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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味道｜湖州人凌濛初与“二拍”的文学世界（上）
全文10784字，阅读约30分钟
《湖州味道》特邀作者：顾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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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二拍”的编选与刊刻都不在湖州本地，但从同时代晟舍闵、凌两家的套版印刷盛况，今人不难管窥当时江南图书刊刻印刷行业的繁茂，了解“二拍”同时代图书生产机制与生产水准。“二拍”作为民间话本与个人创作的融合作品，拥有非常强的社会学材料属性，其作品内容展开的丰富文学世界从不同层面上折射出了宋明时期的江南社会境况，反映当时士人对中下层社会丰富驳杂的思想认知。
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亦名凌波，一字彼厈，别号即空观主人。因在家族中排行十九，所以时人又称之为“凌十九”。凌濛初是晚明才华横溢的传奇人物，他除了编著“二拍”外，也是晚明著名的戏曲作家兼戏曲理论家，一生著作颇多，小说、诗歌、传奇、文学评论、史传、戏曲等几乎所有文学领域他都有涉及。
凌濛初著有杂剧《虬髯翁》《颠倒姻缘》《北红拂》等十余种。他的《南音三籁》一书共收录元明两代三十二位作家的南曲作品，不仅为这些优秀南曲的流传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凌濛初对所收录的南曲进行鉴赏归类，分成了天、地、人三个层次，并对每曲进行了包括眉批、尾批、圈点在内的诸多形式评点。因此，《南音三籁》超越了单纯选本的意义，成为中国戏曲史上重要的曲谱文献和理论批评文献。他的戏曲理论著作《谭曲杂札》则批评了嘉靖后剧坛的“贵藻丽”倾向，提出了“贵本色”的戏曲观。
凌濛初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还来自于他对套版刻书的贡献。套版印刷法是印刷术发展过程中的新成就，与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并称为中华印刷史上的“三变”。尽管套版印刷并非由凌濛初创造，但凌濛初与同里闵齐伋这两位印刷史上公认的套版刻书名家，在普及与灵活应用“套印”这一独特的印刷方法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凌濛初一生所刻的套色书籍有二十六种，约二百卷，而且在凌濛初的带动下，凌氏兄弟子侄二十余人均参与了套版刻书，他们在天启、崇祯年间刊印了大量套色书籍，内容遍及经史子集，深受市民阶层的欢迎。明末文学家陈继儒言：“吴兴硃评书错出，无问贫富好丑，垂涎购之”。特别是凌濛初套印的《西厢记》《琵琶记》等戏曲，如今依然受到学人的高度重视。
凌家为晟舍世家大族，世代簪缨，代有文名。明末清初郑龙采为凌濛初写的《别驾初成公墓志铭》对凌氏源流及凌濛初所在支系的迁徙过程有着详尽记叙：凌氏先祖世代为官，至凌濛初高祖凌敷入赘闵氏，始从吴兴安吉搬迁至乌程晟舍，遂世代定居晟舍。他的曾祖凌震“有文名，以贡为黔博士，有《练溪集》行于世”，《晟舍镇志》评练溪诗“清婉可诵”，称其文“有力追古作者风”。祖父凌约言为“嘉靖庚子中式，仕至南京刑部员外郎，有《凤笙阁简抄》《椒酒集》行于世”，当时文坛巨擘、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贞称“其传者三百余章，皆有唐人风至”，并为《凤笙阁简抄》作序。父亲凌迪知为嘉靖丙辰进士，以史学名著一时，与王世贞、王穉登等名士多有交游。叔父凌遇知是名噪一时的俊才，著有大型辞书《五车韵瑞》，在当时影响巨大，《四库全书》中篇幅字数最大的《佩文韵府》就是在《五车韵瑞》的基础上增补完成的。深厚的家学渊源为凌濛初的小说、戏曲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文化积累，在他的学术观点以及文学创作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郑龙采在《墓志铭》对凌濛初的学识才华、名誉品行有着极高的总体评价：
