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孙藜教授带你回望新闻学！从李普曼到麦克卢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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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们谈论新闻学的时候，总是以各种所谓新的名称来回应现实挑战，实现范式转型，但要彻底的融入，就离不开我们再一次对旧范式的历史反思。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满满干货正是来自，由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孙藜教授主讲的《回望新闻学：从李普曼到麦克卢汉》的线上讲座。
孙老师的讲座内容，主要是从印刷与电子媒介新旧遭逢的语境，重新审视19、20世纪之交新闻学的塑型，通过比较李普曼与麦克卢汉各自的应对建构方式，展现新闻学理论根基变革的若干重要方面，从而为当下新闻学新范式建立起衔接路径，也摆脱某些新瓶旧酒的认知迷雾。
温馨提示：
本次讲座的内容涉及共计三十多本书籍和文献，内容较为抽象却是一场学术盛宴。
有一定学识基础的同学，相信接下来的内容会给你极大的启发和思路的开阔；专业基础差的同学，也不用担心，尽管可能会听不懂或迷惑，但是一场有深度的学术探讨体验对于你来说，也是极好的，我们，慢慢来。
我们可以发现，整个内容的前两部分，并不是从麦克卢汉和李普曼这两位学者直接出发，而是对“回望”、“新闻学”等展开多层面并极具洞察性的界定和阐述，把我们的思绪路径多元化地打开之后，再走进我们的主题——麦克卢汉与李普曼。
实际上，这种严谨复杂的、多维度却又尽量清晰的历史反思路径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回望”立足点：新闻学在何种意义上的重构
立足点一：关于“解构” 和“概念”
➤ 从消极的一面来说，解构既不是某种形式的破坏式分析或智识上的破坏，也不是一个反向工程。“解构中的解并不意味着去除建构本身，而是意味着超越了建构论或者毁坏论的框架之后还能够思考的东西”（德里达）；
就此而言，尽管人们也许会从概念层面理解“建构”及其反义词之间的差异，但是解构的确是一种与这种差异完全无关的东西。
➤ 从积极的一面来说，解构是一种总体策略，它介入过去和未来的一切组织并约束于我们的知识系统的概念差异（包括以上所说的建构及其相反东西之间的差异）之中。
正如德里达所说的，就这种介入而言，解构具有双重姿态：颠倒（inversion）和概念置换（displacement）“必须认识到，我们在古典哲学的对立所面对的不是面对面和平相处，而是一种暴力的等级制......为解构这种对立，首先要在某一时刻反转这一等级制......”
话虽如此，从另一角度看，停留在这一阶段的话，就仍然还在被解构的系统中活动并将这个系统当作基础。
——贡克尔、泰勒：《海德格尔论媒介》
对于德勒兹来说，哲学就是创造概念。概念不是我们贴在事物之上的标签或名字；它们产生思考的向度或方向。概念“创造了那些超越了已知的或预设的思考的可能性”。哲学概念创造新问题和意义的新环境。
哲学概念应是能动的，它们应该呈现为创造而非再现......他们是积极的，是明确地创造联系的，而非将自身呈现为对已然秩序化的世界的标签。
在定见之中，我们是从一种特定的经验出发而将其概括为整体，从而削减了它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日常定见是索然无味的和具有还原性的概括。
——科勒布鲁克：《导读德勒兹》
“传播的重新概念化”
“我们就得对传播这个概念重新加以阐述，在新的表述中，传播不仅作为反应，而且作为行动。用维特根斯的话来讲，如果传播是我们生活的主要方式，那么改变用来描述传播模式将开启改变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让我重复一遍对传播概念做重新阐述所应遵循的方向。首先，我们必须放弃语言是某种指涉、联系、表征或语言的功能主要是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断言诸如此类的观点；我们必须代之以这样的观点：语言（即传播）是一种行为方式——或准确地说，是一种互动，它不仅仅是再现或描述，事实上它是对世界的塑形与建构。
——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
立足点二：19世纪的现代性
所有这一切到现在都已经成了完全公认的事实：启蒙运动的思想在一个相对机械的“牛顿式的”宇宙观的范围之内运转，假定的同质的时间和空间的绝对性，其中形成了思想与行动的限制性容器，在时空压缩的压力之下，这些绝对概念的崩溃成了19世纪与20世界初各种形式的现代主义诞生的核心历程。
