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 年始，作为启蒙的《走向未来》丛书和现代中国的未来 | 畅销书里的中国⑩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图书市场。
我们挑选了若干本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找到当年相关的作者或者编辑，请他们讲述每本书的故事。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第 10 本不是一本，而是一套丛书。
因为这套书的启蒙和介绍功能，和“走向未来”的雄心，并非一本书可以概括；同时因为它的几十位参与编辑者和作者在其后的历史中迥然各异的命运，我们很难以一个编辑、一个作者、一本书来代替。
这套命名为“走向未来”的书，对未来巨大的期许在其后的历史中以各种方式被实践，几乎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里，它的编辑们中的某人或某几个人都曾被视为未来希望的载体供希望或者失望，直到共同塑造了现在的中国。
唯一确认的是，我们和我们的被采访者，连感慨都小心翼翼——这一定不是当年编辑者所希望的。
1984 年，位于北京东城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门口，经常会出现几个陌生人的面孔。他们大多是来自外地的普通人，但也身份各异。比如有四川、贵州、陕西、东北等地的中学教师，地方干部，下放知识青年，工厂学徒，地方小报记者、编辑，被打成的“右派分子”，等等。这些人没有“名片”，没有“身份证”，没有“单位介绍信”，只是向门卫请求，希望能进去见一个叫丁学良的人，想和他讨论问题。为了记录谈话，他们来的时候随身“带了一大堆小学生练习册子”。从北京回家乡后，人们还会互相“传抄”这些对话。
“有的时候你很感动，收入那么低，他自己掏钱，一路上吃的就是自己带的干粮。千里迢迢过来，就是为了见你一面，和你讨论问题。讨论的问题和他个人没什么关系，讨论中国怎么办？现代化怎么办？中华民族的前途在哪里？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如果毛主席那么伟大，为什么在他手下出了那么多事？毛主席讲过，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一党专政。我们要不要从一党专政走过来？都是大问题”，丁学良向《好奇心日报》回忆道。
丁学良被关注是因为他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
1980 年代的大学生中，几乎没有不知道《走向未来》丛书的。
当时，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的钱钢就“亲眼看到”了《走向未来》丛书“洛阳纸贵”的场面。“每一本小白书出来以后就一抢而空。我也买了所有”，钱钢说。那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的赵士林也回忆称：“北大怎么卖？不是在书店里卖，就在马路旁边操场上堆成一堆，自己挑去。很多人都买，可以说是人手一册。”
这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丛书，原计划出 100 本，最后只出了 74 本。销量总计在 1800 万册左右。当时，每本都是畅销书。一上市，各地争相抢购，迅速售罄，不断再版。
彼时，《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和作者成为了 1980 年代中国思想解放的重要推手，启蒙和影响了一代人。这些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和现代中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直到现在，受他们影响的那代人以及新一代的年轻人，依然面临着当时他们所思考和试图解答的问题。
“你要跟当年梁启超一样”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人’”，这套丛书的序言里写道。
1982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找到了《自然辩证法通讯》的编辑金观涛等人，希望“策划出版一套针对年轻人的知识性和修养性的书”。此前，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当时影响巨大、由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这套书是 1840 年至 1919 年到访国外的中国人所撰写的见闻、游记、日记、报告文学等，记录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的历史。
但金观涛等人对这个提议并不满意，而是希望出版一套带有“启蒙性”和“思想性”的丛书。这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简称“青少所”）张黎群的引介下，四川人民出版社（金观涛妻子刘青峰的叔叔刘茂才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找上门来。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出版。
当时，四川人民出版社同意金观涛他们在北京单设《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和编辑部，并采用出版社拨付的编辑费作为活动经费但不参与分利的形式。而这种由社外人员策划选题、审稿、编辑，出版社只在形式上保留终审权的尝试，可以算作 1978 年以后最早的民间策划出版。
不过，想出书还得解决挂靠单位的问题。在唐若昕（唐弢之子）的“穿针引线”下，“青少所”正副所长张黎群和钟沛璋帮助其挂靠在“青少所”名下。最后，他们两人也成为了丛书顾问。除此之外，严济慈、杜润生、陈翰伯、侯外庐和钱三强老一代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也成为了丛书最早的顾问。