“公为人豪爽俊逸，倜傥风流，学富五车，才雄八斗，乃至竺乾之学，无不精通；声技之微，无不究悉。稗官之说，可以为经史；笑谈之柄，可以为箴规。一时名公硕士，千里投契，文章满天下，交与遍寰区；莅事而忠信明决，临义而慷慨殉身，洵三吴之杰彦，百世之英烈也哉！”
凌濛初的一生大抵分为两个阶段。凌濛初出名非常早，《墓志铭》说凌濛初“生而颖异，十二游伴官，十八补廪饩，二十而缮部捐馆”。同时代苏州名士王穉登有诗赞曰：“公子气翩翩，才华总少年。凤元非一薛，荆可比三田。”万历三十四年（1606），凌濛初二十七岁，上书国子监祭酒刘氏，得到刘氏和少司马耿定力的高度评价，“一时公卿无不知有凌十九者”。
然而，命运并没有眷顾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凌濛初在科场上屡次受到打击，《墓志铭》中载：“公试于浙，再中副车；改试南雍，又中副车；改试北雍，复中副车。”凌濛初为考取功名辗转多地而不可得。《凌氏宗谱》卷之二亦云：“卒以数奇，四中副车。”清代范锴甚至说凌濛初：“胸罗经济为国用，乃击副车竟五中。”在科举场上屡试不第对凌濛初打击巨大，他曾经一度心灰意冷、意志消沉。《墓志铭》说他“乃作《绝交举子书》，为归隐计，将于杼山、戴山间营一精舍，以终老焉。”
凌濛初化名即空观主人在崇祯壬申（1632）年冬日写就的《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真实记录了他科考再一次落第的郁闷心境：
“丁卯之秋事，附肤落毛，失诸正鹄，迟回白门。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舒胸中磊块。非曰行之可远，姑以游戏为快意耳。……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随抄撮成编，得四十种。”
四十七岁的凌濛初仍然在科场中苦苦挣扎，可见执念之深，这种求而不得，又不愿放弃的心理挣扎缠绕了凌一生。凌濛初曾经“抚膺而叹曰：使吾辈得展一官，效一职，不出其生平筹划以匡时艰，亦何贵乎经筒之腹，武库之胸耶！”
崇祯七年（1634），五十五岁的凌濛初终于达成宿愿，科举登第，踏足仕途。凌氏长达十一年的仕途官位不显，却始终尽职尽责，甘之如饴。他先是赴京参选，任职上海县丞，一度代理知县，在崇祯十五年（1642）升任徐州通判。次年，反政府武装陈小乙率数万人出没房村附近，淮徐兵备道何腾蛟追陈部至房村，邀凌濛初入幕。凌濛初献上《剿寇十策》，深得何腾蛟赏识。后凌濛初单骑入陈营，劝降陈小乙等。至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别部进军徐州，凌濛初率众抗拒，感慨“生不得保障，死当为厉杀”，大呼三次“无伤百姓”，呕血而死。在当时大明王朝日薄西山，吏治混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凌濛初这位世家之后、多才奇人一直坚守自己的岗位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凌濛初的名声与“二拍”紧密结合，明代睡乡居士在《二刻拍案惊奇叙》里说：
“即空观主人者，其人奇，其文奇，其遇亦奇。因取其抑塞磊落之才，出绪余以为传奇，又降而为演义，此《拍案惊奇》之所以两刻也。”
近代出版家张静庐也在《拍案惊奇跋》说：
同为瑜亮的冯梦龙也称赞道：
“初成天资高朗，下笔便俊，词曲其一斑也。”
今人在阅读时需要注意的是，“三言”“二拍”与今天市场上通行的个人单独署名的小说创作有着诸多差异：冯梦龙与凌濛初在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算是“三言”“二拍”的作者，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对旧有民间话本故事的汇集、编辑及白话加工工作。二人在“三言”“二拍”成书后的署名也并非真名，这一行为侧面反应了当时士人对小说这一文体的看法，即便晚明江南地区小说与戏曲成为了具有强烈代表性且广受士林欢迎的新兴文体，其依然无法撼动诗歌在文坛上的绝对主流地位。
