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本书，20 个国家的故事，十几个学者，帮我们了解国家的转型：韩国篇
为什么要做这个系列
一年以前，我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
它至少有两个维度值得进一步探究：除了物质主义，未来属于年轻人的这个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是如何被构建的？如果传承给年轻人的是一个乌七八糟的社会：价值观混乱、缺乏信任和尊重、犬儒主义泛滥、暴戾、愚昧、不知好歹……如果人类积淀的文明被漠视，那么，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认为这是“对年轻人的好”。
另一个维度是现在看似乎理所当然，但实际上会越来越引起担忧的问题：未来的公正体系如何建立或维持？其实它就是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提出的：人们普遍相信，“政治不平等比经济不平等更可怕”“代际之间的不平等比特定一代人以内的不平等更恶劣”；它也是威尔逊在 100 年前所面对的：如何在治理正在工业化的社会时，找出一个能让社会中所有人都同时受益的办法？
对于年轻一代未来所身处的世界，与工业化社会中利益重新分配、公正平等的社会真正形成相关。
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出发的。
不可避免，它会遭遇转型这个概念。我们探讨的所谓转型，也是探讨我们的未来，如今和未来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
在中国的语境中，它可能用另一种语言体系来表达，比如“共同富裕”之路，比如对阶层分化、固化等各种问题的担忧和解决之道。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个所有人，包括主事者，都没打算回避的问题。
《好奇心日报》邀请了十几位学者、用十几篇文章来探讨“转型”这个大话题。我们希望，它们能给你带来一点启发。更为重要的是，每篇文章后都会有一个关于国家转型的推荐书单。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方便你进一步阅读和思考。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说：“人类最大的难题，是实现一个能够主持普遍正义的公民社会。”《好奇心日报》一如既往地相信这些报道有助于我们每个关心未来的年轻人进一步的思考。毕竟，我们面临的问题如此之大，它值得我们为此动些脑筋。
以下是我们的第六篇，探讨的是韩国的转型。
韩国是中国的近邻。关于它，你可能最熟悉的还是它的娱乐业。无论是《太阳的后裔》《来自星星的你》《大长今》等电视剧、《辩护人》《我的野蛮女友》《熔炉》等电影，还是 EXO 、 Big Bang 和少女时代等演唱组合，甚至包括中国很火的综艺节目《我是歌手》《奔跑吧兄弟》《花样姐姐》等的原版模式，都是韩国制造。它们也成为大部分中国年轻人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韩国对中国的影响还不止于此。韩妆、韩装、韩国汽车（如现代）、韩国手机（如三星）、韩国美食……它几乎涵盖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过，这个因为美苏冷战诞生的年轻国家，在后冷战时代依然成为了大国角力的重要赛场。 2016 年，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中国对此表示抗议，并采取了多项措施。其中之一就是“限韩令”——与韩国相关的娱乐产品纷纷整改或取消。《首尔经济报》罗列了具体措施，包括禁止新成立的韩国文化产业公司投资、禁止韩国偶像组合进行一万人以上的公演、禁止新签约的韩国影视剧放映、禁止韩国演员出演中国电视剧等。
但是，韩国始终是韩国。韩国人有着自己的叙事与复杂性。比如你从《出租车司机》《华丽的假期》《辩护人》《熔炉》《共同警备区》之类的电影中，也可粗略了解韩国的现代史，窥其一二。
1953 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这个国家在随后三四十年间，经历了巨变。经济上，它从发展中国家成功转型为发达国家，人均 GDP 翻了 100 倍，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政治上，它几乎有着所有社会转型中的痛苦经历，韩国人漫长的抗争才换来最后成功的民主转型；社会上，宗教、农民、中产阶级等各个阶层不仅共同推动了韩国的转型，也达成了社会的和解。