整个18世纪里在实际中对空间与时间的理性化——英国全国地形测量局的出现或者18世纪末法国分类地籍图的出现为标志的一个进程——形成了启蒙思想家们提出自己的各种规划的语境。反对这种概念的是1848年之后由现代主义掀起的第二次伟大的转折。
——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
19世纪的“看”的问题
“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在启蒙运动时期，感觉简化为视觉，成为最受青睐的感觉方式。同时，视觉也受到一定程度的简化。”
视觉史研究者也在回应前引戴维·哈维的历史诊断：在整个19世纪期间，观察者越来越必须在分裂与去熟悉化的城市空间，在铁路旅行、电报、工业生产，以及在各种印刷和视觉讯息的流动之中，发挥其作用。就在同一时间，观察者作为哲学思辨与实证研究对象的论述身份，也经历了同等剧烈的更新。
——乔纳森·克拉里，2017:18-19
落脚点：新闻学之历史塑形
新闻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在理性、真相、科学、进步和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价值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娱乐、消费主义之类，则主要充当“专业主义信徒”的“他者”，甚至被清除新闻的等式。（约翰哈特利）
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规范亦明确宣称：“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务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陆晔、潘忠党）
以事实为导向的真相观
“事实”一词最早的定义出现在16世纪，也就是古腾堡发明印刷机100年之后，当时它的定义是真正发生的或真实存在的事物；因此，与纯粹的推断相反，它是一种经过实际观察或可靠证据证明的特殊真相。（科瓦奇、罗森斯蒂尔）
这是一种典型的“表征”范式：主体是外在于世界、与世界分离的观察者；而实际观察或者可靠证据证明。即是超然物外的现代主题“透视”世界、进行表征的方式，如此捕获的“图像”，就等同于“真正发生的或真实存在事物”。
反映/符合：新闻学的“表征”范式
所谓的“表征”，指的是各种建立在这样一种根本（即使通常是表述不清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对话；媒体的作用是提供外在世界的表征——忠诚或者不忠诚的。
这种认为媒体最终会与真实世界相分离的理解影响到了大部分的现代媒体分析，甚至也见于“面对媒体冲击时有关真实的或模糊或坍塌的后现代话语”。（斯科特·麦奎尔）
当代科学的复杂性
当代科学已经“不再把任何事物看作是静态的、固定的和给定的”，时间、空间不再被理解为现象的容器。事实上，“所有的物理实体和社会实体只有通过时间和空间才能建构出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全球复杂性”理论也充分强调，“存在多种多样网络化的时空路径以及经常的、大量的因果非线性关系”
——约翰·厄里，《全球复杂性》
这个理论第一次揭示了牛顿的世界观并不只是遗漏了什么东西，而是需要被彻底改造——以一种完全有悖于尝试的方式。这是一次真正的飞跃，修正了我们关于世界最本能的认知。
——罗韦利，《现实不似你所见》
印刷现代性的主体
句子的线形排列、页面上的文字的稳定性、白纸黑字系统有序的间隔，出版物的这种空间物质性使读者能够远离作者。出版物的这些特征促进了具有批判意识的个体的意识形态，这种个体站在政治、宗教相关因素的网络之外独立阅读独立思考。
无论在读者还是作者的情形中，引述文化都将个体建构成为一个主体，一个对客体透明的主体，一个有稳定和固定身份的主体，简言之，将个体构建成一个有所依据的本质实体。联想对比我们现在使用的电子媒介的特征，你有怎样的感受？
——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
从印刷到电子网络
以西方新闻理论奠基性文献《报刊的四种理论》为例，如批评者所指出，实际上它仅是“一种理论”，即“古典自由主义生成了用来讨论其他所有理论的词汇”。
“古典自由主义是在一个由印刷物控制的环境中出现的，而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电子网络的世界中。”“现在的环境动荡不安，有时甚至混乱，大部分动荡都是使用新信息技术的结果。”（尼罗等）
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