《读书》杂志副主编、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包遵信则成为了《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金观涛和唐若昕任副主编。编委之一的丁学良向《好奇心日报》回忆，邓朴方（邓小平之子）也和包遵信一起参与进来。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还回忆称，《走向未来》丛书的第一笔钱来自当时的编委王岐山，他支持了 5000 元。
这都体现了《走向未来》丛书和官方改革派的密切联系。他们的影响也是遍及官方和民间。
当时，编委会成立时还定了一个原则：编委只要中青年，不要 50 岁以上的人。其中，主编包遵信年纪最大（1983 年 46 岁），编委会就以他的年龄为上限。大多编委都是 30 岁左右的青年人。
因为当时没有手机，丁学良回忆，包遵信只能通过单位找人的方式拉人入伙。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丁学良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联系人太多了，他们还要面试，还挺严格的。当时一分钱没有，不像现在你邀请什么人给他什么待遇。你去的话要自己坐公交过去，要坐几个钟头，就是义工。当时很累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谈了几个钟头，很累又很饿，邀请人又没钱，然后大家休息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你自己出去喝点自来水，买个馒头吃一吃。当时觉得很有意义，否则根本不会去做这些事”，丁学良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金观涛也回忆称，编委会是高度理想主义，内部不谈钱，不算经济账。如果谈钱，编委会有可能赚很多的钱。后来丛书每个常务编委每月补助 30 块钱，普通编委 20 块，工作人员 20 块，更多人是属于“义工”。
“义工”之一的丁学良觉得，支撑自己做这件事的意义其实就是“启蒙”，“对全中国人进行启蒙，上上下下启蒙”。这其实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和作者们的目的，“启蒙”成为当时所有人的共同追求。
当时，这群编委们不仅有着“启蒙”的一腔热血，也确实有着发现新东西的能力，把握住了时机。
丛书作者之一的张猛觉得，文革结束之后的 1980 年代，是一个“解冻和苏醒的时代”。“当时等于各种人神经本来就麻木。突然有人就把新的东西晃一下，拿出一堆来，这就很兴奋很刺激，基本上都没听说过。你像我，现在对你们来说，像马克斯·韦伯，不管你们看没看，都知道，但对于我们来说，完全就是新的。我们当时只知道卡尔·马克思，哪知道马克斯·韦伯。所以，真的蛮兴奋的，哗一下，这么多。当时他们还讨论凯恩斯。后来第四批，张五常也是作者了，《卖桔者言》，所以当时真的是收集了各种人物”，张猛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1983 年，丁学良的硕士论文《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观”概览》荣获中国首届“中青年社会科学奖”一等奖，次年正式获得留学美国的机会。赴美前，包遵信跑来见了丁学良最后一面。他向《好奇心日报》回忆起了当年的情境：
“因为我马上要到美国留学了。包遵信就跑来找我，说你要走了，编委会委托我来拜托你一件事。我到美国后要干哪些事。第一件做的事就是要把几本好书给我们介绍回来。也是一分钱没有的待遇，但是要干事。
讲完后，下午五点了。那个时候营养很差，所以到下午四五点的时候，肚子就饿得咕咕响，当时也没公款消费，收入也很低。包遵信实在觉得对不起我，你给我们干了这么多事，一杯茶都没给你喝过。能不能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当时还没有酒店，我们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路边的小饭馆。
我印象非常深刻，跑到动物园旁边的小胡同找到一家小饭馆。包遵信很豪爽，说今天下午喝酒我请客。当时大家都很穷。然后叫了一盘卤猪头肉，猪头肉上面都是长毛的，叫了一碟五香花生米，叫了一瓶 56° 的二锅头。我们俩干得精光，豪气满怀，壮气凌云，志气通天。
包遵信说代表编委会给我辞行。你是我们编委会中间，第一个到西方留学的，你要记住。你的使命不得了。你要跟当年梁启超一样。”
“这个世界怎么样了？”
从 1983 年底到 1988 年，《走向未来》以平均每年一批的频率，总共出了 5 批 74 种书，销量总计在 1800 万册左右。
其中，像《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GEB：一条永恒的金带》《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人的现代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凯恩斯革命》等书销量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册。丛书涵盖了物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哲学、历史学等各个西方最前沿的新知。
这些书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完全是新知识、新观念、新思想。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那些当年的读者屡屡提及的都是“兴奋”、“激动”、“被打开了”、“开天眼”、“启蒙”、“新锐”、“前卫”，等字眼。
刘擎当时是东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 21 岁的他，在一次讲座中看到有个老师把《走向未来》丛书里的几本拿出来，“一看就非常吸引”。然后，他就开始收集这套书。“基本一本不差，我都买全了。现在家里还有。这些对我们来说当时都是崭新的知识”，刘擎说。
与此类似，胡泳回忆称：“当时看到这些东西，从来没有接触过，完全崭新的知识。我觉得基本的感受叫开天眼，换句话讲，你从来没有意识到说，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人在研究这么多有趣的知识。有点像你特别特别饥饿，但你来到了一个琳琅满目的食品摊。你就很贪婪地到处吃，可能会像吃自助餐一样，你拿了太多的东西，可能都吃不下了。”
秦朔觉得“气势恢弘”、“开风气之先”，整个人“被打开了”。钱钢甚至有些激动地说：“我们大家都如饥似渴，这里面是思想的饥渴。”