像是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一个标本。他在 1991 年出版的《第三波》中曾提出“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发展将为民主政权创造基础”的著名观点。按照亨廷顿的逻辑，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民主的机会与日俱增。因为现代化会推动社会的多元化，进而改变原有的社会阶级结构——大量中产阶级崛起，加大对民主的诉求，从而推动国家转型。
韩国的转型历程正是如此。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 1961 年到 1987 年，韩国的人均 GDP 从 94 美元激增至 3511 美元，翻了 37 倍。另据韩国经济企划院的数据，到 1985 年，韩国的中产阶级人口人约占成年人口的 38% ，超过了 1/3 。这为后来 1980 年代末的民主化顺利转型奠定了基础。
不过，亨廷顿只对了一半。在亨廷顿看来，自由民主价值、法治和多元主义等是西方独特的文明，不是普世的。而且，跨文化传播自由民主的价值将需要使用武力。而这一看法最著名的拥护者是曾长期担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他也认为，自由民主不是普世价值，而是西方的观念，文化限定了它们能够扩展的范围。比如儒家文化圈就不适用。这一文化圈的民众强调对家庭和集体的忠诚高过个人自由和需要，乐于顺从权威，重视秩序胜于重视冲突，等等。
但是，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鲜活例子反驳了上一说法。比如对于韩国来说，尽管有诸多麻烦，但它有一个相对乐观的结局。它不仅在经济增长态势、经济结构、创新能力、资本流动、金融体系等方面完成了从经济增长奇迹到成熟经济体的转型，迈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也在社会创造力、大企业、文化（电影、电视、模式输出等）等方面有着全球的影响力。而且，它的社会形态也更接近于欧美发达国家，政党政治对人民生活的实际影响在变小，进入成熟社会。
本文作者苏琦现为《财经》杂志副主编，主管宏观与学术。他看过很多书，比较关注历史、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话题。之前则任职于《中国新闻周刊》经济部主任、主笔和《经济观察报》区域部主任。他也是我们《100 本书，20 个国家的故事，十几个学者，帮我们了解国家的转型：东欧篇》的作者。他这篇关于韩国的文章，将详细探讨韩国民主化过程中所经历的漫长抗争与转型。
在他看来，韩国转型被视为较为成功的范例，卢泰愚为首的威权政府在 1980 年代末决定和平交权，毅然同意反对党的总统普选要求，最后功成身退。虽然日后和前总统全斗焕一起因光州事件和贪腐等受审，但终得国民宽宥，并颐养天年。而韩国也因为政治和平转型而较为顺利地实现了经济的进一步转型，扛过了亚洲金融危机，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全世界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行列。
“然而这看似皆大欢喜的转型背后最大的推手，是韩国民众持续不断的抗争，其中不乏血泪。正是这英勇不屈的奋斗，让威权政府最终意识到，仅仅靠经济绩效是无法维系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的，何况超越赶超阶段的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并日趋精细复杂，强力政府的政策绩效总有高低起伏，社会利益集团也越来越多元化，众口也越发难调，最终不得不向民意低下高傲的头颅，铸剑为犁，实现全民和解，抛却历史恩怨携手向前。”苏琦写道。
“汉江奇迹”是怎么回事？
（这事要从朴瑾惠的父亲朴正熙说起。他是创造韩国“汉江奇迹”最重要的人物。执政期间，他按照韩国国情开展了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和新乡村运动，使得韩国的农业和工业得到快速的发展，国民生活水平迅速提升。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朴正熙长达 18 年的统治期间，韩国的人均 GDP 也从 1961 年的约 94 美元增至 1979 年的约 1774 美元，翻了近 20 倍。）
（但是，）来自美国盟友的压力，使得朴正熙无法随心所欲一手遮天，他至少需要通过名义上的选举来重塑其军政权的合法性。 1970 年代早期的石油冲击，引发了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主要市场在一段时期内的低速增长和宏观经济不稳定。纺织品和服饰出口配额在 1960 年代已经实行，但保护加强了，并延伸到了其他部门。技术上的突破似乎威胁到了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方面的优势。 1971 年的选举曾对朴正熙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有超过半数的选民把票投给了反对党的竞选人，其中就包括后来在 1990 年代后期当上韩国总统的金大中。为了平息这种反对浪潮，朴正熙推出“维新体制（Yushin system）”来加强统治力度。
