹，是规训权力控制身体所产生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影响。它也许驱动工业社会不断向前，是其不可抗拒的活力来源，使工业社会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将“稳定”体验为危机而非幸福的社会。同样，它也产生了越来越多无法解决的结构性错误，而工业社会最终没有办法解决这些矛盾。
现代早期的最强大脑们——亚当·斯密（Adam Smith）、边沁（Jeremy Bentham）、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西尼尔（W Nassau Senior）等等，他们从未将“经济增长”算作工业经济的属性。他们欢迎进步的资本主义，认为它是改善社会普遍福祉的途径。他们赞扬自由贸易，因为它能减少获得体面生活所需的劳作，并使人类的需求和生产能力达到平衡。但是，他们不相信市场能单独完成这一任务。这些思想家们认为，如果生产受到自然法则支配，并且对生产进程的一切干预都弊大于利，那么国家就应该对分配进行一些纠正性干预。但是，按照他们的设想，这种纠正性干预将被限制在“自然法则”所能生产的商品总量之内。他们认为，这个总量是有限的，而且相当有限。在他们看来，社会福祉能在经济的“静止状态”中实现，并且这一状态并非遥不可及。但是事实并非如他们所想。事实证明，哪怕经济的持续增长不是工业社会不可分割的属性，也肯定是其存在的必要条件。经济增长是工业经济的存在条件，而非工业经济内部逻辑的一种特征，因此，经济增长逐渐变成一种基于工业生产方式的社会制度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及解决矛盾的办法。不断增长的消费压力不可能平衡工业产出，除非工业产出同等强劲地增长。满足感要通过占有日益增长的消费品来获得，因此生产必须增长，哪怕只是为了将满足感保持在眼下的水平，并防止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所谓的“愤怒的正义”（“outraged justice”）。此外，对消费品的实质需求往往超过经济学家所说的“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后者指的是基于货币资源的需求，买家因此能够出清现有市场供应。两者之间的差距不能由经济的“自然法则”来弥补，因此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导致国家在工业社会制度中的干预职能不断增强。最终，国家被迫将注意力从“纠正分配”转向刺激（乃至指导）剩余生产本身。从长远来看，国家的这种新角色带来了哈贝马斯（Habermas）所谓的“合法化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
如今，经济增长成为衡量国家表现的主要标准，政府和政党根据这个标准来评判成功和失败。然而，在工业社会中，增加剩余价值份额是保留权力不对称，并继续“用钱换服从”的唯一办法。国家必须力争经济持续增长，并且从长远来看，为了让这一过程持续下去，政府还要千方百计破坏这一任务被永久完成的机会。这里存在一组无法解决的矛盾，矛盾的一边是用消费术语定义的、不断改善福祉的补偿性需求，另一边是规训权力起作用的生产过程，它能产生足够多的剩余价值来平衡这种权力持续产生的张力。本质上，政治冲突经济化的最终结果是经济的政治化。权力冲突的早期经济化重新定位了生存利益——从维持生计的传统再生产形式转向消费增加、生活水平提高的再生产形式。生产领域封锁的权力关系孕育了这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姿态，也不断加强着这种姿态。最终，这种姿态会给生产带来巨大压力，并使一开始取得成功的权力制度无法维持下去。然而，首先，对消费和生活改善的重新定位在工业领域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前景。没过多久，商品销售公司就开始相互竞争，争取在普遍的“购买意愿”中争取到更大的份额。就算没有心理学专家的直接帮忙，竞争者们也很快意识到，潜在的顾客身陷生产领域的囹圄，他们来到商品市场上，寻找某种修补身份的方法，以弥补受损的自尊心。19世纪末兴起的广告开始将这种冲动与市场提供的具体商品联系起来，为补偿性的梦想提供有形的、可购买的内容。这有助于发挥权力冲突的能量，而这种能量已经被引导到分配的竞争中，并作用于商品市场。消费主义的诞生是对规训权力的反抗受挫后的二度分支，这种反抗渗透并最终征服了生产活动的领域。我们要记得，规训权力首先是对身体的控制。人类身体在历史上第一次被大规模地作为操练和管理的对象。后来的消费主义是对这种操练和规训进行抵抗但失败了的产物。