19世纪晚期电子媒介的革命性意义在于：“过去的一切技能（除语言之外），事实上都使人的某一部分肢体延伸”，但现在“人借助电报开始实现中枢神经系统的外化和延伸”，而“中枢神经系统是不受切割的统一场”
“电讯传播的同步性——它也是我们的神经中枢的特性——使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受到世上的其他影响”（想想我们每天似乎都离不开手机的现象，你一天会刷多少遍微信、微博、抖音等？）（麦克卢汉）
时空重组：电子媒介消灭了原本抽身而出的主体所拉开的与世界的那个距离，这就“新的传播结构释放出来的运行机制”（想想这次疫情期间的我们，虽肉身在家，却时时被各大新闻牵动着？）（洛根）
打破“柏拉图式的逻辑”
就新闻学而言，当“报头日期把互不相关的零星材料结成一个整体场”，一种“全民立即卷入式”的“参与”，也就意味着“再现”与“表征”已经无法与所谓“真实世界”再相分离。
“新闻报道”不再是“内在主体”对“外部世界”“忠实或不忠实”的“反映”，因为实时共存打破了这一范式背后的“柏拉图式的逻辑”即“事件本身总是首要且先行的，而媒介反映属于次要的并多在事后发生” 。（斯科特·麦奎尔）
李普曼“探照灯”与客观
“它像一道躁动不安的探照灯光束，把一个事件从暗处摆到了明处再去照另一个”，由此而来的结果是，“人们不可能仅凭这样的灌输去照亮整个世界，不可能凭着一个一个插曲、一个一个事件、一个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去治理社会”
心灵“隐喻”：从“镜”到“灯”：心灵对世界图像的把握中不再超然物外，也是它所感知的食物的一部分（艾布拉姆斯）
李普曼的著作“为新闻客观性理念提供了最为复杂的理论基础”，但对那些宣称“严格遵守客观性”的从业者来说，却无法看出自身的“客观性概念是否符合李普曼的标准”。（舒德森）
客观性的根源没有那么肤浅，它不是用来为权威、特权提供掩饰，而是用来掩饰我们在凝视现代社会时眼神中流露出的失落感。
李普曼“真相观”
“我认为最有生命力的假设是新闻和真相并非同一回事，而且必须加以清楚地区分。新闻的作用在于突出一个事件，而真相的作用在于揭示隐藏的真实，确立其相互关系，描绘出人们可以在其中采取行动的现实画面。只有当社会状况到达了可以辨认、可以检测的程度时，真相和新闻才会重叠。”
“新闻界的麻烦和政府、产业界的一样，都有一个共同根源：自治的人民不可能通过发明、创造和组织一种认识机制去超越自身的偶然经验和偏见。”
麦克卢汉理解的科学
电子媒介作为“神经系统”的“外化”，“创造了许多贮存和提取信息的非视觉手段”，这对长期以来的依赖“视觉”的西方科学不啻于革命性变化。所以，电子媒介时代“不仅文化而且科学的基础和特性，都发生了转移”。
提问方式的变化
今天的新闻业在形态上似乎已进入了“人工智能”或“万物互联”时代，有学者从AI出发直指科学的裂变；“人工生命必须视为一套新的后现代科学崛起的标志，之所以属于后现代、因为他们否定或强烈地鄙视一种挑战，这种挑战认为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真实世界的真正的图像”，“因为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不再是世界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世界如何可能，我们如何——根据这种或者那种计算机资源——最有效地创造另外的宇宙的问题。”（穆尔）
创造：直面新媒介之绝对速度
当代哲学家格拉汉姆·哈曼为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正名：麦克卢汉赋予了艺术天才创造反环境的真正现象性力量，用来反对技术统治时代。换句话说，艺术家不是简单地评价其所处时代的技术环境，而是创造崭新的环境。
用麦克卢汉自己的话说：“艺术家不再表现一个和客观世界匹配的世界，而是转向变现创造性的过程，以便于公众参与。”
直面最大难题：加速（当今时代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绝对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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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这次讲座的主要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孙老师将诸多学者和著作的观点进行对话、碰撞，搭建出了一条回望新闻学的思路开阔、逻辑严谨的探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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