“汉江奇迹”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暴露出来的问题
在整个朴正熙时代，反对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完全消失过。朴正熙治下韩国经济跃进的“汉江奇迹”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劳工进行“福利压抑”的基础上。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在于工作时间的延长以及相对较低的工资。朴正熙政权有计划地对劳工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动员，这体现在对劳动力队伍进行军事化管理和经济民族主义动员。
然而尽管国家和商业集团采取了各种措施，但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只彻底温顺的劳工队伍。虽然力量悬殊，但韩国的劳工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反抗。在朴正熙及其后的政权下，他们一直在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
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军政权，以稳定经济和防止朝鲜进攻的名目不遗余力地对抗争运动进行打压。但朴正熙从来没有成功地消除过所有的反对者。虽然他的民族主义宣传和社会运动可能影响了一些集团——比如缺少文化的乡下人——但这些策略从来都没有能影响到学生或工人。
为了扩大执政之基，朴正熙向乡村倾斜，发起新村运动，对农业进行大量新增投资，赢得了乡村地区的政治支持。然而在朴正熙时期，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一直在上升，从 1963 年的 8% 上升到 1979 年的 23% ，而农业就业人数的比重从 63% 下降到 36% 。
为了应对国际竞争压力，韩国选择通过产业政策进行重化工跃进。客观而言，这一战略部分达到了目的，韩国实现了产业升级，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但政府的强力推进措施也导致了通货膨胀、外国债务、经常账户亏损、轻工业衰退，这些问题限制了韩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此外，重化工浪潮导致工业集中度再次加强，收入分配更加不平衡。
通货膨胀、小公司的萎缩和伴随的劳工问题使朴正熙在维持维新体制中陷入政治困境，也给反对党制造了口实。 1979 年 5 月，在刚获释的反对派领袖金大中的支持下，金泳三当选反对党国家民主党总裁，要求全面检讨维新体制。除了要求实行政治自由化和从军政府体制重返民主体制外，反对派还大力争取在维新体制、重工业计划以及在应对通胀的稳定化措施中利益受损部门的支持。
利益受损部门的支持来得比想象中的还要快还要猛烈。朴正熙政权对重工业的偏袒抽干了来自轻工制造业部门的投资资源，而轻工制造业部门是出口和就业的关键。制造业工人大多不是被财阀企业雇佣的，而是在中小企业上班，女工更是主要集中在纺织业与电子业这样的出口行业中，在 1970 年代分别占到了这两个行业就业人数的 70% 和 60% 。这些女工一般都特别年轻（从 14 岁到 24 岁），工作时间也都特别长（一天都是 10 到 12 个小时，每周只有一天休息），而她们的工资只有男性工人的一半。正是 1979 年夏天纺织女工的抗议活动及其引发的镇压导致了朴正熙政权的内斗和崩溃。
1979 年 8 月 9 日， 178 名来自 YH 贸易公司的纺织女工占领了国家民主党总部，要求该党帮助她们解决相关劳动纠纷。 YH 贸易公司是一家典型的中小企业，当时不少这类企业都因为劳动成本增加和为应对通胀采取的信贷紧缩而破产或暂时关闭。后来警察对国家民主党总部发起攻击，导致一名妇女死亡， 30 人受伤，其中包括几位韩国国民大会成员。
金泳三就政府处理此事的手法进行了严厉谴责，这导致他在 10 月 4 日被驱逐出国民大会，而这又在釜山和马山激起猛烈的示威，示威者不仅包括越来越好战的学生，还包括不满的工人。此时朴正熙政权内部在如何应对示威上发生分歧，朴正熙和总统安全卫队队长认为应不惜一切代价镇压釜山和马山的骚乱，而中央情报局长金载圭提议对抗议者做出一些让步，后来金载圭刺杀了朴正熙。
朴正熙遇刺之后，威权政府的延续