对于《走向未来》丛书的特点， 1987 年接任包遵信担任主编的金观涛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封面上画现代画是《走向未来》丛书的首创。更重要的是，书的内容要求一定要有新思想，不是纯学术、学科式的知识。具体说，有几个要求：第一，一定要有思想性，贴近时代问题；第二，多学科交叉；第三，必须薄薄的，可以放在口袋里，便于阅读；第四，既要有编译西方的，也要有中国年轻学者原创的著作，还要有结合中国改革实际的。”
比如编委和作者就包括王岐山、茅于轼、周其仁、张五常、朱嘉明、刘东、钱乘旦、李银河、董秀玉，等等。其中，像崔之元（1963）、张猛（1959）和顾昕（1963）三位当时只有 20 多岁，非常年轻，精力和热情也极为高涨。写作《人的创世纪》一书时，张猛、顾昕和张继宗三个人用了大概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完成了。“我大概有三夜或者四夜没睡觉”，张猛说。
不过，由于急切地想把国外的新知告诉给中国读者，编者和作者的水平不一，《走向未来》丛书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比如张猛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新的综合：社会生物学》就不太忠实于原著，编译得不太好。
《走向未来》丛书的畅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1978 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闭关几十年、对国外情况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当时提出要了解“世界发展主流”、要“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
当时，《走向未来》丛书极大地帮助了中国人了解“这个世界怎么样了？”。它的畅销和影响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之前中国几十年的封闭状态，跟外部世界绝缘，完全不了解世界各国的最新发展。
比如 “《人的现代化》，中国四个现代化中没有人的现代化。人不现代化，这个国家和社会怎么能现代化呢？；《日本为什么“成功”》，因为当时中国人的观念是现代化是西方一套，我们搞现代化会不会是全盘西方化？日本的现代化走的是把西方最好的东西和日本传统最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我们要搞现代化，并不等于我们什么东西都要放弃；《凯恩斯革命》讲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作用不是绝对的”，丁学良说。
“《走向未来》有一种比较明媚、向上，比较进步主义的气质。正像这套丛书的名字一样，他们是走向未来的。因为我们经历了文革之后，这个世界在文革十年中，变化得非常非常大，然后世界有很多很多新的思想、新的知识。这个不仅是在文革十年动乱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在前 17 年（指 1949—1966），我们也是不知道的。所以，《走向未来》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中国人思想上、知识上要跟这个世界同步，而且要面向未来。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启蒙，就是我们去打开一个我们从未见到的世界和它的智慧”，刘擎对《好奇心日报》说。
因此，《走向未来》丛书也成为兴起于 1980 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重要角色，汇入“反思传统（包括近现代革命传统）和人的觉醒”的时代浪潮。“那个年代你都不好意思反对改革”，秦朔说。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也和当时的中国文化书院、《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成为了 1980 年代中国的三大民间文化机构。其中，中国文化书院主要是通过开班授课的方式启蒙大众，导师有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张岱年、金克木、汤一介和李慎之等人；甘阳担任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在三四年间主持出版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35 种）“新知文库”（78 种）“人文研究丛书”，以及《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5 种）等上百种出版物。其中就包括《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悲剧的诞生》《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西方经典学术著作。
这三大机构共同点燃了 1980 年代的“文化热”，也成为了引领当时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种思想风潮的源泉。
除了时代背景，《走向未来》丛书也采用了今天看来非常聪明的市场策略。他们封面采用了当时中央美术学院学生戴士和设计的黑白两色现代画，时尚新颖。书籍特别使用窄窄的小开本。每本书的篇幅通过节译，也得到了控制。这些措施最终也把每本书的成本降下来，使得更贴近大学生的购买力。
虽然价格很低，但对于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更为普遍的形式是一人买几种，另一人买几种，然后交换来看。“（当时）两三个同学，四五个同学在一起讨论是非常多的，还有跨高校的讨论，青年教师和我们一起读。讨论非常频繁。而且好像当时是一种文化身份的标志，谁拿到这套书在读，证明这个人是挺有思想的”，刘擎说。
他们带来的未来
1988 年 10 月，在四川成都召开的“中国学者展望 21 世纪”学术讨论会上， 25 岁的刘擎认识了 41 岁的金观涛。那时，刘擎只是上海《当代青年研究》杂志的一个特约记者，金观涛则早已暴得大名，还和李泽厚、温元凯等人并列为 1980 年代的“青年四大导师”或“四大启蒙导师”。