首先，从17世纪开始，重新部署后的规训权力形式使身体成为有意识关注的对象，成为潜在“权力的容器”，而为了实现这些权力，必须有选择地发展并适当地引导身体。简而言之，身体本身是一个不完整的东西，需要朝着一种理想去培养，没有有意识的持续努力就无法达成。这种权力产生的身体由两部分组成，价值不一，与理想保持着不同的关系——它一部分要被压制、驯服、隐藏，最好是根除；另一部分要被照顾、关怀，使其完全实现。在罗德斯·斯泰格尔（Rod Steiger）主演的电影《典当商》（The Pawnbroker，1964）中，男主角从集中营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成为典当商。消费主义是操练异质身体的补偿性反应，而选择自主的身体操练成为他的主要目标。消费主义不是让身体从控制中解放出来，而是在复杂的技术产品的帮助下，按照自己的意愿控制身体获得快乐。比方说，身体受到严格的瘦身或慢跑规训操练，违背身体的自然驱动力和愿望，但这一次，身体归自己的主人管理了。消费主义的自由身后有一条奴隶的阴影，满足自己不再需要打碎手铐，人们用自己的钥匙给手铐上了锁。其次，在生产情境中，与规训权力相关的身体操练未能发展出在消费主义条件下具有特殊意义的身体属性。消费增长是一项全新的任务，身体必须为之做好准备，就像它在过去为完成任务所做的准备一样。身体必须使它恰如其分地吸收商品所提供、所承诺的越来越多的感觉。身体再一次被操练，但这次它是“感觉的容器”，这是身体这次操练的目标。这是消费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身体变得更加丰富，生活变得更加充实，这取决于身体操练的普遍性和全面性。通常情况下，发展并吸收新的（更多的）感觉能力与更传统的身体操练形式之间没有什么区别。比如，目的不是操练享受音乐的能力，而是使身体学会承受长期暴露在有时震耳欲聋、有时几乎无法辨认的声音流中；目的不是教人欣赏戏剧性的情节，而是使身体有必要反复接触不熟悉的情节和耳熟能详的情节；目的不是释放被压抑的情欲能力，而是将身体锻炼成能够反复进行性行为的规范化程序，高潮只是许多承诺的奖品之一，目的是促使人们愿意接受“自己动手”或“自学”的操练。
在难以捉摸的身体感觉被转化为可观察到的常规“对象化”指标时，它们仍然具有吸引力，因此相关性从结果转移到身体操练本身。总的来说，身体被训练成一种愿意吸收更多可销售商品的能力，并且通过一种自我施加的操练来灌输“常规”，使“常规”成为可能——这是消费主义的一个条件。
第三，身体——这个被呵护的对象，保留了它在规训权力诞生之初的核心定义特征。身体依然首先是邪恶和痛苦的最主要来源，因此它不能不被关注。呵护身体是消费社会居民最花时间、最费金钱的消费活动，对身体的照顾是一种不安的、不平衡的爱与恐怖的混合物（这使身体与过去宗教狂热的神圣对象不一样）。与过去一样，身体肩负起世俗成功或失败的责任，而“为我的生活做点什么”的冲动被最热切地转化为“为我的身体做点什么”。多年以来，一直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书是和烹饪有关的两类书籍。第一种烹饪书既诡异又充满异国情调，这类书认为，如果身体错过了其他身体的任何体验，那么将是一件可怕的事。第二种烹饪书是关于节食的书，它几乎禁止食用第一类书中推荐的一切东西。第一类书提供了第二类书想要剥夺的东西。身体必须一直是一个受约束和操练的对象，无论身体需要吃多少东西，无论身体如何屈服于市场营销的诱惑。因此，需要不断供应新的、可供应用或想象的、折磨和惩罚的工具。最重要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遭遇的实际问题往往会自动转化为购买身体训练工具、身体装饰品，或其他首先被定义为身体延伸品或附属品的需求（这离不开广告媒体的热心帮助）。对时尚的巨大关注是消费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将“时尚”定义为身体的话语。但是，在人类命运的消费主义阐释学中，赋予身体的特权并没有就此停止。打字机前那个薪水微薄、面容憔悴、没有朋友的女孩被建议购买一种新品牌的香水，以此来促使英俊、衣着光鲜的男人关心她，给她微笑，送她花。丈夫一心扑在工作上，青春期的孩子们即将离家出走，而年老、百无聊赖、被上帝和人民抛弃的家庭主妇被建议购买亲肤的纸巾，因为这是对身体的温柔和对女性气质的追求。一个办公室职员被他的女老板粗暴地教训了一顿，他被建议用雪茄烟的精致愉悦来讨好自己的身体。