朴正熙被杀，军队和安全部门出现内斗，公民社会开始戏剧性地崛起，一如李承晚倒台后的情形。一时间，韩国的政治舞台显示出许多有利于民主化转型的因素：经济危机的加深、广泛的社会动员和军队的分裂。不过，构成威权秩序核心的军队及其联盟机构不仅度过了 1979 - 1980 年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而且迅速重新确立了他们的控制权。
一种解释认为以全斗焕为首的军方能够站稳脚跟和美国的默许密不可分。鉴于韩国在安全上高度依赖美国，美国如果对宣布戒严的决定采取强硬立场，那可能会为当时的民主化转型开辟道路。部分出于默认，部分出于有意识的政策考量，美国认可了宣布戒严的命令，认可了派出军队镇压光州起义，以及认可了全斗焕从戒严指挥迅速变成总统。当时面临苏联在阿富汗和越南及西太平洋咄咄逼人的攻势，美国可能无法承受一个偏左甚至可能亲共的政权的出现。
反对派的分裂也被视为转型失败的一个原因，“二金”——金大中和金泳三——个人间对反对派领导地位的争夺削弱了反对派的力量。在两个人个人间策略性分歧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政治性、地区性甚至阶级性差异。
此外，学生暴力抗议的升级、 1980 年 4 月矿工和钢厂工人的大规模骚乱及光州起义，疏远了中产阶级中的保守成员。在这方面， 1980 年与 1987 年构成反差：中产阶级在 1987 年大量参与反政府示威，在促使宪政改革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更重要的两个因素是政商关系还比较牢固，而军方强人政治模式的信用还没有最终破产。财团（Chaebol）是维新宪法体制下朴正熙政权政治秩序的主要受益人。即使由于金融资源流向重工业部门，较小的企业面临着信贷紧缩，并且主要企业联合会对个别政策（比如 1979 年稳定计划对信贷产生的影响）表示忧虑，私人部门并没有和反对派一起要求体制变革。实际上，私人部门认为民主化运动可能会殃及大企业在维新体制下享受的大量优待。如 YH 事件和 1980 年的罢工浪潮所显示的那样，民主的胜利将不可避免要求劳工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在经济战略严重依赖出口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国家，这一危险尤其具有威吓效果。
朴正熙被谋杀前后的权力斗争说明安全机构内存在严重分歧。不过，在 1979 年 12 月全斗焕发动政变后，这些冲突得到解决。在 1980 年 5 月宣布全部戒严后，全斗焕拥有的权力和智利的皮诺切特相似，他垄断了政治权威并且主导着军队和安全机构。在 1980 年 10 月到 1981 年 3 月的 6 个月时间内，全斗焕组织了对新宪法的全民公决，以及分别举行的总统和立法机关选举。新宪法由戒严领导机构起草，没有经过有意义的公开辩论，因为此时反对派主要人物和学生领袖已经被关押起来。在全民公决前一个月，最重要的反对派领柚金大中被以在光州起义中阴谋推翻政府的罪名判处死刑。新宪法不出所料获得“压倒性”的选票支持，使得总统得以通过间接选举产生。
在第二年 2 月的总统选举中，全斗焕战胜了象征性的反对力量。接下来，依靠对竞选活动的严格限制、对反对派主要领袖的政治禁令和对媒体新的控制，全斗焕的民主正义党（DJP）在 3 月份的立法机构选举中获得 69.4% 的选票。到 1981 年初，威权秩序重新获得巩固，民主化的势头暂时沉寂了。
在政治上站稳脚跟的全斗焕开始继续推行因朴正熙遇刺而中断的经济稳定计划。在外界看来，韩国在实现它的稳定化目标上被证明是相当成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年平均增长率从 1979 年至 1982 年间的 14.1% 降到了 1983 年至 1984 年间的 2.9% 。
军政府通过消除或者减少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项目，从而实现财政约束。这些项目包括“谷物管理和肥料基金”，当初是朴正熙通过在农村实行价格补贴用来培养其支持者的。在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公职人员的工资被冻结了，晋升也停止了，有些职位被降了级，招聘也终止了。在“社会净化”运动的外衣下，大量政府雇员被清理出局。
此外，尽管面临大企业的强烈反对，政府还是试图压缩大公司的信贷，虽然它们在融资上的缺陷使得这一改革更为困难。不难看出，全斗焕政权推进稳定化的努力几乎削弱了朴正熙苦心培育的每一个支持基础：农民、公务员、大企业和小企业。