从文本内容来看，“二拍”自身所呈现斑驳陆离的文体特质及其跨越漫长时间与广阔地域的文学世界，外加当时的客观条件和成书速度来看，“二拍”本就不可能是凌濛初按照现代标准的个人创作结果。从文体的发展来看，“三言”“二拍”在保留着民间话本“得胜头回”等固有套路的同时，冯梦龙与凌濛初出色地完成了民间话本由口头文学向案头阅读的拟话本小说、由文言小说向通俗的白话文小说的转变，这也是整个“三言”“二拍”作为面向大众阅读市场而非少数具体的说书场观众而创作后应有的变化。“三言”“二拍”整体上是来源于民间故事又经过文人润色的通俗读物，批评家在审视“三言”“二拍”作品的艺术性时所难以回避的倾向性文字，应该充分考虑当时的文学生产场域以及编撰者迎合阅读市场以谋利的因素。
因此，今人在阅读“二拍”，领略其异彩纷呈的文学世界时，应当清楚“二拍”不是凌濛初的西方文学创作式的个人自白，而是集成民间话本折射宋明时期包含江浙与徽州的整个江南地区社会现实与社会意识的一面多棱镜。凌濛初的个体意识表现为作为编撰者在遴选作品时对选取作品价值的认可，同时他在改写作品时候又时常忍不住以叙述者的身份给予符合当时士人价值观的评价。凌濛初不是“二拍”的作者，但这并不妨碍“二拍”所呈现驳杂而丰富的文学世界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与独特魅力。
“今小说之行世者，无虑百种。然而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舍目前可纪之事，而驰骛于不论不议之乡，如画家之不图犬而图鬼魅者，曰‘吾以骇听而止耳’。”
这种以“常”代“奇”、“常”中求“奇”的思想，一方面是表现题材上要求小说描写“闾巷新事”，反映当时的市民阶层希望进入文学表现对象行列的现实。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重要变化。另一方面上，睡乡居士随后用《西游记》与《水浒传》的比较来表明小说需要“以文胜，非以事胜”，艺术作品“岂非真不真之关，固奇不奇之大较也哉！”，这充分表明当时作家与批评家形成了对文学作品内部自成一体的艺术真实的自觉，并将其投注到文学创作实践之中。在睡乡居士看来，现实题材之所以不受重视，那是因为“画犬马难，画鬼魅易”。犬马为人所习见，要刻画得令人击节称赏，必须逼真传神；而鬼魅人所未见，画者反倒可以随意发挥。因此，“真”而非“奇”才是衡量作品价值的标准。睡乡居士批评小说家脱离现实描写神怪的作法，认为这是避难就易。这种思想在中国小说理论史上有进步意义，为清代《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写实主义著作开辟了先路。
“……舟归遇风，泊山岛下。随众登陆。闲行至山坳，见草丛中有龟壳如小舟，长丈许。苏心动，倩人舁至舶。众大笑，谓：‘安用此枯骨为？’苏不顾，旦夕坐卧其内。”
到《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凌濛初展开丰富的想象力，这一段简短的文字敷衍扩展为一千多字，将行船遇到大风、飘落荒岛的过程，文若虚复杂焦躁的心绪、上岛的动机、发现“床大一败龟壳”后的心理变化过程及动作、通行人对他搬运败龟壳这一举动的调侃，都叙述得绵密细致而又生动活泼，两相对照之下，原来《泾林续记》的简短记录就显得干瘪枯燥，食之无味了。这种细致铺展的心理写实在《初刻》卷十八《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二刻》卷十四《赵县君乔松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镪》等都有出色表现，不仅仅是对讲究“春秋笔法”的中国史传文学的一种合理补充，也在同一维度上超越了“三言”。
总体上，文学史将《拍案惊奇》定为中国古代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拟话本小说。“二拍”撷取的社会内容贴近普通百姓的生活，反映了十七世纪中国正在崛起的市民阶层的普通要求和思想情感。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三言”“二拍”系列故事中表现商人与市民的题材，不仅在数量上，也在思想、艺术成就上超越了以往的同类作品，成为其在文学史中独树一帜的标志。在“二拍”所描写的众多商人形象，大部分是正面人物。他们忠厚老实，买卖公平，对事业、爱情追求执着，并最终获得成功，形象地勾勒出一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中国社会的生活画卷。“二拍”肯定人们对金钱财富的追求和聚敛，不仅赞扬人们通过经商致富，还支持通过其它途径获取财富的行为，体现出新的人生价值观念，表现了尊重个性，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意识。