消费社会产生的身体被赋予明确的角色，成为世俗成功的条件，也成为世俗不成功的一种补偿。我们看到，消费的驱动力不太可能得到满足，因为消费不会破坏基础结构，而这基础结构给了这种驱动力唯一的出口，也就是消费本身。消费驱动力也不可能因为自我认可、承诺破灭、希望受挫而消亡，因为它所涉及的身体操练技术除了不太可能延续身体的生命时间，在别的地方没有什么限制。我们看到，与西欧随工业制度的出现而出现的那种社会相比，消费主义社会没有多大区别。相反，迄今为止最全面地部署了使工业制度得以存在的权力技术，而消费主义是这种权力技术部署的标志。通过调解未解决的权力冲突，消费社会似乎延续了工业社会的前消费主义阶段。消费社会似乎代表了工业社会历史上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解决冲突的（或者说，转移冲突的）策略达到了另一种程度，削弱了原则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消费主义从对身体的强烈关注中汲取生命力。它还创造了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对身体的迷恋自我延续并自我强化，对社会再生产制度的包容能力造成更大的压力。然而，消费主义的根源不在于从公共到私人的文化转变，不在于从清教徒到自恋者的姿态转变，也不在于任何其他的“文化决议”（这些决议通常被构建为对显而易见的新生活模式的阐释）。基于17世纪以来重新部署和完善的规训权力技术，消费社会的根基仍然牢牢地扎在工业社会萌芽的同一土壤中。
换句话说，消费主义不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始，而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最矛盾、最荒谬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主义是“最后一口气”，以挽救工业社会的后果，因为它选择权力不对称作为再生产的范式；但这种首先立足于工作环境的权力不对称正迅速变得不足以完成任务，就像现代社会初期基于社群的监视权力一样，现在不够用了。我们再次经历着一场新的权力危机（虽然还看不清晰），22世纪的未来“福柯”将在我们的时代发现一个类似17世纪的东西。许多人认真思考着不再工作的生活的可能性。在许多方面，这些人相当于过去几个世纪的“流浪汉”和“危险阶层”，他们迫使社会再生产的问题被重新表述为“法律和秩序”的问题。
在过去，规训权力的重新部署解决了“法律和秩序的问题”，把多余的人变成了劳动力。但如此“理智的”工业生产逻辑又使劳动力变得多余。老问题又气势汹汹地回来了。很难想象，除了对社会权力进行彻底的重新部署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来解决工业时代产生的冲突。也许更重要的是，消费主义作为地方性权力冲突的有效出口的合理性取决于在工业制度框架内围绕生产者角色组织的持续身体训练。反过来，这要求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处在被制度训练的某个关键阶段。然而，这不是今天的情况，将来也不太可能再次发生。越来越多的人以消费者的角色在社会上被生产出来，但被拒绝进入生产者的角色。这些人在本质上无法充分发挥消费者的作用，并且被剥夺了充分发挥该作用所需的手段。在这种背景下，1981年的英国骚乱可以被视为早期工业时代“砸掉机器”的现代版本。绝望的失业青年扮演着消费社会的卢德主义者（Luddites）。他们把愤怒投向了消费主义的压迫工具，砸毁了市中心百货公司橱窗里陈列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