此时，国际经济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给全斗焕政权带来了新的压力。美元高利率和第二次石油冲击给韩国的资本和能源密集型项目投下了阴影。面临巨大贸易赤字的美国，逼迫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尽快“毕业”，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承担与发达工业国一样的责任，并逐步实行商品和服务业的贸易自由化以及放松对外资的管制。到了 1980 年代中期，汇率政策也成了争辩的中心议题。在美国的逼迫下韩国被迫允许货币升值，并实行金融自由化，让汇率由市场决定。货币升值自然强迫出口导向型公司进行调整，并使政府面对产业重组和工资政策的新冲突。
（威权政府总是希望通过发展经济带来合法性。如上所述，全斗焕这一阶段，自然也把经济向前推进了一步。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韩国的人均 GDP 从 1980 年的 1704 美元增至 1987 年的 3511 美元，翻了一番。）
卢泰愚在 1987 年的选举，和解与理性的社会带来的结果
（但是，）威权发展型国家的成功总会埋下自我毁灭的种子，因为现代化所引发的城市化和中产阶级的出现，会加大民主诉求，从而在后续的经济管制放开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将威权政府赶下权力的宝座。
以上认知似已成为学界共识，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威权政府在引导国家实现现代化之后，不会心平气和地自动退出政治舞台。经济发展和中产社会的出现，只会给民主转型增添助力，然而如果没有持续的抗争政治，转型或被无限期拖延，或在危机爆发时仓促进行，从而让整个社会付出更大的转型代价。
韩国转型被视为较为成功的范例。然而这看似皆大欢喜的转型背后最大的推手，是韩国民众持续不断的抗争，其中不乏血泪。正是这英勇不屈的奋斗，让威权政府最终意识到，仅仅靠经济绩效是无法维系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的，何况超越赶超阶段的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并日趋精细复杂，强力政府的政策绩效总有高低起伏，社会利益集团也越来越多元化，众口也越发难调，最终不得不向民意低下高傲的头颅，铸剑为犁，实现全民和解，抛却历史恩怨携手向前。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综观战后韩国发展史，各届威权政府虽然压迫性和管制能力有高有低，但从未将以学生和工人为首的抗争运动赶尽杀绝，而总是留下一些口子，这就是使得学生和工人抗争运动气息不绝，一遇到稍许生机，便抓住机会展现自己的力量，而在逆境中也能挣扎求存，直至时机再度来临便又挺身而出引导滔滔民意。
从李承晚到卢泰愚，“好斗的”学生始终冲在抗争运动的第一线。李承晚晚期的统治充斥经济混乱和官员腐败，引发民怨沸腾，而 1960 年的选举舞弊更是引起了普遍的学生抗议运动，最终将李承晚赶下了台。由于 1960 年和 1961 年间政治气氛相对较为民主，学生团体与工会发起了将近两千多次超过百万人的示威活动。
内外因素交加之下，校园激进主义和对抗活动在 1985 年后剧增。政治改革自然是反对派的主要议程，因为全斗焕很难与朴正熙时代进行切割。反对派主要关注的是修宪，韩国的 1980 年宪法成为重要的攻击对象。该宪法规定了一种间接的选举团制度，实际上赋予全斗焕以提名其继承人的权力。修改 1980 年宪法，以便能够直接选举总统并充分保障政治自由，成了凝聚力量的关键诉求。
而全斗焕的经济方案也成了攻击的目标。进口自由化、金融部门的国际化以及放开对直接投资的规制，被反对派描述成对外国压力的献媚。反对派向那些稳定和结构调整措施的受害者发出吁请，并强调政府和大企业间持续的腐败关系。反对派中更为激进的一翼则强调，只是在工人、农民和国内不太发达地区支付代价的情况下，整个出口带动型增长战略才获得成功。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些执政党的立法议员在国民大会中站在了反对派一边，指责美国是伪善的、保护主义的，无视韩国作为可靠军事同盟的地位。对外债务成为韩国民族主义者忧惧情绪的聚焦点。而由于全斗焕家族卷入的一系列金融丑闻，外国基金被用于政治目的的看法似乎可信。
学生们开始对韩国经济提出更加激进和影响深远的批评，并努力与其他不满的社会群体建立组织联系，比如试图渗入工人运动以促成一条更加激进的战线。反美主义成了学生们的口头禅。天主教和基督教教会支持的底层农民和工人组织，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农村和城市的边缘地带。
本次较量的第一轮发生在 1985 年 2 月立法机构选举运动期间。和智利及其他危机型案例一样，选举职位为反对派提供一次重要机遇。由于面临普遍的不满，执政的民主正义党只得到 35. 3% 的选票，勉强通过不公正地划分选区和不公正地分配非代表特定选区的席位获得的优势，才能维持其对国民大会的控制。这是一次令人震惊的意外失败，尤其考虑到主要的反对力量——新韩国民主党——只是在竞选运动前刚刚成立。