事实上，《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所描述的空前热闹的通俗文学市场效应，不仅仅是像凌濛初这样的士人对民间话本的收集整理工作与个人勤奋创作结合的结果，也是晚明江南地区同处市民阶级又有着千丝万缕密切关联的士人与书贾通力合作的结果，更是晚明江南刊刻行业的兴盛与以江南地区四通八达的水路运输网为基础的书船业的发展结合才会出现的一种特有现象。
虽然“二拍”的编选与刊刻都不在湖州本地，但从同时代晟舍闵、凌两家的套版印刷盛况，今人不难管窥当时江南图书刊刻印刷行业的繁茂及“二拍”同时代图书生产机制与生产水准。
历史上繁华尚文的江南地区所具有的藏书传统令中国其他地区难以望其项背，仅“贾而好儒”的湖州一地的富户望族中就有诸多藏书家，为以后该地区图书刊刻印刷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优良基础。据不完全统计，在湖州的藏书家宋代有沈思、叶梦得、陈振孙、倪思等13人；元代有杜道坚、赵孟頫等5人；明代有吴琉、茅坤、臧懋循、唐尧巨等12人 ；清代更有许宗彦、杨凤苞、吴云、陆心源等55人之多。他们不仅在江南藏书、刻书，而且广搜博藏，刊刻珍本、善本，直接推动了江南地区藏书、刻书事业的繁荣。
湖州的雕版印刷在中国印刷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北宋末《思溪圆觉藏》的印制就充分说明了湖州刻书的悠久历史和雄厚基础。南宋、元、明雕版印刷也是长盛不衰，尤其是明嘉靖以后，由于书船业的推动，湖州的雕版印刷进入了极盛时期，而且这一时期的雕版印刷具有很明显的商业竞争性质。作为湖州刻、贩书业的中心——晟舍、织里一带，本来“向以读书为恒产”，即使穷困的寒士，也“每以馆谷终其身，故夜半书声不绝”。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云：
“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
藏书家谢肇淛也赞道说：
“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
谢氏的这句评价很高，认为当时吴兴刻的书能够达到宋版书的水平。“剞劂之精”“湖刻骤精”主要就是指明万历至天启间（1573-1627）吴兴晟舍的闵、凌两家的套印本。闵、凌两家为晟舍世家大族，世代簪缨，代有文名，两家是印刷史公认的套版印刷巨擘，在明亡前的20多年中，两家刻印了大量套色书籍，使套版印刷技术很快得到了提高，从最初印朱墨两色，发展到了三色、四色乃至五色印刷。
套版印刷是中国古代继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后的又一重大发明，套色印本是中国古籍版本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它是用两块或两块以上的版片，使用不同的颜色，套印在同一书叶上，印出两色或两色以上的图书或图画。雕版印刷术发展到套版印刷，不知始于何时，但有实物可据者为元后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今湖北江陵）资福寺刻、无闻老和尚注解的《金刚经》，经文印红色，注文墨色，还有朱色圈点，但在当时一直没有形成气候，批量出版。在上世纪初的清末民初时期，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断言：
“颜色套印书始于明季。[……]朱墨套印，明启祯间有闵齐伋、闵昭明、凌汝亨、凌濛初、凌瀛初，皆一家父子兄弟刻书最多者也。”
