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十个传播学考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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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学界涌现了一大批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学术研究。而刘海龙老师却独树一帜，从病毒的角度来理解传播，脑洞不是一般的大。

5月8日，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刘海龙教授做客第六期“暨南云讲坛”，讨论话题是《新冠疫情引发的十个传播学话题》。为了帮助大家消化，讲座当中的相关概念都帮大家梳理好了。无论是名词解释还是简答都可以按需使用，拿走不谢，欢迎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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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传播对“传播”哲学的启示

新冠病毒出现以来，开始全面向各国蔓延。如果用传播学的视角来看病毒的传播，会带来哪些启示呢？

❶ 病毒传播和信息传播有什么差异？

在概念上，刘海龙老师从5个方面对人际（信息）传播和病毒传播做出了区分。人际（信息）传播的行动目的在于理解，达成意义上的一致，是一种建立关系的行为；这种关系是一种双向互惠的关系，主要手段是通过观念的改变，交流的双方互为主体和他者。

而病毒传播则与之极不相同，其达成的基础是免疫系统对病毒的误解，通过对自身的复制，达成物质上的一致；这种传授关系是一种单向剥削的关系，主要手段是通过暴力征服，最终否定了对方的主体性和他者性。

❷ 病毒传播的网络

刘海龙老师指出，与大众传播的传播系统不同，病毒传播建立的是一种动态行动者网络，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其中，口罩、飞沫、人、交通工具等对象都会被激活，成为网络中的一个连接点。因此，病毒传播的目的在于建立连接。这一现实不禁让我们反思：传播的核心内容到底是内容、效果、媒介还是连接？以大众传播为例，如果按照媒介为标准，那么大众传播已经开始没落了。但如果从其他角度去衡量的话，它却并不会消失。

❸ 什么是媒介？

关于这个问题，刘海龙老师列举了2种典型的观点：以人为媒介和以病毒为媒介。第一种观点将人作为载体，病毒是内容，其背后有着以人为媒的文化传统。这种观点认为，只有控制人的行动才能控制住疫情，因此实施了一种无差别的网格化管理，对所有人进行精准的监控，但这种方式会带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制度性困境。

第二种观点则将病毒作为载体，病毒RNA中蕴藏的遗传信息是内容，其背后是以工具为媒的文化传统。这种观点认为，控制病毒的传播就能控制疫情。因此其首先采用的措施，便是迅速检测以做出甄别，对病毒携带者进行精准监控。但这一方式也面临着个体自由与集体生命安全的制度性困境，一旦有漏网之鱼，便会危及集体生命安全。

❹ 铭刻媒介

在媒介属性方面，刘海龙老师认为，病毒除了是转录媒体（transcription media），更是一种铭刻媒体（inscription media），会在人类的身体与记忆当中留下相应的印记。对于人体而言，人体必须牺牲一部分的细胞，才能获得免疫能力以抗病毒。而对于人类而言，只有在集体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才能在文化中获得免疫。为了阐释这一点，刘海龙老师指出，病毒（virus）一词来自罗马帝国，其意思既包含了毁灭，也包含了创造。病毒虽然带来了一定的破坏，但也能为后人在未来面临同样灾难之时带来警示。

补充内容

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即ANT），也称为异质建构论，是20世纪80年代由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和约翰·劳（John Law）提出的社会学分析方法。

以拉图尔、卡龙二者为代表的巴黎学派，主张自然和社会的变迁与演进都是通过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以及行动者、互动所组成的网络决定的。该理论有三个核心概念：行动者（actor）、转义者（mediator）和网络（network），其基本思想是：科学技术实践是由多种平等的异质成分彼此联系、相互影响从而相互建构成的网络动态过程。

2
 病毒的隐喻和病毒作为隐喻

正如莱考夫和约翰逊所言，隐喻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因此病毒也离不开隐喻。以病毒的隐喻为例，其中最明显的是他者隐喻。在历来人类对疫情的描述中，都倾向于认为疫情是来源于他处，武汉病毒、中国病毒便是最好的例证。而从历史上来看，早有如此的隐喻。例如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对巴黎人来说，是“日尔曼病”, 对佛罗伦赛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 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

补充内容

隐喻：该概念出自美国学者乔治·莱考夫和马克· 约翰逊于1980年所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书中系统介绍了关于隐喻的本质特征、特点、结构、分类。隐喻是一种比喻，用一种事物来暗喻另一种事物。这两种事物的本质不同，但有相似之处。不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和行动中，日常生活中隐喻无所不在，我们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本身是以隐喻为基础。它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我们理解人类“如何理解”的关键。