选举后的反对派在不同的领域开展工作。学生们有最坚定的反政府立场，在组织反政府抗议方面起领导作用。他们还与工人和农民团体结成联盟，他们这样做时部分得到教会的保护。和过去相反，激进学生得到反对派政治人物越来越多的支持和普通大众的同情。
政府对这些行为的态度在让步和镇压之间徘徊，反映政府内部在如何应付反对派问题上日益增多的分歧。政府提议就修改宪法问題和反对派政治人物展开谈判，但这些会谈几乎没取得迸展。全斗焕于 1987 年 4 月 13 日“中止”了有关直接选举总统的争论。但是这个决定引起全国性的抗议浪潮。民主正义党于 6 月份正式提名前将军卢泰愚为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差不多保证他肯定能当选，这引起第二波全国性抗议浪潮。这些抗议不仅因为汉城要在下一年的秋季举办奥运会而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而且汉城的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也广泛参与了这些抗议，和 1980 年相对“怯懦”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面临大规模的抗议和菲律宾的先例，全斗焕放弃了青瓦台强硬派的建议。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提出的民主“滚雪球”理论即由此而来。此外，和 1980 年相比，在冷战中越来越占据上风的美国，对独裁盟友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这也对复制镇压剧目的决定形成了有力的约束。
日益分裂的威权政府这时在高度动员的社会团体的压力下屈服了。作为对抗议的直接回应，全斗焕指定的继任者卢泰愚于 1987 年 6 月 29 日宣布了政治改革方案，包括直选总统和保障政治及公民自由。这一指令为 1987 年 12 月直接选举总统创造了条件。卢泰愚以多数票赢得了 1987 年 12 月的总统选举，但是在随后 4 月份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反对党取得了多数席位。
人们相当长一段时间倾向于认为，是因为金泳三和金大中这两个主要的候选人分散了反对派的选票——各自贏得 28% 和 27% 的民众选票——使卢泰愚能够以 37% 的多数贏得选举，其实这恰恰表明韩国转型的非戏剧化，自己与过去重要的连续性。
选举结果表明，尽管和全斗焕政府的关系紧张，私人部门并没有像在其他危机转型国家那样背弃政府，反而默默支持政府。在斯蒂芬·哈格德等人看来， 1987 年中产阶级倒向反对派，被有些左派势力错误地解释为不仅打开了通向民主的大门，而且打开了通向社会民主政治或更激进的再分配政治的大门。事实上，中产阶级广泛支持政府过去实行的基本发展战略，并且怀疑反对派提出的经济和社会主张。和朴正熙时代的政治有密切关系的第四位候选人金钟泌获得另外 10% 的总统选票，这表明近 50% 的选民在总统选举竞争中支持保守派候选人。因此，尽管反对党赢得大部分民众选票，并在第二年春天的立法机构选举后成为国民大会的多数派，卢泰愚相对强势的表现反映了保守派的支持力量。
至此，经过漫长的一波又一波的抗争，韩国民主转型大局底定大功告成，剩下的只是一些完善和修补工作了。
1998 年，韩国人捐献黄金的“传说”，意味着国家制度的成功转型及整个社会的和解
（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有一个韩国民众为拯救国家经济而捐献黄金的“传说”（《纽约时报》和 BBC 的报道）。据说，当时 350 万名韩国人在 1998 年共捐赠了 227 吨黄金。这笔黄金将当年的金价拉到了 18 年来最低的水平。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韩国中产阶级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稳定作用。韩国国家制度的成功转型，带来了社会理性且积极的态度。）
（因此，在世界各国转型历史中，）韩国转型被视为较为成功的范例。卢泰愚为首的威权政府在 1980 年代末决定和平交权，毅然同意反对党的总统普选要求，最后功成身退。虽然日后和前总统全斗焕一起因光州事件和贪腐等受审，但终得国民宽宥，并颐养天年。而韩国也因为政治和平转型而较为顺利地实现了经济的进一步转型，扛过了亚洲金融危机，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全世界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行列。
（注：括号内斜体字部分和小标题均为本文编者所加，不代表作者观点。原标题为《韩国民主化：漫长的抗争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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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走出边缘》