他这样说是有所本的，因为明代人就认为套色印本是吴兴闵氏那位名齐伋字寓五的人创制的。明万历间闵于忱刻《文选后集》，其跋云：“予闵寓五甫玄思可识，倡厥朱评，首颜《左传》。”凌启康刻朱墨蓝三色套印本《苏长公合作》，凡例亦云：“朱评之镌，创之闵寓五。”甚至著名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在为闵振业所刻朱墨套印本《史记钞》所作序中写道:“自冯道以来，毋昭裔为宰相，一变而为雕版；布衣毕昇，再变而为活字版；闵氏三变而为朱评”。据周越然《书谈·套印书》记载，晟舍凌、闵“两家当日，席丰履厚，其贤者伏居乡里，不问世事。诵诗读书之余，专以刻书相竞。”
明万历至天启年间，吴兴闵齐伋、凌濛初采用朱墨与五色套版技术所印之书，因为士人普遍认为闵齐伋是首创者，闵氏刻本尤为精美，因此被称为“闵本”或“闵版”。傅增湘先生《闵版书目序》中评价道：
“明季吴兴闵齐伋创朱墨及五色套版，凌濛初汇集诸名家诗文评批点而印行之。宋体方正，朱墨套印，或兼用黛、紫、黄各色，白纸精印，行疏幅广，光彩灿烂。书面签题，率用细绢，朱书标名，颇为悦目。其书则群经诸子、史钞文钞、总集文集，下逮词曲，旁及兵占杂艺，凡士流所习用者大率成具。其格式则栏上录批评，行间加圈点标识，务令词义显豁、段落分明，皆采撷宋元诸名家之说而草之一编。欲使学者得此，可以识途径、便诵习，所以为初学者计，用心周至，非徒为美观而已。数百年流布人间，称为‘闵版’。”
郑振铎曾说过：
“自万历中叶，迄崇祯之末，五十年间，此种套印的刊书风气，绵延不绝。楮墨精良，彩色烂然，既为读本，亦足怡娱。而濛初所刻更往往附以插图，精绝一世，为中国雕版术史上黄金时代的最高作品之一。”
闵、凌刻套印本究竟有多少？目前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据陶湘《明吴兴闵版书目》统计，明亡前的20多年中，晟舍舍闵、凌二家套印本有117部145种。台湾李清志在《古书版本鉴定研究》中则认为有不下300种。在将近四百年的历史流传过程中，必会有部分受损失传，留存至今仍有不少，多达 84种（未包括疑似闵、凌刻本），约占了存世的半数，足见两家在套色印本出版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闵、凌两家在刊刻套印本时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明代冯梦祯说：“晟舍……凌、闵二姓所居。世为姻戚，而不免仇妒。”这里所说的“仇妒”，应该就是指在出版业上的竞争。先是凌氏因为出版评林系列大获成功，闵家几经试验，最终推出了一种套版印刷的新方法，这种方式虽然在前代已经有之，但并未成为一种广泛的印刷方式，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闵氏印出了第一部自己家的套印本——《春秋左传》。这种本子虽然只是朱墨两色刷印，却是后代人所追捧的明代闵凌刻套印本的第一部。但据最新的发现，其实早在明万历三年（1575）凌氏盟鸥馆已刻朱墨套印本《李于鳞唐诗广选》七卷。按照闵齐伋的说法，单色刻本印刷出来的评点语言难以区分。他在《春秋左传》的凡例中有这样一段话：
“旧刻凡有批评圈点者，俱就原版墨印，艺林厌之。今另刻一版，经传用墨，批评以朱……置之帐中，当无不心赏。其初学课业，无取批评，则有墨本在。”
在两家的竞争之下，吴兴地区所刻的套印之书风行天下。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套印的颜色越来越多，闵家就把自己的套印术多用三色来印刷。接着，凌家又印出了四色套印本的《世说新语》、五色套印本的《文心雕龙》，今天这些套印本，都成了印刷史上难得的珍品。闵凌氏所刻之书所用纸墨俱善，大都用上等的洁白绵纸和宣纸印成，刻印所用之墨也是上等好墨，印成的书籍字迹清晰，黑而有光，而且一开卷便有一股书香扑面而来。所刻套印本把正文和评点分开，不须注明，读者一览而知。凌派初刊刻的《世说新语注》三卷，正文为墨色，句读为红色，刘辰翁所批用蓝色，王世懋所批用朱色，刘应登所批用黄色，层次井然，极便于识别。套印本的评语、批注多在书眉或行间。为了便于在行格间套印文字，凌氏套印本一般没有行线，印成后行疏幅宽，正文评点眉目清楚，加之纸白笺细，色彩斑斓，展卷阅读，引人入胜。