3

 离身的媒介化社会与在线生活

由于在家隔离，我们开启了在线生活模式，身体便开始离场。由此，身体的话题被进一步推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得以反思身体在传播中的角色到底如何。在这方面有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比如在线教学和课堂教学究竟孰优孰劣？由于空间的区隔，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要怎么维持？而要过好在线生活，又依赖于相应的网络基础设施，也引发了不同产业的媒介化转型。

补充内容

离身：离身观念一度是人们思考传播与身体问题的主流视角。一般而言，离身性的哲学基础是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这个观念强调认知的过程仅发生于意识层面。认知科学家莱考夫（George Lakoff）与约翰逊（Mark Johnson）曾经对离身观念中的身心关系进行过较为精辟的批判论述，离身意味着心智内容、实际概念，并非主要由身体形塑（shaping），或任何重要的推理内容并非通过身体给定。

4

 具身的居家隔离、媒介化的家庭传播

与社会活动的离身相对应，居家隔离便成了具身的情景。在这一情景之中，家庭内亲密关系的强化与疏离如何把控、个人角色发生的全新变化以及媒介对空间感产生的影响，都成了我们可以关注的话题。

补充内容

具身：具身性（emodiment），是指人类认知的诸多特征都在诸多方面为人类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组织”所塑造，而不是某种与身体绝缘的笛卡尔式的精神实体的衍生物。这是认知哲学领域的一个概念，广泛应用于心理学、伦理学、语言学等学科中。具身性源自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他认为：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拥有一个身体，对于一个生物来说，就是介入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于其中。

5

 信息总体战、例外和民主：疫情中的信息传播自由与审查

在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之下，信息审查与控制成了争议性的话题。在信息总体战之中，安全被上升到第一性的位置，而自由与民主等价值观则被暂时搁置。在信息审查与防疫工作之间，我们不禁会反思，生命安全和信息自由一定是对立的吗？此外，在疫情肆虐的极端情况下，作为例外状态下产生的口罩佩戴习惯与健康码，是否会被继续沿用下去，使之常态化？

补充内容

例外状态：例外状态是当代意大利著名左翼思想家阿甘本思想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通常来讲，例外状态是指一个国家或是其司法秩序处于生存危机或特殊危机时,从而不得不暂时对其正常的法律制度进行悬置的一种状态。但在阿甘本的政治哲学中，“例外状态”不仅仅是一个介于政治与法律之间的范畴，而且还是一个横跨法哲学、政治神学、人类学等各个领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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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报道中的伦理问题

新闻报道中的伦理问题由来已久，只是在疫情之下被放大了，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新华社记者廖君所引发的争议。其中，关于通稿、内参、事实核查等话题再次被推至公众面前。此外，关于疫情期间中国媒体的表现情况，也引发了较多的讨论。刘海龙老师认为，在调查性报道式微的大环境下，评价新闻媒体的表现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区别对待。

补充内容

事实核查：我们通常了解的事实核查，主要用在媒体中，其目的是确保作为信息把关人的媒体机构，发布的信息真实可靠，有据可依，这也是新闻业得以被信任的主要原因。20世纪20年代，美国《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率先成立事实核查部，对新闻报道涉及的内容进行编辑与把关，这时的事实核查属于事前核查。但在社交媒体发达的当下，此时的事实核查从媒体机构内部的编辑制度，逐渐演变成外部组织对媒体新闻内容进行真实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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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景透明监狱的来临？

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经历了视觉监控、数据监控的发展历程，如今已经进入到了自我监控的阶段。个人正在积极主动地暴露个人信息，进行自我剥削，韩炳哲所说的社交媒体条件下的全景透明监狱已经来临。由此，个人隐私和生命（公共）安全已经形成了一个悖论。以手机软件为例，主动暴露自己的信息会面临监视，而如果我们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便能够保护自己的隐私权，但也被排挤到了社会的边缘之外。

补充内容

全景透明监狱：全景监狱理论最早提出在18世纪，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边沁将监狱设计成一个四周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上的监督人可以通过逆光效果监视到被囚者，而被监视者则不能看到监视者。全景监狱利用了囚犯有意识的持久暴露感和被隔绝和受监视的孤独状态，来达到监控的目的。而韩炳哲在其所著的《透明社会》一书中认为，与相互孤立的边沁式全景监狱里的犯人不同，透明社会里，居民互相联网、彼此交流，为监视提供保障的不是孤单和独立，而是超交际。失去了隐私的地球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全景监狱，没有围墙将里外分隔开来。