这本书为我们讲述了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墨西哥和巴西六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政治故事（Politicalstory）。在指出新古典和依附理论都忽视了国内政治之后，哈格德教授从国际系统、国内联盟、政治制度和理念四个分析层次对六个经济体增长路径或者产业战略的选择做出了解释。
在这里，政府、利益集团与市场关系（或者是国家、社会与经济关系）的跨时空比较得到了很好的展现。本书对理解“中国奇迹”的意义不在于回答了“中国是否符合东亚模式”这一宏观问题，也不在于提供了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若干论点，而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视角：不同的增长战略有着不同的政治基础或者政治条件。
“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成功为新古典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为对进口替代的批判开辟了第三条战线。事实不断表明，促进出口比进口替代更能提升经济增长率。在经济动荡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虽然高度依赖对外贸易，但其表现远胜于内向型的拉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此外，即使是以发达国家为标准，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收入分配上比拉美更为平等。部分原因在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以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没有低收入的农业部门，但出口导向型增长大量吸收劳动力的性质对收入平等的贡献是主要的。” 哈格德在书中写道。
2.《发展型国家》
这本书是一本国外学者关于发展型国家的文集，重新检视了发展型国家的理论。发展型国家一直以来都在东北亚的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发展型国家的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初被发明以来，几经不同学者丰富、完善，已经成为解释东北亚（这里特指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六七十年代经济奇迹的重要变量。
总结起来，发展型国家有以下4个特点：第一，持续的发展意图；第二，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核心经济官僚机构；第三，紧密的政商合作；第四，有选择的产业政策。学者们尤其通过对韩国和台湾地区发展经验的探讨指出，这些发展型政权通过对政商合作以及对产业政策的实施来促进发展，是其他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学习的楷模。该书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也有相当的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使日本和韩国‘更加像我们’，而如今，他们处于21世纪的边缘，却仍然在追求一种深受民族主义和经济动员这样的历史遗产的影响，这些遗产塑造了东亚。这并不是说不需要改革，或者说发展型国家会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如果为了推进对法治（而不是行政指导）的进一步尊重而改革日本和韩国的体系，这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从宽泛的角度来看，对法治概念的理解意味着，贯穿国家、银行和大公司的连接关系是合法的、规制的和透明的。如果别无他途，他们需要这样做以此来磨砺他们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卷土重来。但在本书中，我们更为关切的乃是指出现在的状态是如何造成的。”该书编者禹贞恩在书中序言写道。
3.《超越左与右》
应该怎样理解当今政治激进主义的本质和发展的可能？政治激进者通常被看作是偏左的人，反对留恋过去的保守主义。然而，在当今世界里，左翼已经转为守势，而右翼变得激进，倡导市场力量要打破阻挡其前进的传统与习俗的障碍。