套版刻印的精美还体现在所刻的小说、戏曲和佛经附有精致的插图。德国科隆博物馆的彩色套印本《西厢记》版画是明崇祯十三年（1640）由闵齐伋刊印而成。闵齐伋号寓五，因此又称为“寓五本”，共有21幅图。“寓五本”超越了《西厢记》写实的文本内容，将曲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艺术表现手法相结合，亦真亦幻。很多画面背景铺陈在扇面和卷轴上，故事情节镌刻在屏风和青铜器上，人物设置成木偶的形象，更有许多意境通过水面和镜中的倒影来体现。这种超现实的艺术表现力，不仅远在明代同类作品之上，即便以当代的眼光来衡量，也不乏高超的创意水准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就技法而言，此书用红、绿、黄、青、蓝、黑六色套印而成，也代表了古代套版印刷的最高成就，是中国木刻版画史上重要的作品之一。凌濛初刻的《西厢记》也有插图20幅，且由著名画家王文衡绘，著名徽派版刻画家新安黄一彬刻，点笔工致，刀法精妙入微，是凌刻绘图本之冠。这些插图大都具有高度的艺术造诣和独特的时代风格，很能吸引读者。
套色印刷迎合了明代流行的评点经史诗文著作风气，用套印法来刻批点本，不仅醒目，便于读者阅读，而且美观，有收藏价值。正如凌云在其所刻的《文心雕龙》，他在《凡例》中是这样说明的：
“杨用修批点，元用五色，刻本一以墨别，则阅之易涸，宁能味其旨趣？今复存五色，非曰炫华，实有益于观者。[……]五色，今红绿青依旧，独黄者太多，易以紫。白者乏采，易以古黄。改之，特便观览耳。若用修下笔，每色各有意，幸味原旨可也。”
小说、戏曲中所附的精致插图，极大地增加了书本的通俗性和趣味性，也是提高读者阅读兴趣的有效方式。另外，善本和名人批点本的选用，请名人题词作序，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购书和藏书者的兴趣。据明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陈继儒说：“吴兴朱评书籍出，无问贫富，垂涎购之。”可见套色印本在当时的热销程度。
晟舍的闵、凌二家先后涌现了大批刻书商人，这使他们的套版刻书业至明万历后趋于繁荣，尤以雕版套色印书闻名。在湖州从事雕版印书不止闵、凌两家，清康熙时郑元庆的《湖录》中有记载：“吾湖明中叶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广储签帙。旧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于是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
织里书船贩书业随着当地雕版印书业的发展应运兴起，至清代仍久盛不衰。嘉庆时海宁硖石有一位藏书家陈襢，在织里书船硖石河埠头停靠时常常积极上船选购并欣然作诗，如《新坂土风》：“阿侬寡近状元台，小阁临窗面面开。昨夜河面新水涨，书船都是霅溪来。”书船业的发源地，是晟舍之北得织里及郑港、谈港诸村，地理上北通太湖、南下运河，河港四通八达，船很自然便成了贩书的载体，所谓书船也就应运而生。织里书船是古代水上流动书店，专门送书上门。俞樾居苏州时曾作诗：“湖贾书客各乘舟，一棹烟波贩图史。”他们船中载书，浮家泛宅，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出入于士大夫之门。所到之处，常得主人礼遇，客之末座，号称书客、书友。他们袖笼书籍，按顾客需求和书的质量讨价还价，售书图利。路工《访书见闻录》中说：“湖州一带贩书商人，一船一船满载古籍送到七里桥毛晋的家门口。” 据清代戴璐《吴兴诗话》及其他的笔记小说提到，明嘉靖、万历后，随着书船业的兴旺，除书船能直接抵达的城镇外，远至金陵、北京都出现了湖州人开设的书铺。他们结成销售网络，参与当地书籍出版、销售的竞争，极大地促进了湖州地区编纂刻书业的繁荣。
江南仅湖州一地便有了晟舍套版印刷这样日臻成熟、享誉读书界的图书刊刻中心，且有织里书船业这样便捷高效的图书贩售渠道，今人再去回味《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描述的《初刻》“为贾人所侦，因以梓传请”“贾人一试之而有效，谋再试之”的畅销，当时这本“翼飞胫走”的通俗读物的受欢迎程度并非凌濛初虚夸，对其推广贩售的路径也有了更具体详实的想象依据。
来源：湖州发布
图片设计：楼挺
编辑：柯佳琪
湖 图
霞光万丈
摄于德清莫干山
摄影：汤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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