那时，自称“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刘擎在饭桌上还和对自己来说“神一样存在”的金观涛就卡尔·波普尔的一个问题争论起来。当时在会议上，很多人都听不太懂金观涛的论文，刘擎则用“非常短的时间，几分钟”出色重述了金观涛的论文。“我讲得非常明白，而且大家听得觉得非常有意思”，刘擎说。这两件事给金观涛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又由于两人都是理工科出身，“非常能够对话和理解”。于是，两人约定，刘擎将跟随金观涛念书，成为他第一个博士研究生。
“当时已经把我认作学生了。他 11 月来上海做演讲，参加学术活动，就把我带着，参加了一些他的私人活动。那时候，他到上海来参加王元化先生另外一个刊物，叫《新启蒙》杂志。我见了王元化和其他的一些学者”，刘擎回忆说。
但整个安排因故打断，未能成行。
金观涛去了香港工作。他和刘青峰、陈方正创办了《二十一世纪》杂志。这本刊物是之前《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编的《走向未来》杂志的变体，但由于原有的知识群体分化，现在更像是一本单纯的学术杂志。
刘擎则去了美国留学，最后拿到了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1999 年，在金观涛的邀请下，刘擎去了香港工作，期间参与编辑了《二十一世纪》杂志，主办了学术网站“世纪中国”等。
现在，刘擎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也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曾著有《纷争的年代：当代西方思想寻踪》《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中国有多特殊》等，译有《以赛亚·伯林的遗产》《言论自由的反讽》等。
秦朔成为了《南风窗》《第一财经日报》的总编辑。 1997 年， 29 岁的他就担任了《南风窗》的总编辑，并成功领导这本杂志成为了中国影响最大也是发行量最大（单期近 66 万）的政经杂志。《时代》周刊称它为“一份属于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时事刊物”。现在，秦朔是自媒体“秦朔朋友圈”的创始人。
胡泳
胡泳当过《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不仅撰写了大量有关互联网的介绍文章，也策划、出版和翻译了一系列有关互联网的图书，包括《数字化生存》《网络为王》《众声喧哗》《认知盈余》《未来是湿的》等。如今，他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依然研究着和数字化生存相关的各种问题，反思数字化和互联网。
钱钢写出了《唐山大地震》《海葬：大清国北洋海军成军一百周年祭》《改革：1987 年秋在苏联》等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先后在《解放军报》《中国地震报》（后更名为《中国减灾报》）、《三联生活周刊》、央视的《新闻调查》等媒体工作过。1998 年到 2001 年，他还担任过《南方周末》的常务副主编。从 2003 年秋天开始，他成为了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主要研究中国新闻史，致力于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话语分析。
他们的未来
至于丛书的顾问、编委和作者们，丁学良称：“我现在是《走向未来》丛书中间，唯一一个还有 100% 讲话自由的人。其他都没了。有的人死掉了，有的人关起来了，有的人抓起来了，有的人现在失踪了，还有的人当官了。”
陈一谘 1980 年代末离开了中国，没有回来， 2014 年在美国逝世。包遵信、乐秀成、何维凌、贾新民、邓英淘等也已经去世。
金观涛、刘青峰夫妇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在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等工作过，出版有《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中国思想史十讲 (上卷)》等著作。丁学良在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导师为丹尼尔·贝尔），也成为了一个学者。现在他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
唐若昕曾担任秦皇岛市市委副书记、邯郸市市长、河北省计委副主任等职，后又任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但因受贿和滥用职权， 2012 年获刑 14 年；尹蓝天当过中国农业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农信）副总裁，但后因中农信涉案，被判了 16 年。
回看《走向未来》丛书，今年 52 岁的胡泳觉得，“现在来讲，这套书还是很稚嫩的。它看很多东西还是两分法，对世界的复杂性没有那么多的探究。如果你说得比较好听，那是中国知识分子重新睁开眼看世界。所以我们保留了很多纯真年代的特点：很多地方你很幼稚，很多地方你很天真，但很多地方你是很真诚的。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回到纯真年代，你必须要成熟。所以我觉得说，今天我们大概还是需要重新来做新《走向未来》丛书，用一种更加复杂的眼光来关照中国和世界。”
“80 年代是中国人有信心、有信念，而且有信仰的年代。不是造假，不是强迫，不是恐怖，不是扭曲，不是腐败的时代。当然有腐败。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对未来有信心，没有哪个强迫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自己就有信心”，丁学良感慨道。
（参考资料：《我与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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