8

 社会与舆论场的分裂

在社会的舆论场当中，刘海龙老师提出，我们的媒体机构究竟是在反映意识形态，还是在引导意识形态？在舆论场之中，舆论分裂就是不正常的现象吗？一定要追求舆论一律吗？刘海龙老师认为，答案未必是肯定的。分裂应该是一个正常社会中的制衡机制，存在差异应当是常态化的现象。此外，媒体可能一直在制造虚假共识。因为技术的限制，使得一些事件的可见性不高因而被蒙蔽。而由于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其可见性提高，进而加剧了舆论场的分裂。

补充内容

舆论场：在我国新闻学界，较早提出舆论场定义的是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他认为:“所谓舆论场, 就是指包括若干相互刺激的因素, 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这类开放的、公开平等而自由讨论的地方, 是促成舆论形成和变动的重要空间。新华通讯社原总编辑南振中认为, 在当下中国, 客观存在两个舆论场 :一个是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主流媒体舆论场”, 即官方舆论场, 它忠实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 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是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 人们在微博客、BBS、QQ、博客上议论时事, 针砭社会, 品评政府的公共管理。

9

 社会距离与社会责任

在疫情期间，在以人为媒的视角下，加上无差别的网格化管理，每个人都成了潜在的病毒携带者。正如前文所说的病毒的他者隐喻，疫情也带来了战争隐喻，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因而加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群体歧视与排斥问题也随着而来，甚至引发暴力冲突。为此，相应的疏导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补充内容

社会距离：塔尔德在《模仿的规律》中首创“社会距离”的概念，并将其用于表征阶级差异。他认为社会距离存在于阶级之间，是阶级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的反映，其程度是可以度量的，并指出阶级差别就是阶级距离。阶级之间通过相互模仿弥补彼此的差异，拉近彼此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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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主义、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合作和对抗

在民族主义方面，刘海龙老师指出，需要正确对待这一立场，避免被商业逻辑所裹挟。此外，在国际传播中，往往存在一个话语陷阱，将中国与世界对立起来，即在谈论世界之时，往往都是不包括中国在内的。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应该摒弃这样一种刻板印象，以一种富有责任和担当的国家形象，融入世界之中。

补充内容

网络民族主义：网络民族主义可以表述为“基于互联网传播的民族主义言论、情绪和思潮；表达、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制造、扩散民族主义舆论，并在某些情况下推动现实行动以达到预期目的的网络传播行为”。根据时期以及主导代际群体的不同，网络民族主义大致可以分为三波浪潮，彼此互相交叠演进。第一波网络民族主义浪潮大致从1998年到2003年，以70后大学生为主体；第二波网络民族主义浪潮大致从2008年到2010年，以80后青年为主体；第三波网络民族主义浪潮以90后青少年为主体，其中帝吧出征为典型事件，且出现了“小粉红”这一独特的网络民族主义群体。

在刘海龙老师的讲座中，新冠病毒对于传播观念所带来的启发甚多，既有宏观的理论视野，也有微观的现实关怀。当然，新冠疫情带来的研究话题远不止刘老师提出的这十个方面。

希望各位萌新跟上大佬魔性的步伐，能够对以上话题有所思考。如果你有其他的研究话题，也可以在文末留言和大家讨论，说不定你人生中的第一篇论文就从这里诞生了，大家一起加油鸭！

参考资料

1、 王辰瑶、喻贤璐，编辑部创新机制研究——以三份日报的“微新闻生产”为考察对象，新闻记者。

2、刘海龙、束开荣， 具身性与传播研究的身体观念——知觉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的视角，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 邢彦辉，两个“舆论场”的张力与融合，中国记者。

4、 史　斌，社会距离: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城市问题。

5、 闵大洪，对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观察、分析——以中日、中韩关系为对象，中国网络传播研究。

6、 王洪喆、李思闽、吴靖，从“迷妹”到“小粉红”: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的国族身份生产和动员机制研究，国际新闻界。

7、 张旭，阿甘本论例外状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8、 梁瑀可，我们像“透明人”一样暴露在科技面前：《硅谷》和人类泄漏隐私的危机，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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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 | 二喵

责编 | 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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