怎样解释这两种观点如此奇怪的扭结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建立了一个新的激进政治框架。他从他所说的“哲学保守主义”那里汲取营养，但是把这种观点服务于通常属于左翼的价值。生态危机是其分析的核心，但是他用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将危机理解为是对现代性作为社会和道德奇迹已经耗竭的世界的回应。自然作为独立于人类干预的实体已经终结了，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传统也终结了。这些是我们现在必须面对、利用以及应付的力量。
“人类生命的神圣的价值、普遍的人权、保护物种、关心未来的一代以及现在的儿童，所有这些价值虽然是通过守势实现的，但是它们肯定不是消极的价值。它们意味着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的伦理学，它（像其价值宣称得那样）能够超越利益的鸿沟。责任不是义务，而且有人已经提出，它缺乏从‘真正的信徒’那里呼唤义务所需的权利。然而，与义务相比，责任意味着列出理由，而不是盲从。虽然它与狂热是对立的，但是它有自己感人的力量，因为自由作出的承诺经常比那些单纯由传统赋予的有更大的约束力。”吉登斯在书中写道。
4.《从奇迹到成熟》
这本书是著名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和申宽浩（Kwanho Shin）合写的一本重要著作。它主要讲述了韩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经验。三位作者系统深入地研究了韩国在经济增长态势、经济结构、创新能力、资本流动、金融体系等方面转型所取得的进展，认为韩国已经展现出作为一个成熟发达经济体的特征，完成了从经济增长奇迹到成熟经济体的转变。另外，本书中的很多见解对当前中国的经济改革和转型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韩国的经验可以帮助中国如何预判经济前景。至少，它可以指出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可以避免的重大政策错误。首先，韩国的经验表明，一个起初的农业经济体，在只有非常有限的工业资本前提下，可以通过将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向制造业，并保持高投资率以实现快速增长。出口导向战略对追赶能否成功至关重要：这将使得制造业增长不再局限于国内需求，而国内的制造厂商一开始便直面国际竞争。这对观察本国经济的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同时，韩国的经验表明，建立在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高投资率和快速出口基础上得高速发展时期是有限制的，它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最终农村剩余劳动力会被耗尽，国外市场对国内产品的需求会饱和，简单的投资机会也会被耗尽。增长这一时点会减缓，此时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就显得很必要了。其次，韩国的经验表明，对于阻止这种经济减速的过度努力，或者拒绝接受经济发展模式转换将产生不利于经济稳定的后果。第三，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中国面临一系列重大人口挑战。第四，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要保持快速增长，并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三位作者在书中写道。
（注：每本书的具体介绍由编者所加，不代表本文作者观点。）
这是国家转型系列的第六篇。第一篇请点击下划线阅读《100 本书，20 个国家的故事，十几个学者，帮我们了解国家的转型：东欧篇》；
第二篇请点击下划线阅读《100 本书，20 个国家的故事，十几个学者，帮我们了解国家的转型：西班牙篇》；
第三篇请点击下划线阅读《100 本书，20 个国家的故事，十几个学者，帮我们了解国家的转型：日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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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电影《辩护人》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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